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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人的自我理解中，用暴力强迫人，命令而非说服，乃是前政治的、用来对待在城邦之外生活的人的特有方式，也是家庭生活的方式。在家庭中，家长以无可置疑的专制权力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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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鄂兰
人的境况
2026-08-13 1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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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
——左丘明《左传》
天下为主，君为客。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
少数人手里集中了财产，就会给人夺去：多数人到了饥寒交迫的时候，就会用武力夺取他们需要的东西。还有个小小的事实，镇压的结果徒然加强被镇压者的力量，使他们团结起来。
——斯坦培克《愤怒的葡萄》
大概地说，士族是由地方性势力发展起来的贵族阶层，他们拥有厚实的经济基础，优越的文化资源，其所统驭的依附人口在必要时即可转化为独立的军事力量；士族成员通过入仕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并保护家族的权益，并由于条件的优越造成累世官宦的情形，同时士族的不同家族之间又通过婚姻关系相互联结，巩固和扩大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的力量。
——骆玉明《精解世说新语》
中国近代政治潮流，依然只侧重在革命与组党两条路。组党为的是要革命，革命后仍还只重在组党。党是一种力量，可以用来革命。党又是一种力量，可以用来把握革命后所取得的政权。所以有了这一党，便不许有那一党。那一党之争取出路，依然有待于再革命。而中国近代政党的组成，显然不由社会下层的真正民众，而仍是社会中层的知识分子在活动、在主持。他们只想把民众投归党，没有想把党来回向民众，于是变成了由党来革民众的命。这样的组党革命，将永不会有成功之前途
——钱穆《国史新论》
公民观念是希腊人最根本的政治观念，并起起代伏一直传到现代。不过，在古希腊，唯本城邦的成年男子才拥有完整的公民身份，女性没有完整的公民权奴隶和外乡人则完全被排除在公民范畴之外。对公民权的这些限制常为人诟病。不过，想想其他古代社会，想想即使在今天仍有那么多男人女人压根儿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对希腊人的批评可能会稍微缓和一点儿。
——陈嘉映《希腊别传》
把某种现象描绘为癌症，就是在煽动暴力。在政治话语用癌症意象，就是在怂恿宿命论，使“严厉”措施正当化一一同时，它也极大地强化了这一广为流传的观念，即癌症必定是致命的。疾病隐喻从来就不是清白的，但可以说，症隐喻是其中极其恶劣的一例：它暗示种族大屠杀。癌症意象并不是某种特定的政治观的专有物。托洛茨基曾把斯大林主义称作马克思主义[肌体上」的癌瘤；去年「一九七七年，即“四人帮”垮台的次年一一译者]，在中国，“四人”除了成了别的一些东西外，还成了“中国的癌瘤”。约·迪安在向尼克松说明水门事件的原委时说道：“我们内部伏着一个瘤子一一位于总统直属机构附近的某个地方，它正在长大。”阿拉伯人的论辩文章里惯用的那个隐喻一一在过去二十年里，每一天，以色列人都可以通过电台听到 是把以色列说成是“位于阿拉伯世界的心脏部位的一颗瘤子或“中东的瘤子”，而当一九七六年八月黎巴嫩的基督教极右势力围攻塔尔扎塔的巴勒斯坦难民营时，一位官员却把该难民营说成是“黎巴嫩躯体上的一颗瘤子。对那些希望发泄愤 ①原文为“ Ihe Cancer of Chia"。不知桑塔格女士是从何处获得一九七七年中国 的政治修辞学隐确的，但一九七七年的中国习惯于使用“毒瘤”这个更可怕的 。至于限定词或形容词“毒”到底是在描绘癌的程度（这时应该用“恶 性”这个医学术语），还是就其传染性面言（与结核病不同，癌症并不传 科学上站得住脚的词。大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美国这个国家，你会在表象上看到它的五光十色，非常感性。但是在它的根子上，你却可以发现，正式一种高度的理性在统治和管理这个国家。同时，政治的公开化也使它基本上已经脱离了“计谋”取胜的道路。有关新闻和国家安全，美国的开国者之一托马斯.杰斐逊认为：“最终的安全是在新闻自由之中。”美国人对于“改主意”是普遍接受的。接受自己“改主意”的状态，也容忍别人“改主意”的情况。在美国，成立一个政党的困难不在于来自政府的干涉，而是在于你很难吸引一群人跟着你走。你是一个成人，你就拥有很多作为一个人的权利，至于你是要正确地使用它、滥用它，还是自己放弃权利而去听人别人摆布，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你也必须承担自己选择的后果。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卢梭认真地而且按字面望文生义地接受意志这个词一般隐含的内涵，所以他把国民看作犹如一个人那样的由一个意志来控制的一个肉体。……从而，卢梭认为“意志被未来所约束是愚蠢的事情”。结果他也预见到革命政府的宿命的不安定性和缺乏信赖的特征；……它（国家理性）左右全体国民的命运，代表他们的利益，……从而，对于法国革命的人们来说，卢梭的理论是具有魅力的，因为他把多数人替换成一个人，这是发现了一个明了的非常直截了当的手段。……为了制造出持有这样多的头脑的一个人，卢梭依赖一种最单纯的假设，他假设有两者具有对立相争的利害，这两者在面临同样是对立关系的第三者时，互相抱成一团，结成了同盟，他从这一般的经验中去找线索。从政治来看的话，他先假设国民有一个共同敌人的存在，把这作为前提，他要通过依赖这个敌人来统一盟友的力量。只有敌人存在的场合，法兰西人及其所有的国民的理想，能够成为一个不可分裂的国家那种情况是可能实现的。从而，他只能在民族的统一，只能在国际关系中至少具有的潜在的敌对关系中，提出自己的主张。这种结论，在19世纪、20世纪的国家政策中是一种暗中默认的惯用手段。……但是，卢梭自身又朝前进了一步。他在国内政治上也采用统一原理，企望在国民内部发现什么。……他的答案是这种敌人……存在于市民的特殊意志、特殊利害之中。……卢梭引用阿尔贾松侯爵的说法，即“两个特殊利害的一致，是以反对第三种利害形成的”。阿尔贾松认为……如果不同的利害没有的话，共同的利害将不会遇到任何障碍，所以也几乎不能感觉出来。……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确实是她的目的之一。但她坚决否认她作为政治思想家的任务是为未来提供一幅蓝图，或告诉人们去做什么。她拒斥“政治哲学家”的称号，证明了自柏拉图以来，所有政治哲学家所犯的错误都是忽视了政治的根本处境：政治发生在复数的人类当中，他们中的每个人都能行动和开端启新。从如此互动中产生的结果是偶然的和不可预测的，因为“实践政治的事情，受制于多数人的同意，答案从来不在于理论考虑或某个人的意见”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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