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买办起码应是一个中性的词，一个商业词典中的词，任何一种食物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上海的买办们的社交原则似乎总是想使你明白，他们自认为他们是比官员低一档的社会人物，而北京的买办们，似乎一定要想使你明白他们其实是比官员高不止一个阶层的人物。大多数我们看见的是跨国企业贴上外国办事代理人标签的一群人，一种中国特色，如同印花，印在买办式人们的一边脸颊上“春风得意”，另一种中国特色，在另一边的脸颊上印着“冷暖自知”中国当代的买办人物好比中国这只窝里的买办蛋储。他们在适合条件和温度下孵化出来，先决条件是时代的条件，温度是跨国经济方式方兴未艾，而带着他们练翅的却主要是他们的洋教头。他们对洋教头不无感恩，所谓师恩难忘，但又总是不免的心怀叛念，因为不被视为一只彻底的洋鸟。外商在选择代理人方面首先将物色的目光投向这幺三类人：中国官员子女，久居海外但在中国大陆有深厚人际背景的华人，虽然改革开放以后才初到国外却立志从商渴望相遇外国明主的中国人。聘用中国官员子女做代理人的好处之一是打通关节盖印章变得立等可取容易多了。买办现象不但改变了某些中国人的命运而且提高了他们的素质，甚至也可以这样说排除时代对人要求越来越多的教诲因素外，外国老板比中国领导对他们的素质培养和改造更其成功。因为雇佣关系对人的素质的考核标准是尤为严格的。中国买办者们乃是一个特定的时期一些人们的走红，现在，他们地星运临终，今后不会有什幺大作为，好比某种特殊津贴，颁发过一次，并不能沿袭。中国当代地买办阶层，故而是一个小小的阶层，一个时代夹页间速成的阶层，一个曾野心勃勃但野心已被时代页码夹扁了的阶层，一个壮志未酬然而已不可能产生什幺大作为的阶层，一个后继乏人的阶层。

——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上一代共产党人的子女无权涉及权利游戏不得不退出政治时，是很有几分意义惜别，心灰意冷，带着“让孩子们带商业领域闯一闯，中国将来也需要商业人才”的嘱托，开始中国第一代红色资本家的历程。这种方法遭到排挤的不平衡，注定了以后必然要通过为个人和家族聚敛财富获得匡正。一位高级干部，在职时大抵已经将子女亲属的工作、生活安排妥当了，自己离退之后也能享受很高级的待遇，不显山不显水的就能贪贿个千八百万，为什幺非频出大手笔，几千万，几亿元狂澜不止。症结无非是一个“信”与否的问题，不是信仰的“信”，而是相信的信。他们真的相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可持续的吗？如果相信，自然便是有信仰的官员，而有信仰的官员，那信仰，必定会多少削弱一些贪欲。而他们的贪欲之大，只能证明他们是无信仰的。凡贪官，其实都不过是将做官当成一种“营生”。中国资产阶级的隐富中有一类人，他们所劫的生辰纲，大抵都来源于共有体制内的钱，他们善于“智取”。一旦得手，也作鸟兽散，分头隐居。风头过去，相安无事，以另一幅潇洒的面孔出现。由于往往有贪官污吏参与其中，被收买了存心制造似乎即合理又合法的机会让他们去钻，所以国家的钱明明被劫了，还搞不清流失的真正原因。但按照时代演变的规律，却不得不承认，乃是发生在一定规则逻辑之内的现象中国新兴的资产阶层是一个良莠参杂的阶层，在这一个阶层中，又可以分为第一代和第二代。第一代是较幸运的，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原始积累”阶段大量的，眼花缭乱的机会。其混乱性从用他们以不择手段的方式去攫取。这种机会在时代进程中往往是百年不遇的，而且一般发生在转折时代。他们的发迹带有神话色彩的同时也带有不同程度的卑污。他们仓促上阵，准备不足，素质不佳。这一定无情而又冷酷地决定了，机会只能成全他们一次。第二代素质要比他们高许多，准备也充分。但是第二代面对的机会却不那幺多了，规则开始日臻完善。这些故事的风格总体上基本是“正剧”...

——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中小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女性）本身即平民女性，她们对文化艺术的审美要求是平民化的。由于她们同时是知识分子，她们对文化艺术的审美标准是高于平民的。由于她们还是女人，她们对文化艺术的感动之心几乎又是本能的。她们代表平民阶层成为平民文化艺术的鉴定人。

——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五四以来，中国有一个思想误区，每当盼望色会进步心切，往往首先抱怨青年们的无动于衷，放佛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理所当然地应由青年来肩起，唐旭有人流血牺牲，也应该是青年们义无反顾，一个国家当下怎样，将来前途怎样，首先由这个国家的中年人尤其是中年的知识分子来负起责任和使命。人文教育在当今中国，面临着技术主义、商业主义、官僚主义三个敌人。全部人文文化的第一要务就是推动国家的民主程度和民主进度。

——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黑社会中当然也有流氓，但却肯定的皆非无产者。恰恰相反，他们不但有产，而且可能同时有权，或间接地支配被他们拖下水的官员们的手中的权力。黑社会在本世纪变文明的秘密是：一旦拥有了足够多的金钱的种子，暴力就显得多余，因为金钱是繁殖最快的东西。中国当代黑社会与世界各国黑社会结构有区别如下：1，只有利益关系，没有组织形式，他们清楚地知道，执政的共产党对于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其打击的严厉性远远超过打击流氓团伙。所有他们进只保持、巩固和隐蔽利益关系，但绝不会愚蠢的明目张胆的设立组织。2，中国当代黑社会超越第一阶段而存在，亦超越了积累的血腥暴力阶段，而在第二个阶段：在金钱对权力的贿赂和收买阶段。3，传统西方黑社会的轴心人物，往往是黑社会首领，而卷入其中的大小官员，一向是被利用者，在中国，轴心人物往往是官员。在中国至今世界上特征最巩固的官本位国，金钱虽然可以贿赂权力、收买权力、最终达到支配权力的目的，但是在凝聚力方面却无法与权力匹敌。权力不但被金钱所收买，而且被金钱甘居第二地推崇到交付的地位。既满足对金钱的贪欲，又本能维护住了权力的尊严。当权力危机了，金钱为之发挥营救作用；当金钱需要了，权力为之四处斡旋。中国情形好比是这样---官僚阶层的贪欲、腐败，为了营造太平盛世的景观而不惜大肆铺张、浪费、挥霍人民血汗的庸俗政治行为，以及一大批又一大批工人的下岗失业现象，国有企业的生产不振试试等近忧远虑，使得社会的弹簧在此处开始下坠。毛泽东时代是一个低收入低消费的时代，其实又将进入新一轮低收入低消费时代，商品极大地丰富了，但是这一时代产生了一批购买力极强的中国人，“先富起来”的中国人，但最广大的中国人，其平均收入的三分之二以上仍只能够用来吃喝。

——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农民工一多半是指三十岁以下的一些男女青年，他们是这样的一些青年：农村有他们的家园，但是他们自从离开家园那一天起，最大的愿望便是有朝一日与农村的家园一刀两断。在城里务工的开销某种程度上已经弥补不了当初来城市里面打工赚钱的计划，更何况，第二代农民工很大程度上人生大的开销还依赖于父母。

——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务农的积极性和自信，还直接受到乡镇、直接受到城市平民阶层生活水平的影响。农副产品的借个若再继续上涨，乡镇、城市的平民阶层生活前景大为不妙；乡镇、城市的平民阶层的生活水平继续下降，农民们的经济收入没有可靠地乐观根据。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形成了一些新的乡镇，增强地方财政的实力，但是不少乡镇企业，目前仍处于原始生产和野蛮生产的状况，假冒伪劣充斥中国各方面的市场，而且造成处处令人惊心怵目的环境破坏。目前各大中城市所呈现出的民工潮，其实是大批农民的自救现象，这绝不意味着变，而只不过意味着是生存方式的临时选择，生存状态的权宜之计，对中国也是权宜之计，中国当代一个与农民紧密相关的本质问题---如何使巨数的，又实际上摆脱不了传统的务农命运的农民，从他们已经重新获得到了承包权的土地的辛勤耕种中，或得到与他们的汗水相适应的回报？并进一步帮助和保证他们的生活水平继续提高。

——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农民们想要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的愿望，是人类私有意识中最长久，最牢不可破，往往也最值得体恤，最令人同情并且最动人的一种意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正是在充分理解和体恤、重新分析和认识中国农民和土地的深刻关系后，将土地的耕种权重新分配给了农民，第二项内容是鼓励和支持农工结合、农商结合、农科结合、农贸结合，从而农民的命运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但不得不引出一个思考：将靠与农业根本无关的方式富起来的农村，诚心宣传为致富农村的的典型，不但丝毫也没有典型的推广意义，不但掩盖了事情的真相，而且极可能对最广大的、仍然正在务农的农民们的心理产生一种误导或暗示--依然务农也许从根本上就是悲哀的。

——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城市平民约占城市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基本由双职工父母构成。中国工人目前所面临的下岗问题失业问题，不但关乎他们本人之命运，直接地、密切地关乎着他们的父母，亦即中国最早一代工人的晚景生活的起码质量，也直接地、密切地关乎着他们独生子女的身体和心理能否健康成长。一名中小知识分子，是很容易被平民阶层愿意地吸纳为它的一份子，只要他是个正派的人，只要他不以哪一种并不高级的知识和文化资本傲于平民阶层，平民阶层是不太会长期地排斥他们其实他们，他们的父母绝大多数是平民，他们对平民的思想感情的规律和原则从小熟稔，而也比较懂得尊重其规律和原则，这使得平民阶层看待他们的眼光，对待他们的态度，带着三分阶层本能的融合。而中产阶级高望的眼光不太认同中小知识分子，中产阶层犯得这种思想方法上的错误少说也有一二百年了，这个错误她还将继续犯下去。领导一批工人只要权威加义气就够了；领导一批农民只要权威加恩惠就够了；领导一批高级的大的知识分子，只要权威加一丁丁敬意就够了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无需权威只要权力就够了；但若领导一批中小知识分子，则不但要有权威和权力，不但要加上义气和恩惠，还要加上高明的艺术性。中小知识分子的知识等级及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大抵具有较为敏感的自尊，故自成一格群体时，摩擦和矛盾现象极其频繁。在中国，几乎每一个人手中的每一种权，都能够成为一种互相的交易，所以一个平民百姓，如果想活的顺遂，则一定要千万百计的结识许许多多的吏或小官。有些吏比平民还平民他们两袖清风，严于律己，任劳任怨为百姓排忧解难而不图酬谢。在中国诸阶层中，平民阶层具有最本能的、最积极主动的、最有韧性的生存自救能力。20世界五六十年代的平民之家，几乎当年任何一个平民家庭的裂变过程，都至少会派生粗出个家庭命运的竭尽全力的拯救者。他或成了官员或成了知识者，或成了企业单位的头脑，一个平民家族要除了一个拯救者，这个平民家族就有一线不至...

——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无知识分子阶层，只有“文人”阶层，而此一阶层颇为庞大。知识分子除了文人，至少还应包括科研一族和工技一族。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旦做了官，哪怕仅仅是名义上的官，他往往希望世人首先视他为官员。中国至今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仍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向往管制、热衷于追求管制的另一种心里逻辑倾向是-觉得是官了，才意味着获得了当局最大程度的器重，才意味着被信赖到家了似的。在传统仕途和现代市场两者之间，知识分子们每每陷入选择的困惑，知识分子们都较看重价值的长久性，都希望自己的脑力劳动的知识成果不仅速变成为钞票，而且能在科研和知识的本质意义上有所贡献。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如果人们不已移民国外为幸运和幸福，那幺证明这个国家的确是富强了，对于知识分子，如果不以攀权做官为一等人生前途的选择，那幺证明知识分子的确开始凭着知识实力而自信自立了。知识分子自身作为阶层的时代，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根本没有形成过，以后或许会形成。

——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中国当代之中产者按其收入主要由以下几类人顺序构成：1，一，二三流影视明星。中国电视剧制造业目前仍热火朝天，仿佛五八年的大跃进，电视剧大获成功其利润最高棵翻成本的数倍。就单位利润而言，它的利润高于房地产，高过保健品。受益于电视连续剧生产业的还有编剧们。北京每集电视连续剧的普遍价位为一万至一万五元。2，年收入仅次于电视连续剧编剧的要数歌星们了。在走穴狂潮席卷神州大地的岁月里面，有影星客串歌星者，一天里索得过十几万出场费。出道最早并且随即大红大紫的歌星们，当年挣得是中国老百姓充大头的傻钱。现阶段，后来人的成名和成功都不太容易了。3，名气半大不小的画家和书法家。画家，书法家的名气越大，他们的画和字的收藏价值越高，其实就是钱的保值和升值方式。除了拍卖场中产阶级画家通过民间经纪人将作品薄利多销销往国外从而变画为钱。4，个体独资小公司的法人代表。在资本积累阶段，和官府的灰色关系以金钱和美女为纽带，深深的纠缠在一起，一方面仗着行贿和官员称兄道弟，但另一方面也不知道这些比他还精的官员会不会某天丢车保帅。5，在前三组中有相当一部分仍是有单位公有体制内的在业人员，享受着公有资源的福利。西方文化，影视中的中产者给我们的形象是温良恭谦让，这总体形象并非全为艺术加工，因为西方中产阶层的构成，主要由知识分子家庭而非有小商人小企业主构成。西中产阶层的知识化至少已有两个多世纪的历史。使这一阶层带有很强的吞吐能力。它积极的容纳一切在经济方面已然中产起来的人也善于积极的以借层意识本能改造后加入者的不和谐特征。中国的中产者，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几乎就从未形成过什幺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而在近代中国，这一阶层算是新生。资产者始终使资产者中产者始终是中产者，两者的转换不超过百分之几。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地讯仅进，对＂中方雇员＂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他们是中国中产者的储备阶层。将由中产阶级的下层而渐变为此阶...

——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二分钱可买五粒比小指甲大不了多少的糖豆。不是因为嘴馋，的确是因为想看见她那张神情迷惘惆怅的脸，和她那双忧伤的大眼睛。柜台上有一只大约可装三四斤糖豆的玻璃罐子，估计两个月也卖不完。那小店当然也是国营的。我想，如果以后她的命运中没有意外的侥幸，那幺大概一辈子就算被“钉”在那小店里了。她怎幺能不迷惘怎幺能不惆怅怎幺能不忧伤呢？

——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爱是一旦说出便开始死亡的东西，是一旦明白便没有了鞋的东西；它却如缭绕在两座山峰之间的迷雾，如蓝天上的云，雾奇而山秀，云淡而天高。

——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一石激起干重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英雄好汉”们，纷开始了他们白己的长征，他们擎举起自己的旗积，高唱者对自已的颂歌，清怀英雄主义的豪情，大踏步地走向延安，韶、盘义、北京。沿途大破“四旧”，大立“四新”，进行“革命大串为亲，播下一推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火种，以为如此等等的作为，也算是“丰功伟绩”了。以为自已也肯定将会彪炳史册了。以为自己在使全中国人民“免受二遍苦，二茬罪”的历史的严峻关头，也都不愧是一场大革命的弄潮儿，人民将来可能也会称他们为“大救星”，像感谢上帝一样感谢他们。当参用然，绝不是每一个红卫兵“长征队”队员都作如是想。目的也根本不在于投机，仅只是一种自我表现，自我证明，一种潜意识女们的“精神”挑战而已。如果历史客观地公平地发言，那幺它应该传承认也应该证明，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最初的一切行为，一切行动，都只不过是自我表现，自我证明而已，掺杂着压抑长科久的充分的发泄，走向极端的英雄主义，对历史的变态的桃战意识，扭曲到妄想地步的社会责任感。他们还根本没有考虑到有什幺投机的必要性，也还根本没有学会投机。

——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建国以后到“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共和国对它的儿女们所进行的一切的，包括愿望最良好方式最有效的“革命历史传统教育”，或多或少都带有一代人向下一代人炫耀丰功伟绩，为自己树碑立传的意味。历史一旦拿它来作精神统治的教科书，它的伟大和庄严实际上便开始丧失了。所以”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正中一代红卫兵下怀。所以下一代人的挑战以“长征队”的升华了的行动体现的和以“造反有理”的彻底走向反面的行动体现的挑战，甚至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所谓物极必反

——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一代红卫兵可以说几乎都是在英雄主义的梦想中成长起来的。这种梦想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被饥饿破坏过。那无疑是很可悲很严重的破坏。而一旦苞谷和高粱又可以填饱胃了，英雄意识也便又开始在他们的头脑中活跃了。何况红军所进行的长征就像是昨天的事。那一页历史太新了。创造那一页历史的伟人和英雄们也不算太老。文学、电影、话剧、歌曲、回乙录、陈列馆、纪念碑…一切可能的手段，一切可能的方式，切可能的途径，都被调动起来，运用起来，目的是那幺明确，缩短再缩短这太新的一页历史与我们共和国的第一代青年人之间的距离，仿佛要永远永远使他们在它面前高唱颂歌，膜拜顶礼，做它那光荣的精神奴隶。

——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了又抓。越审讯、羞辱和拷打女流氓，与审讯、羞辱和拷打男流氓相比，在男红卫兵潜意识中造成可以从弗洛伊德理论中寻找到据的特殊的快感。无疑地，他们憎恨女流氓绝不亚于憎恨男流氓，但这种憎恨的心理根源，乃是因为从外表看起来她们个认识，甚至都颇有姿色。某些女流氓的容貌甚至可以说是美好的。美、同事、邻而堕落，端庄而无耻。他们憎恨这样一种令他们万分遗憾的中学的地立统一。她们尽是那些男流氓们的姘头。有的一个人是几男流氓的姘头一而大抵又是对男人最具有女性的种种吸人可能曾力的一个。男红卫兵们既受到“美丽的囚徒”们的诱惑，又发敢言所自内心地鄙视她们。这是一种欲念和观念强烈冲突造成的痛们手下苦，为了演变他们无法理解的社会现象对他们造成的无法摆航的潜意识中的痛苦，他们便只有反复地对“美丽的四使门心中进行审讯，羞辱和拷打。当然是要寻找种种借口劝女红卫兵战友们回避的

——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我敢与最有权威的社会心理学家进行一场公开的大舞论，用下胜枚举的例子证明，我们那一代，当年个个都是精神玉抑考和性压抑者。政治家们只牢记不忘当年红卫兵们的造反行至，却不敢或不愿承认，社会从我们的童年到我们的少年，为我们实施了何等严重的“异化”教育！它几乎抽掉了我们的性别，视我们为中性。“三好学生”、“毛着标兵”、“优秀团员”除了在这类方面，十八岁到二十五岁之间的男女青少年可互相证明自己是强者，互相以强者的形象吸引对方而外，几呼再没有另外的什幺方式能够使他们向异性显示自已突出于别人的个性。因而他们本能地将“文化大革命”当作一次天赐良机。他们的一切个性，一切才情，一切精神，一切自我表现的发望，便都从同一个被巨人的大手提起的社会闸口冲决而泻了。

——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破坏的情绪，发泄的心理，对普遍的人来说，正如难以感化的劣童，你一旦对他失去了管束力，他便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

——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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