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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文学更重要之点在人生况味 有十年没写过中篇了。十年前在日本访问时,泡那里的温泉,突然想起青藏高原上的温泉,写了一篇《遥远的温泉》。后来就再也没有写过了。今年突然起意,要写几篇从青藏高原上出产的,被今天的消费社会强烈需求的物产入手的小说。第篇,《三只虫草》。第二篇,《蘑菇圈。第三篇,《河上柏影》。今天,中国人对于边疆地带,对于异质文化地带的态度,过去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过去的中国人向往边疆是建功立业,“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阿来《蘑菇圈》
这么回应鸟鸣的时候,阿巴有想要落泪的感觉。 心头一热,就有泪水盈满了眼眶。他想此时泪珠里一定也映照出一个世界。天空,山野,还有他频频回望的幽深的峡谷。一滴泪水落下去,这个世界就消失。又一颗泪水溢出眼眶,这个世界又出现。他想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培训班上那个佛教喇嘛背诵的《金刚经》里的话:一切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阿来《云中记》
阿巴掌着灯对外甥说:仁钦,你不要怪我。是你们让我当回祭师的。当我穿上祖辈人穿过的法衣,敲了他们敲过的鼓,摇了他们摇过的铃,不管政府有没有让我当这个非物质文化,我就是云中村的祭师了。政府把活人管得很好,但死人埋在土里就没人管了。祭师就是管这个的。我从上小学开始,受的都是无神论教育,说没有神,没有鬼。可是现今政府却让我当了这个非物质文化,阿巴伸出手,我不要你帮我把这个名字说全,政府让我当了,我就要好好履职。 仁钦听阿巴说出“履职”这个干部常用的词,禁不住笑了:好吧,祭师也要履职。 阿巴不高兴了:你说,不是履职那又是什么? 我不对,我检讨。就是履职。
——阿来《云中记》
不要怪罪人,不要怪罪神。不要怪罪命。不要怪罪大地。大地上压了那么多东西,久了也想动下腿,伸个脚。,我们人天天在大地上鼓捣,从没想过大地受不受得了,大地稍稍动一下,我们就受不了了。大地没想害我们,只是想动动身子罢了。 后来,地质隐患调查队上山来,余博士给他讲瓦约乡这一块的地质运动,更证明了他给仁钦说的那些道理是正确的。 仁钦止住哭泣,问阿巴:舅舅您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是和我别吗? 你舅舅这辈子,稀里糊涂的,随波逐流就过来了。要不是政府让我当了非物质文化,这辈子真就没有什么用处了。地震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你是能干成大事的人,是能帮助别人的人。说到这里,阿巴眼里放射出骄傲的神采,他说:好外甥,你看我们到底是祭师家族,现在,我管云中村的死人,你管瓦约乡的活人。我看这样的安排很好。很合我的心意。这次下了山,我就不许你再上山来了。
——阿来《云中记》
我无意用这部小说提供一幅文化风情画。这部小说也不是旧乡村的一曲挽歌。我不是一个一味怀旧的人,而是深知一切终将变化。我只是对那些为时代进步承受过多痛苦、付出过多代价的人们深怀同情。因为那些人是我们的亲人、同胞,更因为他们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一一人。
——阿来《天火》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文学,但凡涉笔到汉族之外的族群,在绝大多数读者、批评者那里,都不会被当成是真正的中国经验、中国故事的书写。写入宪法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样一个现实,在中国知识界还未成为一个真切的认知。他们的认识还是封建气息浓重的大一统的归化观,所以对他们而言,但凡关涉少数民族生活的书写,至多提供了个多样性的文化样本,只具有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意义。而我以为,只有把这些非汉族的人民也当成真正的中国人,只有充分认识到他们的生活现实也是中国的普遍现实,他们的未来也是中国未来的一部分,这才是现代意义上真正的“天下观”。唯其如此,各民族的知识分子,才能使优势的一方不陷于自大,以为只有汉民族才是真正的中国;也才能使弱势的一方不堕入褊狭,以为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真正的中国。只有这样双向地警醒与克服,我们才会有一个完整的中国观,才会建立起一种超越性的国家共识。
——阿来《随风飘散》
他颇感得意,又说:“我会的可多了,没有一点口音的粤语,没有一点口音的斯城话,全部都是自学成才,我在语言方面有点天赋,可以学到十分像。其实学语言不难,难的是下定决心,切断过去,变成另一个人。只有学会了一个地方的语言,晓得一个地方上下三路的玩笑,才算是得到了一件名为‘当地人,的隐身衣。而这样的隐身衣,我现在有了好几件,但是你要问我还会不会说老家的方言,我是一句也不会了,完全想不起来,也不会去想。在任何一座城市的任意一股人群中,我都可以完美地把自己隐藏起来,不会因为某个不地道的尾音暴露自己。不怕跟你讲实话,我特别讨厌自己的出身,讨厌穷乡僻壤没有名字的家乡,特别讨厌没钱没见识的父母,讨厌早早嫁人的姐姐,讨厌无能的哥哥,他们对我来说是负担,所以我把他们都抛下了,从根本上把自己和他们切断,决心再造一个自己,用在大城市里接触过的好东西把自己重新填充一遍。我知道哪些是真正的好东西,哪些是五光十色的垃圾。我也知道其他人盯着你看的时候,到底在寻找什么,所以顺从他们就可以了,做个光鲜的人还不容易吗?!我可以做得比任何一个城市人都更像城市人,像北京人、广州人、深圳人,说话腔调,穿衣规则,饮食习惯,人生经历,各种各样的文化符号,外加一
——东来《凤凰籽》
看官且慢,这里还有一份“出家须知”:商品粮户口,初中以上文化,全家及单位同意,年轻未婚,无恋爱关系(或爱人同意),工资15元,服从国家统一分配。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沿海地方的确比较繁荣,每个城市的人都以自己比别省人过得好而得意,对政治的热情比西、北部要差得远。分田到户后,农村似乎正在经历一次从低限的回升,所以邓说广大农村安定,有一定根据;至少在东南地区,感觉不到政治危机的气氛。甚至文化人对魏京生、竞选、内地闹事、中央纷争等也往往模糊得等于无知觉。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我粗粗一想,世界上好像只有欧洲文化和儒家文化以奋图强为要旨,结果也只有这两批民族几干年来一直昌盛不衰。可惜近代以来,中国人一直运气很槽,尤其是和西方碰撞的时机不对,如果欧洲人是在康熙时候侵犯中国,中西之同必能保持相当的平衡;民族自尊心不垮掉,再加上康熙的通达大度,多半会对西方的种种兼容并蓄。邓公个子小,心怀倒大,这样向外界开放,没有内在的自信是办不到的。惟对自己的长处有踏实的信心,才能多多看到别人的长处,择其善者而从之。一味看别人短处的,不消说,必是小家子气里闷出来的。自信的根据何在?自然是相信几千年泱泱大国培育起来的大家气度并没有消尽。的确,一百多年来中国越来越破败,但求强求昌盛的努力一浪一浪从未平息。上帝惠此中国,汔可小康。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这个民族原配得上一种更像样的生活。把这么勤劳肯干的民族弄得这么穷,可见只要有了坚强的领导,什么人间奇迹都创造得出来。我粗粗一想,世界上好像只有欧洲文化和儒家文化以发奋图强为要旨,结果也只有这两批民族几千年来一直昌盛不衰。可惜近代以来,中国人一直运气很糟,尤其是和西方碰撞的时机不对,如果欧洲人是在康熙时候侵犯中国,中西之间必能保持相当的平衡;民族自尊心不垮掉,再加上康熙的通达大度,多半会对西方的种种兼容并蓄。邓公个子小,心怀倒大这样向外界开放,没有内在的自信是办不到的。惟对自己的长处有踏实的信心,才能多多看到别人的长处,择其善者而从之。一味看别人短处的,不消说,必是小家子气里闷出来的自信的根据何在?自然是相信几千年泱泱大国培育起来的大家气度并没有消尽。的确,一百多年来中国越来越破败,但求强求昌盛的努力一浪一浪从未平息。上帝惠此中国,汔可小康。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79级以后的学生多只打小日子算盘,罕有关心文化和政治的。人多小聪明,认定从事文化政治只吃亏不占便宜,所以政治风潮难达此间。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但凡卓越的诗人,心中自有相互冲突的情感、追求,而因了人格的巨大,始在特定的文化传统之中循当时的时势物理,把种种不同的情感追求统一在某种主调之中。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西湖的疏浚和建设,得力于白居易和苏东坡尤甚。白堤、苏堤因以得名焉。东南形胜,在诗人们的治理下,和平昌盛,锦绣繁华。古时的太守们,出则攻城略地,治国安邦;退则花间月下,歌舞诗酒。李太白诗酒放荡,其实一生以政治为抱负,玄宗又焉知他没有治平之能?预见安史之乱,即是一证。即以玄宗本人论,既有雄才大略,又精通舞蹈音律。古今中外,其例甚藩。曹孟德一世英雄,其诗其文,沧海日月为之动容;诸葛武侯功盖三分,前后出师表,老杜为之泪满襟。外域如伯利克里斯、凯撒、拿破仑和丘吉尔,皆武功其赫赫,文章其千古。从来优秀的民族昌盛的时代,习文从政都融为一体。而今文化同政治割裂久矣,于是二者均衰败不振。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在这里,你看到上海人民的总体,衣着得体(不像北京人那么土头土脑),作风正派(不像南京人那样严肃得发呆,态度客气(不像广州南蛮子蛮声蛮气)。实际上,上海人比其他都市对外乡佬远为热心客气,有几次简直让人感动。文明、整洁、明理识礼、生动而规矩,精干而有文化,使上海注定要在健康的未来充当中流砥柱。相形之下,北京还不是一个现代社会,它是帝王权贵之都,共生着一批春秋义士六朝狂客。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沿海地方的确比较繁荣,每个城市的人都以自己比别省人过得好而得意,对政治的热情比西、北部要差得远。分田到户后,农村似乎正在经历次从低限的回升,所以邓说广大农村安定,有一定根据;至少在东南地区,感不到政治危机的气氛。甚至文化人对魏京生、竞选、内地闹事、中央纷争等也往往模糊得等于无知觉。中国太大了,在很多方面,这里同北京、西安、四川竟可说是两个民族。加一点夸张和溢美,西北像罗马,东南像迦太基。难怪从东南考到北京的青少年,对首都之为“政治中心”的那种气氛往往膛目结舌。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由于给了新政策,or better,由于少给了好多坏政策,广东福建沿海一带脱贫的速度真是很快。中国人实在穷得太久了,这个民族原配得上一种更像样的生活。把这么勤劳肯干的民族弄得这么穷,可见只要有了坚强的领导,什么人间奇迹都创造得出来。我粗粗一想,世界上好像只有欧洲文化和儒家文化以发奋图强为要旨,结果也只有这两批民族几千年来一直昌盛不衰。可惜近代以来,中国人一直运气很糟,尤其是和西方碰撞的时机不对,如果欧洲人是在康熙时候侵犯中国,中西之间必能保持相当的平衡;民族自尊心不垮掉,再加上康熙的通达大度,多半会对西方的种种兼容并蓄。邓公个子小,心怀倒大,这样向外界开放,没有内在的自信是办不到的。唯对自己的长处有踏实的信心,才能多多看到别人的长处,择其善者而从之。一味看别人短处的,不消说,必是小家子气里闷出来的。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这里的村镇往往有几百上千年的历史,虽经剧烈的改造,仍随处可见其特色的文化。……人们知道本地的名人,对他们的家世和成就如数家珍,以他们为自豪。我们生长在大城市的人,见多识广,但这也是说,我们有太多可以追求的,太少可以守护的。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西湖(4月29日)一走出来就是西湖。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杭州是一座千古如斯的大花园,处处怡人,反倒不必特特去寻找奇峰怪洞名泉珍瀑了。看那些游人,一双双,一行行,头油面粉,唇红齿白,西服革履或轻纱软帽,手提照像机,肩负长皮筒(盖不知其学名也),行百步则娇喘,停一处则照像,未语先颦,欲顾犹嗔,扶肩援股,柔媚万态;真个让人羡煞!反身自顾,孑孓一人,面黑肌瘦,须发横生,坐则呆如木鸡,行则疾似惊鹿,哪像游园客,活脱潜逃犯;鞋破无袜,衣长带丝,黄背包里一书一本,衣口袋里两元三角。象样的行头,唯林家所赠小花伞一领,却不下雨,无缘撑起。真个羞与自己同行!我还是七○年前后那种玩法,时代却进步了。不过说起来,这次旅行已比当年条件好多了,每行数日就有一家亲友接待,不必担心他已经扫地出门,或正在受审查不敢接待亲友,在外碰到盘查,掏得出一个证件来表明自己不是歹徒。富贵何所愿,云游亦足矣!信步过了白堤苏堤,到了满觉陇石屋洞。西湖的疏浚和建设,得力于白居易和苏东坡尤多,白堤、苏堤因以得名焉。东南形胜,在诗人们的治理下,和平昌盛,锦绣豪华。古时的太守们,出则攻城略地,治国安邦,退则花间月下,歌舞诗酒。李太白诗酒放荡,其实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没有哪种制度完美无瑕,每一种制度都有它的长处短处,这固然是老生常谈,但我想说的是,一种制度是否运转良好,并不全看制度设计,还要看国民尤其是一国的菁英怎样对待这种制度。他们爱自己的制度,就会尽力发扬这个制度的长处,避免其短处,共同体就会在这种制度下繁荣强盛,让我们觉得这种制度优点多多;反之,人们失去了对一种制度的热情,民众只想从这个制度得到利益,菁英们转变成机会主义政客,千方百计利用这个制度的漏罅为自己谋求权力和财富,这种制度的缺点就会放大。斯巴达和雅典长期保持强邦地位,很大程度上在于这两个城邦特有的政治文化,在于它们的民众信赖自己特有的政治制度。
——陈嘉映《希腊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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