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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农村子弟在战争末期被召入亲卫队，但他们拒绝签字，最后被判处死刑，处决当天在写给家人的诀别信中写道：「我们两人宁死也不愿背负这麼可怕的良心负担，我们知道加入亲卫队要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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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
2026-08-11 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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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七载犹如梦，
举国沦亡缘汉城。
龙游浅水勿自弃，
终有扬眉吐气天
——萨镇冰《佚名》
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
——吴敬梓《儒林外史》
当美国说你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时候，你最好真的有......
——佚名《佚名》
我们只是历史的过客，目标渺茫，无地自容。我们没有世界大战可以经历，也没有经济大萧条可以恐慌。我们的战争充其量不过是内心之战；我们最大的恐慌就是自己的生活。
——大卫·芬奇《搏击俱乐部》
罗马所推行的原则必是极为放开。罗马法既不涉及遗产性质的区别，又不涉及地产的查封。罗马法一方面允许一切有能力处理的人在有生之年处置其财产，毫不限制；另一方面，据我们所知，对于一切有权与罗马公民交往的人，甚至对于外侨和门客，也允许他们在罗马获得动产，毫不限制，并且自从不动产可以成为私产以后，又允许他们在某种条件下在罗马获得不动产。正是这样，罗马是一个商业城市，其初期重要性皆赖于国际贸易，所以它对于每个由不平等男女结婚所生之子、每个释免了的奴隶和每个放弃祖国权利而迁至罗马的异邦人一概宽宏地给予居留权。随着日益繁荣而解放奴隶之事日多，其结果甚至在太平年代客民的数目也必剧烈增加。邻邑被罗马武力征服，与罗马合并，沦为村落，其大部分人民无论迁入城中或仍居乡间，通常舍弃自己的公民权而换取罗马的客民资格，于是客民之数更多。而且战争义务专由旧公民负担，旧贵族的子孙日益减少，客民却分享胜利的果实，且不必付出流血的代价。于是，罗马除公民团外，又发展出一个与它平行的集团，门客变为平民。
——特奥多尔·蒙森《罗马史》
真正的战争不是隐喻。并且，真正的战争都有开始和终结。哪怕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骇人、棘手的冲突，也有终结的一天。但这场反恐战争却可以没有终结。这就是一个征兆，表明它不是一场战争，而是一种授权，用来扩大使用美国的权力。 当政府对癌症或贫困或毒品宣战，它意味着政府要求动员各种新力量来处理该问题。它还意味着政府不能包办一切来解决它。当政府对恐怖主义——由敌人跨国的、基本上是秘密的网络构成的恐怖主义——宣战，它意味着政府允许自己做它想做的事情。当它想干预某个地方，它就会干预。它不能容忍限制其权力。
——苏珊·桑塔格《同时》
刘德一死，河间的儒生集团很快就消散了，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证明他在儒生中地位过高，是刘彻比较在意的焦点。但刘彻没办法改变的，是河间献王刘德在后世儒生眼里的形象。他刻意不想刘德有和自己对比的可能，儒生却不约而同都爱拿两人做比较。当然，在儒生的心目中，刘彻是假崇儒，儒生不过是其手中的工具，而刘德是真崇儒，儒业是其内心所信奉追求的大道。在这样的标准下，自然刘德更容易占道德上风。比如司马光就很大胆地畅想过：“当初景帝假如按照年龄排序，真的传位给献王，一定可以省去祭祀求仙、宫观巡游这些铺张浪费，百姓可以免掉很多战争劳役之苦，民间风俗变得更崇仁尚义，重新回到先哲往圣的太平盛世，其时代必然远远超过文景之治。”
——戴波《有为》
从古至今，在战争中发生的真事与后来人们的传说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的差距，而在军人的一生之中，某些事情发生过与否是无关紧要的。有你的人品在，有你的力量在，有你的一贯作为在，可以保证如果事情的点点滴滴不完全是这样，但是同样能够做到是这样，也可能有一次与之相似的经历。
——卡尔维诺《不存在的骑士》
她始终在追寻独立，但独立并不一定意味着与世隔绝，如她在《三个旧金币》结尾所写:完全的个体主义“本身并没有任何意蕴或意义。只有在成为群体中的一分子时，个体主义才显现出真正的意义”。思考“战争带来的表面上的割裂”之后，伍尔夫在日记中写道自己现在在“群体共同感受”中找到了安慰：“整个英国在同一时刻都想着同一件事——对于战争的恐惧。从未如此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在世上一切都陷入悬而未决的时候，罗德麦尔村以其年年相似的风景与四时不移的人事让人感受到安心的永恒；伍尔夫在这里慢慢体味到，群体这一概念或许是周遭一切都陷人混乱时候的救赎。两年前，伍尔夫在日记中隐晦地提到:“把“我’排除掉:代之以“我们’。”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德国社会的八千万人，曾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以相同的自欺欺人、谎言和愚蠢隔绝于真相和现实之外，所有的这些自欺、谎言和愚蠢也都深深根植于艾希曼的头脑。这些谎言一年变一个样，还时常自相矛盾；更有甚者，对于纳粹党组织的各个不同分支或不同人群而言，这些谎言也并非一定一致。但是，自欺欺人的做法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几乎成了生存的必要条件；甚至直到现在，纳粹政权垮台十八年后的今天，谎言中的大多数具体内容已经被遗忘，有时人们还是很难相信，谎言竟已成为德国民族性格的组成部分。战争期间，对所有德国人民影响最深的谎言是那句“德意志民族的命运之战”。发明这个口号的不是希特勒就是戈培尔。从三方面看，它更易令人自我蒙蔽：它首先暗示出，这场战争并非普通的战争；其次，它是由命运而非德国所发起的：第三，它事关德国人的生死存亡，不是消灭敌人，就是被敌人消灭。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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