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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完全支持怪咖。当然,我也认为,不太可能每个人都成为怪咖——显然,大多数人需要选择一些主流的生活形式。但是,与其变得越来越官僚、死板、压迫和专制,我们为什幺不允许更多的人去追求自由呢?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因此,当后来结识了三个巴基斯坦青年时,我就有意与他们讨论起这个伊斯兰国家的自由问题。他们要自由,也要伊斯兰,试图设想一种将伊斯兰传统和人性自由结合起来的完美模式。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
艾滋病强化了那些十分不同却又互为补充的话语的力量,这些话语越来越经常地为我们这个社会里那些习惯于为自己提供快乐的人所闻,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被引导到自我约束、自我节制(节食、运动)的计划中来。小心你的欲望。照顾你自己。不要放纵自己。很久以来,以健康的名义或以塑造理想身体外观的名义,人们对某些过度的欲望施加了种种限制——是自愿的限制,是自由的实践。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正如工业污染和全球金融市场新体系的后果一样,艾滋病危机显示了世界上但凡重大之事皆非某个地区、某个地方、某个范围之事,一切具有流传能力之物皆能流传开来,而任何问题都成了或注定将成为世界性的。商品在流通(包括通过电子传播的图像、声音和文件,它们是一切商品中流通最快捷的)。垃圾在流通:圣艾蒂安、汉诺威、梅斯特雷、布里斯托尔的有毒工业废料被倒在西非那些沿海城镇。人在流通,其规模前所未有。疾病也在流通。从优势人群为寻乐子和做生意自由自在地在各洲间飞来飞去,到劣势人群以史无前例的规模从村镇移民城市,从一国合法或非法地移民另一国一所有这一切身体流动和交互联系(其后果是古老的社会禁忌和性禁忌的解体),与商品、图像以及金融因素的顺畅流通一样,对发达资本主义或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最大限度的运作至关重要。不过,如今,这种现代的既是个体、又是社会和结构性的高度的空间交互联系,成了艾滋病这种被描绘成危及人类种群本身生存的健康之害的载体;对艾滋病的恐惧与对其他正在显露的作为发达社会副产品的那些灾难的关注是一致的,尤其是那些显示全球范围环境恶化的灾难。艾滋病是地球村的反乌托邦先遣队之一,可地球村这一前景已然在目,而且总在眼前,无人知道如何抗拒。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正如癌症在今天被想象成压抑带来的报应,结核病也曾经被解释成失意带来的恶果。今天有些人相信所谓自由的性生活是预防癌症的良药,这就像从前,人们基于几乎相同的推理,常常给结核病人开出性生活的药方。在《鸽翼》中,米莉·希尔的医生建议她恋爱,作为治疗她的结核病的一种方法…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像历史上所有中途受挫的政治激进运动一样,未完全耗尽的革命能量被迫转入象征领域的斗争,即从街头转入书斋。然而,激进派很快意外地发现,原来象征领域的斗争远比街垒战更加大有可为、更加触及根本(其实也更安全);此外,他们越来越陶醉于革命联动效应的幻想,仿佛只要一砖一瓦地拆除了象征领域这座顽固的作为基础的堡垒,那幺具有压迫性的权力秩序就会随之轰然坍塌,公正而自由的世界就将来临。他们从经济基础领域退入上层建筑领域,从现实政治领域退入文化象征领域,却又把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模式作了一番修改,变换成以福柯为其代表人物的那种“权力/话语”模式,作为利器带进了文化象征领城。这样,象征秩序被设想为权力秩序的基础。他们绝不是布朗基那一类身着黑色披风的革命密谋家,而是革命的鼹鼠:他们在象征领域的历史地层深处四处打洞,到处啮噬权力等级制的大树盘根错节的根茎,直至地面上的大树因象征水分和合法性养分的枯竭而衰萎败落。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正如癌症在今天被想象成压抑带来的报应,结核病也曾经被解释成失意带来的恶果。今天有些人相信所谓自由的性生活是预防癌症的良药,这就像从前,人们基于几乎相同的推理,常常给结核病人开出性生活的药方。在《鸽翼》中,米莉·希尔的医生建议她恋爱,作为治疗她的结核病的一种方法;而当她发现她的三心二意的追求者默顿·邓歇尔与她的朋友凯特·克罗伊私订终身时,她就一命呜呼了。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正如癌症在今天被想象成压抑带来的报应,结核病也曾经被解释成失意带来的恶果。今天有些人相信所谓自由的性生活是预防癌症的良药,这就像从前,人们基千几乎相同的推理,常常给结核病人开出性生活的药方。【分析来源,天花无法找出惩戒的个人行为】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本雅明认为,不管怎幺说,自由知识分子都是一个正在灭绝的物种,淘汰这一物种的既是革命的共产主义,又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确,他觉得自己生活的时代里,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是其所属种类仅存的硕果了。他认为,超现实主义是欧洲知识界最后一个智性阶段,这是一种合理破坏的、虚无主义的知识运动。在讨论克劳斯的文章中,本雅明反问道:克劳斯站在新时代的前沿吗?“我的天哪,根本不是。因为他站在末日审判的门槛上。”本雅明心里在想的是他本人。在末日审判时,这位最后的知识分子——现代文化的具有土星气质的英雄,带着他的残篇断简、他的睥睨一切的神色、他的沉思,还有他那无法克服的忧郁和他俯视的目光——会解释说,他占据了许多“立场”,并会以他所能拥有的正义的、超人的方式捍卫精神生活,直到永远。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要做完一件事情,就必须独处,或至少不能让永久性关系束缚住手脚。以家庭纽带形式出现的自然情感引入的只是伪主观的、多愁善感的东西;这是对意志、对独立性的压榨;它们剥夺了他们集中精力去工作的自由。这一自然情感也是对人性提出的一种挑战,忧郁的人有种直觉,知道自己在人性方面是欠缺的。”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被资本剥削的女性,不仅要承受自由劳动者的苦难,还要背负过去的枷锁。她们的经济困境愈发严重:她们依旧要听从父亲或丈夫的管束,却不能再依靠他们生活,必须自己赚取生活所需;而且借口她们的需求比男性少,她们的劳动报酬更低;当她们在工厂、办公室或学校的日常工作结束后,还要开始做家务劳动。
——保尔·拉法格《懒惰的权利》
保罗·贝尔粗鲁地回应道,“你们的宗教日渐衰微,节节败退。若非我们这些自由思想者——你们总是不假思索地攻击我们——在暗中支持你们,表面上与你们争斗以取悦看客,若非我们每年投票通过宗教预算,你们这些人和所有神职人员、牧师、拉比,全都得饿死。……
——保尔·拉法格《懒惰的权利》
早在19 世纪上半叶,资产阶级的太太小姐们就已开始抗议家庭中的从属地位,尤其是当她们的嫁妆让她们与丈夫平起平坐时,这种屈辱就更显得无法忍受。她们反抗家务的奴役,反抗被逼过清苦日子,反抗被剥夺精神与物质享受的权利。胆子最大的甚至公开要求自由恋爱,投身宣扬女性解放的社会主义派别。
——保尔·拉法格《懒惰的权利》
对公羊和母羊的爱,归根结底只是对羊腿和羊排的渴望,正如所谓人权的自由,不过是雇用劳动者的隐性奴役。
——保尔·拉法格《懒惰的权利》
马在享受这些权利时展现出了智慧,未曾想过要求获得公民权利;它认为,若为了追求反抗、平等、自由等抽象理念而舍弃眼前的小碗扁豆,将是多幺愚蠢的行为。
——保尔·拉法格《懒惰的权利》
在美国,机械已经渗透到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从奶油制造到麦田除草。为什幺呢?因为美国人天性自由又懒散,他们宁可死上千百回,也不愿过上法国农民那种“牛马一样的生活”。在我们引以为豪的法国,犁地是件苦差事,常常令人腰酸背痛不已;但在美国西部,却成了一种坐着就能享受的户外消遣,人们还可以同时悠闲地抽着烟斗。
——保尔·拉法格《懒惰的权利》
他不掺和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的口水战,而是根据商业与工业利益,时而摇身成为自由贸易派,时而变作保护主义者。
——保尔·拉法格《懒惰的权利》
但若你们(女性们)珍视自由、尊严、荣耀与尘世的幸福,那就选择卖淫;
——保尔·拉法格《懒惰的权利》
为了让人类与机器的竞争自由展开,无产者废止了限制行会工匠劳动的古老法律,并取消了宗教节日。试问那些谎话连篇的经济学家,当时的劳动者每周只工作5天,难道他们是靠喝风和饮水为生吗?怎幺可能!恰恰是在那个时代,他们有闲暇享受尘世的欢乐,有时间谈情说爱、嬉笑玩乐,有时间为那令人心旷神怡的“懒惰之神”大摆筵席、开怀畅饮。
——保尔·拉法格《懒惰的权利》
无产者必须给基督教、经济学与自由思想的道德偏见踏上一只脚,他们必须回归自然本能,宣告懒惰的权利,这一权利远比资产阶级革命中形而上学律师炮制的病态人权高贵神圣千万倍。
——保尔·拉法格《懒惰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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