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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神宗年间,宋朝对西夏用兵,大败。神宗震怒,御笔一批要将一名督运粮食不利的官员给斩了。第二天,神宗问宰相蔡确,人斩了吗?蔡确说,不可斩。神宗问缘由。蔡确回答道:“按照祖宗之法,不可杀士大夫,不能从您这开这个风气。”神宗非常生气又无可奈何,提议将那人刺配边远地区。结果副宰相章惇说那还不如杀了,理由是士可杀不可辱。神宗极为生气地说:“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直接回怼:“这种快意事,不做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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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翔
法律的悖论
2025-09-26 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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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使国家稳固,就应该使两极尽可能地接近;既不许有豪富,也不许有赤贫。这两个天然分不开的等级,对于公共幸福同样是致命的;一个会产生暴政的拥护者,而另一个则会产生暴君。他们之间永远是在进行着一场公共自由的交易:一个是购买自由,另一个是出卖自由。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金钱就是权力,而权力被滥用了。这就是所谓制度。说不定这就是我们能拥有的最出色的制度了,不过实在令人不敢恭维。
——雷蒙德·钱德勒《漫长的告别》
农耕时代,长寿的父母往往为奋斗中的年轻夫妻提供他们需要的家庭稳定、进取建议及经济庇护。
像我爷爷那样的地主往往到死都紧紧抓住财产权,为了照顾父母而奉献一切的子孙则可望继承更多的家业,至少比离开父母的子孙分得更多。
但是,一旦父母的寿命显著延长,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摩擦就会加剧。
对年轻人而言,传统的家庭制度不再是安全的来源,而是对控制权(对财产、财务,甚至其生活方式的最基本的决定)的争夺。
——阿图·葛文德《最好的告别》
我们常常习惯为朋友“两肋插刀”,这种交往是感性的,盲目的和冲动的,甚至会出现“上次我无条件袒护你,这次你凭什么不为我说话”这样的怨气。但同事之间却有着严格的集团制度,只能理性公平地处理事情,反而在规矩中找到方圆,这种交往是稳定的、刻板的,又是安全的。
——辉姑娘《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民主的功能是什么?可能每个人的理解不同,我的理解是,民主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通过给民众制度化的发言权,来解决统治者任意妄为的问题。或者用现在的常见说法,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这是它的核心功能。它并不自动保证所有的公共问题会被解决,就像你难以要求一个治胃病的药包治百病一样。
——刘瑜《可能性的艺术》
此外,对中国社会影响最深的经济变化来自清中叶以后。西方全方位进人中国,其带来的商业制度、工厂制度、银行制度、税收制度等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最直接的刺激是促进了近代中国工商阶层的诞生。沟通中国市场和外国商人的买办是晚清新兴的商人类型。传统的士绅也进人工商界,公开地经营近代企业,产生了商、绅结合的社会现象。工人阶级也在新式工商业中诞生,他们在力量积累和意识觉醒的过程中,登上历史舞台,并且成为下一个时代的变革者。
——王笛《碌碌有为》
为了比他人吃得更多,或者赚得更多,为了获得更有魅力的异性,人会蔑视、排斥他人。兽性越是强烈的人,就越爱用恫吓和计谋,越汲汲于攀上组织的顶端。资本主义保障的自由竞争,就是一种将原始欲望的暴力性转换为经济活动能量的巧妙制度。如果没有法律,如果不关照全民福祉,那资本主义内在的兽欲就得不到抑制。总之,人类这种动物,总是用智慧来掩饰、隐蔽原始的欲望,冠之以正当之名,并满足于这种自欺欺人。
——高野和明《人类灭绝》
古典学派的罪行标尺是完全客观的,对于所有人一视同仁,不搞特殊化。但是社会学派则认为千人千面,刑罚应该根据人的不同特点区别对待。
——罗翔《刑法学讲义》
刑法如此严厉,不到万不得已不应轻易使用刑法武器。刑法具有补充性,只有当一般部门法不能充分保护某种社会关系时,才由刑法保护。如果其他部门法不认为行为违法,那在刑法上也不应该构成犯罪。刑法是补充法,不可能出现不是违法行为,却是犯罪行为的现象
——罗翔《刑法学讲义》
当初那些批评新法的人又来说新法的好处,“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商鞅认为这些人都是乱法的刁民,“此皆乱化之民也。”将他们全部流放到边疆,“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所以老百姓也就不敢再议论法律了。
——罗翔《法律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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