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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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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知道理智的生活是很冷酷的，很刻薄寡恩的。理智指示我们应该做的事甚多，而我们实在做到的还不及百分之一。所做到的那百分之一大半全是由于有情感在后面驱遣。比方我天天看见很可怜的乞丐，理智也天天提醒我贩济困穷的道理，可是除非我心中怜悯的情感触动时，我百回就有九十九回不肯掏腰包。前几天听见一位国学家投河的消息，和朋友们谈，大家都觉得他太傻。他固然是傻，可是世间有许多事项得有几分傻气的人才能去做。纯信理智的人天天都打计算，有许多不利于己的事他决不肯去做的。历史上许多侠烈的事迹都是情感的而不是理智的。

——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曾经，我做出决定，要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这个鲜为人知的领域；因为这个决定，我比想象中走得更远。因为历史的偶然，我这一代人亲眼见证了人工智能从学术奥秘转变为头条新闻。我因此有机会周游世界，与全球的领导者同聚一堂，并在最近几年中站在最大的平台上发表演讲。耀眼的灯光、绚丽的色彩、一排排的观众似乎可以无限延伸到地平线，这些都是难得的特权，每一个都是意想不到的荣誉。” How far I will go.

——李飞飞《我看见的世界》

梁经伦在剧末引用"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刘和平《北平无战事》

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辛亥革命时就被推翻了

——刘和平《北平无战事》

国民党和共产党，谁的主义是真的？历史很快就会作出结论

——刘和平《北平无战事》

历史是人写的，但很多人不会被写进历史

——刘和平《北平无战事》

鲁本斯想起了人类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性选择”案例。欧亚大陆的男性中，有一部分都拥有某种特定的Y染色体。有种被称作“分子钟”的生物学技术，能推算出这种染色体出现的时间，而结果与十三世纪成吉思汗的征服路径一致。蒙古帝国的皇帝及其子嗣，在欧亚大陆肆意杀戮、挤压、强奸，将被片服地区的美女集中于后宫淫乐，生下难以计数的后代。于是，八百年后的现在，假如女性子孙的数量与男性一样，那继续了成吉思汗基因的人多达三千二百万。或许连成志思汗也没察觉，这才是战争的真实目的吧。正如其图腾“苍狼”那样，作为野兽，成志思汗无疑是优秀的个体。

——高野和明《人类灭绝》

科学的历史，就是那些不说“不可能”的人创造的。

——高野和明《人类灭绝》

牛顿（1643-1727）和康熙（1654-1722）基本算是同时代的人。如果把牛顿看作欧洲科学革命奠基人的话，那么康熙一朝就正好处在西方科学革命爆发的前夕。当时除了康熙自己和他的皇子们学习西方知识以外，康熙还在宫里组织八旗子弟来学。比如在宫里面学习的正白旗蒙古族人明安图（1692-1763），看到了法国传教士带来的牛顿无穷极数公式后，就用从传教士那里学来的西方几何证明方法，证明并推导出了卡塔兰数。明安图还推导出了一些衍生公式，这些公式在翻译成现代数学语言后，陆续被国外学者证明。卡特兰数在函数、离散数学中广为使用。它是卡塔兰（1814-1894）在1838年推导出来的，比明安图的证明晚了一百年。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北京纪事》有目的地省略某些内容，来传递自己想要传递的意思，这其实就是中国历史书写中所谓春秋笔法中的“笔削”。写什么、不写什么或者说“削”去什么都自有目的。《史记》中司马迁评论孔子作《春秋》时有意省略一些东西，评语就是：“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耶稣会神父用春秋笔法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欧洲的读者认为是大清皇帝自己要对中国的礼仪问题发表意见。而且他们还要让欧洲读者相信，康熙后来对中国礼仪问题很有意见，是因为多罗的处理不当导致的。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历史的各种细节也证明了当时朝廷上下根本没有共同认可的原因来禁止天主教。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后世所谓的历史趋势、潮流来决定当时禁教。禁教就是雍正的个人意思。对这一点，当时的王公大臣都看得很清楚。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历史在一个个的个人选择中充满着不可预料的偶然，正如我们现在的世界在个人决策下充满着不可预测的偶然一样。现在的世事就是未来的历史，而历史就是以前的世事。就像2020年开始的新冠疫情，对于个人、国家、世界都是一个偶然性事件，到底它会怎样影响到历史的演进，我们不知道，但我们能感受到的是这个突然出现的事件，会是无数个人生命中的变量。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说到雍正信佛，欧美学者认为清初皇帝都宣称崇信佛教，这是他们的政治需要，因为佛教信仰能帮他们更有效地统治广大的蒙古和西藏地区。因而信佛是一种政治手段。民国清史大师孟森尽管深知雍正信佛修行，但他基于雍正上台后残酷镇压异己和兄弟的历史，不相信雍正是真正的佛教大师，因而解释雍正是通过佛教修行来掩盖他夺位的企图。中外史家的这些解释，都混淆了一个时间顺序，那就是雍正先是佛教修行者，然后才是皇帝。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但洪若翰明显感觉到巡抚在刻意和他保持距离，因为连他带去的小礼品，巡抚都不接受。巡抚给出的意见很像托词，说地方要修教堂的话，他必须上报礼部。要是北京同意修，他也没有意见。洪若翰在巡抚那里无功而返，只好把问题反映给了张诚。张诚通过他京城的关系网，竟然找到了巡抚在京城国子监当差的大儿子。传教士并没有详述他们是如何打通关节找到这个人的，只是说巡抚大儿子一封家书回去，一切都解决了。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最后，有一点值得强调，尽管中国礼仪争论看似是关于中国礼仪问题，但这个问题的辩论场主要在欧洲。康熙多少给出了他的看法，算是参与到争论中，但他并没有把这个问题扩大。所以当时大清的儒学大师和高官基本没有参与争论。“中国礼仪之争”准确来说是欧洲教廷内部的一个问题，而不是中国的一个社会问题。如果说天主教的“中国礼仪之争”对中国完全没有影响这一说法有点绝对的话，那么说礼仪之争影响了天主教在中国的历史轨迹肯定就言重了。后来还有说礼仪之争引起了后来的雍正禁教，那就更是无稽之谈了。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朱维铮教授是历史系的前辈，并没有给本科生上课。我选修了他的学生廖梅老师开的“中国史学史“。最后几堂课廖老师是请朱维铮教授来上的，他现场给我们写的文章打分。我当时得到了A-，这个成绩一直让我引以为傲，因为朱维铮老师从没有给出过A。后来经廖梅老师引荐，我找到朱维铮教授谈了出国读书的想法，正巧我要做的传教士选题和他对这段历史的理解有切合之处（这在本书第二章有呈现），朱维铮教授于是同意帮我出推荐信。还记得在签名前，他拿起笔，又放下，看着我说：“认真做点东西，不要只是出去混个文凭。”殷殷叮嘱，言犹在耳。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对于康熙要求的这个“票”，以前的学者早就注意到了，认为这标志着康熙开始限制天主教在华传播，也是后来雍正禁止天主教的开端。当然，从教会角度看，领票确实是多出来的麻烦，某种角度上也确实限制了传教士入华，但这并不表示康熙的目的是为了限制天主教的传播⋯⋯康熙领票的核心要求是传教士不要改变，保持已有的利玛窦规矩。换句话说，康熙不是要改变而是要保持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原有方式。从实际操作来看，康熙也完全没有限制天主教的意思。反而他多次鼓励传教士来领票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康熙知道也明白中西不调和之处有很多。从历史的角度看，康熙是一位很务实的君主，他一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坚持。作为一个国土同时横跨中亚、东亚的君主，他当然清楚各个文化有不同之处。佛教、藏传佛教、道教等哪一个宗教都和儒家传统学说有冲突矛盾的地方。康熙也不会天真地以为儒家和天主教教义是相通的。所以耶稣会神父笔下那个要捍卫文化传统的君主只是他们理想中的康熙，真实的康熙是一位现实的，没有文化偏执的皇帝。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薛凤祚（1600一1680）就很少被提及。薛凤祚出身书香门第，年轻时学习陆王心学。中年后跟传教士学习了西方数学。他是最早学习对数、三角函数的中国人。薛凤祚在康熙时期以及后来的乾隆年间，都被公认为一代大才，学贯中西，受时人追捧。他把对数和三角函数中的几何知识运用到治水中，用来计算河道和河流速度，写下了《两河清汇》（两河指黄河和京杭运河）一书，是兼具中西方知识的治水名著。包括这本书在内，他有三本书被收人了《四库全书》。清代人写的书能被收入《四库全书》中，就是乾隆时期一流学者群体对该书价值的肯定。《四库全书》的编辑在《两河清汇》的书前提要中写道，薛凤祚的学问是跟着西洋人学的，在当时被称为青州之学。青州是山东益都县，是薛凤祚的家乡。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长期以来，写史的人都希望妙笔生花，把一个个故事讲得逻辑井然，头头是道，同时还希望自己能发前人之未发，概括出事件背后的大势。在历史中总结规律的想法源自于18一19世纪的西方史家和哲学家，他们受到西方科学革命的影响，希望像研究自然界的物理现象一样，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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