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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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简介:
刘擎,男,1963年3月生于青海西宁,现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政治哲学与思想史专业教授。1978年,刘擎就读于东华大学化学工程专业;1982年7月获工学学士学位;1985年2月获工学硕士学位,并在社会科学部留校任教。1991年赴美国留学;1994年8月获马凯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2003年11月获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2000年至2003年,任香港中文大学...
共2133个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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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因为文化会相互接触,所以也会互相影响和改变。 这里可以给你讲个故事,它发生在英国殖民时期的印度。当时印度的一些地区有“殉夫陪葬”的传统风俗,叫“萨蒂”(Sati):丈夫去世了,寡妇要作为陪葬,在亡夫火葬的柴堆上一起被焚烧。19世纪中叶,英国殖民者想要废除“萨蒂”这个风俗,却遭到当地部落首领的反对,他们理由是:“这是我们的传统习俗,不可改变。” 当时,担任英国驻印度总司令官的是纳皮尔爵士,他回答说:那好吧,烧死寡妇是你们的风俗。但我们英国人也有一个风俗:如果有男人把一个女人活活烧死,我们会把他挂到绞刑架上绞死。你们就先遵循你们的风俗吧,然后再来让我按照我们的风俗行事。 显然,纳皮尔爵士的回答在表面上主张“文化多元主义”,实际上他是借助殖民者的权力强制,让英国的“风俗”凌驾于印度的“风俗”之上。 但我们还可以多想一想,问一问:“殉夫陪葬”所体现的价值是正确的吗?因为这是“当地传统”,就不可以评判它的是非对错吗?当部落首领声称“这是我们的风俗”时,这里的“我们”究竟是谁?那些被送去陪葬的寡妇是不是也能算在“我们”之内?她们是不是在地方强权的胁迫下不容分说地“被代表了”呢? 后来的故事你可能也知道,印度最终获得了独立。但“殉夫陪葬”的风俗恢复了吗?当然没有,它早已被废除了。在今天印度的法律中,还有专门的条款明确禁止“殉夫陪葬”。 那幺,文化真的不可改变吗?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对于这个难题,阿伦特也没有给出完整的解决方案。但她提出了一条线索,她提示我们:尽管这件事很难,但仍然有人做到了。那我们就去看看这些人是如何做到的,从他们的身上寻找启示。 阿伦特提到过两个例子:第一个是一名普通的德国士兵,名字叫安东·施密特。他虽然没有多大权力,却尽了自己的力量帮助犹太人逃亡,为他们提供可以逃命的证件和交通工具,最后这位士兵被纳粹逮捕,审判处决了。另一个例子是集中营里的一名医生,名叫弗朗兹·卢卡斯。为了救助奥斯 维辛的囚犯,他从党卫军的药房里偷药品,用自己的钱给囚犯买食物,想方设 法从毒气室中救下一些人。战争结束后,他也被送上了审判纳粹的法庭,当艾 希曼这样的人在大言不箭地为自己辩护时,卢卡斯医生却认为自己是有罪的。他说他无法从集中营的经历中平复自己。阿伦特问道:士兵施密特和医生卢卡斯这样的人,他们与艾希曼的区别究据施密特的朋友说,他是一个寡言笨拙的男人,没有什幺哲学气质,也不竟在哪里?怎幺看书读报。纳粹审判施密特的时候,他的律师为他辩护说,救助犹太人是为了给国防军保存劳动力,但施密特本人却否认了这个辩护理由。他坦言自己帮助犹太人就是为了拯救他们的生命。结果施密特被判了死刑。临刑之前,他给自己的妻子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写道:“亲爱的妻子…请原谅我,我只是作为一个人类来行事,我不想伤害别人。”阿伦特认为,施密特和卢卡斯这样的人始终要求“忠实于自己”,他们做出独立判断的前提是始终保持“与自己相处、与自己交谈的倾向”。他们选择不作恶,不是为了服从于纳粹之外的某个戒律,而是因为他们无法接受作为杀人犯的自己,他们不愿意与这样一个自己共存。为此,他们甘愿承受危险、甚至付出生命。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p156:从1930年初期,德国就开始创建一套强有力的计划经济体制。包括建立系列经济控制机构,通过垄断集团来控制企业,甚至直接由政府来规定商品价格,等等。这种做法一度非常成功,在世界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创造了德国经济复兴的奇迹:国民生产总值在1932年到1937年间增长了102%,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但在这种奇迹中隐藏着深刻的危险,比如农业的各个细微环节都受到了国家的控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发展停滞的状态。在进一步向战争经济转型之后,德国的经济体制最终随着战争失败而破产了。士 哈耶克强调指出,这种规划模式表明,纳粹德国并不是疯狂的产物,在它的思想和实践中都包含着高度理性的部分,试图用理性的现代化来铲除所有非理性的东西。甚至在对于犹太人的迫害中,纳粹的口号首先不是仇恨,而是用伪科学来证明犹太人是不符合秩序的存在,因此他们要被铲除。纳粹德国在道德和社会秩序上的“浩癖”都来自所谓科学理性,他们相信自己掌握了人类的终极知识,想要无限度地追求卓越。 这里就体现出了哈耶克的另一个独到之处。和当时西方主流观点不同,他对纳粹德国的批判诊断首先不是道德指控,而是揭露它在认知上的错乱:纳粹的灾难不是一群疯子或恶魔造成的,其根源是对“理性”的错误认知,被“理性的自负”所诱惑。 人们追求的理想可能是极其崇高的,但“理性的自负”会让事与愿违。哈耶克说过,那些统治者“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来缔造我们的未来,实际上却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一种和他们想要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能想象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在这个问题上他和波普尔的看法相当一致。波普尔也说过,要承认某些极权主义的设计者具有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又有非常明智敏锐的理论洞察力,但却是因为陷入了一种乌托邦的幻想,才造成了灾难。哈耶克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通向地狱之路,是用善良的愿望铺成的。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句子抄 ,总有一句让你佩服或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