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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化"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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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通常接触社会，总是带着我个人的爱好和憎恨以及一种爱和被爱的需要。我要找到生性和我融洽的人，可以和他结交，其余的人和我无关。” 歌德回答说，“你这种自然倾向是反社会的。文化教养有什么用，如果我们不愿用它来克服我们的自然倾向？要求旁人都合我们的脾气，那是很愚蠢的。我从来不干这种蠢事。我把每个人都看作一个独立的个人，可以让我去研究和了解他的一切特点，此外我并不向他要求同情共鸣。这样我才可以和任何人打交道，也只有这样我才可以认识各种不同的性格，学会为人处世之道。因为一个人正是要跟那些和自己生性相反的人打交道，才能和他们相处，从而激发自己性格中一切不同的方面使其得到发展完成，很快就感到自己在每个方面都达到成熟。你也该这样办。你在这方面的能力比你自己所想象的要大，过分低估自己是毫无益处的，你必须投入广大的世界里，不管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它。”ps.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

在崇拜的心理中，情感的成分远过于理智的成分。英雄崇拜的缺点在此，因为它免不掉几分盲目的迷信；但是优点也正在此，因为它是敬贤向上心的表现。敬贤向上是人类心灵中最可宝贵的一点光焰，个人能上进，社会能改良，文化能进展，都全靠有它在烛照。英雄常在我们心中煽燃这一点光焰，常提醒我们人性尊严的意识，将我们提升到高贵境界。

——朱光潜《谈修养》

个人如果有正当的游戏和娱乐，对于生活兴趣一定浓厚，心境一定没有忧郁或厌倦，精神一定发扬活泼，做事一定能勇往直前。一个民族如果相习成风地嗜好正当的游戏和娱乐，它的生气一定是蓬蓬勃勃的，文化衰落后的种种变态的不康健的恶习一定不能传染到它身上。所以在今日中国青年图谋民族复兴应注意的事项中，我把游戏和娱乐摆在一个极重要的地位。我奉劝我所敬爱的青年们都趁早学几种游戏，寻几种有益身心的娱乐的方法，多唱歌，多驰马试剑，别再像我们这辈子人们天天在房子里枯坐着，埋怨生活单调苦闷！

——朱光潜《谈修养》

我常想，中国人在精神方面尽是一些驼子、跛子、瞎子，四肢孪曲，五官不全，好比园中的花木，全被花匠用人工弯扭成种种不自然的形状，他们的生活干枯，他们的容貌憔悴，他们的文化衰落，都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

——朱光潜《谈修养》

罗素的这番话引起我的不安，也引起我有中国民族性的弱点想到普遍人性得弱点。残酷的倾向，似乎不是某一民族所特有的，它是像盲肠一样有原始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还没有被文化所文化洗刷净尽。

——朱光潜《谈修养》

懒，所以都苟且因循敷衍，做事不认真；懒，所以贪小便宜，以不正当的方法解决个人的生计；懒，所以随俗浮沉，一味圆滑，不敢为正义公道奋斗；懒，所以遇引诱即堕落，个人生活无纪律，社会生活无秩序。知识阶级懒，所以文化学术无进展；官吏懒，所以政治不上轨道；一般人都懒，所以整个社会都吊儿郎当暮气沉沉。懒是百恶之源，也就是朝抵抗力最低的路径走。

——朱光潜《谈修养》

残酷的倾向，似乎不是某一民族所特有的，它是像盲肠一样由原始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还没被文化洗刷净尽。小孩们大半欢喜虐害昆虫和其他小动物，踏死一堆蚂蚁，满不在意。用生人做陪葬者或是祭典中的牺牲，似不仅限于野蛮民族。罗马人让人和兽相斗相杀，西班牙人让牛和牛相斗相杀，作为一种娱乐来看。中世纪审判异教徒所用的酷刑无奇不有。在战争中人们对于屠杀尤其狂热，杀死几百万生灵如同踏死一堆蚂蚁一样平常，报纸上轻描淡写地记一笔，造成这屠杀记录者且热烈地庆祝一场。就在和平时期，报纸上杀人、起火、翻船、离婚之类不幸的消息也给许多观众以极大的快慰。

——朱光潜《谈修养》

我曾穷究目前中国社会腐败的根源，以为一切都由于懒。懒，所以因循苟且，做事不认真；懒，所以贪小便宜，以不正当的方法解决个人的生计；懒，所以随俗浮沉，一味圆滑，不敢为正义公道奋斗；懒，所以遇引诱即堕落，个人生活无纪律，社会生活无秩序。知识阶级懒，所以文化学术无进展；官吏懒，所以政治不上轨道；一般人都懒，所以整个社会都“吊儿郎当”暮气沉沉。懒是百恶之源，也就是朝抵抗力最低的路径走。如果要改造中国社会，第一件心理的破坏工作是除懒，第一件心理的建设工作是提倡奋斗精神。

——朱光潜《谈修养》

如今，极其多的人觉得自己与极其多的别的人处于令人惋惜的对立之中。人极不信任生活在自己圈子之外的人，所以不仅日耳曼人认为一个犹太人，而且一个足球运动员也认为一个弹钢琴的是不可理解的和劣等的人，这是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说到底，事物只是通过自身的限度，进而通过对其周围环境的一种有几分敌对的行为而存在的；没有教皇也就不会有路德，没有异教徒也就不会有教皇，所以明摆着的，人对自己的同类的深切依傍就存在于对其同类的拒斥之中。

——罗伯特·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

他高兴地想到，他们也许根本就不是什么无赖，而是像他一样的公民，只不过多喝了几杯，便忘乎所以起来，他们见他从一旁走过便将他缠住并将一种仇恨发泄到他身上，这种仇恨就像大气层里的雷阵雨，随时都准备着向他和每一个陌生人倾泻下来。因为他有时也感觉得到某种相似的情绪。如今，极其多的人觉得自己与极其多的别的人处于令人惋惜的对立之中。人极不信任生活在自己圈子之外的人，所以不仅个日耳曼人认为一个犹太人，而且一个足球运动员也认为一个弹钢琴的是不可理解的和劣等的人，这是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说到底，事物只是通过自身的限度，进而通过对其周围环境的一种有几分敌对的行为而存在的；没有教皇也就不会有路德，没有异教徒也就不会有教皇，所以明摆着的，人对自己的同类的深切依傍就存在于对其同类的拒斥之中。这一点他当然没想得这么透彻；但是他知道存在一种不确定的、气氛上的敌对，在我们这一代空气中充满了这种状况，而如果这件事突然发生在三个不相识的、事后又永远失去踪影的男人身上，生出如雷鸣和闪电那样的结果来，那么，这就几乎是一桩令人感到欣慰的事了。

——罗伯特·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

人极不信任生活在他自己的圈子之外的人，所以不仅一个日耳曼人认为一个犹太人，而且一个足球运动员也认为一个弹钢琴的是一个不可理解的和劣等的人，这是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

——罗伯特·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

要文化的水平线提高，非得采用易于学习的拼音文字不可。千字课或基本汉字不能解决这个严重问题，因为在学术上与思想表现上是需要创造新字的，如果到了思想繁杂的阶段，几千字终会不够用，结果还是要孳乳出很多很多的方块字。现在有人用“圕”表示“图书馆”，用“簿”表示“博物院”，一个字读成三个音，若是这类字多起来，中国“六书”的系统更要出乱子。

——许地山《落花生》

第三是经济的统治。在奴主关系民族中间，主民族的生活待遇不用说是从奴民族榨取的。所以后者所受的待遇决不能比前者好。主人吃的是肉，狗啃的是骨头，是永世不易的公例。经济能力由于有计划的统治，越来便会越小，越小就越不敢生育。纵使生育子女，也没有力量养育他们，这样下去，民族的生存便直接受了影响。数百年后，一个原先繁荣的民族，就会走到被保存的地步。我很怕将来的中华民族也会像美洲的红印第安人一样，被划出一个地方，作为民族的保存区域，留一百几十万人，作为人类过去种族与一种文化民族遗型，供人家的学者来研究。三时五时到那区域去，看看中国人怎样用毛笔画小鸟、写草字，看看中国人怎样拜祖先和打麻雀。种种色色，我不愿意再往下说了。我只要提醒诸位，中国的命运是在青年人手里。青年现在不努力挣扎，将来要挣扎就没有机会了；将来除了用体力去换粥水以外，再也不能有什么发展了。我真是时时刻刻为中国的前途捏一把冷汗。

——许地山《落花生》

也只是就学校读书时所得到的简单文化概念,以为世界上除了“政治”,再无别的事物。

——沈从文《长河》

对于登春沟的人们来说，最大的冲击来源于战争的记忆。这场战争在史书中叫做“大小金川之役”。从前，我是站在一个汉族学生的立场听老师讲这段历史，归在清代“改土归流”的篇章里，一带而过。事件发生在清朝乾隆十二年至四十一年(1747 ~ 1776),清廷对四川省的大、小金川藏族土司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作战。大、小金川地处四川省西北部，多为河谷地带，居住着约3万户藏民。为征服这3万户人，清廷首次出兵就达3万，后又不断增兵，屡战屡败，统帅有的被撤换，有的被治死罪。后来发展到以碉堡对碉堡，建碉卡上千座，以火炮昼夜轰击，方逐一攻克藏人防守的堡寨。我们在康乐村，一个老人指着上面的山坡，说那里有个叫“铁棚子”的地点，是乾隆爷的官兵杀藏族人的地方。还说原来大小金川叫金川，没大小之分，清兵在那里砍人，砍下的人头倒朝沟这边，就叫小金川；身体倒向山那边，就叫大金川。以后请村民画社区地图，他们一定会把与战争有关的地点一一标注出来。吐蕃时代征讨尼泊尔、清代的大小金川之役、鸦片战争时送兵到沿海，战争把嘉绒藏族同中国的大历史联系在一起。这些历史，如今又转变成深刻的记忆，成为嘉绒藏族文化中埋藏最深的一个细胞。回来查阅资料，

——郭净《雪山之书》

翻天覆地的社会变动，西方文化和汉文化强烈的诱惑和冲击，都说是为了人们更加幸福和快乐。这种思想以及它造成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每个少数民族村寨，既给年轻人，也给老辈人带来同样的困惑：我们是谁？我们自己的文化还有没有价值？

——郭净《雪山之书》

卡瓦格博是“圣地”，梅里雪山是“景区”，两种名称，反映了不同人群对这座山的了解和认识。前者同藏族的民间知识和宗教信仰相联系，后者则反映了外来的政治和商业文化对本土信仰的改造。“梅里雪山”知名度的扩大，无形中剥离了卡瓦格博所包含的文化和宗教属性，而将它的自然属性独立出来。这样一来，一座“文化”的山，被悄然改变成了一座“自然”的山。

——郭净《雪山之书》

所以，即使外人来攀登卡瓦格博，来这里做生物或文化调查，来摘旅游开发，他们依然只能“看见”他们想看的部分。这座雪山另外的面貌、它更深的含义，并不为世人知晓。若以藏族村民的说法，这雪山是隐藏起来的，只有很少的幸运者能偶然人其中，出来后就再也找不到回去的路了。《消失的地平线》把这个隐藏的世界叫做“香格里拉”，日本学者把它叫做“山中神界”，汉族古代传说把它叫做“桃花源”，藏族神话则称它为“香巴拉”。

——郭净《雪山之书》

200年8月29日，我们在亚丁的日瓦乡（现在改名叫香格里拉乡）听益西老人讲神山的故事。他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观世音菩萨曾经说：我的雪白的时候，你们来转经，菩萨会保佑你们。如果雪没有了，就不要来转，没有雪就没有佛法。原来，神山的颜色有如此重要。卡瓦格博山下的村民一直在关注冰川的色彩变化。冰川变黑了、变脏了，他们就焦虑不安，认为是登山者、旅游者的践踏得罪了山神，才显示出不祥的预兆。的确，钦、稻城的藏民，都把雪山看成佛法的象征，与雪山有关的一切都被赋予“洁净”的意义烧香要用发出清香的柏树枝；祭祀山神要选择农历的十五、二十五、三吉利；指点雪山要像对活佛一样，手心向上五指弯曲而不是用一根手指。旅游业固然改善了许多地方藏民的生活，但目前这种粗放的大众旅游方式，也在侵蚀着藏文化的根基。已经有一些人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是要维护藏族人基本的生活和信仰，还是要把自己变成演员，为一点金钱去满足世俗的欲望？

——郭净《雪山之书》

卡瓦格博是“圣地”，梅里雪山是“景区”，两种名称，反映了不同人群对这座山的了解和认识。前者同藏族的民间知识和宗教信仰相联系，后者则反映了外来的政治和商业文化对本土信仰的改造。“梅里雪山”知名度的扩大，无形中剥离了卡瓦格博所包含的文化和宗教属性，而将它的自然属性独立出来。这样一来，一座“文化”的山，被悄然改变成了一座“自然”的山。资本于是可以自由进入，当地人民在漫长历史过程积累起来的文化的和生活的权利，便有可能失去法律的保障。一座没有神性的雪山，其文化的意义和价值也难免会打折扣。现在是法律说了算的时代。拍卖一座山的名称和经营权，都是在法律的规范下进行的。然而，无数由历史积淀而成的文化遗产及其名称，本身比现代法律还要悠久，也没有一个自然人作为法人代表。在缺乏传统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法规的情况下，有谁可以站出来为它们说话呢？其实这座雪山的形象已被商品化了，香烟、酒类的牌子，旅游的招贴广告，宾馆和餐厅的名称，电视台的片头。它在市场上的亮相要以秒来收费。对一些人，它是景仰的对象。对另一些人，它是奇货可居的财宝。商品的属性跟随名称而来，将卡瓦格博改名为梅里，便把一座雪山投进了交易市场。当外人把一个新的名词强加给当地

——郭净《雪山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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