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如何书写历史》名言名句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简介：
请让那些声音发出声响五位野心勃勃的女房客在黑暗中披荆斩棘只为让姐妹们在光明中辨认出彼此一场希望被尊重对待的斗争，在书中看见你我 ✨ 她是意象派创始人之一，历史上首位获得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奖章的女诗人她...

共149个句子：（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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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这两个故事讲述的内容都能与塞耶斯信件中展现的这段感情相呼应：信奉波希米亚主义的男主人公观念新潮，拒绝步入婚姻。他遇到一位女子，她坚持必须得到爱情承诺才能同意与他发生亲密关系。小说中，这位不幸的女子（一位性格阳光的剑桥大学毕业生，有着并不纤美的脚踝，“喜欢与人交谈，喜欢被人倾听，过分沉迷说俏皮话”）流着眼泪妥协，男主人公却在这时气冲冲地离去。在他看来，女主人公只将性视为一种牺牲，而不是出于自由意愿的“大方姿态”。这种“大方姿态”在他眼里，是女主人公对他的爱情的见证；在她眼里，却是男主人公对她掌控力的证明。1924年至1925年间，无论是塞耶斯还是库诺斯都正经历着人生中的重要转变。这期间写给库诺斯的信件展现了塞耶斯正逐渐加深对亲密关系和个体自由真正含义的理解：彼此之间绝对信任，任何一方都不需要压抑欲望，不需要放弃追逐野心，不需要抛弃信奉的价值观，只有这样的感情才能让她真正快乐，只有这样，爱才能变得真正“自由、无虑”。她写道：“我已经受够了以‘自由爱情’之名所施加的诸般令人厌恶的限制。”对于库诺斯而言，这只是反抗陈规旧习的一种浮夸姿态；对于塞耶斯而言，却意味着陷入绝望境遇的风险，就像怀特给她带来的不堪境遇。在这场二人角力中，库诺斯的艺术家身份从来无须承担风险，可塞耶斯明白，哪怕只有一刻分神，她的艺术家事业也有可能会燃烧殆尽。塞耶斯在经历与库诺斯、怀特的感情之后痛苦地意识到，身为女性，在追寻自由的路途上比起男性需要面临更多的风险。也正是在这两段失败的感情经历之后，塞耶斯进一步明晰了人生中的优先项。在塞耶斯看来，自由女性不应如《恶魔是一位英国绅士》中主人公提议的那样，“将伴侣的兴趣当作自己的兴趣”，而是应该在一段给她提供支持、提供滋养的联盟中追寻自身的智识自由，她的伴侣应该“与她志趣相投，拥有共同归属，携手度过漫长岁月”。这一观念在梅克伦堡广场的岁月中发芽，之后，塞耶斯又...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温西爵爷无可救药地爱上了陷身牢狱的哈丽雅特。他有一个月的时间为她脱罪。几位独身女密探决意帮助女主角洗清冤屈，在她们的协助下，温西爵爷无往而不胜，找出了真正的凶手。女侦探如默奇森小姐，为打入声名狼藉的涉案律师的办公室，伪装成一位不停犯错的秘书；如克林普森小姐，亲自设计灵应占卜牌，从一位相信鬼神显灵之说的陪侍那里获得了关键信息。小说结尾，哈丽雅特无罪释放。虽然她很难真正摆脱案件对名声的损害，但是她得到了法庭真诚的道歉，作品也因此大卖。塞耶斯对库诺斯的回击可谓精彩彻底。哈丽雅特·文的故事没有结束。哈丽雅特勇敢而机智，在独立受到挑战、人格受到侮辱的时候，能一如既往地保持坚韧，她有作品作为寄托，有一大帮女性朋友的真挚友谊。创作这样一个角色给予塞耶斯莫大的精神安慰。她回顾过往人生中的成就与遗憾，开始思考笔下这个角色能否兼顾事业的成功与个人的幸福。塞耶斯一开始想让哈丽雅特和彼得爵爷订婚作为《剧毒》的结尾。尽管不愿让彼得爵爷落得像福尔摩斯那样的结局—从莱辛巴赫瀑布落入悬崖而丧命（虽然作者柯南·道尔后来因架不住读者反对而又将他复活）—塞耶斯也已经厌倦了笔下这个“玩偶”，他那永远处变不惊的镇定，所向披靡的胜利，面对谜案时英勇无惧的勇气和周密的逻辑令所有人折服。彼得爵爷总是能“轻松化解种种危难”，塞耶斯不想继续创作同质的故事，因此，“在刚动笔写《剧毒》时，想通过让他步入婚姻的方式来告别这一角色”。所以，她专门设计了一个案件，让这个角色“像珀尔修斯那样”，拯救一个无辜女孩，赢得美人归，从此“两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这样不失为一个干脆利落、体面的结局。塞耶斯对这一角色的不满很大程度上来自这样一种感受：她无法在侦探小说这类文本中探讨她愈加关切的道德问题。早在创作第一部小说时，这种感受就曾让她感到刺痛。1928年，塞耶斯曾为格兰兹出版公司的侦探故事选集写过序言。在这篇涉猎广泛的序言中，塞耶斯论证维多...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约翰·库诺斯显然不是唯一一个能将现实经历转化为小说的人。自《谁的尸体？》以来，塞耶斯相继又出版了三部以温西爵爷为主角的小说以及一系列短篇故事。她选择了侦探小说这一种看上去最不可能的形式来表达她与库诺斯之间的这段感情。1930年出版的第五部小说《剧毒》以一场法庭审判开篇。“年事已高，看上去似乎已被死亡和时间遗忘，老迈得再不能发生任何改变”的主审法官正慢悠悠地与陪审团对话，记者在一旁记录。被告哈丽雅特·文是位侦探小说作家，一位“出类拔萃的年轻女性，在严格的宗教准则中长大，在二十九岁前就已经能以合法方式自力更生，独立生活，不依附于任何人，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因涉嫌毒杀前男友而受审。前男友菲利普·博伊斯也是作家，主要写些关于无政府主义、无神论、自由恋爱之类“道德败坏、具煽动性的”文章（他的文章商业价值远不如哈丽雅特，令他气结）。法官冷冰冰道，博伊斯“坚决反对任何形式上的婚姻”，逼迫哈丽雅特抛掉这种形式“和他一起亲密生活”。过了一段时间，邻居听到哈丽雅特打包行李离开的声音，还听见她说“令人痛苦的欺骗”。但争论的真正焦点并不是他们所以为的不忠或残忍这类原因，而是因为博伊斯口口声声说着反对婚姻，另一边却又向哈丽雅特提出合法婚姻。而哈丽雅特之所以如此震怒，是因为博伊斯的虚伪，白白伤害她的感情。哈丽雅特从监狱中给彼得·温西爵爷打电话说道：“我以为他真的不相信婚姻，可到头来只是一场测验，测验我对他的感情是否能让我牺牲一切尊严。我当然不能。我不会将自己的婚姻打折奉上。”法庭审判呈现了维多利亚时代观念与现代观念之间的激烈冲突。“古董”法官明显判定哈丽雅特是一个“道德立场不稳定的人”。由于塞耶斯没有对库诺斯在书中的化身手下留情，哈丽雅特面临着严重指控：某天晚上，菲利普·博伊斯前往拜访哈丽雅特，喝了一杯咖啡之后就倒地不起，接连几天呕吐、腹泻，最终“在极大的痛苦中”死去。整场审判可以说是对哈丽雅特生...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塞耶斯找到了真正想写的那类侦探小说的典范：威尔基·柯林斯的《月亮宝石》（1868年）和E. C. 本特利的《特伦特最后一案》。其中《特伦特最后一案》于1913年出版的时候，极大地震撼了塞耶斯，让她“视野更为开阔”（伍尔夫也表达过对这部小说“爱不释手”）。本特利发奋要“写出一种新的侦探故事”，探索在探长推理能力受人性弱点左右的情况下，故事会有怎样的走向。塞耶斯盛赞本特利笔下的人物“活灵活现，仿佛就在眼前真实地呼吸、行动”，他所描写的爱情故事“感人至深、具有信服力，推动着故事情节发展”（探长爱上了主要嫌疑人，对调查产生不利影响）。《特伦特最后一案》对《谁的尸体？》的影响显而易见，并且极大地影响着塞耶斯之后作品的创作方向，如创作野心、创作范围以及别具匠心的剧情反转设计—结尾揭示探长对案件的推理完全走向了错误方向。正因有本特利的创作珠玉在前，塞耶斯才相信不一定非要让彼得爵爷从笔下消失。不过，后来彼得爵爷不但不用谢幕退场，还阻止了未来的新娘与他人步入无趣的婚姻，这一情节设计则完全基于塞耶斯个人的人生经历。随着《剧毒》故事情节的开展，塞耶斯逐渐意识到，如果笔下人物在小说目前情节的基础上就步入婚姻，将会“是彻彻底底的错误，难以支撑起令人信服的逻辑”。她塑造出哈丽雅特·文这一与她自己十分相似的“布卢姆斯伯里文学女性”形象，如果到头来只成了温西爵爷爱情的对象，居于客体的地位，会严重损害她的创作立意。这样一个有抱负、曾在爱情中受伤的女孩，不会因为对方救她出牢狱（何况过程中“自尊丝毫未曾受损”），就向他拱手献上一生的幸福。五年之后，塞耶斯更是写道：“尽管女主以身相许以报救命之恩的戏码理所应当以至于俗滥，我却明白建立在感激、自卑基础上的婚姻很难长久。”在经历与库诺斯、怀特之间的伤心往事以及无法亲自抚育孩子的遗憾之后，塞耶斯在职业发展上收获了成功，她希望赋予笔下人物同等的自由，尽管这样或许会令哈丽...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但无论如何，小说结尾，面对救她出狱的温西爵爷的求婚，哈丽雅特选择了拒绝。塞耶斯在下一部以哈丽雅特·文为主角的小说《失衡的时间》(Have His Carcase)（1932年）中交代道：“世人总以为，要治愈受过情伤的心灵，可供依靠的宽阔胸膛才是良药。可事实上，哪比得上值得全力以赴的工作、充满活力的身体以及暴富来得药到病除。”这是塞耶斯的切身体会。哈丽雅特没有留在丹佛庄园过奢侈而悠闲的生活，而是选择与女性好友漫游欧洲，沿途收集小说素材，写些旅途点滴卖给报社。旅途归来后，她搬到梅克伦堡广场一间全新的高级单身公寓。对她而言，这个地址象征着她最珍视的独立与自立。这时，塞耶斯已经离开梅克伦堡广场整整十年，十年之后，广场对塞耶斯而言仍然代表着一种投入智识追求的生活。哈丽雅特在新房子继续创作侦探小说，由于之前案件巨大的曝光量，侦探小说能给她带来可观的收入，足够有尊严地独立生活。塞耶斯决定，如果要让彼得·温西爵爷够格做哈丽雅特的丈夫，必须对他的性格做出“较大的调整”：他的心理世界得足够深沉，道德准则得足够坚定，“在前几部小说中，我总是根据侦探情节的需要来赋予他性格特征，这些不够慎重的性情设定必须都得做出调整”。所幸，塞耶斯在梅克伦堡广场完成的第一部作品《谁的尸体？》就给温西爵爷这一角色赋予了足够的深度。不同于一般侦探小说，温西爵爷对道德观念具有敏锐的意识，谨慎考虑破案爱好在现实世界可能引起的法律后果。这些特质使得他的性格可以合乎逻辑地进行转变，也让塞耶斯得以在探索新类型侦探小说上迈出重大一步。《剧毒》是温西爵爷破案系列中第一个脱离纯粹智力挑战的故事，在失去一切破案线索时，温西爵爷不再如之前那样遇难愈勇，而是无助、害怕，万一失败，他将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想救的女人遭受绞刑痛苦死去”。到了《失衡的时间》，哈丽雅特在沙滩上发现一具尸体，再次被列入嫌疑。温西爵爷受命调查，两人携手破案，但过程并不...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塞耶斯为哈丽雅特·文的未来认真思索了几年时间。和H. D. 一样，如果没有将梅克伦堡广场期间和之后所遭受的痛苦诉诸文字，她就无法真正释怀。这段经历教会她不要将自身价值依附于任何人。她终其一生都在强调从事职业的重要性，只有“找到一份值得付出的工作，兢兢业业地将它完成”，才能得到真正的“灵魂、精神和身体上的满足”。她对职业的重视与以下观点紧密相连：她坚定相信，“应该将女性作为人来对待，而不是以女性这一性别为桎梏来限定她们所能踏足的领域”。塞耶斯在论文《是人非人》（收入1946年作品集《和寡集》［Unpopular Opinions］）中描述主角具有“伟大的、真正的双性同体的灵魂”。这一说法与伍尔夫《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H. D. 在《让我活下去》中从伍尔夫那里引用的内容遥相呼应：“每个人体内都占据着男性和女性两种力量。当这两种力量在身体内部和谐共处、灵魂契合之时，人就能达到一种稳定、自洽的状态。”将女性从智识领域驱逐荒谬且极不合理，塞耶斯和伍尔夫、H. D. 一样，都很清楚这一点。在她们生活的时代，社会依旧拒绝女性力量，认为女性的需求和欲望不同于男性，并据此对女性施加期望。而这些女性在她们各自的人生、作品中，试图在这样的社会中找到所期盼的生活方式。“女性到底想要什么？”塞耶斯曾在另一篇论文中回应这一问题：“我不确定女性作为一个群体有什么一致的特别需求。但是我想，尊敬的男士们，和你们一样作为人，女性想要的和你们并没有本质区别：有趣的职业，享受乐趣的合理自由，情感寄托。”无论是作品风格还是本人性格，多萝西·L. 塞耶斯和H. D. 都可谓大相径庭。但是，除了共同的住所以及都认识约翰·库诺斯这些共同点之外，两人之间有着更深层次的联结。塞耶斯提出社会缺乏那些“情感细腻且头脑睿智的不幸女性”的生存空间，H. D. 在《让我活下去》中借茱莉亚之口说出“我想生活在两个维度”，这两种观点在...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在当时，女性有途径获取知识仍会引起社会不安，简·哈里森在剑桥大学古典学的存在因此是对现状的挑战。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期间，掌握希腊语是社会阶级的一种标志，在公立学校中，只有那些被期望将来获取有权力名望的职位的男孩才有学习希腊语的机会。正因如此，古典学成了不容女性和工薪阶级踏足的知识领域，这也标志着他们被权力体系驱逐。“我愿献出十年生命以掌握希腊语，”克拉丽莎·达洛维自言自语道，她是弗吉尼亚·伍尔夫首部小说《远航》中的人物，作为一位上层阶级的妻子，她一心只想接受教育。随着女性教育逐渐普遍化，对女性而言“掌握希腊语”的象征意义远远超过拥有可以记诵语法和单词的良好记忆力。学习一门古代语言不仅提出挑战、带来乐趣，更是郑重宣布：女性在智识方面同样占有一席之地。哈里森在论文《科学仪式的渴望》中写道：“不抱任何其他目的而学习一门已经‘消亡’的语言可谓趣味无穷，单词之美丽，句法构成之严密，无不令人心醉神迷……第一次在脑海中重新搭建历史过往，令人欣喜无限。”长久以来，女性所能接受的教育无外乎妻子、母亲需要的实用技能。现在能够出于单纯的喜好选择一门学科，几乎称得上是令人大喜过望的突破性举动。哈里森相信“学习的自由”是“每一个人生来被赋予的权利”，所谓某一领域“不适宜女性”学习的言论让她愤懑。幼年时期，一位姨母曾将她的希腊语法书没收，“刻薄地”提醒她，等她有了“自己的房子”以后根本用不着这些。这段回忆让哈里森始终无法忘怀：“就因为她只是一个小女孩，她就应该永远待在房子里做些分内之事。学习殿堂的大门关闭之时，她清晰地听见了哐当的声音。”这扇关闭的大门在《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中也能找到呼应：门房没收了钥匙，剑桥大学图书馆的大门在伍尔夫面前缓缓闭上。伍尔夫在论文中将“家”—一个将女性利益放置于次要地位的地方—所要求的使人感到腻烦的屈从性转变为对全新居住空间乃至全新生活的期盼，在新环境中，女性的学术...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在伍尔夫所有小说、政治性文章中，有一个贯穿全部创作的重大议题，那就是打破传统观念，为自我表达提供新的方式。她在小说中饶有兴味地探索人物自身欲望(如希望画画、工作、结婚)与社会期望相矛盾之时所受到的影响；对伍尔夫个体而言，她的人生就是不断摆脱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规则，偏离被这些社会规则所预先设定好的轨迹。她决定在回忆录中探究那些“隐身的存在”一一性别、公众观念、社会地位、其他人和其他人“会怎么想、怎么评价”——是如何从外界对人施以潜移默化的影响，造成他们人格上的撕扯并在他们呈现给外界的形象(伍尔夫称“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只是一张编织出来的面具”)和真实的自我之间形成割裂。她在《往事札记》中写道“人的一生不仅仅是他的身体、他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他的人生还与家族、所处时代的思想观念息息相关。”伍尔夫通过回忆录呼吁这样一个世界的到来:在这个世界里，女性可以自由主宰自己的人生，而不需要被迫扮演预先安排好的角色，遵循已成定规的剧本。伍尔夫最终没能写完这本回忆录，如今我们也无从得知她是否有意将其出版。( 留存的手稿约八十页，在她死后于 1976 年出版面世。)但在梅克伦堡广场度过的艰难岁月中，记录这些过往为她提供了极大的乐趣和慰藉。外界局势紧张，伍尔夫在书中搭建了一方“可任神思驰骋的所在”，同时也因此欣慰地感到自己终于像《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中所呼吁的那样，“扼杀房间里的那个天使主妇”，公开坦率地说出“那些被认为不适宜由女性说出口的激情”。这本后印象派的自传本身是一种抵抗，一种书写自我的方式，这种书写方式侧重于内在的、不为人所知的世界，只有这里才是女性长久以来生活的世界。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1940年4月27 日，伍尔夫面向布莱顿大学工人教育协会做了一场名为“倾斜之塔”的讲座，将上述主题收入这场讲座，讲座内容之后发表在《新写作》杂志上。她在讲座中赞扬新一代作家“在变革与战争的威胁下”笔耕不辍，致力于创造更广阔的视野。她坚信“一部不存在高塔和阶级观的小说胜过旧小说”，最后呼吁“更强大、多样化的文学”，歌颂公共图书馆，号召免费国民教育体系早日施行，以确保有一天文学能面向大众，而不仅仅是“属于少部分经济优却生活经验寥寥者的特权”。她宣告，“让我们一起跨越那道界线”，俨然将自己也归人了被排除的部分( 尽管这并不属实 )。“文学不是私属领地，而是公共领域。这里没有国别之分，也就不应当存在战争。让我们自由、无畏地跨越界线，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路。只有如你我一样的局外人普通读者将这片国土当作自己的国土，学习阅读和写作，学会留存和创造，英语文学才能挺过这场战争，穿越海湾。”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她发现自己几乎想不起来和平时期的伦敦是什么样子了，在日记中写下“你从来没能真正逃伦敦的战争”。在《战争中的伦敦》一文中，伍尔夫曾记录下在沦陷城市生活的怪异感和失衡感:“每个人的感受都是一样的，因此没有人的感受是特别的。个体融人群体之中。”而在罗德麦尔村，伍尔夫享受这处村庄日复一日、令人心安的固定生活，在这里，“每个人都在固定的时间做相同的事”。在回忆录中，她充满怀念地追忆初搬到布卢姆斯伯里时激动的心情，那些在戈登广场、布伦斯威克广场和塔维斯托克广场度过的欢乐时光。那时，家门随时大敞，屋子里总是高朋满座，电话时不时响起，每个人的脑子里都充满新奇的观念，每个人的未来似乎都拥有无限可能。而现在，走在街上时刻面临着危险，维护屋子成了一项耗费心力的义务，整座城市弥漫着沉默与猜疑。她写道:“伦敦现在只是一重又一重的建筑物堆，屋子里住着尚需工作的人们。没有社群，没有华彩，没有光辉，没有人信步闲游，也没有人喜迁新居。一切只剩下严肃紧张，一切像是被浓缩了。歌声似乎已经停止--那种必不可少、势不可挡的旋律。如果这就是城市生活的终结，那实在是怪异无比。”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伍尔夫在其发表于 1924年的著名随笔《小说中的人物》中提出新时代的降临从女主人与仆人之间的关系变化中可见端倪。在维多利亚家庭，仆人只会安静地待在他们特定的角落：但在现代家庭，仆人与主人之间的界线不再那样明确而不可逾越，仆人有时会神态自然地走进客厅，向主人家借阅一份报纸，或是寻求帽子的搭配建议。伍尔夫认可阶级之间的鸿沟正在消辑，但她个人不喜欢被人观察的感觉。她时常幻想过一种“游牧生活”，没有外在物质的束缚，不需要维持家中装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期间，伍尔夫和伦纳德在罗德麦尔村为实现这一愿景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伍尔夫利用书籍版税精心打造她可以安心投入写作的生活环境。《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出版后，六个月内卖出了两万两千册。伍尔夫立马用稿费在修士之屋边上盖了间新屋子，这间屋子独立于主建筑，只能从花园进人。然后用剩下的稿费重修了卫生间，装了自来水总管，买了电暖炉和煤油炉，其中煤油炉可以节省人力，被伍尔夫视为将人从家务琐事中解放出来的伟大发明。她欢欣鼓舞地写道:“此时此刻，我最希望能在玻璃容器中做出一顿完美的晚餐，没有难闻的气味，没有不必要的浪费，没有一团乱糟糟的景象:拧开旋钮，有一个温度计。我认为自己更加自由、更加独立，人生不就是为自由而努力吗?我带上印章，可以在这里完全依靠自己生活。”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她始终在追寻独立，但独立并不一定意味着与世隔绝，如她在《三个旧金币》结尾所写:完全的个体主义“本身并没有任何意蕴或意义。只有在成为群体中的一分子时，个体主义才显现出真正的意义”。思考“战争带来的表面上的割裂”之后，伍尔夫在日记中写道自己现在在“群体共同感受”中找到了安慰：“整个英国在同一时刻都想着同一件事——对于战争的恐惧。从未如此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在世上一切都陷入悬而未决的时候，罗德麦尔村以其年年相似的风景与四时不移的人事让人感受到安心的永恒；伍尔夫在这里慢慢体味到，群体这一概念或许是周遭一切都陷人混乱时候的救赎。两年前，伍尔夫在日记中隐晦地提到:“把“我’排除掉:代之以“我们’。”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虽然拉特鲁布小姐导演的戏剧并不十全十美，但她的目标与战争带来无所不在的威胁之间的关联不言自明：她迫切地希望观众明白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为和平的未来做出自己的贡献。她所期盼的社会，是一个具备自我审视能力、由社会责任感联结在一起的社会。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伍尔夫认为，女性承担工作必须在满足一系列“与艺术毫无瓜葛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这些条件包含种种现实因素，如金钱、个人空间、愿意提供支持的丈夫、考虑是否养育孩子，以及帮忙做家务、照顾孩子的佣人。女性史断续不全，英格兰历史更是“完全以男性而非女性为主线”，面对这些事实，伍尔夫坚持主张必须先衡量女性获得条件的障碍，才能解释清楚女性是不是一位成功的作家。这些现实因素就是她在《往事札记》中提到过与自己切身相关的“隐身的存在”;现在她将这些因素命名为“宁”、“克罗特”和“普利”'，称这些因素“对作家创作有着持续的影响，撕扯她，隐匿她，曲解她”。伍尔夫沉浸于阅读关于巫师、修女、诗人、女表演者、仆人、家庭女教师等人的故事,希望能在社会的另一种描绘方式中将这些“身影模糊的人的生活”放在一起，从而能像她的回忆录那样，将“环境和建议对思维方式的巨大影响”纳人考量，允许女性能够光明正大、不需要承担任何指摘地站在历史舞台正中央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在大轰炸开始之后，她在写给埃塞尔·史密斯的信中称伦敦是“我生命中的激情”，在梅克伦堡广场度过的这段日子即便晦暗，也丝毫没有动摇她对这座城市的热爱，她依然坚信这座城市具有治愈人心的力量她曾在战争初期写道:“真是奇怪，我常常想着，关于这座城市，我热爱的究竟是什么呢?一路漫步到伦敦塔，沿途小巷子里有黄铜框架的塔楼幕墙，空气里夹杂着河水的气味，岸边有低头读书的老太太，这些才是我的英格兰。如果轰炸破坏了这些，我的感受会同任何一位爱国人士的感受一样。”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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