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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从不奢望给出最终答案，但总是试图启发人的思考。
——戴波《有为》
我们需要理清的一个思路是，即便是谣言、传言，在它被编造出来时，也希望说服别人，让别人相信，所以它背后的推进逻辑，必须符合当时人的观念，以及符合基本的事理。恰恰这一点，使得谣言、传言成为研究者观察历史时代和古人观念的上好材料。
——戴波《有为》
正因为有这些说不清辨不明的因素，卫青、李广的关系才成为千古之争，并因此连累了记录此事原委的司马迁本人。许多喜欢卫青之人，觉得司马迁带有偏见，尊李抑卫过于明显，甚至有人怀疑是不是司马迁胡乱编造，有意栽赃给卫青。这么认为的人，可能既不了解史学，也不了解司马迁。和一般人想象的历史需要完全客观不同，司马迁、班固开创的新史学，本就是带有评论性质的，《史记》和《汉书》每一篇末尾的“太史公曰”“赞日”，就是作者对人物的主观评价。“客观”更多指的是对材料的辨别取舍。 就拿司马迁对于卫青、李广的情感来说，毫无疑问他是更喜欢和尊敬李广的。《李将军列传》一篇饱含着激昂不平的情绪，他写道：李广死讯传到军中，“一军皆哭”；传到天下，不管男女老少熟不熟悉，“皆为垂涕”。李广死时官职为郎中令，而司马迁恰好就在这一年左右担任了郎官，理论上他可能见过李广本人，听闻过身边人闲时啧啧称道飞将军的传说。在他印象里，这位英雄人物、顶头上司“口不能出辞”，很不善于表达，而且行为举止和没见过世面一样，“悛悛如鄙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平平无奇的老者，让士兵和百姓都为之倾倒、痛哭，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格魅力才能造就这样的反差呢？司马迁交代了一些原因：李广历任七郡太守，为人廉洁无比，得到赏赐辄分散麾下，饮食起居与土兵无异，故虽任二千石官员四十余年，却家无余财。其行军，一切从简，士卒如果没有吃饱喝足，本人绝不饮食，士卒因此无不乐为其死。司马迁最后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八个字作为对李广的盖棺论定，这是对一个实力派英雄极高的赞扬。 和李广相比，司马迁写到卫青霍去病时，笔触相对平静了许多，没有那么多汹涌澎湃的感情，但仍然一笔一笔如实记录着两位青年英杰的不朽战绩。刘勃先生有一句评价写得非常中肯： 现在大家吐槽李广的材料，都是司马迁留下来的；歌颂卫霍的材料，也是司马迁留下来的。司马迁的偏见只是表...
——戴波《有为》
英国史学家吉本因此总结：普通人觉得鬼神都是真的，聪明人觉得鬼神都是假的，统治者觉得鬼神都是有用的。 所以古代提倡的“以神道设教”，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情况，统治者和知识分子之间，都是直白不讳、心照不宣的，只是瞒着那些需要被统治的愚众。当然，若说统治者全不信鬼神之说，也太绝对。具体对应到刘彻身上，也许宝鼎事件是一场有预谋的表演，但我们很难相信他对于神仙和长生的痴迷不是真实的，特别是他前几年刚刚经历过一场几乎不治的大病，似乎正是得到了“神君”的帮助才脱险转安。同时，这一年他已经四十四岁，这个年龄的人，总是会开始敏感觉察到时间在身上留下的痕迹。中年人刘彻，即将开始他生命的另一段寻仙之旅。
——戴波《有为》
战国至秦，国家政治体制的一大变化是从分封制走向郡县制。两者的根本区别是权力和资源归属问题。分封制下，所封区域内一切都实际归封君所有，包括土地和人民；而郡县制下，一切都归中央帝王所有，郡县的地方首长只不过是由帝王派出，替帝王实行管理的代理人。换句话说，帝王是权力的所有者，而郡守是权力的实操者。这种变化，是中央集权的必然，因此也是战国时期变法的关键方向。
——戴波《有为》
我真是逞了能，说：“二叔，你爱钱不爱钱？”夏天义说：“屁话，谁不爱钱？我爱钱钱不爱我么。”我说：“俗话讲人老了三个特征：怕死爱钱没瞌睡。……”
——贾平凹《秦腔》
鬼混这事，如果做得好，就恋爱；霸占这事，如果做得好，就叫结婚；性冷淡这事，如果做得好，就叫贞操；阳痿这事，如果做得好，就叫坐怀不乱。
——贾平凹《秦腔》
夏风说：“有父母在就有故乡，没父母了就没有故乡这个概念了。”
——贾平凹《秦腔》
“狗子，狗子，来运！”我大声叫着，不叫它的大名它不理你，叫了它的大名，它站住看了看，还是追逐乡zheng府的黑狗赛虎。夏家的人 和乡zheng府有关系，连狗恋爱也门当户对。街上的狗见到了赛虎都想接近，来运就和它们咬，叽吱哇呜，咬到染坊门前了，狗和狗都是一嘴毛。
——贾平凹《秦腔》
曾经的记忆活过来，信里的语句，曾经的念头，眼神，气味都忽然再回来，都是原先浇灌的养分，一直累积，埋伏，心知肚明，三朝元老的充实，花、水仙花根茎那般准备储存了几年，继续储存，条件不符就休眠，等到一定时候，温度、水分合适，就是情感的再见，于是惊鸿一瞥，开出一朵，或在第二天再开出一朵、两朵。
——金宇澄《洗牌年代》
（许知远）我们都喜欢听八卦。（金澄宇）八卦就是好听嘛，对不对？聊八卦的人的情商就是不一样，有的人真的就是毫无感觉，但是做这一行的，最好是能够情商高一点。八卦是一个人的天性，所以一想到八卦，我就充满希望，因为再怎么掩盖，再怎么企图去人性化，人的本性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一方面是千方百计地保护自己的隐私，另一方面就是千方百计地打听别人的隐私，这是人没法改变的，一千年以前是这样，一千年以后也是这样。
——金宇澄《洗牌年代》
暮色升上来，日光暗下去，暗到开灯。人死是最麻烦的。老老师忽然说，生硬的题目，在新人离去之后。 ——这时候，你就要准备去吃苦，就是这样，一切都不好了，没有胃口，没有去商店的打算，你不会去买一个台灯，换一个窗帘，买皮鞋买袜，等到你不想如何买东西了，你肯定就是要死了，病痛越来越多，不会再好了。 后来，老老师回去了。 一天就这样结束了，草地上熄灭了全部的场景。只有树、草，夜风。真正安静下来。
——金宇澄《洗牌年代》
传闻与谣言，永生永世地徘徊。在大动荡或大平静的时代，世象光明剔透，毫发半现，也是浓云笼罩的黑天鹅绒帷幔，可以揭开和掩盖任何的声音和细节。
——金宇澄《洗牌年代》
以前夏天最要紧的是“乘风凉”；上海人一天里可以重复十几二十遍这个关键词，讨论晚上如何“乘风凉”，去哪里“乘”？它是夏季生活的重要部分，“乘”得不佳，意味睡得不好，“乘”就是睡，屋里太热，外面也太窄，每人须“抢”到一地方去“乘”—夏日黄昏，头等要紧早点掼掉饭碗，出去占一块地盘，摆稳自家椅子竹榻。摄影家拍照，膝下的孩子一直不断的提问：爸爸，啥叫乘风凉？这话问得好，现在很多的上海小孩，已不知此言为何物。
——金宇澄《洗牌年代》
我愤懑什么？这些情感作用也很难在简单的书信上表达，总之一句话就是，我看不惯各人抱着自己现在的环境而把一切看得美丽或是都看得丑恶。人类有一种擅长的本领，就是“擅忘”和“擅醉”，吃得饱一些的人，他们行为和思想都同饥饿的人有显明的差别，所以，在文学上，某一个时代，某一个阶层，一定有他们自己欣赏的范围和代表的作品，这些都是起变化的，假如他们从某一种人跳到另一等人的话，他们的行动和思想以至对艺术的看法，或生活的意义，立刻有了明显的差别。以写文章的人来说，则莫如沈从文之流变得下流而可怜，当他混在穷人堆里的时候，他的文章还有些火药气，可是后来他有了洋房，混在一群没有背脊骨的教授们中，他竟把描写女性来消遣笔信，甚至用了他的脑汁大肆描写女人的生殖器，细腻之至。从这件事上看沈从文依然姓沈，写文章依然写文章，似乎没有变，可是他的文章内容变了，人无耻了——为了什么，因为他发挥了人类的“擅忘”和“擅醉”的长处，压根儿忘记了他过去是一个什么人，是这一个缘故，他把自己醉在洋房和沙发中，似乎洋房和沙发命令他要沉醉一样，这是非常自然的。知识分子，只要稍有些聪明的人，立刻懂得这个，古人称之为及时行乐，今人称之为利用环境。如此而已，可是我觉得非常难受。十年来我看清了自己的能力和性格，我的能力非常低，可是我的性格和骨头还是没有因为颠沛而丧尽，我对自己常常是不满意的，正如对人家也不怎么满意，这是老实话。我常想，难道我活下来就这么想求得一个安安稳稳荫蔽之地，找一个老婆弄个儿子，于是每天吃饭，到老叹出最后一口气、死掉·······难道这就是我的生活么？老朋友，但愿我们有限的几个人都不要活得像这样可怜。我们的学问、经济状况和办事能力是可怜的，但是我们的脑子和向往至少不能可怜。人性，人性，我是倔强到底的，虽然我自己压在生活的重轭下，受着鞭笞和嘲弄，我也确如老牛一样忍受着，但是我的脑子和行为上，绝对没有变得失去弹性，或变...
——金宇澄《回望》
我爱的人和他爱的人在一起，觉得幸福、欣喜。
——金宇澄《回望》
人可以谦虚，但是不要自卑，人不可以狂妄，但不需畏缩，我就如此。所以，虽然我一无成就，我也不肯马上掉手。我不愿意在求得一个温饱的机会中丢掉我具有的活力，请你相信我，我们心胸中的愤懑和厌恶，正可以激起我们强硕的正义感。……年轻的，我们是年轻的，我们会幸福，会有一天驾驶着一条小白帆船在碧玉色的海中飞扬歌唱。
——金宇澄《回望》
一些简单的词语，如频繁出现的“写交代”“写申诉”，会油然融入我少年时期的记忆碎片里，也重叠在杨德昌电影中的那位难忘的父亲身上，我一直记得在影片的“咝咝”声中，那个长期独坐不动的寂寞背影。
——金宇澄《回望》
在晚饭前的那段平静黄昏中，父亲开了灯，伏在《廿四史》缩字本前，用放大镜看那些小字。他已经八十岁了，他聪敏、沉着、自尊，在漫长的人生中，已无法再一次寻找他年轻时代的神秘未来，只能在放大镜下，观看密密麻麻的过去。
——金宇澄《回望》
……作为一只阉猫，搞不清它的孤独来自何处。孤独这东西，总是与荷尔蒙有关，如果连荷尔蒙都没有，孤独又有什么价值？……
——路内《云中人》
句子抄 ，总有一句让你佩服或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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