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阿伦特并不是说大屠杀是一种“平庸的”罪恶，她很明白地说过，纳粹的暴行是一种“极端之恶”。而阿伦特在纳粹军官艾希曼身上看到的，是一种“恶的平庸性”。她通过“恶的平庸性”来揭示丧失思考能力后所犯下的极端罪恶，这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