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名句 ▼

书籍名句

身为移民，我无法摆脱那种奖学金就是经济命脉的感觉。

——李飞飞《我看见的世界》

一个家境清寒，生活用品和计算机这类学用品要去车库拍卖捡破烂的学生，怎么可能负檐常春藤名校的学费？但我还是忍不住申请了普林斯顿。就把它当成特别的象徽吧，当作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李飞飞《我看见的世界》

科学演化史比较富有诗意的部分就是思想的酝酿期，即使某些理论的概念一时之间无法实现，依然具有价值。

——李飞飞《我看见的世界》

我希望自己能闭上眼睛，视若无睹。她藏在大衣底下的那双手不小心露出来，正在微微颤抖。

——李飞飞《我看见的世界》

我爱物理，就像我父母在我小时候与我分享他们最爱的东西。这是一种简单、纯粹的爱。⋯⋯ 但物理的美妙是我自己发现的第一件事，因此感觉很不一样。这是我想要追寻的束西。

——李飞飞《我看见的世界》

她快步走，我努力追上。「飞飞啊，也许我把你教得太好了，」她无奈地说，「你和我一样，都不属于这里。」

——李飞飞《我看见的世界》

我不知道我母亲接下来说的话是不是在回应老师。她低著头，馨音比之前更轻柔。「这是飞飞要的吗？我希望她这么做吗？」

——李飞飞《我看见的世界》

她只剩下想像力可以无拘无束、无远弗届，因此从小就窝在书堆。

——李飞飞《我看见的世界》

岁月流转，母亲的挫折感与日俱增，她的博学被一种简单、更原始的东西掩盖——她想逃。这种欲望在她内心燃烧，使她紧张兮兮，变得更不耐烦，也很难相信别人。

——李飞飞《我看见的世界》

命运使母亲永远对束缚和礼教规范嗤之以鼻，只不过她天生丽质，上镜头，有著突出的颜骨和水灵灵的眼睛，能以美丽的外貌掩饰了骨子里的叛逆。

——李飞飞《我看见的世界》

日后，我也被这种死寂、无言的感觉笼罩，那就是家乡远在他方——连生活本身也是如此没有著落。

——李飞飞《我看见的世界》

我们不属于这里，即使我们嘴里称这个地方为「家」。

——李飞飞《我看见的世界》

第二语言像雾霾，笼罩一切，似乎永远不会消散。儘管如此，去国家航空太空博物馆（National Air andSpace Museum）参观的印象依然在我的记忆中闪闪发光。

——李飞飞《我看见的世界》

这就是5.43亿年前地球生命的状态。当时，地球的大部分地区都被原始海洋所覆盖。相比现在充满感官刺激和智力活动的世界，5.43亿年前的生命形态极其原始，近乎抽象，用苏格拉底的话说，它们完全生活在一种“未经审视”的状态中。那个世界完全不被看到，海水深邃而本能粗浅。

——李飞飞《我看见的世界》

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任何感觉，甚至都不能用“黑暗”一词来描述，因为与之对应的“光明”概念尚未被构想出来。在这个世界里，什么都看不到、听不到、感觉不到，而所谓的“活着”不过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

——李飞飞《我看见的世界》

牛顿（1643-1727）和康熙（1654-1722）基本算是同时代的人。如果把牛顿看作欧洲科学革命奠基人的话，那么康熙一朝就正好处在西方科学革命爆发的前夕。当时除了康熙自己和他的皇子们学习西方知识以外，康熙还在宫里组织八旗子弟来学。比如在宫里面学习的正白旗蒙古族人明安图（1692-1763），看到了法国传教士带来的牛顿无穷极数公式后，就用从传教士那里学来的西方几何证明方法，证明并推导出了卡塔兰数。明安图还推导出了一些衍生公式，这些公式在翻译成现代数学语言后，陆续被国外学者证明。卡特兰数在函数、离散数学中广为使用。它是卡塔兰（1814-1894）在1838年推导出来的，比明安图的证明晚了一百年。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北京纪事》有目的地省略某些内容，来传递自己想要传递的意思，这其实就是中国历史书写中所谓春秋笔法中的“笔削”。写什么、不写什么或者说“削”去什么都自有目的。《史记》中司马迁评论孔子作《春秋》时有意省略一些东西，评语就是：“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耶稣会神父用春秋笔法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欧洲的读者认为是大清皇帝自己要对中国的礼仪问题发表意见。而且他们还要让欧洲读者相信，康熙后来对中国礼仪问题很有意见，是因为多罗的处理不当导致的。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历史的各种细节也证明了当时朝廷上下根本没有共同认可的原因来禁止天主教。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后世所谓的历史趋势、潮流来决定当时禁教。禁教就是雍正的个人意思。对这一点，当时的王公大臣都看得很清楚。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八旗传统中，皇帝直接掌管镶黄、正黄、正白三旗，这三旗被称为“上三旗”，其他五旗被称为“下五旗”。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在满人的传统中，皇帝不等于是所有满人的主子。满人的奴才如年羹尧可以说是皇帝的臣民，但他们从满人的主奴关系角度来看都各有其主。从这一点来说，皇帝是皇帝，主子是主子，满人内部是分开来算的。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当时人的思想中有中外之别，但没有很强的中西之分。特别是对实用的东西，有的更多的是有用与没用的区别。就拿中西都有的医学来说，康熙和传教士看待医学只有有效与无效的区分或者说适合与不适合的区分，并没有现代人有的中西医区分。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历史在一个个的个人选择中充满着不可预料的偶然，正如我们现在的世界在个人决策下充满着不可预测的偶然一样。现在的世事就是未来的历史，而历史就是以前的世事。就像2020年开始的新冠疫情，对于个人、国家、世界都是一个偶然性事件，到底它会怎样影响到历史的演进，我们不知道，但我们能感受到的是这个突然出现的事件，会是无数个人生命中的变量。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说到雍正信佛，欧美学者认为清初皇帝都宣称崇信佛教，这是他们的政治需要，因为佛教信仰能帮他们更有效地统治广大的蒙古和西藏地区。因而信佛是一种政治手段。民国清史大师孟森尽管深知雍正信佛修行，但他基于雍正上台后残酷镇压异己和兄弟的历史，不相信雍正是真正的佛教大师，因而解释雍正是通过佛教修行来掩盖他夺位的企图。中外史家的这些解释，都混淆了一个时间顺序，那就是雍正先是佛教修行者，然后才是皇帝。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但洪若翰明显感觉到巡抚在刻意和他保持距离，因为连他带去的小礼品，巡抚都不接受。巡抚给出的意见很像托词，说地方要修教堂的话，他必须上报礼部。要是北京同意修，他也没有意见。洪若翰在巡抚那里无功而返，只好把问题反映给了张诚。张诚通过他京城的关系网，竟然找到了巡抚在京城国子监当差的大儿子。传教士并没有详述他们是如何打通关节找到这个人的，只是说巡抚大儿子一封家书回去，一切都解决了。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最后，有一点值得强调，尽管中国礼仪争论看似是关于中国礼仪问题，但这个问题的辩论场主要在欧洲。康熙多少给出了他的看法，算是参与到争论中，但他并没有把这个问题扩大。所以当时大清的儒学大师和高官基本没有参与争论。“中国礼仪之争”准确来说是欧洲教廷内部的一个问题，而不是中国的一个社会问题。如果说天主教的“中国礼仪之争”对中国完全没有影响这一说法有点绝对的话，那么说礼仪之争影响了天主教在中国的历史轨迹肯定就言重了。后来还有说礼仪之争引起了后来的雍正禁教，那就更是无稽之谈了。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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