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大报纸也无意对该假设提出质疑。由于这起谋杀案发生在波莉·尼科尔斯的死因调查过程中，媒体便抓住机会将两起案件联系了起来。这两起相似的谋杀案在几周内相继发生，让报纸陷入痴狂之中。大量记者涌入白教堂地区。谋杀案使报纸大卖，编辑们不得不尽可能久地延长这些故事的热度。报纸希望煽动起“道德恐慌”感；他们想要采访稿件、实地考察、评论文章和安妮·查普曼死因研讯的详细报道。结果这引发了一场恐慌性的写作大潮，其规模远远超过尼科尔斯案所激发的写作。报纸上出现了各种道听途说的矛盾说法、漏洞百出的笔记记录，以及为迎合特定的新闻角度而歪曲过的证词。然而，与波莉·尼科尔斯的谋杀案一样，死因研讯时所有实际发言的官方记录以及关键的警方文件都丢失了，以至于没有一套权威性的案卷可供参考。因此，关于安妮·查普曼在白教堂的生活，几乎所有的已知信息都来自这堆颠三倒四的登报“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