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名句 (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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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简介:
人生的意义、人们向往的自由与公平的价值,以及人类文明的复杂冲突与未来趋势这些令人困惑的大小问题,也曾困扰过韦伯、尼采、萨特等杰出的思想者。他们竭尽全力做出阐释,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标识。在这部讲义中,刘擎介...
共2021个句子:(第2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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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说中华文明是集体主义的,西方文明是个人主义的。但如果理解了前面的分析论证,你就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所有文明起初都是群体主义的。在传统社会中,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个人与特定的群体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是一个“有机共同体”。我们都是先诞生在一个社群之中,对自我的理解都是从“我是父母的孩子”“我是家族的一员”开始的,最终依附于一个特定的地方性社群。所以人们常说,个人与家庭、与自己的故乡“血肉相连”。 但在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个人总是可以脱离任何一个特定的地方性社群。这并不会让你变成一个完全孤立的原子,因为你总可以进人新的社群,各种自愿型的社群。你会发现,真正“血肉相连”的,只是你和你自己。于是,那种无法分离、“血肉相连”的有机共同体就此成为一个过时的神话。 毕竟,人类存在的生物“界面”是个体的,这是基本的生物性事实;但它一直要到现代才展现出了它重要的文化意义。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加剧,人要先把自己看作独立的个体,才更容易讲通自己的故事。个体的重要性和优先性突显出来以后,生物界面的个体性在文化中的意义才得以彰显。个人主义这种“奇怪的”观念也就开始流行,成为自我理解的主导形态。这就是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转向。 所以在我看来,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的转向,并不是东西文明的差别,而是古今之变所致。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价值多元化之于个人精神和公共社会生活还有消极的一面。个人层面上,价值多元化增加了人的困惑和迷茫。现在很多时候“我喜欢”变成了最重要的标准。这何尝不是一种无奈?有些问题我们自己也给不出确定无疑的回答,最后只能说我喜欢。但建立在“我喜欢”上的选择是脆弱的,个人意愿是一件善变的事。其实,选项不一定就糟糕;糟糕的是,我选了,但永远也不知道选得对不对。这种长期存在于内心的动摇和不确定感,是现代人最显着的精神特征之一,几乎成了一种“时代的病症”。科学理性打破了传统的价值规范,却没有建立起新的价值标准,也就无法为人们提供生命意义的指南,因为生命意义是一个价值问题。在这种状况下,好像无论我们如何选择都可以,要幺是人云亦云的,要幺是任意武断的,但都没有确定无疑的依据。这种空虚的不确定性,让现代人很容易被焦虑和无意义感所困扰。在社会层面,价值多元化也带来了棘手的问题。公共生活中有许多激烈对立的议题,本质都是价值观之间的冲突。那幺,我们有没有办法来寻求共识、弥合这些分歧呢?韦伯的看法是,分歧的根本原因如此深刻,许多冲突是无法化解的。这就是韦伯说的“诸神之间无穷无尽的斗争"。诸神之争的本质是现代社会中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现代社会的主导思想是科学,科学属于“实然”领域,旨在发现世界的真相“是”什幺,只能做出相应的事实判断。科学理性在事实领域给我们提供了把握确定性的强大武器。但支撑人类生活意义的重要观念和原则,包括宗教信仰、人生理想、道德规范以及审美趣味等等,都属于“应然”领域的价值判断,而科学无法解决价值判断问题,它给不出一个确定的回答。结果是价值观念之间冲突不断,在个人层面和公共层面都造成了严肃的问题。韦伯说:“个人必须决定,在他自己看来,哪一个是上帝,哪一个是魔鬼。”这种选择无法获得理性论证的担保,因此具有很强的主观性。现代人虽然拥有很大的自由,拥有选择自己生活理想和政治立场的权...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伯林是,在思想史上,自由可能有过两百多种定义,但有两种核心的自由概念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伯林把这两种自由叫作“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消极和积极对应的英文形容词,就是“negative”和“positive”,分别有“负面的、否定性的”以及“正面的、肯定性的”意思。 消极自由是什幺呢?简单来说就是我不想要什幺、就可以不要什幺,英文是“free from”。而积极自由就是我想做什幺、就可以去做,英文是“free to”。换句话说,一个是拜托障碍的自由,一个是实现目标的自由。 可能有人要问,摆脱障碍不也是为了实现目标,二者是一回事儿呀,有什幺区别呀? 当然有区别。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不想被抢劫,并不等于你已经决定了要把手上的那笔钱花在哪里。你要摆脱一种外来的干涉,并不需要你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消极自由强调的是维持一个不受干涉的领域。在这个意义上,消极自由更像是一种机会,你要保留了这个机会,就算什幺都不做,你也保持了你的消极自由。 但积极自由就不一样了,它是“实现了某个目标”的自由,你要是什幺都不做,那就麻烦了。也许你会说,我的目标就是“什幺都不做”,不可以吗?这就要说到积极自由的一个特别之处。首先你要知道,自由必定有一个行动主体。但在积极自由的概念里,主体常常有内部的划分:有一个是“真正的”“高级的”“理性的”自我,还有一个是“虚假的”“低级的”“非理性的”自我。积极自由的目标往往是指,那个理性的自我能够主导自己,去实现高级的目标。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独立判断的艰巨性 现在我们得到了一个答案,那就是要保持独立判断,反对盲从。这个答案听上去好像没什幺深奥的,很清晰,但它是一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相当困难的要求。 首先,“独立”不等于“正确”。循规蹈矩是有章可循,但如果你要独立判断,就得抛弃对既定规则的服从,自己确立标准,自己给自己立法。而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知道,现代性的根本困境之一是它瓦解了传统的价值规范,却无法建立起新的普遍有效的价值标准。因此,盲从是危险的,但独立判断也无法担保正确,还要面临巨大的风险。阿伦特对尼采的思想有非常透彻的理解,但她不是道德虚无主义者。她明确指出,道德思考没有通则可循,独立的道德判断是艰巨的任务。 结果,独立判断就成了一件责任奉献极大的事。如果你循规蹈矩,做对了当然好;做错了,你也能很方便地为自己辩护:“这不怪我,规矩就是这样定的”或者“大家都是这样做的”。也就是说,有无数人和你一起分担错误的风险,躲藏在人海之中的你实际上是匿名的;几遍出错也可以指望“法不责众”来逃避责任。 可是如果坚持独立判断呢?你就是面目清晰的个体,你无法将判断的责任推诿给众人,也无法诉诸通用法则;因此你的责任是可辨识的,也是可追究的。做对了,那是应该的;做错了,就是你自己导致的。你没有任何托词,没办法推给规矩,也没办法躲到“法不责众”的后面,你必须为自己承担全部责任。 我们只能在具体的处境中,冒着风险,真诚地去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并为此承担责任。这是现代社会的公民格外艰巨的道德任务。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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