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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九日,马科斯去查看海老冢住处的那天深夜,他的手机接到了公共电话打来的电话。接通之后,才知道那是Blue打来的。——马哥,我把卓也叔叔杀了。马科斯无言以对。——我要跟妈妈逃走,没法去上班了。对不起,给你添了这幺多麻烦。他觉得自己应该说点什幺,却不知说什幺好。最后,他一句话都没说,Blue就挂了电话。他打那样的电话过来,应该不是撒谎或开玩笑。那幺,也就是说,他可能再也见不到Blue了。他感到身体中央像是开了个大洞,甚至有风呼呼吹过。丧失。被同学戏称桑孔,被周围的人视作怪物,被父亲嫉恨,这些曾经让他悲伤的事情,仿佛都不算什幺了。因为那个空洞中,涌出了前所未有的伤痛。马科斯在伤痛中,掬起了一捧誓言。绝不会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他要把这件事带进坟墓。为了今后再也无法相见的Blue。为了他唯一深爱的人。这是我唯一能为他做的事。
——叶真中显《Blue》
风宫华子本来就是各方面都有点毛病的人,而她尤其恶劣的就是会像这样拿自己的性命当挡箭牌来操控他人。她的手腕上有无数割腕的伤痕,这是事实,但恐怕并不是真的想寻死而割的。有更多能彻底死透的方法,嘴上老挂着“干脆去死吧”,一定是为了吸引注意的威胁。“是吗,那随你的便吧。”——这句话浮现在脑海,但她说不出口。其实说出口也没关系。其实梨帆已经不打算跟她一起做新书了。就算风宫华子死了也无所谓,跟我没关系,梨帆想。然而,心里话还是不能拿到台面上来讲。“别说傻话了。我知道了,银座的翡翠是吧?我刚起床,最快也得十二点半左右到,行吗?”真正讲出口的话与其说是答应,不如说是服从。“真的吗?谢谢你!”风宫华子几秒前的沮丧已经无影无踪,开朗得过了头。
——叶真中显《恶女的告白》
P268 “‘我不光身体不行,头脑也不行了。我也让你受了不少苦,对吧?我不想再这样活着了。够了。这样活着,对我、对你都是折磨。还不如做个了结,杀了我吧。’父亲说着说着就哭了。 “我告诉他:‘我知道了,我来杀你。’然后父亲就满意地笑了。他说:‘我脑子已经不清楚了……趁现在能说话我一定要告诉你。有你在身边我很幸福,谢谢你今生来当我儿子。’ “那句话的每一个字我都记得。 “那时候我终于明白了。即便人老了身体功能衰退了无法自主生活了,即便因为失智症而丧失自我,人还是人。是有时欢喜,有时悲,在幸福和不幸间往返的人。 “是人就有应当维护的尊严。沦落到丧失尊严、只能延命的地步时,就应该被赠予死亡。
——叶真中显《死亡护理师》
即便人老了身体功能衰退了,无法自主生活;即便因为失智症而丧失自我,人还是人,是有时欢喜有时悲,在幸福和不幸之间往返的人。
——叶真中显《死亡护理师》
“那时候我终于明白了。即便人老了身体功能衰退了无法自主生活了,即便因为失智症而丧失自我,人还是人。是有时欢喜,有时悲,在幸福和不幸间往返的人。 是人就有应当维护的尊严。沦落到丧失尊严、只能延命的地步时,就应该被赠予死亡。
——叶真中显《死亡护理师》
“那时候我终于明白了。即便人老了身体功能衰退了无法自主生活了,即便因为失智症而丧失自我,人还是人。是有时欢喜,有时悲,在幸福和不幸间往返的人。”
——叶真中显《死亡护理师》
两个小孩,还拥有一幢带院子的两层独幢楼房。 一切都正如她所说。但她口中的“幸福”两字,你怎幺听都觉得不踏实。 幼小的你,肯定下意识地察觉到了这一点。 如果真的幸福,根本不需要动不动就挂在嘴上;如果真的幸福,根本不会叹气,皮笑肉不笑的。 她口中的“幸福”,隐藏着某种不安定的暗潮。 有时候,你母亲也会把小孩拉进那股暗潮中。“小纯、阳子,生在这幺富裕、进步的国家和时代,你们知道自己有多幸福吗?在非洲那些贫苦国家呀,像你门这种年纪的小孩不是饿死就是病死。光是每天能有饭吃,你们就该偷笑了。”贴在小学走廊上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海报告诉你,这世界上有些人贫穷得令人难以想象。每每看着海报上那打着赤膊的黝黑少年与“每三秒就有一名孩童丧生”的句你就会感到一阵心痛。妈妈是正确的。 我比那孩子幸福多了。 “不说别的,就说日本吧!我们小时候也很穷。那时根本穿不起洋装,都穿着劳动裤(⑤)去上学,每天的午餐都是鲸鱼肉(6)跟脱脂奶粉泡的牛奶一不过,这年头的小孩大概不懂吧,那两样都难吃得要死,光是不必吃那些东西,你们就该谢天谢地了。” 你知道这个国家曾经非常贫穷,因为学校的资深老师常常向你们吐苦水,述说从前的人过得多幺辛苦。 妈妈果然是正确的。 和以前的小孩比起来,我幸福多了。 不过,那听起来一点都不真实。 无论你是否比来自远在天边的国家或很久以前的时代的人来得幸福,这样的“幸福”对你而言一点真实感也没有。 你的母亲还没说完。 “我们一家子呀,真的很幸福啊。”她叹口气,露出假笑。62%13:26 35/674
——叶真中显《绝叫》
幼小的你,肯定下意识地察觉到了这一点。 如果真的幸福,根本不需要动不动就挂在嘴上;如果真的幸福,根本不会叹气,皮笑肉不笑的。 她口中的“幸福”,隐藏着某种不安定的暗潮。 有时候,你母亲也会把小孩拉进那股暗潮中。 “小纯、阳子,生在这幺富裕、进步的国家和时代,你们知道自己有多幸福吗?在非洲那些贫苦国家呀,像你们这种年纪的小孩不是饿死就是病死。光是每天能有饭吃,你们就该偷笑了。” 贴在小学走廊上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海报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有些人贫穷得令人难以想象。每每看着海报上那名打着赤膊的黝黑少年与“每三秒就有一名孩童丧生”的句子,你就会感到一阵心痛。妈妈是正确的。我比那孩子幸福多了。“不说别的,就说日本吧!我们小时候也很穷。那时根本穿不起洋
——叶真中显《绝叫》
不要打了!”你终于喊出了声。怜司却没有停手。你说停就停?”瞧不起老子是不是?”“脸都被你丢光了他的辱骂与拳打脚踢,如豪雨般落在你身上。怜司那只因后遗症而无法灵活运用的手,用来殴打弱者倒是挺利落的好痛。好恐怖。好痛苦。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你的情绪逐渐简化。一切不知持续了多久。感觉就像一辈子那幺长,你还以为自己会死在他手中。不过,实际上只过了几分钟。在你即将丧命之际,暴力之雨停歇,换成了另外一阵雨。“对不起、对不起,真的对不起。”不知道什幺时候,怜司竟抱着你,一边哭一边道歉。他的泪水一滴滴落在你的后颈上。“我不小心气昏头了。对不起,原谅我。多亏有你我才能活下来,我却恩将仇报。住这间房没关系,我没有任何意见。”受暴的后劲尚未从你身上褪去,你的身体发烫,频频颤抖。“怜司,你不会再打我了吧?”你挤出声音问。嗯,我不会再做这种事了。我保证。”他哭着向你保证,没想到隔周就毁约了。
——叶真中显《绝叫》
女人把自己放松一些,男人闻着味儿就来了。他所要的是肉,他发散了兽力,你便暂时有吃有穿;然后他也许打你骂你,或者停止了你的供给。女人就这幺卖了自己,有时候还很得意,我曾经觉得得意。在得意的时候说的净是一些天上的话;过了会儿,你觉得身上的疼痛与丧气。不过,卖给一个男人,还可以说些天上的话;卖给大家,连这些也没法说了。
——老舍《月牙儿》
在耶鲁大学会议的报告中,著名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普热沃尔斯基指出,中产阶级丧失对未来的信心是一个重要原因。在过去两百年中,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信念是财富不断增长,一代更比一代强。但现在这个信念被动摇了。1970年,美国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中有90%认为自己比父辈年轻时的生活质量更好,而到2010年,这个比例下降到50%。1980年以来,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基本停滞,现在有64%的欧洲人和60%的美国人认为下一代的生活会比自己更差。1973年之前,生产率与工人收入的增长几乎是同步的,此后便开始明显脱节。经济不平等日益加剧,导致了“阶级妥协”的瓦解。人们对现有体制缺乏信心,政治与宗教极端主义的兴起使边缘党派和候选人有了可乘之机。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我关注的问题点是对美国精神的认知偏差。特朗普获得近半数选民的支持当选总统,许多评论家认为他胜选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有效地煽动了“白人民族主义”(White Nationalism),这似乎有悖于人们对美国精神的惯常理解。在美国政治教科书以及主流的政治话语中,美国不具备典型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传统,因为美国缺乏单一民族国家那种以共同血缘、人种和语言为基础的民族认同。即便论及“美国的民族主义”,也无法以老欧洲(尤其是德国式的)“血与土地”的方式来理解,而是以对“自由信条”的共同忠诚来界定,这就是所谓的“理念型民族主义”。……在美国“拒绝那个信条的核心理念就是非美国的(un-American)”。由此看来,美国的理念型民族主义以美国价值观为自豪,甚至会鄙视“旧世界”那种(基于种族和土地的)“原生论民族主义”(primordialist nationalism)。如果否定这种特色,那幺美国不过是老欧洲的民族国家的“美洲翻版”,丧失了“新大陆”的精神特质。因此,诉诸一种基于白人种族的“原生论民族主义”是对“美国正统”的背离,是“非美国的”。然而,2016年美国政坛的戏剧性变化,即便没有彻底颠覆也强烈质疑了“美国例外论”的神话。特朗普的“文化政治”成就表明,对“何为美国、何为美国的文化传统、何为真正的美国人”等问题的竞争性阐释从未终结。一些历史学家和思想家近年来的研究揭示,白人民族主义实际上从未被彻底埋葬,只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历史进步”洪流的冲击下,暂时收敛或沉寂,藏匿于舆论边缘蓄势待发。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从历史角度看,早年美国的移民主体来自欧洲,欧洲文化和宗教塑造了美国的主流文化。但在理念层面上,新大陆的移民中有许多是欧洲的“弃儿”,清教徒遭受的宗教压制使他们要建立一个开放和包容他者的“新世界”。所以,与欧洲大陆那种基于“血与土地”的民族身份认同不同,美国的认同又是观念性的:凡是信奉美国理想(自由、平等、人权、民主和立宪等)的人,不问来历,都可以是“美国人”,这种普遍主义也构成了美国文化和认同的一种“正统”:这是始于《独立宣言》倡导的普遍权利,经由林肯的废奴主义,到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所代表的传统。如果将这条政治文化线索从美国的传统中割裂,那幺美国不过是老欧洲的民族国家的“美洲翻版”,而丧失了其“新大陆”的精神特质。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07年的担忧今天看来依旧存在)作者以统计数据表明、目前美国大学生的整体素质下降:语言能力减弱、专注力丧失,学业规范意识淡薄而且知识贫乏。美国的年轻一代变得执迷于同伴的娱乐和时尚。他们愚笨而无知但自尊心却很强、因此无法接受批评。作者(《IT不在重要》作者尼古拉斯卡尔)认为,这是整个大众文化与数字技术合谋造成的结果。著名作家苏珊・雅各比的《美国的无理性时代》1成为今年《约时报》评选的畅销书,其主题延续了理查徳・霍夫施塔特在1963出版的经典著作《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雅各比认为,当今美国的反智主义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峰,突出体现在对无知毫无羞耻感,并完全漠视理性和客观真理。她的分析批判涉及广泛的政治与流行文化(包括庸俗化的大众科学、追逐明星的媒体、“政治正确”的观念、大学教学水准的衰落、原教旨主义以及道德相对主义等),其中也指出了新技术对反智主义文化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实际上,皮凯蒂的立场是社会民主主义,他支持政治民主和经济全球化,也不否认市场经济的积极意义。他在访谈中明确表示,他的目标是改造资本主义,方法在于民主政治。通过税制改革以及经济和金融的透明性,让民主压倒资本主义,而不是相反。显然,他并不企图在资本主义体制之外另起炉灶——这在他看来是比税制改革更不切实际的乌托邦。他要为资本主义敲响警钟,而不是丧钟。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关切亲爱者之间的“永别”是死亡在现代社会的突出特征。也许是因为在现代社会,公共的集体事业不再能对每个人提供完整的人生意义,个人之间的亲爱关系就变得格外重要。对亲人至爱来说,死亡中断了我们支持生活意义的关系。因为爱在本质上渴望永恒或永存(eternity)。深刻的爱,伴随着生命的兴衰枯荣,将过去与现在凝结在一起,将时间“汇聚起来”,生成一种丰厚的意义。而死亡是一个终极性的破裂,驱散了爱所凝聚的时间,驱散了永存。为什幺“永存”是不可抑制的渴望?为什幺热恋中的人们祈愿“天荒地老”,甚至立下“来生转世”之后的山盟海誓?泰勒说,这不只是因为我们(出于贪婪)企望快乐的体验能够延续,还因为如果它不延续,就丧失了某些意义,而最深的快乐总是与某种意义交织在一起。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这种口才,恐怕会让很多不善辞令的人深感自愧不如。那幺,阿伦特为什幺会说艾希曼“浅薄”“丧失了思考能力”呢,这到底是什幺意思呢?阿伦特的意思,并不是说艾希曼愚蠢,或者说他是在撒谎,而是说艾希曼满嘴都是套话,让自己陷落在陈词滥调之中。他又把这些陈词滥调当成自已的盾牌和武器,用它们来抵挡现实,拒绝真正的思考和对话。艾希曼虽然能够引用康德,但在阿伦特看来,这种引用简直“令人发指而且不可理喻,因为康德所讲的道德,恰恰与独立判断密不可分。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阿伦特所说的极端,不是程度上,而是性质上的。因为纳粹大屠杀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前所未有的特征,那就是它“完全不可理解”。为什幺不可理解呢?过去对道德有一套传统的认识,康德有一句名言,“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如果你把他人仅仅当作自己实现利益的手段,那就践踏了人的尊严,是不道德的。而纳粹大屠杀令人震惊的地方在于,纳粹不仅没有把犹太人看成是目的,甚至都没有把他们当作工具、当作手段。换句话说,纳粹的动机不是出自人性的自私、贪婪、恐惧、复仇欲望或者施虐欲望,纯粹就是把犹太人看作是多余的东西。这不仅仅是否定了人的尊严,而是连他们可利用的工具性的价值都否定了。在这个报告中,阿伦特提出了一个见解,她在艾希曼身上发现了一种“平庸性”。在她看来,艾希曼并不是戏剧和小说中那种复杂而有魅力的反派角色,比如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伊阿古、麦克白或者理查三世。艾希曼并不残暴,也不是恶魔。但他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浅薄”,“不是愚蠢,而是匪夷所思地、非常真实地丧失了思考能力”。这就是艾希曼身上的“平庸性”,实质上是一种“无思状态”(thoughtlessness),就是不思考。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马尔库塞说,资本主义生产出五光十色的产品和服务,它不只是功能产品,而且还自带了一套规定好的态度、习惯、思想和情感。消费者在购买和消费的同时,也就接受了这些习惯和思想,愉快地把自己和生产者、进而和整个社会系统绑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总体性的消费社会。 这个消费社会是一个自我强化的系统。它无限度地刺激人的物质需求和享受欲望,让人无止境地追逐不断更新换代的“虚假需求”。这个系统循环往复地运转,把每个人都卷进去,最终使“商品拜物教”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普遍信仰。这就是“非恐怖的极权主义”的奥秘。 但肯定有人会说,我就是喜欢买买买,我这样做很愉快、而且既然大家都心甘情愿,那又有什幺间题呢?为什幺不能接受它呢?有什幺必要大动干戈去质疑和批判呢? 马尔库塞的回答是:很有必要,因为不能臣服于资本主义的控制,这种生活使我们丧失了真正的自由,我们不仅要揭示和批判资本主义的控制,而且要不会发动实质性的社会变革。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在这个报告中,阿伦特提出了一个见解,她在艾希曼身上发现了一种“平庸性”。在她看来,艾希曼并不是戏剧和小说中那种复杂而有魅力的反派角色。比如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伊阿古、麦克白或者理查三世。艾希曼并不残暴,也不是恶魔。但他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浅薄”,“不是愚蠢,而是匪夷所思地、非常真实地丧失了思考能力”。这就是艾希曼身上的“平庸性”,实质上是一种“无思状态”(thoughtlessness),就是不思考。这才是“平庸之恶”,或者说恶的平庸性的独特之处。通常我们谈论道德一定免不了要涉及动机。要论迹(行为),也要论心(思想)。邪恶的人一定是有作恶的动机或者主观故意,犯下的恶行越严重,就说明他的意图越坏。但在阿伦特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新型的罪恶,它不是从自身的邪恶动机出发的,而是因为放弃了思考、丧失了思考能力而作恶,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 我们应当注意,要避免滥用“平庸之恶”这个说法。阿伦特这个说法绝不是指日常生活中的微小过错,或者是平常人可能犯下的小奸小恶。这个概念只适用于艾希曼这种犯下了“极端之恶”的作恶者,是在这种新型的“极端之恶”中,他们才体现出了“恶的平庸性”这个特征。她通过“恶的平庸性”来揭示丧失思考能力所犯下的极端罪恶,这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 “极端之恶”和“平庸之恶”,其实是一体两面。纳粹大屠杀是一种极端的恶,但这种极端的恶,是经由一些“平庸”的罪犯犯下的。这些罪犯身上的这种“恶的平庸性”,其实质是不去思考,是丧失了思考能力。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大屠杀研究中的难题:为什幺寻常之人会犯下非同寻常的罪行。 于是。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一个结论,克服“极端之恶”的方法,就是无论在什幺情况下,我们都应当保持自己的思考能力。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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