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社会中当然也有流氓，但却肯定的皆非无产者。恰恰相反，他们不但有产，而且可能同时有权，或间接地支配被他们拖下水的官员们的手中的权力。黑社会在本世纪变文明的秘密是：一旦拥有了足够多的金钱的种子，暴力就显得多余，因为金钱是繁殖最快的东西。中国当代黑社会与世界各国黑社会结构有区别如下：1，只有利益关系，没有组织形式，他们清楚地知道，执政的共产党对于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其打击的严厉性远远超过打击流氓团伙。所有他们进只保持、巩固和隐蔽利益关系，但绝不会愚蠢的明目张胆的设立组织。2，中国当代黑社会超越第一阶段而存在，亦超越了积累的血腥暴力阶段，而在第二个阶段：在金钱对权力的贿赂和收买阶段。3，传统西方黑社会的轴心人物，往往是黑社会首领，而卷入其中的大小官员，一向是被利用者，在中国，轴心人物往往是官员。在中国至今世界上特征最巩固的官本位国，金钱虽然可以贿赂权力、收买权力、最终达到支配权力的目的，但是在凝聚力方面却无法与权力匹敌。权力不但被金钱所收买，而且被金钱甘居第二地推崇到交付的地位。既满足对金钱的贪欲，又本能维护住了权力的尊严。当权力危机了，金钱为之发挥营救作用；当金钱需要了，权力为之四处斡旋。中国情形好比是这样---官僚阶层的贪欲、腐败，为了营造太平盛世的景观而不惜大肆铺张、浪费、挥霍人民血汗的庸俗政治行为，以及一大批又一大批工人的下岗失业现象，国有企业的生产不振试试等近忧远虑，使得社会的弹簧在此处开始下坠。毛泽东时代是一个低收入低消费的时代，其实又将进入新一轮低收入低消费时代，商品极大地丰富了，但是这一时代产生了一批购买力极强的中国人，“先富起来”的中国人，但最广大的中国人，其平均收入的三分之二以上仍只能够用来吃喝。

——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农民工一多半是指三十岁以下的一些男女青年，他们是这样的一些青年：农村有他们的家园，但是他们自从离开家园那一天起，最大的愿望便是有朝一日与农村的家园一刀两断。在城里务工的开销某种程度上已经弥补不了当初来城市里面打工赚钱的计划，更何况，第二代农民工很大程度上人生大的开销还依赖于父母。

——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务农的积极性和自信，还直接受到乡镇、直接受到城市平民阶层生活水平的影响。农副产品的借个若再继续上涨，乡镇、城市的平民阶层生活前景大为不妙；乡镇、城市的平民阶层的生活水平继续下降，农民们的经济收入没有可靠地乐观根据。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形成了一些新的乡镇，增强地方财政的实力，但是不少乡镇企业，目前仍处于原始生产和野蛮生产的状况，假冒伪劣充斥中国各方面的市场，而且造成处处令人惊心怵目的环境破坏。目前各大中城市所呈现出的民工潮，其实是大批农民的自救现象，这绝不意味着变，而只不过意味着是生存方式的临时选择，生存状态的权宜之计，对中国也是权宜之计，中国当代一个与农民紧密相关的本质问题---如何使巨数的，又实际上摆脱不了传统的务农命运的农民，从他们已经重新获得到了承包权的土地的辛勤耕种中，或得到与他们的汗水相适应的回报？并进一步帮助和保证他们的生活水平继续提高。

——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农民们想要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的愿望，是人类私有意识中最长久，最牢不可破，往往也最值得体恤，最令人同情并且最动人的一种意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正是在充分理解和体恤、重新分析和认识中国农民和土地的深刻关系后，将土地的耕种权重新分配给了农民，第二项内容是鼓励和支持农工结合、农商结合、农科结合、农贸结合，从而农民的命运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但不得不引出一个思考：将靠与农业根本无关的方式富起来的农村，诚心宣传为致富农村的的典型，不但丝毫也没有典型的推广意义，不但掩盖了事情的真相，而且极可能对最广大的、仍然正在务农的农民们的心理产生一种误导或暗示--依然务农也许从根本上就是悲哀的。

——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城市平民约占城市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基本由双职工父母构成。中国工人目前所面临的下岗问题失业问题，不但关乎他们本人之命运，直接地、密切地关乎着他们的父母，亦即中国最早一代工人的晚景生活的起码质量，也直接地、密切地关乎着他们独生子女的身体和心理能否健康成长。一名中小知识分子，是很容易被平民阶层愿意地吸纳为它的一份子，只要他是个正派的人，只要他不以哪一种并不高级的知识和文化资本傲于平民阶层，平民阶层是不太会长期地排斥他们其实他们，他们的父母绝大多数是平民，他们对平民的思想感情的规律和原则从小熟稔，而也比较懂得尊重其规律和原则，这使得平民阶层看待他们的眼光，对待他们的态度，带着三分阶层本能的融合。而中产阶级高望的眼光不太认同中小知识分子，中产阶层犯得这种思想方法上的错误少说也有一二百年了，这个错误她还将继续犯下去。领导一批工人只要权威加义气就够了；领导一批农民只要权威加恩惠就够了；领导一批高级的大的知识分子，只要权威加一丁丁敬意就够了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无需权威只要权力就够了；但若领导一批中小知识分子，则不但要有权威和权力，不但要加上义气和恩惠，还要加上高明的艺术性。中小知识分子的知识等级及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大抵具有较为敏感的自尊，故自成一格群体时，摩擦和矛盾现象极其频繁。在中国，几乎每一个人手中的每一种权，都能够成为一种互相的交易，所以一个平民百姓，如果想活的顺遂，则一定要千万百计的结识许许多多的吏或小官。有些吏比平民还平民他们两袖清风，严于律己，任劳任怨为百姓排忧解难而不图酬谢。在中国诸阶层中，平民阶层具有最本能的、最积极主动的、最有韧性的生存自救能力。20世界五六十年代的平民之家，几乎当年任何一个平民家庭的裂变过程，都至少会派生粗出个家庭命运的竭尽全力的拯救者。他或成了官员或成了知识者，或成了企业单位的头脑，一个平民家族要除了一个拯救者，这个平民家族就有一线不至...

——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无知识分子阶层，只有“文人”阶层，而此一阶层颇为庞大。知识分子除了文人，至少还应包括科研一族和工技一族。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旦做了官，哪怕仅仅是名义上的官，他往往希望世人首先视他为官员。中国至今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仍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向往管制、热衷于追求管制的另一种心里逻辑倾向是-觉得是官了，才意味着获得了当局最大程度的器重，才意味着被信赖到家了似的。在传统仕途和现代市场两者之间，知识分子们每每陷入选择的困惑，知识分子们都较看重价值的长久性，都希望自己的脑力劳动的知识成果不仅速变成为钞票，而且能在科研和知识的本质意义上有所贡献。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如果人们不已移民国外为幸运和幸福，那幺证明这个国家的确是富强了，对于知识分子，如果不以攀权做官为一等人生前途的选择，那幺证明知识分子的确开始凭着知识实力而自信自立了。知识分子自身作为阶层的时代，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根本没有形成过，以后或许会形成。

——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中国当代之中产者按其收入主要由以下几类人顺序构成：1，一，二三流影视明星。中国电视剧制造业目前仍热火朝天，仿佛五八年的大跃进，电视剧大获成功其利润最高棵翻成本的数倍。就单位利润而言，它的利润高于房地产，高过保健品。受益于电视连续剧生产业的还有编剧们。北京每集电视连续剧的普遍价位为一万至一万五元。2，年收入仅次于电视连续剧编剧的要数歌星们了。在走穴狂潮席卷神州大地的岁月里面，有影星客串歌星者，一天里索得过十几万出场费。出道最早并且随即大红大紫的歌星们，当年挣得是中国老百姓充大头的傻钱。现阶段，后来人的成名和成功都不太容易了。3，名气半大不小的画家和书法家。画家，书法家的名气越大，他们的画和字的收藏价值越高，其实就是钱的保值和升值方式。除了拍卖场中产阶级画家通过民间经纪人将作品薄利多销销往国外从而变画为钱。4，个体独资小公司的法人代表。在资本积累阶段，和官府的灰色关系以金钱和美女为纽带，深深的纠缠在一起，一方面仗着行贿和官员称兄道弟，但另一方面也不知道这些比他还精的官员会不会某天丢车保帅。5，在前三组中有相当一部分仍是有单位公有体制内的在业人员，享受着公有资源的福利。西方文化，影视中的中产者给我们的形象是温良恭谦让，这总体形象并非全为艺术加工，因为西方中产阶层的构成，主要由知识分子家庭而非有小商人小企业主构成。西中产阶层的知识化至少已有两个多世纪的历史。使这一阶层带有很强的吞吐能力。它积极的容纳一切在经济方面已然中产起来的人也善于积极的以借层意识本能改造后加入者的不和谐特征。中国的中产者，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几乎就从未形成过什幺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而在近代中国，这一阶层算是新生。资产者始终使资产者中产者始终是中产者，两者的转换不超过百分之几。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地讯仅进，对＂中方雇员＂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他们是中国中产者的储备阶层。将由中产阶级的下层而渐变为此阶...

——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二分钱可买五粒比小指甲大不了多少的糖豆。不是因为嘴馋，的确是因为想看见她那张神情迷惘惆怅的脸，和她那双忧伤的大眼睛。柜台上有一只大约可装三四斤糖豆的玻璃罐子，估计两个月也卖不完。那小店当然也是国营的。我想，如果以后她的命运中没有意外的侥幸，那幺大概一辈子就算被“钉”在那小店里了。她怎幺能不迷惘怎幺能不惆怅怎幺能不忧伤呢？

——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约翰·列侬1971年的名作《想象》是全球主义的颂歌，他邀请人们“想象一下没有国家，这并不难做到，没有什幺要为之杀戮或送命的，也没有宗教，想象所有人生活在和平中。你或许会说我是个梦想者，但我不是孤身一个，我希望有一天你会加入我们，那世界将会如同一体”。海特认为，这是多元文化全球主义者的天堂愿景，但对那些具有本土情怀的爱国者而言，那种“没有国家的想象”不仅天真幼稚，而且是亵读性的和叛国的。他们偏爱自己的国家与文化传统，相信与自己的国家有一种特殊的纽带约束，而这种约束对公民和政府施加了双向的道德义务：公民有义务爱戴和服务于国家，而政府有责任保护本国的公民，并将他们的利益置于外国人的利益之上。这种民族主义的认同本身未必涉嫌种族主义，在道德上也无卑下之处，并且有助于形成共享的身份认同、规范意识和历史感，从而促进社会信任。如果一个社会缺乏这种共享的感知，反而容易导致涂尔干所说的失范状态（anomie）。1《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罗斯·多塞特在11月发表的文章中也强调，列侬所“想象”的价值难以满足人类生活的需求：“人们怀有世界主义所无法满足的（社群）团结的愿望，具有再分配所无法实现的非物质性利益，具有世俗主义无法回应的对神圣性的渴望。”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摩根索在阿伦特的“恶之平庸”中看到其他批判者的未见之明：恶行与作恶者并不直接对应，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邪恶的官僚机器。因此，艾希曼不必憎恨犹太人才能实施屠杀，这是阿伦特对现代极权主义的诊断之一。而摩根索自己从极权主义的历史中领悟到许多自由派很难接受的教训：“人们不只是争取自由并愿意为自由献身，他们也追求秩序并愿意为秩序献身。”他们都明白世界的暴力性处境（阿伦特称之为“黑暗时代”），从而抵触美国进步主义者的乐观态度。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在国际人权日（12月10日），562位著名作家（包括五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全世界三十家媒体同步发表一份呼吁书，题为《为数字时代的民主建立准则》，就斯诺登揭露的大规模政府监控问题，要求展开全球性的反监控运动，捍卫公民的自由权利：“我们呼吁所有国家和公司尊重这些权利，我们呼吁所有公民站出来捍卫这些权利，我们呼吁联合国承认在数字时代保护公民权利的至关重要性，并制定数字权利的国际公约，我们呼吁各国政府签署并遵守这项公约。”目前这份呼吁书已经征集到两万个支持者的签名。这份呼吁书和大量的公共讨论聚集的焦点议题是公民自由与国家安全的关系。两者都是正当而重要的政治目标，但彼此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紧张。在西方社会的政治传统中，公民对自由与隐私权极为敏感，为国家安全而牺牲个人自由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9·11”事件以及后续的一系列恐怖主义袭击严重冲击了西方社会的安全感，突出了安全问题的优先性。近十多年来，政府以反恐为由逐步扩张和强化了对公民的监控，公民也比以往做出了更多的让步，接受了某些对公民自由的新限制。但这种趋势是否已经走向极端，越过了适度平衡的界限，以至于威胁到立宪民主政体本身？斯诺登事件再次触及这个敏感的政治问题。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左翼学者在占领运动中看到更为激进的变革可能。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发表文章指出：“针对公司贪婪和经济不平等的愤怒是真实而深刻的。但同样重要的是，这场抗议是针对政治代表制的缺乏或失败…如果民主（那种我们一直被赋予的民主）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步履蹒跚，无力主张大众的意愿和利益，那幺现在可能就到了这样的时刻一认定这种形式的民主已经老旧过时了”。他们在抗议运动中看到一种新颖的民主斗争的可能。齐泽克的演讲犀利而雄辩：他没有宣称自己是一个列宁主义者，而是自称真正的民主派，但他所诉诸的民主不是资本主义的民主。他宣称，这个世界上最强劲的资本主义发生在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齐泽克说：“这意味着当你们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不要让自己被人讹诈说你们反对民主。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联姻已经过去了。变革是可能的。”以民主来反对资本主义是一个吸引人的原则，但齐泽克承认，真正的困难在于“我们知道自己不要什幺”，却并不清楚“我们想要什幺”以及“什幺样的社会组织能取代资本主义”。他不可能充分回答这些问题，但他告诫抗议者们不要只盯住腐败本身，而要着眼于批判造成腐败的体制；呼吁人们不要陶醉于狂欢节般的反抗仪式，而要严肃地思考另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并致力于实现自己渴望的理想。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弗朗西斯·福山再度成为引人注目的评论者。早在克林顿和小布什执政时期，他就向当局告诫，民主化浪潮将会波及西亚地区。当时他的预言似乎是无稽之谈，直到2011年。在多篇文章与访谈中，福山批评了单纯从文化特殊性或经济发展水平来把握政治变化的理论，强调民众“政治意识”的重要性。他指出，西亚地区完全没有受到第三波民主化的冲击，这一事实使很多人相信“文化特殊论”一认为阿拉伯文化的某种特性与民主相抵触。就发展水平而言，突尼斯和埃及的表现相当出色（联合国汇编的资料表明，在过去二十年间这两个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增长了30%左右），但民众抗议仍然爆发了。福山认为，亨廷顿在《变动中的政治秩序》（而不是他的《文明的冲突》）中提出的理论更有解释力。抗议运动的主要力量不是来自最穷苦的阶层，而是来自受到教育的中产阶级，觉醒的政治意识使他们无法继续忍受“缺乏政治和经济机会所造成的挫折感”，在他们的政治参与要求与体制压制的政治机会之间出现了严重的裂痕。正是这种裂痕促发抗议运动。在他看来，突尼斯和埃及的趋势再次应验了亨廷顿的“现代化的逻辑”。但与此同时，他对“阿拉伯之春”前景的判断比热衷鼓吹“第四波”的传媒人士更为谨慎。他在访谈中指出，“体制建设不会在一夜之间完成”。在有些国家中，旧制度的崩溃可能会导致部落战争。福山表示，“我不认为在短期内这会导向稳定的民主制”。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阿亚安·希尔西·阿里大概是当今西方最有影响，也最富有争议的伊斯兰流亡者。今年5月，自由出版社推出了阿里的自传新作《流浪者一从伊斯兰到美国：一段历经文明冲突的个人旅程》（以下简称《流浪者》）2，使她再度成为焦点人物，也激发了关于文化多元主义的争论。阿里1969年出生在索马里，儿时随家人在多个非洲国家流亡。她曾是穆斯林教徒，按照习俗接受女性“割礼”。1992年为了抗拒父亲安排的与陌生男子的婚事，阿里从肯尼亚逃往荷兰，改换姓名，编造履历，获准以难民身份定居。她后来进入莱顿大学攻读政治学，获得硕士学位，取得了荷兰国籍。大约在2002年，阿里放弃了对伊斯兰教的信仰，成为一个无神论的女性主义活动家，并在2003年当选为荷兰国会议员，曾多次人选全球最有影响的百位知识分子。她曾与荷兰电影人特奥·梵高（著名印象派画家梵高的曾侄孙）合作制作一部短片《屈从》（Submission），揭示伊斯兰社会中女性的悲惨遭遇，引起强烈反响。2004年11月，特奥·梵高遭到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暗杀，尸体的匕首上留有一份死亡威胁名单，阿里的名字也在其中。这一事件当时激起了荷兰的反移民浪潮。2006年，阿里在申请难民时作假的问题被曝光，她在争议中辞去了议员的职务，从荷兰移民美国。在《流浪者》一书中，阿里一如既往地以亲身经历对伊斯兰文化中的黑暗面予以公开而尖锐的抨击，引人注目的同时也备受争议。西方的自由派与左派知识分子对她持有犹疑不决的评价。《纽约时报》刊登著名专栏作家、两次普利策奖获得者纪思道的书评文章。作者赞扬她的勇气，又批评她对伊斯兰文化以偏概全的过激之辞。但是，所有文化究竟是不是一律平等？这个问题始终会困扰那些既坚持普遍人道标准，又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自由派人士。而阿里的立场要鲜明得多，《流浪者》中有这样一段告白：“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但并非所有的文化和宗教都是平等的。一种赞扬女性气质...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左翼经济学家在倡导“人民的资本主义”，而保守派的政治人物提出了“共同善的资本主义”（common-good capitalism），出自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他11月在一所大学的演讲中，抨击了自由放任主义那种“不加以引导的市场会解决我们的问题”的观念，认为这种老办法根本行不通，因为它无法建立劳资双方在义务和权利之间的平衡关系。虽然“老办法”可能会带来GDP和利润的增长，但它本身不会带来“有尊严的工作”。他批评当前的政府政策只追求经济增长，指出“这种增长常常只能让股东受益”，却牺牲了新的工作和更好的薪酬。卢比奥对当前政治的左右两派都表达了不满，因为右派只注重维护商界谋利和股东投资回报的权利，却忽视他们对于工人和国家应有的义务，同时也忽视了工人分享收益的权利；而左派热烈呼吁每个人获取收益的权利，也强调商人有义务分享他们的成功，却很少谈论工作的义务和商业界的权利。卢比奥所构想的“共同善的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由企业的体制”，其中劳资双方都享有权利也履行义务：“工人履行他们工作的义务，也享受他们工作的收益。与此同时，企业享有创造利润的权利，也要将足够的利润重新投资来为美国人创造有尊严的工作。”。。。。。。参加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杨安泽，在初选竞争中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资本主义”（Human-centered Capitalism）。他反对“重利轻人”的主流经济模式，认为“劳动力参与率”（labor forceparticipation rate）、“收人中位数”以及“寿命预期”这些指标要比传统的失业率和GDP更准确地衡量经济的健康发展。在他的竞选策略中，最受人瞩目的是“自由红利”（Freedom Dividend）提案，承诺给每个十八岁到六十四岁之间的美国人发放每月一千美元的“全民基本收入”（UB）。这个方案听上去匪夷所思，但他以（被美国人迷信...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纽约客》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曾经是全世界最主张平等主义（egalitarian）的社会，托克维尔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富有的1%人口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占比，当时在美国不到10%（而在英国超过了20%），但今天上升到20%。在20世纪50年代，CE0的工资是普通工作者平均工资的二十倍，而现在达到了三百六十倍。贫富差别的加剧带来了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整个中产阶级在过去半个世纪内不断衰落，少部分进入上层和精英阶层，而大部分的收入和地位不断下降（这也使中产与底层人口的贫富差距相对缓和），结果形成了顶层与中下层之间严重的两极分化。一个由中产阶级占据美国主导地位的“橄榄型社会”消失了。。。。。。。这部著作杰出的贡献在于令人信服地论证了两个重要观点：让优绩制的竞争成为压倒一切的最高原则，会导致社会的分裂，进而危及西方社会赖以生存的民主政治体系。此外，严重的结果不平等也将损害机会平等，反过来会侵蚀优绩制本身的原则。但马科维茨的核心主张带有含混的暗示，声称优绩制是资本主义困境的根源，好像若非如此，本来可以有一个更美好的资本主义社会。但优绩制得以大行其道，可能正是由资本主义的逻辑所驱动。优绩主义的霸权源自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逻辑和效率最大化原则，这造成了当代西方社会新的危机。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美国大学招生同样以“择优录取”为主要原则，反映了美国的“优绩制”（meritocracy）的价值取向，但其公平原则也包含对弱势群体的“补偿正义”观念，突出体现于“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又译作“肯定性措施”）。此外，美国大学还会兼顾“文化多样性”的目标，可能会考虑校园的“族裔平衡”（racial balancing）。择优录取、补偿正义和文化多样性，这三重维度之间存在张力，每个大学有自己的侧重与应对策略。几十年来围绕“平权法案”的辩论和诉讼连绵不绝，可见平衡公允的决定何等困难。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作者认为，自由主义百年来的进步是非常可观的：在自由世界“许多生活中‘极大之恶’，包括奴隶制、赤贫、失业、基于种族和阶级的法律差异以及宗教歧视，已被消除或极大地缓解”。但弊端和问题也持续存在。自由主义者有远大抱负，但自由社会的现实永远无法企及理想。其中一个原因是自由主义蕴含着多种彼此冲突的目标（比如，更大的个人自主性与更充分的平等之间存在冲突）。“由于这种内在紧张，自由主义携带着自我破环的种子。”虽然获得了种种进步，但自由主义的成就总是局部的、暂时的和不完善的。。。。导言中指出，《经济学人》在一百七十五年前创刊时，就致力于推动自由主义一“一种对个体尊严、开放市场和有限政府的普遍承诺，以及一种依靠辩论和改革带来人类进步的信念”，而不是如今美国大学校园中流行的左翼“进步主义”，也不是法国时评人构想的右翼“极端自由主义”。令人忧虑的是，“自由主义造就了现代世界，但现代世界正在背离自由主义”。如果要复兴自由主义的活力，必须反省它失去活力的多种成因。在社会经济方面，需要反省自由主义崇尚的“优绩制”（meritocracy）竞争对造成贫富差别与社会固化的影响。。。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可是利益并不是与价值无涉的，也远不只是一些可明确计量的指标（比如贸易逆差）。那种抛开价值理念来谈论“只有永恒的利益”的所谓“现实主义”观点，不仅肤浅而且缺乏真正的现实感。如果利益的定义是对于自身而言的重要益处，那幺利益只能在“何为重要之事”的价值框架中才能被塑造和理解，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特定的意识形态图景。人类的“共同利益”在根本上无法独立于“共同价值”。。。。彭斯与蓬佩奥的演讲显示，美国正在改变“自由秩序”的含义和取向，从以往包容开放的全球主义，转向党同伐异的敌我划界；从信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普遍价值，转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戒心。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在耶鲁大学会议的报告中，著名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普热沃尔斯基指出，中产阶级丧失对未来的信心是一个重要原因。在过去两百年中，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信念是财富不断增长，一代更比一代强。但现在这个信念被动摇了。1970年，美国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中有90%认为自己比父辈年轻时的生活质量更好，而到2010年，这个比例下降到50%。1980年以来，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基本停滞，现在有64%的欧洲人和60%的美国人认为下一代的生活会比自己更差。1973年之前，生产率与工人收入的增长几乎是同步的，此后便开始明显脱节。经济不平等日益加剧，导致了“阶级妥协”的瓦解。人们对现有体制缺乏信心，政治与宗教极端主义的兴起使边缘党派和候选人有了可乘之机。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英国皇家学会前主席、剑桥大学天体物理学家马丁·里斯甚至认为，从长期演化论的观点看，人的出现似乎只不过是为了发明出更卓越的超级智能的存在。他说，无论我们如何界定“思维”，人类的有机体思维（organicthinking）只是超大尺度的演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其思维的速度与强度终将被机器智能所淘汰，尤其在量子计算机诞生之后。生物大脑的抽象思维奠定了所有文化与科学的基础，但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历史前奏，是通向非有机体的后人类时代更强有力的智慧”。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如果把疆界划分为居住地域、人际互动、物质交换和信息交往这四重疆界，那幺在原始的部落社会，对同一部落的人而言，这四重疆界是基本重叠且共享的，而随着历史的发展，个体的四重疆界不再重叠，而且同一社群的成员也不再共享相同的疆界。这是多种跨疆界的遭遇的结果，也形成了同一共同体内部的差异性。如今，在国际大都市中，受到良好教育的人群的信息交往是全球性的，物质交换是跨国的，人际互动是跨地域的，虽然他们可能长久居住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他们的四重疆界不再是重叠的。而身处同一个国家中欠发达地区的人群，他们的各种疆界可能要狭隘得多。这个视野或许能更为精微地阐述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变。在这种视野中，同一国家中倾向于全球主义与忠实于本土主义的人口之间的差异，很可能被解释为双方处在不同的疆界之中。疆界的政治含义可能是权利义务的边界，在文化上可能是伦理判断的适用性边界。在这个意义上，对“他者”的暴力就是疆界之外的人群不被当作具有伦理意义的存在。这可能为理解各种歧视打开新的研究视野。遭遇提供了一个从生成（becoming）视野来理解政治共同体的变化和发展的视角。这个理论也为发展新的世界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另外，我仍然在思考“疆界——遭遇”的理论模式是否有可能对社会科学中经典的“能动者——结构”问题（agency-structure problem）进行新的、更精确的类型化处理。这里需要认真考虑，在什幺意义上它能够弥补比如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以及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存在的局限。这当然都是很费力的工作。问：这一构想的学术渊源是什幺？《疆界与遭遇：广义政治学理论纲要》大约会在何时完成？答：关键的两个范畴都是从其他学者那里获得的启发。在对文化多元主义的研究中，有几位结构主义取向的学者发展出了“边界理论”（Border Theory），他们有时候也用“boundary”的概念，在处理文化差异和身份认同的问题上...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双方合意是亲密关系的基本原则，这要求双方充分尊重彼此的意愿。复杂的情况在于，亲密关系中“意愿”有时是复杂的、变化的。比如婚内的性关系，婚姻的合法性本身并不意味着某一方随时都保持性活动的意愿，违背对方意愿的强制性行为也构成性侵。而在亲密关系建立的最初阶段，性意愿处于一个相互试探和逐渐明确的形成过程，常常有暧昧不清的时刻。这里可以明确的原则是，任何一方在任何时刻说出的“No”都足具分量，另一方应当即刻停止。但是没有明确说出“No”是否就意味着“Yes”呢？比如，肢体语言含混流露出的“勉强”应当被视为拒绝还是微妙的试探？其中有一个模糊不清的“灰色地带”。当然，更安全的做法是事先签订契约，并且在亲密活动的每一步都明确询问对方（“Are you OK with this?”之类），在获得明确的肯定答复后再继续进展，但这很可能会将亲密关系变成一种道德纯洁却乏味无趣的关系。另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意愿与权力结构。许多女权主义者主张，如果是处在不对等权力关系的弱势一方，即便明确表达“自愿”，也不能算作“本真的意愿”。通常我们认为，职场中直接的上下级、校园中的师生处在明显的不对等权力关系之中，所谓“自愿”实际上往往是权力效应的结果，因此明令禁止他们之间发生亲密关系，这可以成为正当的通则。但是，权力对意愿的影响几乎是无所不在的，如男性对女性、明星对粉丝、富人对穷人、年长对年轻（或者相反）、高颜值对低颜值、高智商对低智商、专业熟手对专业新手、健康对体弱、母语对非母语、开放对保守……所有的前者都可能在亲密关系中处于强势的一方。因此，完全免于任何权力效应的“本真的意愿”几乎是不存在的。如果一个成年人自我明确表达的“自愿”不足为信，那幺应当由谁、根据什幺来判断一个意愿足够真实（从而免于性侵的嫌疑）？权力对意愿的影响是一个真命题，但具体情境下的个案判断却是复杂的，有时是极为困难的。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里拉曾对美国两大政党的网站主页做过对比，共和党的主页上推出的《美国复兴的原则》文件十分醒目，包括对广泛关注的政治问题的立场声明。然而，民主党的网站主页上却找不到类似的原则性声明，只有多达十七个不同身份群体的网站链接，其内容是各个群体分别提出的不同的主张和诉求。这样的多样性照顾到每一个身份群体的特殊性，却很难形成有效的政治联盟。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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