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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与我们共享。
因为我想到,我们能够保存于记忆中的事是多么微乎其微,有多少东西随时都会与每个被戕害的生命一道渐被忘却;这个世界几乎可以说是在自行排泄罢了,那些黏附在无数地点和对象上的往事,那些本身没有能力引起人们回忆的往事,从来未曾被人听说、记下或者传给后世。历史,比如说吧,就像影子般叠放在木板床上的那些草褥,因为里面的谷壳经过多年,已经脱落,这些草褥变得越来越薄,越来越短,又皱又小,仿佛这就是那些人——所以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我想着——那些在黑暗中曾经在这里躺过的人的遗体。
——温弗里德·塞巴尔德《奥斯特利茨》
希拉里可以就一八0五年十二月二日讲上好几个小时,尽管如此,他却认为,他在自己的描述中把所有的东西都删减得太多了。他多次说过,你需要无限长的时间,才能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系统形式来恰当讲述在这样的一天里发生了什么事,谁死于何地,如何死去,或者谁幸免于难的详细情况,或者仅仅是在夜幕降临时战场上看起来是何等景象,伤兵和死者如何叫喊和呻吟。最后,你能做的所有的事就是把那些不为人知的细节都概括成“这场战役起伏不定”这样一句可笑的话,或者是一些类似的无济于事、于事无补的话。我们所有的人,甚至当我们认为自己已经注意到了所有的细枝末节时,也只不过是在凑合对付那些别人已经足够频繁地搬上舞台的固定套路。我们试图复述事实,可是我们越是努力这样做,就越是被强加那些我们总在历史剧目中看到的场景:阵亡的鼓手,刚刺倒另一个步兵的步兵,一匹战马破裂的眼睛,被他的将军们团团围住、在令人目瞪口呆的混战中毫发无损的皇帝。我们对历史的考量——希拉里的命题引至如此——就是那些预先被印刻到我们大脑里的场景,我们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它们,而真相却在别处,远离这所有的一切,尚未被发掘。
——温弗里德·塞巴尔德《奥斯特利茨》
我们对历史的考量—希拉里的命题引至如此一就是那些预先被印刻到我们大脑里的场景,我们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它们,而真相却在别处,远离这所有的一切,尚未被发掘。
——温弗里德·塞巴尔德《奥斯特利茨》
我总觉得钟表好像是某种滑稽可笑的东西,好像是某种彻头彻尾的骗人的玩意儿,也许是因为我出于一种连自己都弄不明白的内在冲动,总是抗拒着时间的威力,希望将自己排除在所谓的时事之外,奥斯特利茨说,就像我今天所想的那样,希望时光不要流逝,没有消逝,希望我能够向后跑,跑到它后面,希望在那里我能发现一切都依然如故,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所有的瞬间都同时并存着,在历史所讲述的事情当中没有任何事是真实的,已经发生的事根本就还没有发生,而是在我们想到它的那一瞬间即将要如此发生,尽管这样的话,当然也会揭开一种由持续不断的痛苦和永无止境的惩罚所组成的令人绝望的前景。
——温弗里德·塞巴尔德《奥斯特利茨》
希拉里评论道,在这样一个与时光每时每日的流逝和一代又一代人的交替长时间隔离开来的房间里,会产生一种就连历史学家也会有的奇特的困惑之感。
——温弗里德·塞巴尔德《奥斯特利茨》
确实,奥斯特利茨说,我从来就没有钟表,既没有挂钟,也没有闹钟,没有怀表,甚至连手表也没有。我总觉得钟表好像是某种滑稽可笑的东西,好像是某种彻头彻尾的骗人的玩意儿,也许是因为我出于一种连自己都弄不明白的内在冲动,总是抗拒着时间的威力,希望将自己排除在所谓的时事之外,奥斯特利茨说,就像我今天所想的那样,希望时光不要流逝,没有消逝,希望我能够向后跑,跑到它后面,希望在那里我能发现一切都依然如故,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所有的瞬间都同时并存着,在历史所讲述的事情当中,没有任何事是真实的,已经发生的事根本就还没有发生,而是在我们想到它的那一瞬间即将要如此发生,尽管这样的话,当然也会揭开一种由持续不断的痛苦和永无止境的惩罚所组成的令人绝望的前景。
——温弗里德·塞巴尔德《奥斯特利茨》
我们能够保存于记忆中的事是多么微乎其微,有多少东西随时都会与每个被戕害的生命一道渐被忘却;这个世界几乎可以说是在自行排泄罢了,那些黏附在无数地点和对象上的往事,那些本身没有能力引起人们回忆的往事,从来未曾被人听说、记下或者传给后世。历史,比如说吧,就像影子般叠放在木板床上的那些草褥,因为里面的谷壳经过多年,已经脱落,这些草褥变得越来越薄,越来越短,又皱又小,仿佛这就是那些人——所以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我想着——那些在黑暗中曾经在这里躺过的人的遗体。
——温弗里德·塞巴尔德《奥斯特利茨》
奥斯特利茨说,就像我今天所想的那样,希望时光不要流逝,没有消逝,希望我能够向后跑到它后面,在那里我能发现一切都依然如故,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所有的瞬间都同时并存着,在历史所讲述的事情当中,没有任何事是真实的,已经发生的事根本就还没有发生,而是在我们想到它的那一瞬间才发生,尽管这样的话,当然也会揭开一种由持续不断的痛苦和永无止境的折磨所组成的令人绝望的前景。
——温弗里德·塞巴尔德《奥斯特利茨》
我们对历史的考量,就是那些预先被印刻到我们大脑里的场景,我们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它们,而真相却在别处。ps. 这就是本书的主题
——温弗里德·塞巴尔德《奥斯特利茨》
希拉里所讲授的那些历史课给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留下深刻印象,奥斯特利茨说,很可能由于他深受其折磨的椎间盘疾病,他经常仰卧在地板上给我们表演那种并不使我们感到好笑的题材,正是如此,希里拉在那些时候说起话来特别清楚和权威。
——温弗里德·塞巴尔德《奥斯特利茨》
假若我现在往那里望去,想到这幅画和画上那些微小的人物形象,我就会感到,卢卡斯·凡·翁肯伯奇所描绘的那一瞬间仿佛从未逝去;那位身穿淡黄色衣服的女士仿佛是现在才摔倒或者昏厥过去,那顶黑丝绒女帽正好从她头上掉下来,滚向一边;仿佛这个小小的、肯定被大多数旁观者忽视的不幸正在一再反复,重新发生;仿佛这种事永远不会停止;仿佛任何东西、任何人都再也无法弥补这种不幸。那天,我们离开散步梯地的观景点去内城闲逛,奥斯特利茨还长时间地谈到这些痛苦的痕迹。正如他声称自己所知道的那样,这些痕迹通过无数精细的线条贯穿于历史的始终。傍晚时分,由于四处闲逛,我们走了很多路,累得坐在手套市场的一家小酒馆前,这时他说道,在对火车站建筑艺术的研究中,他总是无法驱走脑海里对于离别之苦的想法,总想着对于异国他乡的恐惧,尽管这类事情并不属于建筑史的范畴。当然,恰恰是我们这些极其庞大的计划最能清楚地显示出我们不安的程度。
——温弗里德·塞巴尔德《奥斯特利茨》
奥斯特利茨说,直到铁路的行车时刻表实现同步后,里尔或者列日的钟表时刻才能和根特或者安特卫普的钟表保持一致。而直到所有的钟表在十九世纪中叶实现了标准化同步以来,时间才毫无争议地控制了这个世界。只有遵循规定好的时间表,我们才能够匆匆驶过那些将我们分隔开来的巨大空间。当然,奥斯特利茨过了一会儿说道,正如人们在旅行时所体验到的那样,时至今日,时间和空间的关系仍具有某种充满幻觉和幻想的成分,因此每一次当我们从外地回来时,我们也总是无法肯定地知道自己是否真的离开过。——从一开始就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奥斯特利茨在谈话时表达自己想法的方式,几乎可以说是心不在焉的,但他却能做到遣词造句恰如其分。对他而言,叙述式地 地介绍他的专业知识就是逐步接近历史的一种形而上学,能让回忆中的往事再次变得栩栩如生。
——温弗里德·塞巴尔德《奥斯特利茨》
这种黑暗的迷雾并未消散,而是变得愈加浓重,因为我想到,我们能够保存于记忆中的事是多么微乎其微,有多少东西随时都会与每个被戕害的生命一道渐被忘却;这个世界几乎可以说是在自行排泄罢了,那些黏附在无数地点和对象上的往事,那些本身没有能力引起人们回忆的往事,从来未曾被人听说、记下或者传给后世。历史,比如说吧,就像影子般叠放在木板床上的那些草褥,因为里面的谷売经过多年,已经脱落,这些草褥变得越来越薄,越来越短,又皱又小,仿佛这就是那些人。
——温弗里德·塞巴尔德《奥斯特利茨》
奥斯特利茨在谈话时表达自己想法的方式,几乎可以说是心不在焉的,但他却能做到遣词造句恰如其分。对他而言,叙述式地介绍他的专业知识就是逐步接近历史的一种形而上学,能让回忆中的往事再次变得栩栩如生。
——温弗里德·塞巴尔德《奥斯特利茨》
推行新政治有三个要点:一、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民族个性。此即一民族一国家之传统所在。二、自己社会的现实情况。此因时代而变。三、世界趋势。
——钱穆《国史新论》
P110 由于中西双方历史演进不同,而形成的政治心理双方也不同。西方的政治意识,可说是一种“外倾型”的,中国则比较属于“内倾型”。中国人心理,较偏重于从政以后如何称职胜任之内在条件上,而不注重于如何去争取与获得之外在活动上。与上述观念相连带,中国社会民众对政府常抱一种信托与期待的态度,而非对立与监视的态度。若我们说西方政权是“契约的”,则中国政权乃是“信托的”。契约政权,时时带有监督性。而信托政权,则是放任与期待。因此中国政治精神,不重在主权上争持,而重在“道义上互勉”。
——钱穆《国史新论》
P274 历史讲人事,人事该以人为主,事为副。非有人生,何来人事?中国人一向看清楚这一点。西方人看法便和我们不同,似乎把事为主,人为副,倒过来了。P286 其实圣贤豪杰也和我们平常人一般,就其和平正大能明道淑世言,则谓之圣贤。就其崇尚气节能特立独行言,则谓之豪杰。
——钱穆《国史新论》
至于苏维埃共产革命,一面是推翻了沙皇专制,一面却由共产党的极权来承袭沙皇,而再由此机构来替代西洋先进国家的资本势力,加紧制造无产阶级,而施以强力的训练。我们也可说,近代苏维埃共产极权政治,正由沙皇政治所培植。所以苏维埃共产革命,还是随顺帝俄历史有其本身之渊源,而非随顺马克思预言凭空跃起。马克思预言,根据于一套历史哲学。而苏维埃革命,则根据帝俄历史。至于当前的中共革命,几乎是针对了中国历史之全部传统。中国社会是封建的,该打倒,但凭何种力量来完成此打倒?他们说,根据马克思预言,以及苏维埃革命的历史教训。假使那样的一种革命而获得成功,则只是远站在中国以外的一种帝国主义之成功。这一种革命意识,依然摆脱不掉殖民地化的意识。
——钱穆《国史新论》
中国是不是一个封建社会?这一问题, 应该根据历史事实来解答。中国史上秦以前的所谓封建,乃属一种政治制度,与秦以后的郡县制度相针对。
——钱穆《国史新论》
若说魏、晋、南北朝的门第,是文官家庭之变相世袭,则唐中叶以后之藩镇,是武将家庭之变相世袭。门第造成社会不平等,藩镇造成政治不统一。 门第势力造成政府之弱势,但传统文化,还赖它在乱离中保住。藩镇割据,把中国当时的对外国防,幸算勉强撑持。但在军阀统治下,普遍地文化室息,而且几乎连根铲灭了。历史告诉我们,南北朝之后,紧接着隋、唐盛运之来临。而唐中叶以后,终至演成五代十国之黑暗,以及北宋统一后之长期衰弱因此我们知道,在确保对外的国防武力之上,应该更先注意的是,社会上文化传统之养育与保护。
——钱穆《国史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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