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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开篇是这幺写的: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一一乐园与人间,水,光,昼与夜,以及人世间的万物,每天的创造之后,上帝都说:“这很好。”然而,当上帝创造了亚当之后,他的语气变了。上帝突然宣称这是他第一件不甚完美的作品:“他不应该孤单一人。”于是,上帝创造了夏娃,从此以后亚当不再是孤单一人了。 随着时光的流逝,对孤单的反对从一种神学的禁令延伸到了文学与哲学的领域。亚里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写道:“被孤立的人,无法从政治的联盟中分享获益,又或者已然自给自足而无需分享获益,这样的人已不再是城邦中的一部分,因而也与野兽或神无异。”古希腊诗人提奥克里图斯也坚称“人类永远彼此需要”,而罗马帝国的皇帝、斯多亚学派的马可奥数多更是宣称:“人类是社会化的动物。”其他物种也是如此。野生动物仅在条件所迫下才选择独自生存,尤其是当食物出现紧缺时。不然,绝大多数物种都更愿意选择群居。群居生活自然有其代价,如为了族群中的地位而产生的竞争以及偶尔发生的暴力冲突。但群居的种种优势,如:族群为个体防范来自掠食者的侵袭合作协同捕食、繁衍后代的效率等,令其所带来的代价和劣处,相形之下变得不值一提。与人类最为接近的物种猿猴,就是稳定的社会化群居动物。即便是众所周知的独居动物红毛猩猩,在出生后的七人年中也是与母亲共同居住生活的,正如著名的荷兰灵长类动物学家卡雷尔范斯海所发现的那样,在苏门答腊食物资源丰富的器泽丛林中,红毛与它们的远房表亲黑猩猩“一样热衷于社交”。 红毛猩猩并不是唯一被误解的动物。寄居蟹也被证实为一种社会化的动物,它们生活在由多达一百只同类所组成的族群中,因为离群索居是无法令种族繁衍昌盛的。一本写给即将成为寄居饲养者的宠物指导手册中这样说:“每一只水缸里最好有两只寄居蟹,如果可能的话,每种种类两只。”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需要保护,或是在获取食物时彼此帮助,也同样是为了一个更为简单的原因——...
——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单身社会》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从服务行业的快速成长中获益,这些服务包括家居清洁、照顾孩子、看护老人、送外卖,甚至干洗服务。社会学家苏珊·利斯特借鉴从劳动局得到的数据,指出“原本有妇女完成的家务劳动转化为付费服务,这成了一种伟大的造就全新就业机会的领域。”越来越多受过教育的女性越来越快地涌入职场。……正是由于这些女性离开了她们原本无形的工作——那些无偿的家务劳动,因而为其他人,当然主要还是为其他女性,创造了新的服务业的就业需求,以代替她们完成这些家务劳动。
——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单身社会》
布朗的书是为了那些生活在尽早结婚安定下来的巨大社会压力中并为之烦恼的女性所写的,这些女性在获得一纸结婚证书正式进入家庭生活之前,经历了多年的成长、摸索和愉快的生活,并因而认为婚姻可能并不是她们想要的结果。布朗在书中说:“女性最好的年华里并不需要一个丈夫的角色,单身女性最大的烦恼恰恰是——如何解决那些着急娶她的男人带来的麻烦!”她还写道:“婚姻是女性最糟糕的岁月里的一份保障。”
——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单身社会》
人们对于住所的稳定性甚至更为削弱。人们经常搬来搬去,而社会学家将现代社区称为“责任有限的社区”,邻里社区成为人们建立联系却并不期望这种关系会长久维持的地方。工作场合的状况也颇为类似,雇佣者不再为有能力的雇员提供一生的职业机会,每个人都知道应该为自己筹谋打算、自我激励,而公司则认为这是维持公司景气的唯一办法。徳国社会学家乌尔利希・贝克①与伊丽莎白·贝克・盖尔茨是这幺写的:“在人类历史上,个人第一次成为了社会再生产的基础单位。”而所有的一切,都随之发生了变革。
——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单身社会》
根据当代知识,追寻成功与快乐并不依赖于将个体与他人相连相反,这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向个体完整展现寻求其他更好选择的机会。自由、适应性、个人选择,在现代道德准则中最受人们珍视。“个人最主要的义务在于对自身负责,而非对他的伴侣或者孩子”,这意味着当代对个体的推崇已经远远超越了想象。
——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单身社会》
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并不认为个人主义者会 如此看待这一题。在他1942年的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熊彼特观察到现代资本主义促进了“对于生活中所有的一切进行理性化”,并预言了一个冷酷、锱铢必较的文化可能最终步向集体的“腐朽”:“当人们都变得功利和实际,并拒绝接受社会环境为他们做出的传统安排是一种理所当然的选择时,当他们学会了在自已的个人利益及其他行动可能造成的不利之间权衡得失时,当人们必将认识到家庭尤其是亲子关系所带来的巨大个人牺牲时”,熊彼特预言了“资产阶级家庭的解体”将逐渐到来,因为独立思考的男女们将会选择另外一种生活“舒适、自由、不为关爱所牵绊的生活,以及越来越多的享受其他有趣、新鲜事物的机会”。
——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单身社会》
到三十多岁依然单身的人们大多都会发现,他们的社交圈子因为朋友们纷纷结婚生子而日渐式微,而工作即便带来了成就感,却无法满足他们最深切的精神需求。于是,他们陷入了两难境地,这些已经习惯享受“独立时光”的人们必须要在令单身生活重放光芒,或者是找一个伴侣步入家庭生活之间做一个抉择。
——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单身社会》
在瑞典以及许多其他国家里,独居现象普遍存在,独自居住不仅是人们认可的现象,很多时候甚至是人们欣赏,重视甚至追求的生活方式。年轻人认为,搬进自己独立的住所是成人必不可少的步骤,因为独居的经验将令他们变的更为成熟和独立自主。中年人则认为,离婚或分居后的独自生活非常有必要,因为这将帮助他们重获自主权和对自我的掌控。而老年人认为,独自生活令他们维持自己的尊严,个体完整性以及自主性,并定义了他们的生活方式。独居生活吸引了许多人的原因之一,是这种生活方式本身并没有太多的约束。大多数人都能找到室友,无论是craiglist上的陌生人,还是朋友,家人,交往中的爱情伴侣,或者是公共住宅建筑中的邻居伙伴等,但事实上,绝大多数的人依然更倾向于独居,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个人主义盛行的年代,这不太可能会发生改变。如果我们不再沉溺于社会改革者的幻想,试图以道德模式劝说单身人士人类更适合共同生活,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这一事实——独居的兴起是现代社会的基本标志之一,我们是否可以更好的直面那些因为境况不佳甚至是不幸的单身者,并为他们提供帮助呢?年老体弱或是贫困的单身人士,因为社会孤立而无法获得足够的照料和支持;渴望社交却失去了伴侣,又苦于无法找到新的朋友,伙伴和伴侣的独居人士;渴望怀孕生子,但有效生育年龄即将结束,因而压力重重,充满焦虑的单身女性;没有伴侣,因为也缺乏伴侣的经济支持,经济上毫无安全感的失业人士。以上这些都是很实际的问题,显然也可以有很切实的解决方案,而不是模糊而空泛的口号,无法被确实衡量的危言耸听——“社区已死”,或是“公民社会的崩溃”。
——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单身社会》
疗养院就是人生的最后一站,就是这样。
——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单身社会》
如果玛丽安的遗产总额并没有达到六千美元,洛杉矶郡政府仍会为她料理后事。当独居者独自死去又没有钱下葬时,他们的遗体会被火化,骨灰被单独存放进盒子里,保存四年。四年后,如果依然没有人要领走死者的骨灰,他们会被葬入一个集体坟墓,集体葬礼在洛杉矶东部的南加州大学医学院旁的巨大公墓里每年举行一次。2007年,就在玛丽安去世之后的几周内,郡政府为所有自2003年起无亲属认领的骨灰举办了丧礼仪式。葬礼由一位神父主持:“尊敬的客人,在2007年12月6日这一天,我们聚集在这里......向一千九百一十八为兄弟姐妹告别。”这是一幅打动人心的场面,但也有些空空荡荡。除了神父,只有洛杉矶郡政府的大约十名员工出席了这场公开葬礼。其中一人指出了标志着每年葬礼的墓地的墓碑,一千九百多人的骨灰只能填满一个长十英尺、宽八英尺、深八英尺的墓穴。我不由自主地想道:就在此处,这几千名独自生活、独自死去的人们,此后再也不孤单了。
——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单身社会》
然而,无论住宿环境多幺温馨,对于独居者而言,旅行终究不过是寻求人生意义的过程中一种短暂逃避。就像艾拉这样自身的探险者们都承认的那样,如果你无法寻找到独自生活的意义,那幺外出寻找新鲜感本身,也会渐渐丧失新鲜感和吸引力。......“许多人跟我说他们喜欢独居,是因为独居生活令他们可以随时随地去旅行。但是,旅行并不是什幺灵丹妙药,充其量不过是一次长长的中场休息,旅行本身无法回答最深刻的那个问题。”所有独自生活的人们都会明白,家,才是最终的目的地,也是他们独居生活最终的归属之地。
——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单身社会》
可是,艾拉渐渐意识到,独居生活中的烹饪需要培养特殊的技能——愿意用自己的时间、金钱和创造力,来满足自己所需的意志力。这是一个值得探索追求的挑战,因为那些学会了这一点的人发现,这一技能在厨房外也令他们获益匪浅,因为从根本上而言,这是一种关于如何照顾自己的技能。
——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单身社会》
现今,足垒球这一在过去具有代表性的孩童游戏却在蓬勃兴起。令人诧异的同时也不禁让人联想起社会学家所说的“第二青春期”。第二青春期推迟了所谓成家立业的“成年”,这在发达国家正变得司空见惯,一如冠军球队的名字——年轻人更热衷于无责任负担的生活方式。
——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单身社会》
人们投身独居生活这样一场社会试验,因为大家相信,这是有益处的。独居生活有助于人们追寻神圣的现代价值——个人的自由、对自身权利力的掌控以及自我实现,这些都是自我们青春期起直到生命终结,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价值。独居生活使人们可以在适宜的时间,以自己的方式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独居生活将人们从家庭以及婚姻伴侣的需求和限制中解放出来,令人们可以更将注意力集中于自身。在我们今天的时代,数字化媒体以及急速扩张的社交网络,令独居生活甚至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受益——保持隐私与独立的空间与时间。这意味着,独居生活令人们有机会探索并认知自身生命的意义与目的。
——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单身社会》
根据当代知识,追寻成功与快乐并不依赖于将个体与他人相连,相反,这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向个体完整展现寻求其他更好选择的机会。自由、适应性、个人选择,在现代道德准则中最受人们珍视。“个人最重要的义务在于对自身负责,而非对他的伴侣或者孩子”,这意味着当代对个体的推崇已经远远超越了想象。不久以前,如果某人对自己的伴侣不满意而寻求离婚,他必须为此作出合理的说明。而今则完全相反,——如果你对于婚姻并非全然满意,你必须提出理由来说服自己维持这婚姻,因为当代文化更致力于让每个人为自己谋求最好的结果。
——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单身社会》
正如不同历史时期,立法者所认识到的那样,孤立对人类来说也是一种无法承受的压力。在远古社会,放逐在所有的酷刑中排名最高,仅次于死刑处决(甚至有人认为放逐是一种比死亡更为残酷的命运)。在十七世纪与十八世纪末期,现代监狱系统开始推广单独监禁的做法,因为正如英国法学家威廉.佩利所说的——孤立隔离“能提升惩罚的威慑力”,进而制止犯罪。时至今日,仅仅美国就羁押着大约两万五千名“超级囚犯”,在那里,正如一位杰出的心理学家所记录下来的,超级囚犯们“被不同程度地单独隔离,这确实是有史以来所可能实现的、最高程度的、最彻底的剥夺人性的惩罚”。人们常用一个词来形容这种与世隔绝的囚禁状态——无论是单独监禁的拥护者还是反对者,都一致称其为“生不如死”。
——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单身社会》
对失去个人独立性的恐惧感,以及对于自身越来越依赖于他人或其他机构的焦虑,都困扰着当代社会绝大多数的老年人,这种不安全感完全是来自于个人主义文化因为,当个体的尊严和完整性取决于个人主权的自我认知时,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无法自理自立时那便成为了最严重的屈辱感。当然,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都不是真正独立的个体。但个人自主权的集体信仰掩盖了一个事实—其实是各种社会机构为我们最宝贵的个人主义提供了支持和保障,其中包括:家庭、市场和国家。而那些与个人主义有关的传奇,例如自力更生、白手起家的故事,更令人们忽视了由独立的个体组成的社交网络,为我们每一个人,甚至是我们中间最为反社会型的个体,提供了独立的力量。
——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单身社会》
独居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但同时独居也会危及个体本身,而且不出所料的是,那些健康、情感、财务状况良好的人,相比那些贫穷和不健康的人群,更能找到其中的平衡。对于那些经济上有保障日程繁忙、拥有丰富社交生活的人而言,独居可能是一种高效的生活方式,因为独居既保证了隐私,也提供了自我复原以及个人发展的机会。但对于那些弱势社群而言,独居往往会导致一种危险的状态,伯克利大学的社会学家桑德拉·斯密称之为“防御性的个人主义”:对其他人和机构组织的不信任,并终将导致对自身的不确信。
——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单身社会》
其实很久以前,人们纷纷来到纽约市的波希米亚、单身汉及同性恋社区,如果不能亲身参与,至少也来旁观一番这些区域内独特的亚文化场景。众所周知,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中产阶级的白人穿越纽约城来到上城区,体验爵士乐俱乐部的异国情调和上城区迷人的夜生活;这些中产阶级,同样也来到格林威治村欣赏波希米亚文化的各种产物。从早到晚,格林威治村的访客从不间断,而入夜后,这里繁忙的街道以及热闹的文化场景,令格林威治村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摩登生活方式的全新剧场,富有冒险精神的观众自纽约市以及纽约以外的地区蜂拥而至。这恰是城市公众生活蓬勃发展时会产生的景象:密集而多样化的社会环境中,陌生的人们彼此相遇,街道化作了舞台,全新的公共区域由此建立 。“
——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单身社会》
对于独居者而言,旅行终究不过是寻求人生意义过程中一种短暂逃避。
——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单身社会》
独居生活的兴起本身也已成为一种具有革新力量的社会现象:它改变了人们对自身,以及人类最亲密的关系的理解;它影响着城市的建造和经济的变革;它甚至改变了人们成长与成年的方式,也同样改变了人类老去甚至去世的方式。无论今时今日我们是否与他人一起居住,独居几乎与每个社会群体、每个家庭都密切相关。
——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单身社会》
六十一岁的马德琳一个人快乐地独居了二十年,她认为那些“陪伴、交谈、分享、对话是无价的,知道有个人在那里,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如果有个人陪你一起经历,你会觉得日子过得轻松些。”
——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单身社会》
他在书中写道:个人自由,并不能消极地理解为单纯的个体行动自由,或是仅仅被庸俗化的偏见归纳为思想解放运动,自由的本质特征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特殊性与不可复制性,这恰恰是生命赋予我们的既有特征,遵循着内心与自然的规律,我们就能找到自由。
——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单身社会》
当然,今时今日,私人空间已经无需再依赖专属的个人房间来形成,我们大可以全家坐在一起,甚至是在一起用餐,却各自沉浸在iPhone或笔记本电脑中,也不与身边的家人交谈。可在过去,社交媒体尚未出现的那个年代里,中产阶级的家中开始出现每个人自己的私人空间,在当时,就已经开始改变美国家庭的互动方式了。社会学家安妮特.拉奥特在她的“美国不同阶层育儿方法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在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里,除了每隔几天偶尔坐下来一起用餐,每个孩子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甚至父母和子女都很少待在同一间房间里。于是家庭生活围绕着每个人——不仅是父母,还有子女们的——需求和喜好展开,兄弟姐妹们参加不同的运动,玩不一样的乐器,跟不同的朋友来往,全家使用一种开放性的时间表,每个家庭成员都能按自己的想法待在或离开家里。父母们竭尽所能地让每个子女都得到个人发展,而孩子们在这种过程中,也开始培养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享有特权的想法,兄弟姐妹之间也产生了强烈的竞争意识,甚至略带着些敌意,尽管在中产阶级家庭中,兄弟姐妹其实很少待在一起。拉奥特指出,常常听到孩子们在另一个家庭成员身上用“恨”这个字眼,但谁也不会因此大惊小关,——当每个人都开始关注自身时,人们和环境都变得更为平和。
——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单身社会》
许多选择了独自生活的年轻人从小就形成了这样的想法。......然而,今时今日,越来越多的孩子培育出独立生活的能力和愿望,这都源自一个历史性的变革:孩子自己的卧室。
——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单身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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