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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当将美国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英国的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希翼联（Syriza）和西班牙左翼政党“我们能”（Podemos）与特朗普、法拉奇和埃尔多安混为同一个类别，统称为民粹主义。因为只有后者才宣称自己是“真正的人民”的唯一代表，而前者承认社会的政治多元性，并在此基础上试图重塑社会民主。第二，应该认清民粹主义者们对民主的威胁，而不是夸大他们对精英权力有益的矫正作用。当然，同时需要在政治上与民粹主义者接触，而且不是援用民粹主义那种排斥和妖魔化的方式来对待民粹主义者。第三，需要将民粹主义政客与其支持者区别开来。民粹主义者虚构了“真正的人民”及其“统一的意志”，但他们触及的政治问题并非完全虚构：西方国家日益严重的不平等，以及许多公民被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这些都不是杜撰的问题。那些支持他们的民众也并非只是受到煽动蛊惑，陷入非理性的情绪爆发。理性与情绪的分野本来并不那幺泾渭分明，情绪当然可以出自理由，这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所有这些理由，但宣称所有民粹主义的支持者都只是被“愤怒驱使”，那将永远无法对他们的理由展开真正严肃的讨论。最后，必须直面“我们时代特有的真实冲突”，主要不是所谓“精英对峙人民”的冲突，而是更为开放的倡导者与某种封闭的支持者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包含着切实的利益关切，应当让贸易协议等政策转向更有利于工薪阶层，由此赢得选民的支持。当然，这只是抵制民粹主义战略的一部分。米勒告诫说，利益之战并不是一切，“自由主义者也必须踏入身份政治的危险领地”，必须打破民粹主义编造的“纯粹的人民”的幻象，并塑造一种“更有吸引力的、最终是多元主义的英国性和美国性的概念”。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由此，民粹主义政客不仅造就了自己的国家，而且造就了他们一直以其之名发言的同质化的人民，民粹主义因此可以成为某种“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在此存在着一个悲剧性的反讽：当权的民粹主义者恰恰犯下了他们所指控的精英犯下的那种政治罪一排斥公民和篡夺国家，他们最终会做出所谓建制派的行径，只不过更带有合理化辩护或自觉意识。因此，以为“大众反叛”的民粹主义领袖有可能改善民主的想法是一种深刻的幻觉，民粹主义者不过是另一种类型的精英，他们试图借助政治纯粹性的集体幻象来掌控权力。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泰勒解释说：事物是否重要、.是否有意义，必须针对一个背景而言，他称之为“视域”（horizon)或“框架”（framework)。这个背景框架在人类活动最基本的方面界定了什幺是重要的，什幺是有意义的，并塑造了我们的“道德与精神的直觉”。这个框架由不得我们选择，它是“给定的”（given),是我们共享的“无可逃离的视域”(inescapable hori--zon)[11。而我们所做的选择，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恰恰要（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依据这个作为深度意义背景的框架。因为我们的生活是共同的生活，这个背景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前提。如果离开了这个框架，个人的感觉、选择和决定会变得完全不可理喻。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人们对新思想以及思考世界的活跃方式产生了强烈的需求，迫切期待具有开阔而明确理念的思想领，而不是在学理上纠缠细枝末节的公共知识分子。公共领域的革命就像农业革命和制造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但泰勒想说的是，对永恒的渴望反映出一种伦理见解：死亡颠覆了意义，如果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就没有理解死亡的真正含义。对失去亲人至爱的“未亡人”来说，最为关切的问题是如何来守护他们在与死者的关系中所建立的意义，葬礼的本意就在于此。而守护意义的重要方式是将死者与某种永恒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但如果“灵魂不朽”或“复活的希望”等都被全然否定或者存疑，永恒感就破灭了。这会生出某种空虚感，某种深刻的困窘不安。通过谈论死亡，泰勒试图表明“我们的时代还远不是一个可以落实在自满的无神论的时代。动荡将持续不断地浮现”。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在清华大学刘瑜老师的微信朋友圈中，读到她写的一段讨论“极端化”现象的文字，深有同感。刘瑜老师说 极端太有诱惑力了，它的确定性以及确定性带来的自信，它的简单以及简单带来的省心，它的易辨识以及因辨识度所迅速集结的情感群体，真的是太有诱惑力了。从此不用在不同的观念之间颠沛流离，不用根据路况不断调整航向，不用经受自我怀疑的折磨，不用被渺小感经年累月地审判，这种人可能的确很幸福吧。我相信，这种极端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以及由此廉价兑现的“确定性”“简单”和“易辨识”及其“幸福感”，是一种病理性的症候，标志着文化品质的败坏。这对于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都是腐蚀。在这个问题上的判断，古今中外的大思想家几乎没有分歧。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渐进社会工程，就是对传统做出渐进温和的改良，防止激进的革命，通过不断尝试和纠错机制来实现社会发展。试图整体性创造乌托邦的规划，基本上都会引发悲剧，最终背离了自己当初的蓝图目标。波普尔说“缔造人间天堂的企图，结果总是造就了人间地狱”。要警惕历史决定论的神话，防范“乌托邦社会工程”的实践。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循环历史观”被改变了，时间不再是循环往复的，而是线性展开的——从过去、到现在，然后通向未来，时间成为一个有方向的矢量概念。 第一，如果生活不是循环往复的，而是日新月异的，那幺过去积累的经验就很可能是靠不住的，我们不能完全依靠传统习俗来引导生活。“当下的时代”，也就是“现代”，代表着一种对传统的否定甚至决裂的态度。 第二，时间观念的转变，推动我们从“厚古薄今”转向“厚今薄古”，认为当下以及未来要比过去重要。在这种时间坐标中，社会是从低到高、从野蛮向文明、从落后到先进发展的，具有不断进步的可能性。这就形成了所谓 “线性进步的历史观”。 第三，和这种时间观念相呼应的是，“现代”意味着对人的创造性和主体性的肯定，人类从循环历史宿命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由的、有目的的创造者，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体。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自我的独特性只有从自我的内部才能获得吗？那些看似“自我赋予”的价值和意义，实际上仍然是有渊源和来路的，是由许多经历和故事造就的，也是在社会生活的关系中形成的。所以泰勒认为，自我无法凭空创造发明自己的价值和意义标准。自由选择和价值判断需要依据价值尺度，而价值尺度不可能由“自我”来发明创造，我们只能“选用”和“改造”价值尺度，这正是泰勒的社群主义观点带来的启发：个人自主性的来源不可能是“唯我论”的独白，而只能来自关系性的对话。意义和价值的标准依然存在，就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共同背景之中。这个共同背景不是一套清晰固定的规则或公式化教条，而是一种资源。它有着丰富的多样性，为意义和价值的选择标准提供了资源：它并没有机械地决定我们具体的生活理想和选择。正因如此，个人的选择仍然必要，对话和反思才有意义。我们向对话和反思开放，让自我变得更加清新、更加丰富，才能更好地成为自己。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林肯总统对于战争主题的切换，还使得南方有一种埃了打还“有口难辩”的感觉。黑人也就成为北方“打得有理”的间接原因。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在奴隶制以战争方式在南方解决以后，与废奴后的北方不同的是，南方开始了战后长达近百年的种族隔离。几度出现针对黑人的民众性的排斥，恐吓甚至暴力。这些情况是在奴隶制时代都不曾出现的。由于历史不能重演，因此，我们确实不知道，即使南北战争中所支付的六十万生命统统不算的话，在渐进推动和战争速决两种废奴方式下，究竟哪一种方式使得黑人支付更小的代价，哪一种方式可以使南方更早进入真正的人性醒悟，迈出可以称之为“历史进步”的一步。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也许还有一个旁证，可以证明这个历史的局限性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就在“斯科特案”判决的第二年，伊利诺伊州展开了一场历史上有名的大辩论，就是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林肯和他的对手辩论奴隶问题。林肯表示了坚决反对奴隶制的态度，他的对手则相反。他们都典型地各自代表了当时社会南北两派对峙的观点。可是，在辩论中，他们有一个观点却是相同的，就是解放后的奴隶应该尽快送回非洲去。他们双方都没有把种族融合的社会，作为一个可以考虑的方案。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当一个国家的建立，以最贴近长满野花和青草的地，以最贴寻求真善美的人性，来作为它的立国根本。那幺，即使在这块土地还有许多半兽半人，尚未完全进化的“人”，可是，一遇到问题，在需要明“大是大非”的时候，人们的判断依据和历史进步的方向，在基本人性的标准下，是更容易搞清楚的。这也就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相反，假如人们热衷于建立非常宏伟的社会发展理论大夏。在无数的雕梁画栋、仙山琼阁之间，却迷失了最基本的人性的自我，这大概就是把简单题复杂化的结果吧。 因此，面临一个历史前进关口的法官，在可以依据的法律尚有盾，这个矛盾有可能形成不同判决的时候，他的选择应是判断人类进步的方向，站在历史进步的一边。判断的依据就是符合自然法的立国原则，也就是人性的原则。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同时，“多元”与“融合”又在另一个意义上形成悖论式的冲突。那就是“多元”的意义在于保持各族裔之间的差异，而文化差异正是形成“融合”的最大障碍。现代意义上的种族矛盾在很大意义上，就是由差异本身引起的。因此，人们在提倡多元文化的时候，必须再三强调宽容的概念，这里包括宗教宽容、文化宽容、社会宽容等等。至今为止，我们仍然不知道，不同的族裔，如此紧密地生活在一起，他们的宽容度是否足以消除巨大的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冲突。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同样，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除了投票结果之外，也是由所有的大法官，不论对判决持肯定意见的，还是对判决持否定意见的，分别写下一段他的观点，陈述他表决的理由。然后，存档备查。现在，我们坐在家里，就可以通过计算机联网，查到美国历史上所有重要案例中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判词。因此，当岁月拂去历史尘埃之后，他们是历史英雄还是客观上的千古罪人，会突然变得一目了然。 例如，在我们参观最高法院陈列室的时候，那里有一部介绍最高法院历史的录像片。该片强调地提到，在南北战争之前三年的1857年，在一个案子里，当时以塔尼首席大法官主持的美国最高法院，就曾经做出了支持奴隶制的恶名昭著的判决。宣称“黑人不是公民”，即使当黑人已经住在非蓄奴的自由州，他们也无法享有任何宪法权利。这个判决成为美国南北战争的一个重要起因之一，也成为在今天人们回顾美国司法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美国，一个或一群历史人物，可以风云一时，权倾一时，但是，他们无法不感觉到历史老人正非常耐心地坐在一边，默默地观看和等候着他们。等着浮华和渲染退去，等着真实渐渐地裸露，在阳光下烁烁闪亮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不管怎幺说，堂堂美国总统任命司法部长的精心策划，就这幺栽在两个墨西哥小保姆手里。所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克林顿行政分支下的美国司法部长雷诺，实际上已经是他被迫推出的第三名人选了。 这一类的事情，确实天天都在美国这个大舞台上上演。在其他国家的老百姓，也许在他们一生的时间里，都不可能有一次在报纸上，看到国家一级的领导人遇到什幺尴尬的事情。当他们在报纸上频频读到美国总统的种种“丑闻”时，一定会奇怪美国人怎幺会容忍这样个总统。他们甚至更会因此而得出“美国是一个腐败的国家”，这样理所当然的结论。你想，连他们的总统都频频出问题，遑论其他？ 但是，在报纸上读到总统的种种反面消息，在美国却是司空见惯的。要找出一篇赞扬文章来，反倒十分困难。你也知道，克林顿自从上台以来，就官司一直不断。一开始，我们对周围美国人的态度也感到很奇怪。他们并不像我们一样，读到总统的反面消息就特别敏感。后来发现，这是因为他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消息，知道总统整天被国验、司法部门、反对党、新闻记者等等一大帮“专业人员”在那里盯着，“事儿多”是理所当然的。再者，他们地知道，这帮盯着总统的人，自会对这些问题从各个方向去发掘，直至掘个水落石出为止，否则绝不会罢休。作为一般的平民，他们只需等着结果出来，决定下次是不是再投他的票即可。 我们也逐渐习惯了在这样一个局面的国家里生活。以前我们常常听到人们把权力结构比作一张网。在这个国家里，从整个权力结构来说，也好像是结成了一张结实的网。但是，我们渐渐觉得，这似乎是另外一种性质的网。因为这张网上的各个环节，不仅没有按我们的想象，一致地勾结起来，所谓“官官相护”，如渔网般去网罗共同利益，反而不仅互相牵扯，而且都是向着不同的方向牵扯。最后，如一张蛛网一样，势均力敌而达到平衡，各个环节无一漏网地全被扯住，很难有什幺特殊举动。谁也不可能就此挣脱出一只手来，居高临下地一...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在这里，我又想到了习惯的汉译英的问题。实际上，这个“州”的翻译也是造成诸多误解的地方。美国的汉译全称是“美利坚合众国”，这个翻译可能更为确切一些。它是一些小国家联合在一起的意思。这个“合众国”的“国”，在英语里与那个“州”实际上是同一个词。只是在译成汉语的时候，才一个译成“国”，而另一个译成“州”了。与其说是语言差异，还不如说是文化差异造成了这样的汉译结果。从我自己的体会来说，这个“州”的译法，给了我不大不小的困扰，因为，这很容易和中国的“省”对应起来，而实际上，这里的“州”和中国的“省”，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也许，如果一定要把这些“小国家”与“合众国”的“国”，在翻译上有所区别的话，那幺，译作“邦”，也许略为贴近一些。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尽管黑格再三向加沃斯基暗示，要他以“国家利益”为重，要“爱国”。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总统的提案是否能成为国会的立法，实质上就转换成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这一阶段的行政主管给美国所走的道路提出一个设想，美国人民考虑之后，作出一个决定，他们到底愿意不愿意朝这个方向走，能走多远。当然，这样的制度设计，也许扼杀了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伟人的宏大抱负，也许，也使得美国人民失去了一些“起飞”的历史捷径。但是，他们愿意支付这些代价的原因，是他们不愿意冒险失去他们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他们依然回到一个最初的忧虑，他们担心政府和公仆的异化，他们担心失去他们的基本权利，那就是，两百年前托玛斯.杰弗逊在“独立宣言”中写到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如果在一个总统给民众带来好运的时候，大家就愿意放弃自己的判断，完全被动地接受强权的安排，那幺，他们从此也必须接受强权有可能给他们带来的厄运。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民众面对强权的恩赐，就愿意放弃自己的选择权利的话，那幺，明天强权落下一个苦果，那就不仅没什幺可抱怨的，连挣扎的余地也不存在了。所以美国人才认为，失去一个制度对于人民权利的保证，就失去了一切。他们不能仅仅依靠对一个总统的信赖过活。他们会说，总统不也是一个凡人吗？而人是靠不住的。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我想到，曾经听过一位在这里移民几十年的华裔长者说，当初华裔美国人在这里能够得到法律上的平等地位，还是仰仗了黑人的民权运动。在今天，依然有一批黑人在思考平等和自由的问题时，走在华裔美国人的前头。我想起著名的现代黑人女诗人玛雅·安吉鲁给她的学生提出的问题：人是不是需要解放自己？人是不是需要解放别人？人能不能够不解放别人只解放自己？人能不能不解放自己只解放别人？仔细想想，这真是很有意思。在考虑种族问题的时候，所有的人，不论他是哪一个族裔，似乎都可以先考虑一下安吉鲁的问题。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两张反对票之中的一张是来自一名五十四岁的女议员投出这一票，她经过一番特别认真的考虑，因为她是一个黑人。她说：“我憎恨他们的某些作为和某些言论，但是我不憎恨这些人，我认为应该从教育中学习，不应该抑制任何声音，从最反面的人那里我也学到过东西，我可以不赞成某一观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观点就不应该发表，或者说，我就不应该去听我相信正确的观点，最后终会被大家所接受。”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句子抄 ，总有一句让你佩服或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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