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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戴波《有为》
历史学从不奢望给出最终答案，但总是试图启发人的思考。
——戴波《有为》
作为本书作者和一名历史研究者，如果定要用一句话评价汉武帝刘彻：他是一个绝对有作为的帝王，但假如活在他的时代，我希望他能够少点作为。
——戴波《有为》
和亲为什么没有起到预期效果，或者说为何它只能在很短的时间里让匈奴停止骚扰汉朝，这是因为和亲所带给匈奴的最大收益，或者说匈奴真正贪图的，实质上是汉朝所供奉的财帛粮食，而非公主。这些财物能够满足单于王庭一时的生活需要和享乐需求，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游牧民族的资源缺乏问题。同时匈奴国家是部落联合形式，诸多大小王分草场而治，每个单位独立性都非常强，各部落联系并不像农业城居社会那么频繁，单于对各部日常生活的控制，也不像中原帝国天子对四方那么严密。即使单于本部能够和汉朝保持相对和平，也不能保证左右贤王之下各部在冬天到来时都不用劫掠就安然无恙、衣食无忧。 故此汉朝对匈奴前期的和亲，本质是以财贿赂、花钱消灾，公主的出嫁只不过是完成一种契约的仪式感，让整个事件看上去更冠冕堂皇一些，至少在表面上形式上，双方似乎结成了一种合作伙伴关系。用更不堪的话来说，公主只不过是合同中的一个“添头”。
——戴波《有为》
正因为有着如此作用，真正的历史研究者决然不会放弃任何一条似真或假的史料，它们在荒诞或虚构之下，往往隐藏着最真实的细节。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对所谓的“正史”和“野史”作一解说。初级历史爱好者凡谈及“野史”，总是抱以鄙夷，觉得不值一哂。其实正史之义，只不过是指以特定体例编成的官修史书，除此之外都称野史。“正”和“野”，并非“真”和“假”的区别。当然，官方掌握的资料资源更丰富，人才更充沛，技术更高超，理论上可信度能够做到更高；但官方同时也有出于政治目的对历史修改涂抹、美化丑化的需要，而私人著述有时反而可以避免这一点。所以从真实性而言，不可仅凭正或野一概而论。应当理性认为，无论哪一种史料，都有其值得研究的价值。 学习历史，首先要摈弃掉只有正史才是历史这一陋见。
——戴波《有为》
我们需要理清的一个思路是，即便是谣言、传言，在它被编造出来时，也希望说服别人，让别人相信，所以它背后的推进逻辑，必须符合当时人的观念，以及符合基本的事理。恰恰这一点，使得谣言、传言成为研究者观察历史时代和古人观念的上好材料。
——戴波《有为》
第二日的太阳和死亡威胁一同升起，匈奴毫不留情发动了新一轮攻势，汉军虽知不敌，仍然坚持着力战，没有表现出任何放弃或投降的念头。这样的坚持可能徒劳，却并不无谓。鲜有人喜欢战争，但既然走上战场，就有值得为之伸张不屈的气节。
——戴波《有为》
盛世伟业，受益的是后代黎民，吃苦的是当世百姓，成就“非常之功”大名的则是高高在上者，那么当世百姓究竟值不值得用生命去换取这一切呢？是不是“盛世”，又该交由谁去评价呢？可惜，在创造盛世中死去的人也同时失去了发言权，只有活下来的人才有机会为盛世做注解，不知这算不算一种盛世的“幸存者偏差”。
——戴波《有为》
抛开此文用意不谈，其内容倒真正涉及一个拷问：盛世伟业，受益的是后代黎民，吃苦的是当世百姓，成就“非常之功”大名的则是高高在上者，那么当世百姓究竟值不值得用生命去换取这一切呢？是不是“盛世”，又该交由谁去评价呢？可惜，在创造盛世中死去的人也同时失去了发言权，只有活下来的人才有机会为盛世做注解，不知这算不算一种盛世的“幸存者偏差”。
——戴波《有为》
这是一个略有些尴尬的事实，推动学术发展，往往靠的不是学术本身的精妙高深，而是靠强有力的集权政治和现实利益。因此学术和政治之间存在一种若即若离的暖昧关系，为了彰显独立精神，它必须离政治越远越好；但为了普及弘扬、应用验证，它又不得不依附于权力提供的平台。做一个纯粹学者，还是成为一个政治角色，理论上可以兼顾，现实中却两难。正因为如此，对于提升学术影响力贡献最大的，常常不是那些守静研学的知识分子，而是适当收敛个性去迎合政治口味的“离经叛道”者。他们也很容易因此被视为不纯粹的投机分子。
——戴波《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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