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邪恶》名句（第15页）▼

《平凡的邪恶》名言名句

平凡的邪恶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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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邪恶简介：
《平凡的邪恶》是汉娜·鄂兰所著、施奕如翻译的纪实类图书，2013年由玉山社出版，副标题为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审纪实。该书基于作者1961年作为《纽约客》特约记者对纳粹战犯艾希曼审判的现场观察，剖析其在执行最终解决方案中...

共354个句子：（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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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豪斯纳先生在七十三次庭审中，按照惯例，请求法庭允许他“塑造完整形象”。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何况，在面对任何一种犯罪时，没有哪一种比战争罪更能让纽伦堡的法官们感到如此心烦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因为，他们即便倾向于判定“战争罪包含了所有传统常见的犯罪形式，但却对反人类罪尽可能地轻描淡写”（基希海默尔语）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但我们这里讨论的并不是这种责任，这种责任不关乎个体，而且当一个人说对父辈或同胞曾经的所作所为感到有罪，只能是个比喻的说法。（无论是对自己没有做过的行为怀有负罪感，还是对某件事情的确应承担罪责却毫无负罪感，从道德层面看都是错误的。）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局势其实简单明了，简单到令人绝望：即便在进攻苏联从而开启双线恐怖作战之后，即便在美国参战之后，事实上，即便在斯大林格勒之战、意大利倒戈、盟军登陆法国之后，绝大多数德国人依然相信希特勒。与这些坚定的大多数相对的，还有数量模糊的一些孤立个体，他们对这场国家危机和道德灾难看得清楚明白；他们当中或许不乏彼此熟识信任的人，他们是朋友，他们交换想法，却没有起义革命之念。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但是这种空洞的体面一在这种情形下，高贵不过是有体面罢了ー一并非安东・施密特军士故事中那显而易见的东西。其致命缺点毋宁说在论证本身，起初听上去可信得令人感到绝望。的确，极权统治试图建立这些遗忘的洞穴；在里面，一切行为，无论善恶终将遁于无形。但是，正如纳粹从1942年6月起为抹掉一切大屠杀痕迹所作的不懈努力一通过焚烧炉、露天深井焚烧、炸药、火焰喷射器、碎骨机一注定会失败一样，一切令其反对者“通于无形”的努力也都是枉然。并不存在遗忘的洞穴。人间没有那样完美之事，只不过世界上有太多人把遗忘变成了可能。最后总会有一个活下来，讲述发生过的一切。如此看来，没什么事情会“毫无现实意义”，至少从长远看不会。假如能讲述更多诸如此类的故事，对今天的德国将大有裨益。这不仅有益于德国的海外声誉，也有助于纾解其悲凉迷乱的政局。因为，此类故事中的教训都很简单，每个人都理解。从政治角度说，正是处在恐怖条件下，大部分人才会顺从；但是有一些人不愿顺从，就像那些进行“最终解决”的国家提供的教训一实际上，它“可能发生在”大多数国家，但是它并非在一切地方发生。从人性角度讲，为了让这个星球继续作为人类的居住地我们不再需要什么，也不必再过问什么。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埃及副外长侯赛因-佐勒菲卡尔-萨布里在埃及国民大会上提出这一理念，认为：希特勒对犹太人屠杀不负责任，而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牺牲品；后者“迫使前者犯罪，从而达到他们自己的目地——建立以色列国”。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人类的真正本性是：任何行为一旦发生并且被人类历史记载下来，它就会一直潜伏下来，哪怕时过境迁。没有那种惩罚具备阻止犯罪行凶的威慑力量。相反，无论惩罚的力度有多大，只要有一种特定的罪行出现过一次，重现的机会就远大于首次出现的概率。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她总结，艾希曼庭审中语言连贵上的无能同他思考能力的欠缺，或者说缺乏换位思考的能力之间密不可分。他的空洞绝不等同于愚蠢。他骨子里既不充满仇恨也不癫狂，也没有无尽的嗜血欲，但更加可怕的是，他体现了纳粹罪恶本身的无个性化性质（ facelessnature of Nazi evil）一在一个封闭体铜内、由病态的暴徒实施、目标旨在消灭受害者的人格个性。纳粹成功翻转了他头脑中的合法秩序，把谬误与恶意变成一个新式“正义”的基础。在第三帝国，人们对罪恶已经麻木，认定了其平常性。纳粹将之重新定义为“市民规范”。传统的善成了一种诱惑，大多数德国人则迅速学习来抵制这种诱惑。在这个黑白颠倒的世界里，艾希曼（也许跟四十年后的波尔布特一样）似乎并未意识到自己在行凶作恶。在基本道德问题上，阿伦特警告世人，那些一度被视作正直的本能，再也不是理所应当的。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她仍然坚守康德对根本恶的看法；这种恶到了纳粹时代，破坏了道德律令的根基，分裂了法律范畴，践踏了人性的判断力。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里，以及在接踵而至的争论声中，她坚称只有善才拥有深度的。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假如他们在我出生时能看到，厄运女神为了扰乱幸运女神，已经把痛苦和烦恼编织到我的生命里，就不会对长子的降27生那样喜出望外了。但是，有一条仁慈的、模糊的面纱，阻挡我的父母预见未来。”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她已经坚决抗拒”水恒的反犹主义”公式，并且认为之所以会走到“最终解决”的道路，首先不该追至反犹浪潮的持续性，而是权主义的内在必然性要求发展出一个敌对形象；而犹太人作为从未被真正同化的人群，最适合这个形象。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P12 把个人变成行使职能者和统治机器上赤裸裸的齿轮从而对其去人格化，是极权统治机器的本质，大概也是每一套官僚制度的天性。这对于政治和社会科学意义重大。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P18 一个更广泛的共识似乎是，人们根本就不能够下判断，起码当对象是声名显赫的人时。辩论的过程总是如出一撤：从证据确凿、可以证明的细节，一下拐进了普遍性，结果人人都一样，我们所有人都成了有罪的。P19 在政治框架内，想象某个民族集体有罪或者集体无辜，就属于这些不起任何作用的、空洞的普遍化倾向。如此一来自然也就无须下判断，从而避免了紧随其后的风险。可是，在政治领域却的确存在集体责任一说。它不取决于你本人做过什么，因此既不能从道德层面衡量，也不能用刑法概念去解释。每个国家的政府都要为它曾经做过的事承担政治责任，无论那些过往是对还是错。政府应该推动公正，尽可能弥补不公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总要偿还父辈的罪过。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P5 在这里，犹太律法裁定犹太公民的身份地位，犹太人不允许同非犹太人结婚；跨族婚姻得到认可，但是跨族婚姻的子女，法定为杂种（犹太人的非婚生子女却为合法）；如果某个人的母亲碰巧不是犹太人，那么他既不能结婚也不准入葬。P6 无论如何，公诉人宣读1935年臭名昭著的“组伦堡法案”（曾禁止在犹太人和德国人之间的跨族婚姻和性行为）时的那副天真口吻，必然令人莫名惊诧。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正如她所看到的，罪恶的实施者中并不一定只有恶魔，还会有白痴和笨蛋；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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