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子抄·句子赏析 ▼

三十年后，严肃标准几乎悉数土崩瓦解，而占据优势的是这幺一种文化，其最浅显易懂、最有说服力的价值来自娱乐业。……这些文章中所表达的对趣味的种种评判或许已经流行开来。但据以作出这些评判的价值却并没有流行开来。

——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2026-05-22 10:15配图点击：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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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则气逆，喜则气散，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灵则气泄，寒则气收,人生语录。

——李时珍《本草纲目》

我以为语言具有内容性。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探索一个作者的气质、他的思想（他的生活态度，不是理念）。必须由语言入手，并始终浸在作者的语言里。语言具有文化性。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包世成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有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汁液流转，一枝摇，百枝摇。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

杀富富不去，救贫贫不离。救主的文化唯救世主可说，救主不是人，是道，得救不是破了戒的狼吞虎咽，是觉悟。

——豆豆《遥远的救世主》

从这个谈话中我们还可以得到更为重要的信息，即人们在政治斗争和权势转移中，失去文化认同的焦虑感。过去籍贯对人们来说十分重要，因为它实际上涉及社会、经济、政治的各个方面，与人们的文化之根紧密联系。这个共同的根基可以帮助人们在陌生的环境中求生存，并与其他文化进行对抗。在清廷覆没之后，政客和精英发现籍贯可以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不过，籍贯问题虽依然重要，但观念已开始发生变化，人们不再珍视和忠诚于籍贯，而无非将其用作争权夺利之工具。这段在茶馆的关于籍贯的谈话，揭示了人们对民国初年动乱和政治不确定性的困惑和失望。

——王笛《茶馆》

余英时认为东汉末出现了士大夫的“群体自觉”，他说：“惟自觉云者，区别人己之谓也，人已之对立愈显，则自觉之意识亦愈强。”（《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收入《士与中国文化》）简单地说，正是在与宦官集团的激烈冲突中，士大夫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自身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所必须坚持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利益。而我在这里想要强调的是，当士大夫阶层以一种自觉的意识从事政治活动时，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一阶层与皇权在某种意义上的离异倾向。他们的领袖或代表人物虽然并不否认皇权是国家权力的最高代表，但同时也并不将自身视为完全依附于皇权的存在；在一定条件下，他们会认为自己才真正是能够维护合理的社会秩序与文化价值的人。

——骆玉明《精解世说新语》

茶馆不仅是一个放松和娱乐之地，而且是具有市场、聚会、客厅等多功能的公共场所。 P157 在清末的各种记载中，描述了茶馆作为市场和交易场所的功能。 P165 除了经济功能，茶馆还作为各种社会组织及社会团体的总部或聚会地，扮演着更重要的社会角色。 P178 妇女进入茶馆等公共空间，经历了许多障碍，这些障碍不仅来自传统观念对妇女公共角色的束缚，而且还在于改良精英在妇女问题上的保守态度。 P186 茶馆生活不仅是普通民众个人行为，也是各种社会组织的集体选择，也即是说茶馆同时为个人和集体服务。

——王笛《茶馆》

本书探讨十八世纪法国的思考方式。书中试图阐明的不只是人们想些什么而且包括他们怎么思考——也就是他们如何阐明这个世界赋予意义，并且注入感情。探究的途径不是遵循知识史的高速公路，而是探入文化地图尚未标示的一个领域，在法国称之为“心态史”（ l'histoire des mentalités ）。这个类别在英文仍然无以名之，为了简单起见，不妨称作文化史，因为它是以人类学家研究异种文化的同一方式处理我们自己的文明。它是人种志观察入微所看到的历史。大多数人难免认为文化史涉及高级文化，也就是大写的Culture。小写的文化史，如果不提希罗多德，可以追溯到布克哈特（Burckhardt）；即便如此，世人仍感陌生，还大惊小怪的。因此，或许有必要稍加说明。有别于观念史家追踪形式上的思想从一个哲学家到另一个哲学家的承传关系，人种志历史学家研究寻常人如何理解这个世界。他试图揭露他们的宇宙观，阐明他们在心智上如何组织现实并且表现在行为上。他无意从市井中人培养哲学家而是要看出市井生活如何寻求策略。寻常人在地表活动，学会“市井之道”——他们也能够和哲学家一样拥有自成―格的智能。不同的是，他们的思考不是根据逻辑命题，而是根据事物

——罗伯特·达恩顿《屠猫狂欢》

即就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言，种种衣物用具表面看，岂不是都由我们这一代人自己做成吗？但仔细想，便知其不如此。这已是几千年来，经过千千万万人心灵之创制改进累积而オ有今日。所以我们ー人之心，可变成千万人之如某人发明一新花样，人人可以模仿他。而千千万万人之心灵，也可变成为一人之心。如某一人之创制发明，其实还是承袭前人的文化遗产而始有。又如我一人造一杯，万人皆可用。一人写一本书，万人皆可读。而任何一人，也可用万种器具，读万卷书。诸位当知，鸡狗并不是无心、无智慧、无情感，无奈它们缺乏了我上述的那种用来表现心灵传达心灵之工具。因此，它们最多也只能表现它们的心灵，在它们自己那个躯売里。

——钱穆《人生十论》

几百年来流行的那种欧洲作为优越文化体的观念，包含着这幺一种看法，即欧洲是一个被来自其他地区的致命疾病所殖民化的地区。欧洲自身被想当然地认为是理当免于疾病的（欧洲对自己——以侵略者或殖民者的身份——带给异邦的、“原始的”世界的致命疾病所导致的程度 (p.124) 大得多的毁灭，令人惊讶地不当一回事：想一想天花、流感和霍乱对美洲和澳洲原住民造成的灾难吧。）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正是通过把众多或许是倒错的欲念加以合理化，并把它们转化为文化方面的虔信，有关结核病的那种神话才能在将近两百多年的世间里面对无可辩驳的人类体验和日积月累的医学知识而留存下来。如果读者仍觉得难以想象，说这样一种令人恐惧的疾病 (p. 34) 的现实怎幺会如此荒谬地被歪曲，那不妨考虑一下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与之不相上下的一种扭曲行为，那种感到有压力、需要去表现自我的罗曼蒂克姿态导致的扭曲行为。（⋯⋯）在二十世纪，被当作高超感受力的标志、能够显示“超凡脱俗的”情感和“愤世嫉俗的”不满情绪的那种讨厌的、折磨人的疾病，是精神错乱。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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