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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治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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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官之道,其实就三句话:和光同尘,雨露均沾,花花轿子众人抬。
——马伯庸《长安的荔枝》
凡读书人初次相会,必有读书人的身份,叫做话里有文章,文章不但应有风格,而且应有结构。大概可分为四段。这四段应是这样的: 1、谈寒暄,评气候 2、叙往事,追旧谊 3、谈时事,发感慨 4、所要奉托之小事 这四段若用图画分类法亦可分为:气象学、史学、政治、经济。
——林语堂《人生的盛宴》
讨论“公共”问题,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哈贝马斯“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概念。这里,我所关心的并非这个概念是否可以用来分析近代中国社会,研究中国的学者对这个问题已经进行了长期的辩论, 我所要考察的是物质空间怎样演变成为一个社会空间,并被赋予政治的重要意义。
——王笛《茶馆》
茶馆反映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变化。
——王笛《茶馆》
抗战把抵抗的政治也带入到茶馆之中,各社会集团和政府官员以茶馆作为宣传爱国和抗日之地,在那里贴标语、海报、告示,并监督演出和公众集会。茶馆实际成了一个 “救国”的舞台。 茶馆中谈论的话题也多与战争有关,关于前线的消息更引人注目。顾客就英勇的抵抗、日军的残暴、战争的严酷等发表意见。虽然人们仍然到茶馆里去度时光,并为此遭到精英和政府的批评,但是他们已很难逃出战争的阴影,不可避免地被推到政治舞台上。
——王笛《茶馆》
茶馆总是人们谈论政治的地方,各种社会集团试图利用它们为其服务。在那里,国家竭力实施社会控制,精英传播改良思想,普通民众谈论政府政策,发泄对现实的不满等。
——王笛《茶馆》
通过研究袍哥的秘密语言,我们可以把其大概归纳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反映了强烈的政治倾向,在使用中总是潜藏着诸如“明”、“清”等这样的字和词。 第二种则多与这个集团的仪武有关,诸如“龙”、“木杨城”、“桃园”等。 第三种为最多,即袍哥平时在合法和非法活动时所使用的词汇,许多涉及抢、杀、绑架等。这些词的运用,不仅反映这个组织有着政治的雄心,也暴露其种种非法行为。 这些违法行为的存在并不奇怪,在世界上分布各地的类似组织,都存在政治上的宏大目标与实际生存中“痞子”、“流氓”或“黑社会”行为间的矛盾。
——王笛《茶馆》
我们将看到,公会在国民政府控制下的重组,特别是在新政治和经济结构中,与传统同业组织有明显的不同,但仍具有某些传统商帮的特点。 茶社业公会指导和调整同业关系,在茶馆和地方政府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本章通过研究同业公会的组织结构、领导阶层、成员组成、功能活动等,分析同业公会在国民政府控制下所改变的程度,揭示茶社业公会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公会在应付政府控制中的角色。
——王笛《茶馆》
我认为,当讨论新出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间题时,年代便十分关键,但讨论那些相对稳定、变化很小的文化现象时,时间不再特别重要
——王笛《茶馆》
总而言之,最基本的三个问题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以什么方式使用茶馆这个公共空间?茶馆在城市经济中的角色?茶馆在何种程度上成为政治斗争的舞台?
——王笛《茶馆》
这个对茶馆的研究有三个内容:其一是对日常休闲的作用,其二是作为一个经济实体的功能,其三是它们的政治角色。
——王笛《茶馆》
事实上,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也并非像我们过去理解的那样总是一个与国家对立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它同时也是指物质空间。我将在本书的结论中对这个概念进行具体讨论。当人们走出家庭这样的私人领域,便进入了公共领域。
——王笛《茶馆》
我认为所谓地方文化,就是由于地理、生态、生活方式所形成的一种地域文化现象。 由于过去交通不发达,社会相对分离,所以文化具有各自的独特性。 “国家文化”是我经常使用的另一个词,英文我用的是national culture,其中也包含了state所推行的文化。 而对国家文化要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随着时空的转移,特别是近代由于交通的发展和政治的冲击,地域间的交流不仅更频繁,规模也在扩大,地方文化和斯国家文化的意思也在发生变化,而且这两个概念之间经常发生游离。 但是我认为国家文化至少包含以下三个要素:第一,是由国家权力来提倡和推动的;第二,是有利于中央集权的;第三,有一个全国的统一模式。
——王笛《茶馆》
在本章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在茶馆里实际上存在三种不同的政治:对一般大众来讲的平民政治,改良者所推行的精英政治,以及对政府而言的国家政治。
——王笛《茶馆》
晚清以降,地方戏更成为一个政治的热题。改良精英和政府官员认为,戏曲可以提供娱乐,推进文明进程,以及提高道德水准。他们利用这个大众娱乐形式来传播正统思想和国家意识,以对民众施加影响。
——王笛《茶馆》
在这本书中,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如果要用简单一句话,就是国家是怎样逐步深入和干涉人们的日常生活的。 P003 我认为国家文化至少包含以下三个要素:第一,是由国家权力来提倡和推动的;第二,有利于中央集权的;第三,有一个全国的统一模式。 P007 这个对茶馆的研究有三个内容:其一是对日常休闲的作用,其二是作为一个经济实体的功能,其三是它们的政治角色。
——王笛《茶馆》
中国社会的动力:强社会才是唯一出路 在本书的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在专制集权下,不能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权。塞缪尔·亨廷顿在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完全仰仗某一个人的政治体制是最简单的政治体制。同时,这种体制也是最不稳定的。” 就是说,金字塔式的统治结构似乎能达到令行禁止,看起来很有效率,然而正如亨廷顿指出的:“着眼于研究稳定问题的经典政治理论家们”的结论是,“形式简单的政府最易衰败,而‘混合的’政府形式则稳定得多”。 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表述,就是高度集权的政府反而是不稳定的,让社会和个人充分介入和发挥作用的体制才是最持久、最坚固的。
——王笛《碌碌有为》
由于秦以后的中国古代史,总是有强大的中央集权存在,因此给人们造成了一种理解的误区,认为既然国家权力无所不在,那么一个强大的政府就可以无所不能。这就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既然要依靠强大的政府管理一切事务,首先这个政府就需要掌握越来越大的权力,控制越来越多的资源,干预人们生活和社会的方方面面。 那么,为了执行这些权力,运用这些资源,就需要雇用越来越多的官员,设置越来越多的机构,结果造成机构臃肿、权力寻租、腐败滋生、人民负担加重、办事效率低下。这其实就是政治权力的内卷化,也就是说国家掌握的资源越多,参与的事务也越多,但社会管理的效能反而降低了。 因此,要治理好中国,就必须调动社会的能动性。
——王笛《碌碌有为》
人口迅速增多带来的最明显压力便是土地资源和粮食的供应不足。当人口增长达到土地承载的临界点时,土地和粮食便成为人口增长的最大限制因素,从而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这场运动使中国人口损失了1/6。中国古代社会分层就像金字塔:统治者位于金字塔的顶点,拥有最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相关的宗室、贵族拥有特权;下面庞大的人口按士、农、工、商来划分。其实中国社会的阶层是多元的,并非绝对分隔和对立,阶层之间是流动的,这种流动可能是向上的,也可能是向下的,其中教育和财富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王笛《碌碌有为》
在中国传统城市结构中,是否存在广场空间呢? 传统的研究认为,中国传统城市的空间形态以街道为主,面西方传统城市空间则以广场为主,认为中国传统城市缺乏广型外部公共空间。 同时,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城市空间的划分主要是基程家政治权力,并非城市内部人们生活所产生的“自然的”和然的”结果。例如宋以前的里坊制便是政治权力方便控制人产物,中国城市没有自发形成的市民公共空间。 中国古代的城市结构中并无“广场”这一场所,所以我时论的是具有广场形态的公共空间。 传统中国具有广场形态的公共空间形态各异,而且种类繁多。
——王笛《碌碌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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