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邪恶》名句（第6页）▼

《平凡的邪恶》名言名句

平凡的邪恶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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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邪恶简介：
《平凡的邪恶》是汉娜·鄂兰所著、施奕如翻译的纪实类图书，2013年由玉山社出版，副标题为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审纪实。该书基于作者1961年作为《纽约客》特约记者对纳粹战犯艾希曼审判的现场观察，剖析其在执行最终解决方案中...

共354个句子：（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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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比巴尔干的其他任何国家都更有理由感谢纳粹德国。因为纳粹帮助这个国家通过牺牲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希腊而获取了大幅领土。可是保加利亚却并不知恩图报，无论其政府还是人民，对“冷酷到底”政策都不够配合。这种不顺从不仅仅体现在犹太问题上。保加利亚君主制没有理由担心国内的法西斯运动“拉特尼基”（Ratnizi），因为参与的人数实在太少，而且毫无政治影响力。议会仍然是最高权力体，跟国王琴瑟和鸣。于是，他们敢于拒绝向苏联宣战，甚至连象征性的东征“志愿军”都没有派出过。不过最令人瞠目的是，在这个由各色民众混合而成的狭长地带里，纵然反犹主义在所有种族团体中都很猖獗，且早在希特勒到来之前就已经是官方政策，可是保加利亚人却并不“理解”所谓“犹太问题”。的确，保加利亚军队同意将所有犹太人——他们指定了大约一万五千人——从新近吞并的领土上遣送出去，那里处于军政府统治之下，而且那里的人都是反犹的；但他们是否知道“在东部重新安置人口”的实际含义，就很难说了。早些时候，1941年1月，政府还同意颁布一些反犹法令，可是这种做法在纳粹看来却不过是个笑话：大约六千名有劳动能力的男性被征为劳动力；所有受洗犹太人，无论其何时改的宗，全部得到赦免，结果改宗潮如洪水般泛滥开来；还有约占据犹太总人口的百分之十的五千名犹太人得到了特别优待；对犹太医生和商人推行一种十分划算的物权法定原则，因为那一般是基于城市犹太人而非乡村犹太人的比例而定。当这些措施付诸实践时，保加利亚政府官员公开宣布，目前的形势令每个人都很满意。显然，纳粹将不得不让保加利亚人明白，“解决犹太问题”有哪些要求；同时还要教会他们，稳定的法律制度和极权运动二者不可调和。对于当前的困难，德国高层一定有所察觉。1942年1月，艾希曼写信给外交部称，“有足够的条件接收保加利亚犹太人”；他建议与保加利亚政府接洽，并向外交部保证，首都索菲亚的警察随员将“负责遣送...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对政治学和社会学来说，有一点无疑非常重要：极权政府的本质，抑或每一种官僚（科层）制的本性，在于把人完全变成职员，变成行政机器上的小齿轮，从而令他们丧失人性。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另一位老党员威廉．克普（Wilhelm Kube）的良心也有相同反应，他是在苏俄境内的德国占领区的总局长，他看到德国尤太人被送到明斯克接受「特殊待遇」时，非常地愤怒。库贝的表达能力比艾希曼好，我们可以从他的话中看到艾希曼内心的挣扎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在纽伦堡大审判的文件中可以发现，「没有任何一位亲卫队成员，因为拒绝执行屠杀任务而遭死刑。」（赫伯特．耶格尔〔Herbert Jäger〕，〈艾希曼审判之省思〉，《犯罪学与刑罚改革》〔Kriminologie and Strafrechtsreform, 1962〕）。而在纽伦堡审判中，一位辩方证人塞洛希（von dem Bach-Zelewski）表示：「可以提出转调申请，以规避任务职责，当然对个人来说，一定会遭受纪律处分，但还不到有生命危险的地步。」艾希曼很清楚他并未身处典型的「困境」：士兵「若不服从命令，会被军事法庭枪毙，但如果服从命令，则会被法官和陪审团判处绞刑。」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两名农村子弟在战争末期被召入亲卫队，但他们拒绝签字，最后被判处死刑，处决当天在写给家人的诀别信中写道：「我们两人宁死也不愿背负这麼可怕的良心负担，我们知道加入亲卫队要做什麼。」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现在大家对这类事情的态度，似乎只要大难当前，便可以弃尊严于不顾，几乎可算是一条人类自然生存法则，此时不妨回顾一下法国尤太人中的一战退伍军人，面对法国政府提供的特权，他们回答：「我们在此郑重声明放弃任何源于退伍军人身分的特权。」（《美国尤太年鉴》，1945年）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有不少人（尤其是文化精英）仍然会公开感叹德国将爱因斯坦逐出国门，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其实在街角杀死小汉斯．科恩（Hans Cohn）是更严重的罪行，即使这个孩子不是天才。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因此，审讯过程中，当法官试图要唤起他的良心，但唤起的却往往是"得意洋洋"的情绪，法官发现艾希曼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活动中都有不同的陈腔滥调，让他保持"得意洋洋"，这点让法官感到愤怒又不安。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一个“理想主义者”，按照艾希曼的看法，不单纯相信某一“信念”，也不是不偷盗、不行贿者，尽管这些品质不可或缺。一个“理想主义者”为理念而活，所以他不能成为一个商人；一个“理想主义者”时刻准备为他的理念牺牲所有，特别是，牺牲所有人。他曾对审讯的警官说，假如命令他处死自己的父亲，他也会照办。他并不仅仅在强调自己执行命令以及对命令的严阵以待到了何种程度；他还想要告诉人们，他这样的“理想主义者”的行事作风素来是什么样子。同其他完美的“理想主义者”一样，艾希曼当然也有个人情感；但是，假如情感同他的“理念”发生冲突，他绝不会允许情感影响他的行动。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想必在学生时期就令他饱受困扰却未能明确意识到的缺陷，逐渐演变成了失语症。他道歉说：“官方用语是我唯一的语言。”但问题在于，官方用语已经成为他的语言，因为他根本没有能力说出一句不是套话的完整句。法官们最后对被告说，他讲的一切都是“空谈”。这个看法很对。但他们认为这种空洞是装出来的，觉得被告希望掩盖其他尽管丑恶却并不空洞的想法，就不对了。这种假设似乎跟艾希曼的那种一以贯之的做法相矛盾——尽管他记性不好，可每当提到一个对他比较重要的情况或事件时，他无一不是在重复同样的现成句子以及自己发明的口头禅(如果他的确自己造出了一个句子，他会反复说，直到这句话成为口头禅)。无论他是在阿根廷还是在耶路撒冷写回忆录，无论是面对警官还是法庭，他说的总是同样的话，用同的词。你听他说话的时间越长，就会越明显地感觉到，这种表达力的匮乏恰恰与思考力的缺失密不可分；确切地说，他不会站在别人的立场思考问题。之所以无法同他进行任何交流，并不是因为他说谎，而是因为他周围环绕着坚固的壁垒，屏蔽他的言辞和他人的存在，从而帮他一并拒绝着真相。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面对被一个犹太警官审讯八个月的现实，艾希曼滔滔不绝反复其辞，没有半点犹疑地详细解释说，他为何没能在党卫军中谋取高位，而且罪不在他。……正是“党卫军”、“事业”或者“希姆莱”这些词，在他体内引发一种完全无可替代的机制。作为一个徳裔犹太人，莱斯上尉根本不相信党卫军成员的升迁发迹是基于高尚的道德素养。可是，即便莱斯上尉在场，也没有一刻能令这种机制运转失灵。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艾希曼无论在阿根廷还是在耶路撒冷所表现出的令人震惊的认罪态度，与其说是因为他本身具有的自欺欺人的犯罪能力，还不如说是因为构成普遍性且被普遍接受的谎言体系氛围，也就是第三帝国的大气候。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艾希曼对真实发生的事情记得十分不牢靠，但对自己事业生涯的转折点记得非常清楚，任何一句曾在某时某刻带给他满足的话，他都没忘记。）于是，无论何时，在交叉询问期间，每当法官试图唤起他的良心，总是遭遇“满足”；当听到被告用各种各样自我满足的辞令来开形容他的人生以及他的每项事业时，法官们既出离愤怒，又焦虑不生安。在他看来，“我要笑着跳进坟墓”与“我甘愿把自己当众绞死，好给这个地球上所有反犹主义者提供一则反面教材”之间，并不存在矛眉，两句话都可以产生相同的让他满足的效果。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她犀利地宣称，极权制度就是要让江湖骗子和傻子替代天才和精英。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由汉娜·阿伦特首先提出的刽子手和受害者的心态同化现象，得到了一系列调查研究的证实。她讲到在集中营和灭绝营的极端条件下出现一种特殊的社会心理现象，它来源于一种必要性：即便在完全丧失法律和人权的极限条件下，也要维持社会关系网络。如此也就解释了受害者在濒临生存绝境之际为何还要被动走向死亡，同时也解释了监工与特别行动队之间的被迫合作，此外还包括看守与囚犯之间复杂的角色等级。另一个层面是强加给犹太社团和组织的规范机能（Ordnungsfunktion）。在主管此事的党卫军指挥机构和犹太委员会（他们背负着极度的心理压力）之间，无疑形成了一种有效分工。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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