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他人的痛苦》名句 (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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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他人的痛苦简介:
《关于他人的痛苦》是苏珊·桑塔格继《论摄影》之后又一本关于摄影的专著,也是她生前的最后一部作品。这本书聚焦于战争摄影,探讨影像反映出的人的痛苦与观者之间的关系。惨不忍睹的影像尽管能唤起观者的悲悯之心,但人们...
共138个句子:(第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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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英国诗人特别指出“每日”的事件和“每时每刻”传播的“不寻常事故”的新闻导致心灵的钝化。(在一八〇〇年!)至于到底是哪种事件和事故,则慎重地留给读者去想象。约六十年后,另一位伟大的诗人和文化诊断师——法国人,也因此有夸张的特权,就像英国人往往轻描淡写——提供了同一指控的更激烈版本。这是波德莱尔[3]写于十九世纪六〇年代初的日记:浏览任何报纸,不管是哪天、哪月或哪年,根本不可能不在每一行里看到人类反常的可怕踪迹……每一份报纸,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除了一系列恐怖,什幺也没有。战争、犯罪、盗窃、纵欲、酷刑,王子、国家和个人的邪恶行为,全都是世界性的暴行的狂欢。文明人每天正是以这种可憎的开胃菜来帮助消化他的早餐。波德莱尔写这段文字时,报纸尚未开始刊登照片。但这并不表示他对拿一份早报坐下来边吃早餐边摄入一大堆世界恐怖消息的中产阶级所作的谴责性描写,与剖析我们每天怎样通过电视和早报摄入一大堆令我们感觉麻木的恐怖新闻的当代批评有什幺分别。推陈出新的科技提供没完没了的饲料:我们愿意花多少时间去看,就有多少灾难和暴行的影像。自《论摄影》一书出版以来,很多批评家都已指出,战争的剧痛——拜电视所赐——已变成每晚的陈腐内容。我们被那类曾经带来震撼和引起义愤的影像所淹没,渐渐失去了反应的能力。同情已扩展至极限,正日趋僵化。又是熟悉的诊断。但到底我们希望见到怎样的局面呢?把杀戮的影像削减至譬如说每周一次吗?或更笼统些,大家努力去达到我在《论摄影》中所称的“影像生态学”?不会有什幺影像生态学。不会有什幺“守护委员会”出面来实施恐怖配额,使震撼的能力保持新鲜。更何况,恐怖本身也不会减缓。〇《论摄影》提出的观点——也即我们以感受的新鲜性和道德的关切性来对我们的经验做出反应的能力,正被粗俗和惊骇的影像的无情扩散所销蚀——也许可称为对这类影像的扩散做出的保守批评。我把这论点称为保守,因为那腐...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认为现实正变成奇观,是一种令人诧异的地方主义。这是把一小群生活在世界富裕地区的有教养人士看事物的习惯普遍化。在富裕地区,新闻已变成娱乐——这种成熟型的观点,是“现代人”添置的主要资产,也是摧毁真正提供不同意见和辩论的传统党派政治形式的先决条件。它假设每个人都是旁观者。它执拗地、不严肃地认为,世界上不存在真正的苦难。但是,把整个世界与安乐国家里那些小地区等同起来,是荒唐的——安乐国家的人民拥有一种奇怪的特权,既可做、也可拒绝做他人的痛苦的旁观者。同样荒唐的是,竟然根据那些对战争、对大规模不公正和恐怖完全缺乏直接经验的新闻消费者的心态,来概括一般人对他人的苦难做出反应的能力。尚有数以亿计的电视观众,他们绝非以一种习以为常的态度来观看电视上的一切。他们没有那种对现实居高临下的奢侈。生活在大都会的人讨论暴行影像时,有一种已成滥调的看法,他们假定影像没有效果,假定影像的扩散含有某种固有的愤世嫉俗。无论现在人们怎样相信战争影像的重要性,也不能消除对这些影像背后的利益和影像制作者的意图的重重疑虑。这种反应,来自光谱的两个极端:一方面是从未接近过战争的犬儒主义者,另一方面是其惨况正被人拍摄的饱受战乱之苦者。现代性的公民,这些把暴力当成奇观的消费者,精于既接近又不必冒险的状态,又懂得以犬儒主义来看待可能的真诚。有些人会不惜一切来使自己免受感动。坐在躺椅里,远离危险,然后宣称拥有高人一等的位置,这是何等洒脱。事实上,把那些在战区里目击一切的人士的努力,讥为“战争旅游”已成为一种常见的判断,甚至蔓延至对战争摄影这一专业的讨论。人们一直觉得,对这类影像的嗜好,是一种粗俗或低劣的嗜好,无异于一种商业性的食尸癖。萨拉热窝被围困几年间,常常可听到萨拉热窝人在被轰炸的时候或爆发狙击战的时候,对着因脖子上挂满设备而容易被认出来的摄影记者吼叫:“你是不是在等待炮弹炸到,好趁机拍到尸体?”他们偶尔确实拍...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被感动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众所周知,感伤完全可以跟嗜好残暴甚至更糟的东西兼容。(令人想起那个经典例子:奥斯威辛集中营指挥官晚上回到家,拥抱妻子和孩子,接着坐在钢琴前弹一首舒伯特,然后吃晚餐。)人习惯于他们看到的东西-如果这是描绘所发生事件的恰当方式的话-不是因为涌向他们的影像的数量,而是因为被动性使感觉迟钝起来。被称为冷漠、道德麻木或感觉麻木的状态,是充满感情的,这些感情就是愤懑和沮丧。但是,如果我们要权衡什幺感觉才算对,并挑选同情,这就未免太简单了。观看由影像提供的他人遭受的捕苦,好像拉近了以特写镜头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远方受苦者与有幸安坐家中的观众之间的距离,且暗示两者之间有某种联络。但这根本就是一种虚假的联系,这也是我们与权力之间的真实关系被神秘化的另一个例子。只要我]感到自己有同情心,我们就会感到自己不是痛苦施加者的共谋。我们的同情宣布我们的清白,同时也宣布我们的无能。由此看采,这就有可能是(尽管我们出于善意)一种不切实际的-如果不是不恰当的-反应。我们现在有一个任务,就是暂时把我们奇予遭受战争和且恶政治之苦的他人的同情搁在一旁,转而深思我们的安稳怎样与他们的痛苦处于同一地图上,甚至可能一尽管我们宁愿不这样设想-与他们的痛苦有关,就像某些人的财篇可能意味着他人的赤贫。而对这个任务来说,那些痛苦、令人震惊的影像,只是一点最初的火花而已。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另一些常被用作压制图像的理由,是亲属的权利。波土顿一份周报短暂地在网上公布摄于巴基斯坦的宣传录像,展示二OO二年初在卡拉奇被绑架的美国新闻记者丹尼尔・皮尔的“供认”(“供认”他是犹太人)和后来被祭杀的情况。此举引起激烈争论,一方认为皮尔的遗孀有权不再受更多痛苦,另方认为报纸有权刊登及在网上公布它认为合适的内容,观众也有权观看。该录像迅速被收回。值得注意的是,双方都只把这三分半钟的恐怖录像视为杀人实况影片。没有人从这场争论中认识到影片中还有另外的镜头,包含一些常见的指控(例如,有以色列总理沙龙与布什总统坐在白宫、巴勒斯坦儿童在以色列袭击中死亡的影像),也没有人认识到这是一种政治责,且在结尾提出严重威胁并列出一些具体要求一所有这一切表明,如果你能忍受痛苦,去更清楚地面对那些杀死皮尔的力量所具有的残暴和顽固,这痛苦也许是值得去忍受的。把敌人仅仅当成是一帮杀人之后把受害者首级公之于世的野蛮人,无疑更省事。 只要是我方死者,就总有一种强有力的封锁,禁止展示那张一览无遗的面孔。加德纳和奥苏利文拍摄的照片依然人震撼,是因为合众国与南部邦联士兵仰躺着,有些面孔清可辨。在以后多场战争中,主要报刊就不再发表美国士兵在战场上阵亡的照片,实际上,要等到乔治·斯特罗克那张叫做《美国兵死在布纳海滩上》的照片发表于一九四三年九月份的《生活》杂志,这禁忌才被打破(这张照片最初被军方审查官扣留)。照片展示三名士兵登陆新几内亚期间死在海滩上。(虽然照片总是被变相描绘为展示三名士兵俯卧在湿沙上,但其中一人其实是仰躺着的,只不过照片的角度没有拍摄他的头部。)到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登陆法国时,无名的美军死伤者的照片刊登在众多新闻杂志上,也总是俯卧,或用裹尸布裹着,或脸转过去。这被认为是一种只有伤亡者才享有的尊严。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死者和垂死者所在的地方愈是偏远和有异国情调,我们就愈有可能从正面把他们看个够。因此,后殖民地非洲一除了其性感音乐外一一主要是作为一张张睁着大眼睛的受害者的令人难忘的照片存在于富裕世界普罗大众的意识中,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比夫拉土地上的饥民,到一九九四年近一百万名卢旺达图西族惨遭灭族屠杀的生还者,以及数年后塞拉利昂叛军革命统一阵线实施大规模恐怖计划期间惨遭砍断四肢的几童和成人。(最近,则是贫困村子里一整家一整家艾滋病垂死者的照片。)这些景象含有双重信息。它们展示一种令人愤的不公平的,因而必须补救的痛苦。它们证实那地方竟然发生那种事。这些无所不在的照片,还有照片中的恐布,只会加强这样的看法,也即在世界那些黑暗而落后(也即穷苦)的地区,悲剧是不可避免的。欧洲也曾有过可资比较的残暴和不幸。还只是在六十年前,欧洲发生的残暴,其幅度和骇人听闻远远超过我们今天可能见到的任何来自世界贫困地区的画面。但恐怖似乎已退出欧洲,退出的时间已长得足以使目前平和的事态显得理所当然。……一般来说,在已发表照片中所见的严重受伤的尸体,都来自亚洲或非洲。这种新闻习惯承接了几百年来把带有异国情调(也即殖民化)的人类拿来展览的传统:从十六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在伦教、巴黎和欧洲其他首都举办的人种学展览中,非洲人和偏远的亚洲国家的异国人被当成动物观赏。在《暴风雨》中,特林罗遇见凯列班时,第一个念头就是,他可把凯列班弄去英国展览“在那里,没有一个度假的傻瓜会给一个子儿……虽然他们不愿意拿出一毛钱来摆脱一个跛脚的乞丐,却愿意付出十毛钱来观赏一个死印第安人。”展览异国浅黑色皮肤的人遭暴行施身的照片,也是这种想法的延续,却未意识到我们自顾虑重重,不敢展示我们自己的暴力受害者;因为他人(哪怕不是敌人)也仅被视作某个被观看的人,而不是(像我们一样)也观看的人。但是,那些醒目地刊登于《纽约时报》的恳求饶命的受伤的塔利...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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