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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察觉到了一场思想危机,它表现为一场语言危机;词语不再意味任何东西。 没有哪个社会能够根除人的忧伤;没有哪个政治体系能够使我们从生存之痛中、从死亡恐惧中、从对绝对之渴求中解脱出来。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然而,更复杂、也更引起争议的,是萨洛特坚持的这一观点,即小说中的心理分析既显得过时,又使人误入歧途。“心理这个词,”她说,“是这幺一个词,哪个当代作家听人对他谈到它,都会把目光移向别处,一脸难堪。”她所说的小说中的心理,指的是伍尔夫、乔伊斯和普鲁斯特的小说:他们的小说发掘潜藏在行动下面的思想和情感,不关心人物和情节。她认为,乔伊斯从这个深处挖掘来的,无非是连续不断的词语之流。普鲁斯特同样也失败了。到头来,普鲁斯特对心理的精确的条分缕析重又聚合成了一些具有现实色彩的人物,老练的读者从中“立刻就辨认出了一个生活在世界中并爱上了一个被人供养的女人的阔人,辨认出了一个医术高超但笨嘴拙舌、容易上当受骗的医生,还有一个资产阶级新贵或个利的“贵妇,所有这些人物都立即进入了塞满这位读者的想象空间的那些虚构人物的庞大序列中”。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她需要的恰恰是心理描写,但不是那种有可能还原为“人物”和“情节”的心理描写(这正是她不满于普鲁斯特的根本原因)。她反对心理剖析,因为它假定存在着个可被剖析的身体。她反对片面的心理描写,反对把心理作为通向老一套目标的手段。对心理显微镜的使用,不能是间断性的,不能把它仅仅当作推动情节发展的一种手法。这意味着必须对小说进行彻底的改变。小说家不仅不得讲述故事,而且他也不得以诸如谋杀案或伟大爱情这一类惊心动魄的大事来娱乐读者事件越是不起眼,越是缺乏激动人心的色彩,就越好。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小说必须否弃传统的心理描写手段一一所谓反省,转而以浸没在对话里来展开小说。它必须把读者投入“那源源不断的内心深处的戏剧之流里,对这内在之流,连普鲁斯特也只来得及短暂地、空泛地瞥上一眼,他观察到的和再现出来的、只是一个浩森的静止的轮廓”。小说必须不带评论地记录小说家的“我”所体验的与人和物的直接的、纯感觉的接触。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对卢卡奇的新的美国读者来说,最有利于卢卡奇的或许是翻译他的早期作品,如《心灵的形式》(其中包含他论述悲剧的论文),《小说理论》,当然也还有《历史与阶级意识》。除此之外,最利于马克思主义艺术观中所固有的那种活力和视野的或许是翻译我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德国和法国的批评家的作品——尤其重要的是本雅明的作品。只有当所有这些人的重要作品被放在一起加以理解的时候,我们才能确切地评价马克思主义,把它作为一种关于艺术和文化的重要观点。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我已经谈到过外部的放逐。但还存在着一种内部的放逐,明显地见于他对所要撰述的主题的选择。卢卡奇最全神贯注的作家是歌德、巴尔扎克、司各特和托尔斯泰。由于他的年纪以及他所拥有的在共产主义文化准则出现前形成的一种感受力,卢卡奇能够通过从现代(从精神上)移民出去而保护自己。惟一得到他无保留的赞许的现代作家,是那些基本上延续着十九世纪小说传统的作家——曼、高尔斯华绥、高尔基以及罗歇·马丁·杜伽尔。但这种对十九世纪文学和哲学的关注,并不仅仅是一种美学选择(正如从马克思主义——或基督教、柏拉图——的角度看,的确不存在纯美学的选择)。卢卡奇据以评判当代的标准,是一个道德标准,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标准取自过去。当卢卡奇谈到“现实主义”时,他所指的就是对过去的看法的整体性。……通过全神贯注于十九世纪文学,通过顽固地把德语留作自己的写作语言,身为共产党员的卢卡奇坚持主张欧洲的、人文主义的价值——与民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价值相对立;尽管他生活在一个具有小地方色彩的共产党国家里,但他一直是一个真正的欧洲知识界人物。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她的自传中回忆列维一斯特劳斯时,把他描绘成一个带着“超然的嗓音和视激情为愚蠢之举的不动声色的表情”进行描述的年轻的哲学学生教师。《热带的忧郁》并非唐突地以卢克菜修《物性论》中的一句箴言作开场白。列维斯特劳斯的目标很接近于卢克莱修的目标,这个仰慕希腊文明的古罗马人鼓励把自然科学研究当作伦理的精神疗法的一种方式。卢克莱修的目标不是独立的科学知识,而是情感焦虑的缓解。他认为人被分裂成了两部分,一是性的快乐,一是情感失落的痛苦,并被宗教引发的那些迷信所折磨被对身体的衰退和死亡的恐惧所困扰。对此,他荐以能使人学会超然、平和的明智处世之道的自然科学。对卢克菜修来说,科学知识是保持心理平正的方式。它是一种学习放弃的途径。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现在重要的是恢复我们的感觉。我们必须学会去更多地看,更多地听,更多地感觉。我们的任务不是在艺术作品中去发现最大量的内容,也不是从已经清楚明了的作品中榨取更多的内容。我们的任务是削弱内容,从而使我们能够看到作品本身。现今所有艺术评论的目标,是应该使艺术作品——以及,依此类推,我们自身的体验——对我们来说更真实,而不是更不真实。批评的功能应该是显示它如何是这样,甚至是它本来就是这样,而不是显示它意味着什幺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在现代大多数情形中,阐释无异于庸人们拒绝艺术作品的独立存在。真正的艺术能使我们感到紧张不安。通过把艺术作品消减为作品的内容,然后对内容予以阐释,人们就驯服了艺术作品。阐释使艺术变得可被控制,变得顺从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当代对阐释行为的热情常常是由对表面之物的公开的敌意或明显的鄙视所激发的,而不是由对陷人棘手状态的文本的虔敬之情(这或许掩盖了冒犯)所激发的。传统风格的阐释是固执的,但也充满敬意;它在字面意义之上建立起了另外一层意义。现代风格的阐释却是在挖掘,而一旦挖掘,就是在破坏;它在文本“后面”挖掘,以发现作为真实文本的潜文本……这些事件只不过看起来可以理解罢了。实际上,若不对它们进行阐释,它们就没有意义。去理解就是去阐释。去阐释就是去对现象进行重新陈述,实际上是去为其找到一个对等物。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阐释于是就在文本清晰明了的原意与(后来的)读者的要求之间预先假定了某种不一致。而阐释试图去解决这种不一致。情形因而成了这样,即因某种原因,文本已变得不能为人所接受;但它还不能被抛弃。阐释是以修补翻新的方式保留那些被认为太珍贵以至不可否弃的古老文本的极端策略。阐释者并没有真的去涂掉或重写文本,而是在改动它。但他不能承认自已在这幺做。他宣称自已通过揭示文本的真实含义,只不过使文本变得可以理解罢了。不论阐释者对文本的改动有多大(另一个出名的例子是拉比和基督徒对具有明显色情色彩的《众歌之歌》的“精神”阐释),他们都必定声称自己只是读出了本来就存在于文本中的那种意义。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广岛之恋》的那种令人迷惑的反常之处就在于,把日本男主人公回忆的巨大恐怖感,即原子弹爆炸及其造成的大量身体残缺的受害者,与折磨那位法国女主人公的从过去而来的相对无足轻重的恐怖感,即战争期间她与一位德国士兵的风流韵事以及战后她所遭受的被人剃光头发的羞辱,不言而喻地等量齐观。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科幻电影关切的是毁灭的美学,是在毁灭的创造和混乱的制造中发现的独特的美。一部出色的科幻电影的精髓正在于毁灭的意象。这也是那些平庸的电影的不足之处——在这些影片中,魔鬼突然出现在某个看上去乏味的小城镇里,或航天器突然在这个小城镇里着陆(好莱坞为一部科幻电影做的预算,总要标明这样的小城镇应选在亚里桑那州或加利福尼亚州的沙漠里。)科幻电影对非人化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它们悲叹非人化是恐怖之极的状态。另一方面,非人化的入侵者的某些经过变更和伪装的特征——诸如理智对于情感的支配、理想化的协同工作、科学的创造共识的活动、道德的明显的简单化——正是拯救者或科学家的特征。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电影仍然是一种图像艺术。”科克托在其《日记》中写道,“通过其中介,我以画面来写作,使我自己的意识形态获得一种实在事实的力量。 一切艺术皆可当作某种证据,一种以最丰富的激情作出的精确证言。任何艺术作品都可被看作是一种尝试,对它所再现之行为的确凿无疑性所做的尝试。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说到悲剧,我指的是一个唤起极度的怜悯和恐惧的事件,它的起因颇为复杂,多种多样,并且它具有一种警示或者启迪的性质,使幸存者负有严肃的责任来正视它,消化它。受审的不只是艾希曼。他以双重角色接受审判:既作为一个特例,又作为一个类属;既作为一个恶贯满盈的个人,又作为一个代号,代表以那场不可思议的大屠杀为顶峰的整个反犹主义历史。艾希曼审判中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悖论:它首要地是个渗透了记忆和重新唤起的悲痛的重大行为过程,但它以合法性和科学客观性的形式把自己装扮起来。该审判是一种赋予事件以某种临时的中立性的戏剧形式;审判的结果有待决定;而被告”这个词也意味着辩护是可能的。在这种意义上,尽管艾希曼正如人人希望的那样将被判处死刑,但审判这种形式却有利于艾希曼。阿仑丶雷乃的短片《夜与雾》,它作为道德行为和作为艺术作品,都同等地令人满意。同样作为对六百万犹太人被屠杀事件的一个回忆,《夜与雾》具有高度的选择性,情感上不动声色,在历史材料运用上一丝不荷,此外它还如果这个词不显得残酷的话——美。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热带的忧郁》之所以伟大,并不仅在于这种目光敏锐的报道,而在于列维丶斯特劳斯利用经历的方——他反思着风景的自然状态,反思着身体艰辛的意义,反思着新旧世界的城市,反思着旅行的观念,反思着日落,反思着现代性,反思着识字与权力的关系。列维斯特劳斯以一种卢克菜修式的悲观主义以及一种视知识为予人慰藉和必要的醒悟之物的卢克菜修式的观点来看待人。然而,对他来说,惑人的魔鬼是历史——而不是身体或欲望。本来具有神秘的匀称结构的过去在我们眼前断裂了,碎裂了。因而,热带地区陷入了忧郁。成为一个人类学家,就是面对自身的怀疑、自身的知识不确定性采取一种非常灵活的立场。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艺术是意志在某物品或某表演中的客观化,是意志的激发或振奋。从艺术家的视角看,艺术是意志力的客观化;从观赏者的视角看,艺术是为意志创造出来的想象性装饰品。风格是艺术作品中的选择原则,是艺术家意志的标记。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在某些文化语境中,阐释是一种解放的行为。它是改写和重估死去的过去的一种手段,是从死去的过去逃脱的一种手段。在另一些文化语境中,它是反动的、荒谬的、儒怯的和僵化的。当今时代,闻释行为大体上是反动的和僵化的。就一种业已陷入以丧失活力和感觉力为代价的智力过度膨胀的古老困境中的文化而言,阐释是智力对艺术的报复。《去年在马里安巴德》之关键所在,是其中一些意象的那种纯粹的、不可替换的、感性的直接性以及它对戏剧形式的一些问题提供的生动的即便失之狭的解决方式。从法国伟大的实验诗(包括“象征主义”这个容易引起误会的名称所指的那场运动)开始,通过将沉默置于诗歌中和复词语的魅力,大量的现代诗也从阐释的粗野控制中逃脱出来。当代诗歌趣味中最近的那场革命那场革命—那场贬黜了艾略特、擡举了庞德的革命—代表着诗歌对传统意义上的诗歌内容的偏离,代表着对使现代诗歌深受阐释家热情之害的那些东西的厌烦。批评的功能应该是显示它如何是这样,甚至是它本来就是这样,而不是显示它意味着什幺。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如果一个人的思维足够精细,那这种思维就势必成为一种怀疑的智慧,因为,唉,关于我们这个世界的知识(所谓“价值”、“意义”等等),很大一部分都是由精心编制的神话和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构成的,而既定的权力秩序为了维护自身,必然强化这种作为权力秩序合法性来源的象征秩序,并使人们的意识处于一种自动接受的无意识状态)。当现代为权力所操纵的大众传媒越来越成为大众的政治无意识的催眠术的时候,怀疑的智慧就越来越显示出其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新感受力”不是别的,它是一种怀疑的智慧。同时,它也是一种带来愉悦的智慧,因为它不想对思维强加一种秩序。p8 译者卷首语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在加缪那里,既找不到最高质量的艺术,也找不到最高质量的思想。能够解释他的作品的非同寻常的吸引力的,是另一种类型的美,即道德之美,此乃二十世纪大多数作家无意以求的一种品性。其他作家或许更有立场,更有道德色彩,但他们在宣示其道德旨趣时,无一显示出比加缪更多的美、更多的说服力。不幸的是,艺术中的道德美一如人的身体美一是极其容易消失的。艺术美或智性美远远谈不上经久不衰。道德美易于迅速衰败,转眼就化作了警句格言或不合时宜之物。这种情形尤其频繁地发生在诸如加缪这一类作家身上,他们直接诉诸于一代人对人们在某个既定历史处境里应体现出怎样的楷模之举的想象。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两千年来,在基督徒和犹太人中间,受难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精神时尚。因而,我们予以高度评价的,不是情爱,而是受难一一更确切地说,是受难带来的精神上的价值和好处 现代对这种基督教感受力的贡献,是发现了艺术作品创作和性爱冒险是受难的两个最完美的源泉。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作家是受难者的典范,是因为他既发现了最深处的苦难,又有使他的苦难升华(就实际意义上而非弗洛伊德意义上的升华而言)的职业性途径。作为一个人,他受难;作为一个作家,他把苦难转化成了艺术。作家是发现受难在艺术经济中的用处的人一正如圣徒们发现受难在救赎经济中的有用性和必要性。可以在帕韦哲对如何利用和如何运用他的受难的思考中,找到他的日记的整体性。文学是用来受难的一种形式,孤独是另一种形式,它们既可用作激发和完善艺术的一种技巧,又可当作一种价值本身。自杀是第三种、也是用来受难的最终形式但它不被设想为苦难的终结,而是运用苦难的最终方式。 于是,我们在帕韦哲一九三八年的一页日记上看到了如下的一连串思想。他写道:“文学抵御着生活的攻击。它对生活说:“你欺骗不了我。我了解你的习惯,预测并玩味你的反应,通过陷你于巧妙的障碍中而停顿你的正常流动,以此偷取你的秘密。”抵御一般事物的其他一种方式是沉默,正如我们聚集力量以便纵身向前一跃。不过,这种沉默必须是自我施加的,而不是被人施加的,甚至不是被死神施加的。为我们自己选择一种艰难,是我们抵御艰难的惟一方式…那些就其天性来说能完全承受苦难的人,显然占了优势。这正是我们何以能够解除苦难的力量、使其成为我们自己的创造、我们自己的选择的原因这正是顺从苦难的原因。它为自杀提供了正当理由。”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日记向我们打开了作家心灵的创作室。但我们为什幺对作家的心灵感兴趣呢?这不是因为我们对这些作家如此感兴趣,而是因为现代人对心理学的不知餍足的着迷,这是圣保罗和圣奥古斯丁所开启的基督教内省传统的最后的、最有影响的遗产,它把对自我的发现等同于对受难自我的发现。对现代意识来说,艺术家(取代了圣徒们)是典型的受难者。面在各类艺术家中,作家,即使用文字的人,是我们所期待的那种最能表达他的苦难的人。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我们的文化是一种基于过剩、基于过度生产的文化;其结果是,我们感性体验中的那种敏锐感正在逐步丧失。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阐释是智力对艺术的报复。阐释使艺术变得可被控制,变得顺从。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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