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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制度"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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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国最为常用的启蒙教材《三字经》里，有句话，叫做：“教不严，师之惰。”尽管将这一格言付诸实施会有很大的差异，因为这也要取决于老师的教学方法与学生的天资。不过一般来说，中国教师的教学方法都非常严厉。我们曾见过一个刚被老师惩罚过的学生，老师千方百计想让他掌握写应试八股文的秘诀，他没做到。于是这个学生出门时头破血流，那情形就像是遭遇了一场街头群殴。学生们经常挨气急败坏的老师的骂，那是寻常之事。另外，不幸受了老师惩罚的孩子，会令母亲感到极其丟脸。回家后，他还会遭到母亲的痛打。不难想象，这些稍微为自己孩子一点小问题就大打出手的母亲们，在遇到特别强烈的刺激后，一定也会更残酷毫不留情地对待自己的孩子。中国人的缺乏同情心的一个重要例证，就是他们的刑法制度。根据帝国的法典的查验很难确定哪些刑罚合法，哪些刑罚不合法，因为很多有悖于法令条文的做法，会得到社会风俗的认可与支持。

——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

中国人关于责任观，常被视为中闻各项制度永恒不变的原因之一。它给每一个中国人都带着上沉重的脚镣和手铐。各级官员和平民也因为他们从未参与或根本不晓得的事情受到处罚，就像我们在前文所提及的例子一样。这种做法，就不得不导致各种公正原则被破坏殆尽。它还能直接导致从高级到初级所有的官吏都掌握了一套弄虚作假的手段。如果一个官员必须对一些自己无法负得了责的犯罪负责，或者，他一直没有对这些情况投入足够重视，那么，他如实汇报情况的话，还是要受到严厉、不公的惩处。这就完全颠倒了公正原则，违背了人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官员们即使本该负责，他也要千方百计掩盖真相，以逃避责任，过分要求人们彼此负责，这一原则被滥用，足以说明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弊政和缺乏公正。对此，我们一直都保持着关注。

——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

在帝国最为常用的启蒙教材《三字经》里，有句话，叫做：“教不严，师之惰。”尽管将这一格言付诸实施会有很大的差异，因为这也要取决于老师的教学方法与学生的天资。不过一般来说，中国教师的教学方法都非常严厉。我们曾见过一个刚被老师惩罚过的学生，老师千方百计想让他掌握写应试八股文的秘诀，他没做到。于是这个学生出门时头破血流，那情形就像是遭遇了一场街头群殴。学生们经常挨气急败坏的老师的骂，那是寻常之事。另外，不幸受了老师惩罚的孩子，会令母亲感到极其丟脸。回家后，他还会遭到母亲的痛打。不难想象，这些稍微为自己孩子一点小问题就大打出手的母亲们，在遇到特别强烈的刺激后，一定也会更残酷毫不留情地对待自己的孩子。中国人的缺乏同情心的一个重要例证，就是他们的刑法制度。根据帝国的法典的查验很难确定哪些刑罚合法，哪些刑罚不合法，因为很多有悖于法令条文的做法，会得到社会风俗的认可与支持。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中国的受教育者之所以不能完全地掌握一门学科，原因在于中国的教育制度。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中国人关于责任观，常被视为中闻各项制度永恒不变的原因之一。它给每一个中国人都带着上沉重的脚镣和手铐。各级官员和平民也因为他们从未参与或根本不晓得的事情受到处罚，就像我们在前文所提及的例子一样。这种做法，就不得不导致各种公正原则被破坏殆尽。它还能直接导致从高级到初级所有的官吏都掌握了一套弄虚作假的手段。如果一个官员必须对一些自己无法负得了责的犯罪负责，或者，他一直没有对这些情况投入足够重视，那么，他如实汇报情况的话，还是要受到严厉、不公的惩处。这就完全颠倒了公正原则，违背了人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官员们即使本该负责，他也要千方百计掩盖真相，以逃避责任，过分要求人们彼此负责，这一原则被滥用，足以说明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弊政和缺乏公正。对此，我们一直都保持着关注。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既然是政务储备人才，那么就不能只读圣贤书。朱元璋做人务实，给国子学加了一条规矩，叫作“实习历事”。它还有一个更明白的名字，叫作“监外历练政事”。国子学或国子监的学生，到了一定年限，就必须到各个政府部们实习，熟悉政务。他们的身份，就叫作“吏事生”或“历事监生”。朝廷视其在实习期间的表现，予以拔擢任用。这种历练对培养人才的好处，自不待言。让学生早早经历政事磨炼，可以迅速上岗，对于缓解明初人才匮乏的窘境帮助极大。………… 这三个时间节点很值得玩味。洪武十八年，户部侍郎郭桓案发，株连万余：洪武二十三年，胡惟庸案波及数万；洪武二十六年，蓝玉案发，波及万余。朱元璋每次大肆屠戮，都让官场为之一空，这些缺额只好让国子监顶上去。 “实习历事”的效果实在太好了，以至于朱元璋觉得有这个选拔制度就够了，一度停办了科举考试。一直到洪武十五年重新开科，他还反复叮嘱“务求实效、毋事虚文”。这位叫武淳的国子监生，竟然可以主持鱼鳞图册这么重大的工作，可见他之前一定以“吏事生”的身份实习了很久，对庶务得心应手，才会被委以重任。类似武淳这样的人，还有很多。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这条计策太好了，一来解决了黄册库的收入问题，把两县负担分摊给了全国；二来震慑了各地作弊官吏，让他们有所顾虑，不敢再篡改黄册，简直是一箭双雕。这个制度听起来没什么破绽，可只要仔细一想大明官场禀性，便会知道问题多多。黄册库穷得都快当裤子了，驳费是唯一的敕命稻草。那么从他们的立场来看，黄册的问题是越多越好，还是越少越好？再者说，虽然史鲁强调，这笔驳银罚款须由经手官吏出，可地方官吏一定会想尽办法，摊派转嫁给基层百姓，这还算是清官所为。如果是贪官的话，一看又有名目找百姓征派银钱，肯定会层层加码，从中渔利。从他们的立场来看，黄册的问题是越多越好，还是越少越好？一边是盼望罚得越多越好；另外一边呢，罚得越多，他们可以借机征敛的就越多。两者碰在一起，表面看是震慑监督，其实深层次的利益点是一致的。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除先人有册有典，股革夏命：语出《尚书·多士》。西周初，成主年幼，武王带周公妇摄政，决定在洛邑建立新都，即后来的东都。但殷商遗民不愿随迁，周公便告诚他们，你们殷人的祖先，是有册书典籍的，记载着成汤革夏命的道理（如今周也革了股的命尸。由此可知，殷商时期已经有了官方档案册典，借尚未知其具体形式。我国有据可查的最早文字为甲骨文，《英国所藏甲骨集》说“贞登人乎涿”（在涿这个地方登记人口），可见，在殷商时期，已经有了严密的人口登记制度奇道册，以实行管理，成为后世统治者效法的榜样。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世顶名缺：明代的官员有严格的人事回避制度，不仅不得在本籍任职，且不能久任；而胥吏都是本地土著，在地方上有盘根错节的势力，故有“流水的官、世守的吏”之说。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一直以来，黄册就是大明政治的一个晴雨表。黄册本身的质量和数量，足以反映政治是否清明、国力是否上升、对基层的控制是否有效。洪武和永乐两位皇帝威权深重，又比较有追求，地方上不敢疏忽作弊，进呈的黄册质量都特别好，尺寸整齐，字迹清楚，用料上乘。这一时期的黄册，被称为“铜版册”，可见其过硬的质量。再加上后湖有一整套防火、防虫、防潮的保存体制，保存百年几无问题。此后到了宣德一代，也都能够大体凛遵祖制，小心攒造。从这一时期的后湖奏疏也能看到，地方上作弊的苗头已经初步显露，但不是很严重，驳回的黄册很快能得到纠正。但从宣德后期起，黄册管理水准开始出现大幅滑坡。正统皇帝登基当年的九月，有黄册库的官员上奏，表示库房所存四十余万本黄册，多有虫蛀浥烂，而且晾晒工匠多是老弱病残，连识字的都很少，结果导致很多黄册摆放错了位置，找都找不到。从正统之后，整个黄册制度开始紊乱起来。地方上作弊的手段日益成熟，胡乱填写，故意涂抹，造册尺寸也不怎么讲究；后湖黄册库存管理更是乱七八糟，晾晒不利，搬运不谨，还任由鼠咬虫蚀，黄册损毁严重。到了弘治年间，这种情况越演越烈。弘治三年，朝廷做了一次清查，发现在库的八成黄册都出问题了。 ……黄册积欠情况，已经演变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前期拖延未解，后期又要攒造，这么一期延一期地滚动起来，累欠越来越多，以至于积重难返，造成沉误。沉误是说当期黄册未能如期完工，算得上重大事故了。而万历皇帝一登基就赶上两次沉误，幸亏那时候他年纪小，操心的不是他。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当然，这并不是说真有那么一两个幕后黑手，在斗室里算计着如何破坏黄册制度的阴谋。具体到个人，不乏明智的官员上书要求变革，但作为一个利益集团或阶层，大多数成员都会下意识地在方方面面做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举动。这些力量汇聚到一起，形成所谓的“潮流”或“时势”，谁逆了潮流，准阻碍了时势，就会遭到反噬。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世顶名缺：明代的官员有严格的人事回避制度，不仅不得在本籍任职，且不能久任；而胥吏都是本地土著，在地方上有盘根错节的势力，故有“流水的官、世守的吏”之说。事实上，这些乡绅乡宦才是歙县真正的统治者。他们下对基层平民控制力度相当大，上有官场的人情网络，又坐拥数量巨大的田亩与各项产业。如果不获得他们的支持，歙县知县什么也做不了。中国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政府机构必须靠这些“乡贤”的配合，才能真正对底层实行有效统治。皇权不下县：根据费孝通先生的论述，在帝制中国，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力，但他并不能凭借一己之力管理整个国家，官僚体制即为皇权的执行者或工具。而实际上，中央派遣的官员到知县为止，县以下没有任何行政单位。所以，在县衙门到百姓家门口这个范围，是地方乡贤、宗族在发挥重要作用，中央的权力进入不了与人民日常有关的地方公益范围，故有“皇权不下县”之说。这一回，上有应天巡按、兵备道副使发出宪牌支援，下有乡宦明星队摇旗呐喊，上下一起发力，怪不得歙县申文写得气壮山河，底气十足。此前一直是帅嘉谟单枪匹马，独闯敌阵，这回则是数路大军集结一处，摆明车马要做正面决战。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在和户部尚书范敏等人商议过后，朱元璋决定对基层组织下一次狠手。他给这一次改革设置了两个目标：第一、击破横亘在朝廷和基层之间的利益集团，提高对基层的掌控力；第二、避免高昂的管理成本。这两个目标看起来背道而驰，怎么可能同时完成？原来早在户帖制推行的洪武三年，朝廷便已经在湖州府悄悄搞了一个平行的试点工程，叫作小黄册。小黄册的基本行政单位，叫作“图”。一图之内，一共有一百户人家。每十户人家编成一甲，从中选出一户甲首来管理，一百户人家正好十个甲首。再设置一位里长，为一图最高长官，负责掌管这十个甲首，直接向县级衙门汇报，不过不算政府编制。无论“甲首”还是“里长”，不是由上级全权指派，也不是由基层民主选出。这两个职位的选拔方式，是轮换制。首先这一百户人家按照丁粮多寡，排出一个次序。前十名的富户，按照排位轮流担任“里长”一职，每户任期一年，十年为一轮。第十一名到二十名的十户，则担任甲首，每户分管九户人家——这九户人家里也包括不当值的里长候选户，他们的任期也是一年。到期后，由甲内人家进行轮换，十年一轮。也就是说，以十年为周期，一图之内的每一户人家，一定会有一年担任甲首，也有机会担任一次里长。这一百户人家，统一编入一册户籍档案，叫作“小黄册”。这个制度，就叫作“里甲制”。轮值到里长这个职位时，并不意味着可以免除赋税，反而要承担额外的管理责任，如果管户交不起，你还得替他们把缺额补上。这就是为什么要按富裕程度来选派里长。这个制度的精髓在于，把政府让渡给绅权和族权的权力做了进一步细分，保证每一户人家都有机会掌握基层权力。这一招看似让基层更加分散，反而让中央权威回来了。黄册里的户籍，多了四柱分项，分别是：旧管、新收、开除、实在。“旧管”指的是...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无论是金华的经验公式，还是诸城的折亩法，都是折中之举。朝廷无法核田，又要保证税收正常运作，只好采取这种粗疏的权宜之计。朱元璋退的这一步，非常重要。不清丈土地，百姓的抵触情绪会减轻很多。朱元璋抓大放小，先把户帖给推行下去。他甚至还主动下诏，鼓励垦荒，说新开发的土地不予起科。百姓一听，好啊！旧田地官府现在不追究，新田地还不用征税，那还不多干点？元末抛荒的大量田地，在这个时期被重新垦殖，生产力迅速恢复。至于户帖，官府说什么咱能填什么，反正是免费的。老百姓觉得自己占了大便宜，却不知道朱元璋的算计更长远。他们不明白，户帖的真正功能，是把居民禁锢在原地。只要人锁住了，朝廷想挖出藏匿的田地，还不是一句话的事？他们现在开垦的隐田越多，未来朝廷可以征税的田地就越多。经过户帖推广这一场全国大普查的洗礼，朱元璋锻炼出了一大批精通计算又深谙基层内情的官吏。他们具备了清丈土地的能力以及丰富的地方行政经验，技术层面不存在障碍。朱元璋这一招以退为进，既缓解了基层情绪，又推行了政策，还锻炼了队伍，为以后埋下伏笔，可谓前后勾连，一举数得。这般手段，真是面面俱到。朱元璋选择保留元代的职业户制，原因很复杂。一方面，明初有大量人口是旧职业户出身，牵涉复杂，已形成一套固定生态。贸然废除职业户，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明初百废待兴，朱元璋不想在这个上面节外生枝。另一方面，朱元璋自己搞了一个卫所制。庞大的军队不再退役，以卫所为单位，直接落地变成军户。闲时屯田自给，战时赴戎。而军人的子弟，世世代代都是军人。其实朱元璋沿用职户制，归根到底是因为他的控制欲太强了。这种制度弊端多多，但特别适合维持稳定，而稳定是新生朱明王朝最重视的。为了保证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朝廷并不在乎牺牲掉社会活力和...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黄册制度濒临崩溃，意味着病灶已遍布整个社会的腾理。偏偏在这些病灶上，还攀附着无数吸血的肥大虫子。病灶越大，它们吸纳得越多，形成一张从上到下、错综复杂的利益网，阻碍血液循环，干扰营养吸收，并让各个器官缓慢衰竭。大明到了中晚期，频频出现半身不遂的迹象，资源调动不顺，对地方基层的控制力空前虚弱，都是拜其所赐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小黄册的基本行政单位，叫作“图”。一图之内，一共有一百户人家。每十户人家编成一甲，从中选出一户甲首来管理，一百户人家正好十个甲首。再设置一位里长，为一图最高长官，负责掌管这十个甲首，直接向县级衙门汇报，不过不算政府编制。接下来，就到了规则的关键部分。无论“甲首”还是“里长”，不是由上级全权指派，也不是由基层民主选出。这两个职位的选拔方式，居然是轮换制。首先这一百户人家按照丁粮多寡，排出一个次序。前十名的富户，按照排位轮流担任“里长”一职，每户任期一年，十年为一轮。第十一名到二十名的十户，则担任甲首，每户分管九户人家——这九户人家里也包括不当值的里长候选户，他们的任期也是一年。到期后，由甲内人家进行轮换，十年一轮。也就是说，以十年为周期，一图之内的每一户人家，一定会有一年担任甲首，也有机会担任一次里长。这一百户人家，统一编入一册户籍档案，叫作“小黄本”…啊，不对，“小黄册”。这个制度，就叫作“里甲制”。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可不要小看这些其貌不扬的简牍，它们蕴含的力量，比名将精兵更加可怕。户籍的雏形，早在商代“唯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时就已经出现了，春秋时代亦有书社制度。但真正把它建成一个完整体系的，是赳赳老秦。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注释】唯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语出《尚书·多士》。西周初，成王年幼，武王的弟弟周公旦摄政，决定在洛邑建立新都，即后来的东都。但殷商遗民不愿随迁，周公便告诫他们，“你们殷人的祖先，是有册书典籍的，记载着成汤革夏命的道理（如今周也革了殷的命）”。由此可知，殷商时期已经有了官方档案册典，惜尚未知其具体形式。我国有据可查的最早文字为甲骨文，《英国所藏甲骨集》说“贞登人乎涿”（在涿这个地方登记人口），可见，在殷商时期，已经有了严密的人口登记制度，登记造册，以实行管理，成为后世统治者效法的榜样。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包税在宋代叫买扑，只在某些市集试行过。而元代连田税都敢包税，终至天下动荡。等到明代户籍制度建立起来之后，包税基本上销声匿迹。直到万历矿税大起，它才又露出端倪。太监们人手有限，而要收税的地方又太多，像船槽岭这种偏远地带，索性承包出去就好了。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围绕着“驳费”这一政策，下有官吏肆无忌惮地舞弊征敛，上有天子诸臣贪婪地虎视眈眈，后湖本身又不甘心回到旧日穷时。诸多原因交织一处，让黄册库及其相关制度成了一部铸银机器，源源不断地为各处输送利益。至于黄册库本身该发挥的职能，反而不重要了。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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