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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经济的观点来看,旨在创造个体的心理技术要比旨在一致性的体系更有社会价值。因为自身统一的个体寻求着内在必然性的一种创造性的集体表达,而受到强制的神经症患者则像不愿意服从的士兵一样,对社会没有任何贡献。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类型》
再者,成千上万的人徒劳地把精力花费在神经症患者身上,正像无数人在寻求着脱离集体权威的无意识暴政一样。成长的儿童要求把他自己作为一个个体同不可思议的父母影响区别开来,完全就等同于个体化的驱动力要把它自身作为一个“单独的、个别的人格”从集体的“整体”中分化出来。但是,冒险超越家庭魔力范围的成长中的儿童所要遇到的,不仅是老一代的权威和守旧性,而且还有他自己心理的更为危险的惯性和幼稚情感。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类型》
精神狂乱的病人或者妄想狂患者的幻觉,就如同宗教神秘仪式令人入迷的经验一样有力地证明了这些内部诉求的实在性;只不过在前者当中它们是以颠倒的方式出现的。这种实在的证据必定是主观的。精神错乱的病人看到了蛇和青蛙,这是对客观见解的一种扭曲,但是它对这个人本身而言却拥有无可置疑的实在性。因此,明显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实在。当这两种实在对我们的适应能力分别提出其诉求时,在忽略了其对对方有效性不利的意义上,它们是相互依赖的。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类型》
荣格将本书的副标题定为“个体心理学”,而且在这里他确认了他的哲学的基本原理。因为对荣格来说,心理就是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包含着一个更大世界的所有要素;它还同样具有毁灭性和建设性的力量——一个多元的宇宙,在这个宇宙当中,个体或者实现或者忽视其创造者的基本角色。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类型》
一位医师曾抱怨荣格把分析搞得如此复杂。弗洛伊德所宣称的东西确实会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分析工作者的负担。他并不需要问自己:这个特殊主体的个体体现方式是什么?他只需要按照规定了的“正统”范式把病人的心理素材化减到其基本要素就可以了。如果病人不满意的话,他或者会证明病人在心理上不善于接受真理,或者会说他陷入病态过深,难以使分析治疗获得全效。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类型》
那么,弗洛伊德式的观点依据客观事实来解释人类心理的所有现象,就仍然是片面的,而且,对于那些胆敢超出它所圈定的界限的观点,它表现出的带有褊狭性的非议和漠视恰好验证了它的局限。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类型》
弗洛伊德就其真正天性来说是外倾的,注定了要创造一种和内倾型根本不同的心理学,对他来说,经验科学的目的,连同其对可观察事实细致入微的分析,都是绝对的;而对荣格来说,纯粹的客观心理学是不够的,因为客观心理学完全忽视了理念那无可否认的实在性和力量。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类型》
在关于母亲意象这一问题上,两种观点之间的分歧是值得注意的。众所周知,弗洛伊德对梦中母亲意象的解释只和现实母亲或者替代母亲有关。荣格主张,父母意象的神秘影响对人生的整个过程都具有一种动态效应,它不仅以秘密的、不可见的方式塑造人的行为、思想以及他与世界的关系,而且还创造了父亲和母亲在他的宗教和幻想生活中的神性形象,这在婴儿期或者青春期经验的现实事件中是找不到最终解释的。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类型》
当弗洛伊德正在维也纳承受心理学先驱们的抨击之时,荣格则在苏黎世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语词联想试验先前曾被高尔顿(Ga1ton)和冯特(Wudt)为其他目的利用过,通过对此试验的进一步发挥运用,荣格成功地完成了为无意识情结的认知制定客观标准这一最为棘手的任务。对与富有激情的表象相关的延迟反应时间、持续言语等的发现,使他对情结做出了意义重大的阐述,由此他对于压抑问题进行了同样重要的阐发。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类型》
在此,我只想说,素朴诗人是以感觉因素占优势著称的,而伤感诗人则以直觉著称。感觉集中于对象,它甚至怂恿主体加入对象之中;因此,对于素朴型来说,“危险”在于他对对象的屈服。作为对人自身无意识过程的一种洞察,直觉离开了对象,超越了对象,甚至要按照主观观点、根本不顾事实地去支配它的材料,对之进行塑造。因此,伤感型的危险在于完全与现实相分离,深人到了无意识易变的幻想世界。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类型》
欣喜若狂的极端状态在老子那里是完全没有的;它被一种极端明晰的哲学,一种不被任何神秘性沾染的智慧和直觉智慧所代替。这种智慧洞察出对于精神的优势来说,什么是最容易获得的东西。因此,这种智慧没有无序的因素,因为它的气息就像繁星一样远离尘世的混乱。它驯服了所有野性的东西,但并没有将其净化并转变为某种更高级的东西。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类型》
在这里同样明显的是,席勒继续从内倾型的立场进行论述,因为,外倾型不是在思维中,而是在与对象的情感联系中拥有他的自我,通过对象真正地发现他自身;而内倾型则会在对象中失去他自身。但是,当外倾进入内倾,他也就恢复了他与集体观念的劣势联系,即恢复了与原始的具体性质的集体思维的同一。这种集体思维可以被描述为感觉表象。他在这种劣势的机能中丧失自身,就像内倾型在他的劣势的外倾中丧失自身一样。因此,就像内倾型对外倾一样,外倾型对内倾具有同样的反感、恐惧和无言的蔑视。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类型》
因为在情感非常活跃的情况下,要始终忠于性格的原则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人们就采取一种较便当的办法,通过使情感变得迟钝来使性格得到保障,因为在一个被解除了武装的对手面前保持镇定,比起制伏一个勇敢而强健的敌人,不知要容易多少。人们所谓“塑造人”的事业在绝大多数情况仍然就在于这种工作程序,而且是在这个词的最好意义上运用塑造人这个语即指改造内在的人,而不仅仅指改造外在的人。一个那样被塑造的人,当然肯定不会有粗野的自然本性,也不会作为粗野的自然表现出来;但是,由于他穿上原则的盔甲,同时也就抵抗了一切对自然的感觉,人性无论从内部还是从外部都同样很少能够接近他。(第67页)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类型》
在人类事物中,在理性之路上似乎不可能行得通的东西,常常会在非理性之路上畅通无阻。确实,所有曾对人类产生过影响的伟大转变都不是通过理智的计算获得的,它所凭借的方式或者被同时代的人忽视,或者被视为荒唐,只有很长时间以后,才通过它内在的必然性被完全地认识到。而且,更多的情况是,它们从来不曾被知觉到,因为心理发展的首要规律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一本没有打开的书。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类型》
把一种劣势机能直接转化成一种优势机能,这是一项毫无希望完成的任务——然而却常常被尝试,当然也同样常常失败。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类型》
卢梭也深刻感受到了同样的对抗——这实际上也是他的著作《爱弥儿》(1762年)的出发点。其中的几段内容是有助于解决我们的问题的。 人作为一个公民只不过是一个分数单位,是依赖于分母的,他的价值在于他同整体、即同社会的关系。好的社会制度是这样的制度:它知道如何能够最好地使人改变他的天性,如何才能够剥夺他的绝对的存在,而给他相对的存在,并且把“我”转移到共同体中去。 凡是想在社会秩序中把自然感情保持在第一位的人,是不知道他有什么需要的。如果经常是处在自相矛盾的境地,经常在他的倾向和应尽的本分之间徘徊犹豫,则他既不能成为一个个人,也不能成为一个公民,他对自已和别人都一无好处。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类型》
更高的个体价值隐藏在那些被忽视的机能当中,这些被忽视的机能虽然对集体生活并无重要意义,却是对个体发展来说具有最为重要的价值。因此,这些机能代表着一种能够赋予个体生活张力和美感的鲜活价值,而这种张力和美感他在他的集体机能中是无法找到的。机能的分化确实给予了他集体存在的可能性,但是却没有给予他那种个体价值的发展才能给予的生活满足和快乐。这些东西的缺乏常使人感受到一种深层次的缺失,而且与这些东西的隔绝就像是一种内在分裂,在席勒看来,人们可以把它比作一个痛苦的伤口。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类型》
如果一个人的思维、感觉和行动,他实际生活中的一切皆直接地与客观状态及其要求保持一致,那么他就是外倾的。他的生命十分清楚地表明,是客体而非主观观念在他的意识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当然,他也具有主观观念,但是他们的决定性价值远没有客观环境重要。因此,他从不打算从他自己的内在生活中寻找任何绝对的因素,因为他知道唯一重要的东西在他自身之外。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类型》
这种向原初人的回复或像在印第安人中那样并不中断与原初人的联系,能使人保持与大地母亲的接触,永葆所有力量的原始本源。然而,从已经分化的观点的高度来看,诸如理性观或道德观,这些本能力量是“不纯的”。但生命本身的源头既清澈又浑浊。因此凡是太“纯洁”的东西也就缺少生命力。一种执著的对清澈的追求和分化的努力都意味着生命强度的均衡的丧失,这恰恰因为浑浊的因素的被排除。生命的每一次更新既需要浑浊也需要清澈。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类型》
心是“内在于我们的神”,它存在于每一个体中。它是真实自性。藤树区分了真实自性与虚假自性。虚假自性是一种混杂有邪恶的信念的后天获得的人格。我们可以把它界定为人格面具(persona),即那种我们自己的普遍观念,我们从我们对世界的影响和世界对我们的影响的经验中建立起这种观念。用叔本华的话来说,人格面具是如何呈现于某人自己及其世界面前之物,但不是此人的存在之物(what one is)。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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