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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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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这时着迷于一个做创业内容的播客，主持人叫罗振宇，节目名称是“罗辑思维”，当时很受欢迎。他热情地向我大力推荐这个人和节目。我听了一下，不但没觉得好，反而有些反感。主编说罗振宇是做文化的，我既然要写作，就应该多关注他。我说罗振宇是在做营销，不是做文化，他是个商人。但主编说罗振宇也卖书，是个文化英雄。他告诉我罗振宇是这样卖书的：事前不告诉买家是一本什么书，然后向买家收取全款，买家要收到书后才知道自己买了什么。他通过这种方式，一次可以卖出两三万本冷门的历史书，而且还不打折。我觉得很震惊，但并不佩服。我猜那些买书的人，大多并不会真读。他们买书的动机，我觉得很可疑。但是主编很崇拜罗振宇。而且他和我说话的腔调，也越来越像罗振宇了。之前我在云南时，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个人，所以没能洞察到主编的这些变化，还以为他真的发现了好机会，所以才表现得那么热切和自信。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我更喜欢破旧一点的东西，因为它们都有历史。

——张天翼《性盲症患者的爱情》

有人小声哭起来。她在一步外的地方蹲下来，看他朝四个方向乱伸的大手大脚，像吴家那面衣橱镜子映出来的。他已身在镜中，那是另一个世界，她跨不进去，再也到不了他身边。一阵风吹过，他头顶一撮黑发动了动，像招手叫她，又像挥手道别。第二天她醒来，看到窗外还是一个大太阳，心里诧异，天地不是毁灭了吗？太阳怎么还会升起来：此后一大段日子，她都昏沉沉的，像瑟缩在一只透明的瓮中，瓮口上了封条。历史课本上讲，古代小孩天折了，人们把他摆成两手抱膝的胎儿姿势，装进瓮里埋掉。她希望被埋掉，可别人总要把瓮搬来搬去。父母带她去吴家磕头谢罪。那里已经面目全非，黑压压挤满了人。姜丽丽不在，由于昏过去两次，她正躺在医院吊水。一切都不似真的，都被阴险地换掉了，房间是轰炸之后又草草盖起的，哭的人像雇来的，热带鱼、君子兰、四季海棠都是做得粗糙恶劣的赝品，神气全无。他们又去医院探望，被病房门口的人推搡，没能进去。

——张天翼《如雪如山》

倘若在五十光年之外有一架倍数足够大的望远镜，有一个观察点，料必那些情景便依然如故，那条小街，小街上空的鸽群，两个无名的僧人，蜻蜓翅膀上的闪光和那个痴迷的孩子，还有天空中美妙的声音，便一如既往。如果那望远镜以光的速度继续跟随，那个孩子便永远都站在那条小街上，痴迷地跳望。要是那望远镜停下来，停在五十光年之外的某个地方，我的一生就会依次重现，五十年的历史便将从头上演。真是神奇。很可能，生和死都不过取决于观察，取决于观察的远与近。比如，当一颗距离我们数十万光年的星星实际早已熄灭，它却正在我们的视野里度着它的青年时光。

——史铁生《自由的夜行》

那些带着历史年轮的餐厅，仍然把传统奉为圭臬，餐厅常年客满，掌握着传统烹饪技术的厨师对自己从事的职业也乐此不疲，说到底，对传统的尊重也正是对人的尊重。

——陈晓卿《吃着吃着就老了》

井冈山几乎人人都是历史学家，和他们聊天，没几句话就会进入历史教科书的B面，一个接一个的八卦掌故，听着很乐，而我更感兴趣的是与吃相关的，比如，这里几乎所有的特色菜馆都写着斗大的字一一红米饭南瓜汤。小刘笑了：“那是文化，给外地人吃的，红米价格比大米还贵，粗糙难咽，我们本地人不怎么吃…”哈，这就是特色和口味的区别了。

——陈晓卿《吃着吃着就老了》

一座城市，最吸引我的，从来不是历史名胜或者商业中心，而是菜市场，一切不逛菜市场的城市旅游，都等同于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中国太大，经济高速增长让许多城市的外观大同小异，甚至连旅游商品都面目可憎地趋于一致，只有在菜市场，还能从一些地域性的物产上，分辨出各自不同的风貌。我去汕头衡山市场，看着卖姜的四十多个滩位，把洋姜、子姜、生姜、老姜等一个个品味过去；在台湾苏澳的南方澳鱼市，凡是没见过的海产我都要尝斌一下，千岛湖畔的淳安小菜场，我和商贩一起，抓着清水螺蛳在机器上一个一个地剪去尾巴。像这样的菜场，充满了生活气息的流动。在曼谷，在台南，在东京，在顺德，在成都，在长沙，这些城市的气味几乎都可以从菜市场里面找到。

——陈晓卿《吃着吃着就老了》

现在翻开1930年的大事年表，可以看到许多影响中国历史的事件：蒋介石正忙于和冯、阎的中原大战，毛泽东则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鲁迅在五十岁生日留下了那张著名的标准照，梁漱溟发起创建了中国乡村建设学会，竺可桢开始了中国人自主的天气预报，夏赤凤导演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雨过天青》。。那时首都南京城市规划建设初具规模，南京的居民也决计没有想到，附近新来的小生物，会在半个多世纪后给中国人的餐桌带来这么大的改变。

——陈晓卿《吃着吃着就老了》

近百年来中国历史上的物种入侵，无论植物还是动物，大多曾经给中国人带来了麻烦，比如豚草、水葫芦、福寿螺、非洲蜗牛…都是反面角色。只有小龙虾是例外，繁殖力再强，也没中国人的胃口大一小龙虾价格节节攀升便是最好的印证。作为入侵物种，将近九十年之内，它曾经占领了中国的大片农田，而如今基本都在养殖户的控制范围内。这就像进入国境的正规部队，大部分整建制被关进了监狱，余下的也无法逃脱最终被端上吃货们餐桌的命运。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多么失败的一次物种入侵啊。

——陈晓卿《吃着吃着就老了》

冯庙羊肉的制作方法与萧县并没有太大差别，只是羊不现杀，而是隔天处理后，切块烹制。历史上，灵璧不是富庶之地，但在烹饪上依然非常用心。羊骨一定是隔夜熬汤，在灵璧叫羊拐。客人上桌前，先上一大碗免费的羊拐，让客人“吃着玩”。雪白的羊汤也是免费的，这应该是招揽顾客的重要手段。清明节那天中午，我们赶到冯庙时，小蒋已经坐在街市里的老顾家饭店点完了菜，和他一起的还有在南京开居酒屋的达达一家。面前是香喷喷的一大碗白烧羊肉、一盆羊脸肉，还有一盘干煸羊肺。可以说，凉菜热菜都做得非常用心。不过我更喜欢的还是传统的白烧羊肉，肉块汁水丰盈，既松软又弹牙，撒上刚磨好的胡椒，再配上当地另一个特产冯庙油酥烧饼，在座诸位不由满头是汗，大声呼喝：“加汤，加汤！

——陈晓卿《吃着吃着就老了》

“我以前听一个人说过一段话，那段话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所以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忘记，那个人问我联邦现在是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年代，他的回答是……” “都不是。最悲哀的是你往历史源头望去，你会发现所有的时代都是一模一样的时代，没有进步没有发展，只是一个所有人挤一起艰难呼吸的泥沼，而一代一代拥有智慧和创造力的人们，就在这片大泥沼中逐渐沉没，然后死亡。”

——猫腻《间客》

钟瘦虎的脸上依然没有什么表情，说道：“联邦政府并不是民众集体意志的体现，也不是某位小机率产生的优秀政治家意志的体现，而是一大群政体既得利益者集体意志的体现，这些控制了媒体，控制了金融，擅长操弄选举，挑拨民意，像死人骨头插在原野中一般插在联邦里的官僚和商人们，才是联邦的主流。” “帕布尔总统再如何清明冷静，他终究只是一个人，他顶多能影响一下身边的人或者是临海州里的青年学生，却没有任何力量去改变联邦的历史走向。我甚至可以断定，一旦他试图改变这些事情，他马上便会下台。” 他的人生观并不是那些世家老人不屑却又痛恨的那般：只有黑与白、昼与夜、光明与黑暗，旗帜鲜明，坚韧生冷，事实上他非常清楚人世间总有各种各样的不得已，必然有灰色地带的存在，只是当灰灰的影泽蔓过他的底线时，他才会做出激烈的反应。

——猫腻《间客》

20世纪70年代初，香港拍摄了一部电视连续剧《上海滩》，轰动一时，而片头打出的特别顾问就是“陈存仁”，虽然他们并未征得父亲同意，但他仍很得意。

——陈存仁《抗战时代生活史》

“早晨参观学校，一到下午应酬完毕，日本人已派好了女招待员，供我们寻欢作乐；七点一到，又参加应酬；日本人三杯落肚，已醉到不像样，疯疯狂狂地唱歌跳舞；大约十一时席散，又换了一批女招待员，陪我们到旅店去；这时我们的团员，几乎每一个人都忘记了自己的生辰八字，一个个都晕了大浪，如此一连七天，有些人在日本时已有病象，我还算是扎硬的一个人，但是自己觉得身体也被掏空了。”

——陈存仁《抗战时代生活史》

我向来喜欢藏书，附带收藏许多画报杂志，都是由第一期起，完完整整装订成册，在这时为了求安全、免麻烦，也只好忍痛一齐搬出来，就在里弄中当众焚烧。这里面有许多资料图片，一并付之一炬，真是痛心得很。然而，我还有若干资料照片，都夹杂在医书中，这样总算保存了一部分。但心中总觉不安，怕一旦有事发生就会遭到麻烦。

——陈存仁《抗战时代生活史》

在沦陷时期，外国电影中断，国产电影产量甚少，我记得有一部外国电影叫做《碧血黄沙》，还有《出水芙蓉》等三五部电影，各头轮电影院，因为无片可换竟把这几部片子反反复复重映不已，但卖座依然不衰。

——陈存仁《抗战时代生活史》

新光内衣厂老板傅良骏，在厂子开业时我就认识他，该厂最初的规模仅是小本经济，设在吕班路三德坊弄堂口，占据着一个弄堂的几间房，只有三架缝衣机，他的太太亲自坐在机旁工作，专为法租界一批穿西装的人修改衬衫（按：当时上海的原装衬衫衣袖太长，一定要经过修改），所以这个档口生意很好。傅君脑筋动得很快，就向外国订了裁衣机、缝衣机以及衣料等，在三德坊租了一幢楼，专门制造内衣，牌子叫做“司麦脱”，因为司麦脱三字是洋泾浜英语最流行的“时髦”。

——陈存仁《抗战时代生活史》

市民在这个时期，开口不讲别的，只问“你囤什么？”似乎除囤货之外，大家没有其他生计。

——陈存仁《抗战时代生活史》

北平的伪政权，一切与南京伪府毫无联系，北平币制完全用“联准票”，和华中的经济，刻画了一个极深的鸿沟。

——陈存仁《抗战时代生活史》

维新政府成立初期，收入无着，支出庞大，一切经济来源，都靠宏济善堂拨付，所以所谓维新政府，实际上是靠沦陷区的烟民来支持的，各地大小伪组织尽管表面上冠冕堂皇地欺压民众，实际上这班耀武扬威的官员，都是宏济善堂所豢养的。这许多消息，我听到之后，见闻大开，感慨万千。

——陈存仁《抗战时代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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