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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历史研究时,人们往往迷恋于寻找单一的原因,便错误地将原因归结于某一个,这样,就成为一种价值判断。 p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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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2026-07-19 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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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卢东郭之困,而遗田父之获
——罗贯中《三国演义》
哥特人、汪达尔人、格庇德人、勃艮第人、还有阿勒曼尼人,相互之间充满仇恨和敌意,他们的实力就这样消耗殆尽,不论征战讨伐的结果如何,受到击灭的对象都是罗马的敌人。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对刚刚因疫病而亡的人进行尸体解剖,伍连德深知其风险。因为死者体内存有大量活细菌,持刀者稍有不慎,就会感染。伍连德和林家瑞,戴上了能遮住大半张脸的口罩和橡胶手套,用锋利的手术刀,小心翼翼地划开了死者的胸腹,取出她的肺、肝、脾,放到浸泡着福尔马林溶液的容器中,又提取了血样,然后敛声屏气地把伤口缝合了。
——迟子建《白雪乌鸦》
偏执狂、歇斯底里患者以及自我的毁坏者---这些人,就是作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充满恐惧的、彬彬有礼的时代的见证人的作家。这通常是个语气问题:要相信那些以通情达理的不动声色的语气说出来的思想,几乎是不可能的。有这幺一些时代,它们过于错综复杂,过于为相互冲突的历史和智力的体验的声浪所埋没,以至于听不进通情达理的声音。通情达理变成了妥协、逃避和谎话。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有意识地追求健康、却又只相信疾病包含的真实性的时代。我们所尊重的真理,是那些诞生与磨难中的真理。我们衡量真理,是根据作家在受难中付出的代价---而不是根据作家的文字与之对应的某个客观真理标准。······对真理的需求,并非持续不断,这正如对休息的需要。扭曲的思想或许比真理具有更大的智力上的魄力;它或许能更好地服务于精神的种种不同的需要。······我们之所以阅读这些具有如此犀利的原创性的作家,是因为他们的个人威望,是因为他们堪称典范的严肃性,是因为他们献身于自己的真理的明显意愿,此外---只不过零碎地---因为他们的“观点”。正如堕落的亚希比德追随苏格拉底,尽管他不能、也不愿改变自己的生活,但他被感动了,内心丰富了,充满了爱,而敏感的现代读者则对某个不属于自己、也不可能属于自己的精神现实层面表示自己的敬意。······在我们对这样的生活表示的敬意中,我们意识到世界中存在着神秘---而这种神秘正是对真理、对客观真理的可靠把握所要否定的东西。在这种意义上,所有的真理都是肤浅的;对真理的某些歪曲(但不是全部歪曲),某些疯狂(但不是全部的疯狂),某些病态(但不是全部的病态),对生活的某些弃绝(但不是全部的弃绝),是能提供真理、带来正常、塑造健康和促进生活的。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这是黑人民权运动中最著名的案例之一,在我们阅读各种黑人民权运动历史的时候,常常读到这个案子。记得那是一个雨夜,我们住在北卡罗来纳大学附近的一个汽车旅馆。外面是瓢泼大雨,我们在哗哗的雨声中读着又一本有关黑人民权运动的叫作“法律和南方秩序”的书。我们又一次与这个案子相遇。 虽然我们对此案的一些细节都已经相当熟悉,但是,在书中读到,当三名大学生的尸体被找到,案子真相暴露的时候,费镇和内秀巴县的底层白人民众的本能反应居然不是问“这是谁干的?”而是问“这是谁说出去的?”看到这里,我还是按捺不住,冲到外面,在大雨中打开车门去找随车的公路地图。我倒要看看这该死的费镇到底在什幺地方,哪天我非要去看看这个鬼地方不可。怎幺会有这样的地方养活了这幺一帮人。虽然我们去过密西西比,但是确实不知道这个费镇在什幺地方。寻觅许久之后,我们终于在地图上找到费镇。 在密西西比州庞大的面积上,这是一个小小的圆点。旁边以很小的字注着:费镇。从地图上,当然看不出什幺。可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几分钟之后,我们被同时期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历史案件的南方地名惊呆了一我们在同一本书上看到了我们自配居住的小镇的名字!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韦伯演讲: 这一切,毫无疑问地,乃是我们的历史处境的一项既成事实,无法逭避,而只要我们忠于自己,亦无从摆脱。 正视这些真相,了解这些真相,我们才能不为简单的利弊所困扰,而是实地面对全部的事实。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思想成年”。现代世界或许荒凉但韦伯要让我们在清醒中保持坚强,或者说,由于清醒才能获得真正坚强。破除悲观,获得清明,达到从容--这才是韦伯思想带给我们的真正启示。罗曼罗兰说过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我们现在做的,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在这本书之后的旅途中,我希望你能记住这句话。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但即使我们知道得更多,也还不够。当我们说这个事件是“悲剧性的”时,我们就不仅仅是在要求一种事实的、历史的理解。说到悲剧,我指的是一个唤起极度的怜悯和恐惧的事件,它的起因颇为复杂,多种多样,并且它具有一种警示或者启迪的性质,使幸存者负有严肃的责任来正视它,消化它。我们在把六百万犹太人的被屠杀称为悲剧时,是在承认在理智的理解(了解发生了什幺,怎样发生的)或道德的理解(抓捕战争犯,把他们送上法庭)之外,另有一个动机。我们承认,在某种意义上,这个事件是不可理解的。最终,惟一的反应仍是把这个事件继续放在内心,没齿不忘。然而承担记忆之负担的能力并不总是能胜任的。有时记忆会缓和悲痛或内疚;有时记忆却使悲痛或内疚更甚。最经常的情形是,记忆不能带来任何益处。然而我们感到记住这一切是理所当然的,是合适的,或是恰当的。记忆的这种道德作用跨越了知识、行动和艺术这些不同的世界。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难怪“档案门”一出来,共和党人的反应如此强烈。当年尼克松在“水门事件”翻船,给共和党带来了历史性的奇耻大辱。现在民主党克林顿的白宫居然棋高一着,直接就利用联邦调查局违法获取对手党资料,这也太忘乎所以了。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马上在公开场合,把这一事件比作尼克松在七十年代搜集“政敌名单”的邪恶行为。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而只有通过众人的协作,才能接近真正的历史。当然,我们不能完全依据一门学科的对象来对该学科加以定义,但却可以凭借恰当运用于该学科的方法之性质来确定其范围。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发展障碍之一——“亚斯伯格症候群”的几项特征,完全和小纯符合。 他们的智能表现很正常,甚或优于常人,但十分不擅长“察言观色”,容易产生沟通上的误解。他们听不懂弦外之音,有时会出言不逊;个性固执,难以适应生活上的变化。这些特征主要归咎于大脑构造的差异,当事者可能并无恶意。此外,许多患有此症的人皆感到自己与社会格格不入。 节目中介绍许多可能患有此症的历史名人,比如贝多芬、梵谷、爱因斯坦。
——叶真中显《绝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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