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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车上站着好几个人，个个手持话筒。其中有一个远远一看就能认出来的人物。高远一也。年仅四十几岁的执政党年轻议员，出身于培养过好几位总理大臣的政治名门，可谓政界的优良血统继承者。尽管尚未入阁，但经常被列为A总理后继者之一。他已经是众议院议员，所以这次没有参加选举，可能只是负责声援。然而，听众显然更关注他的讲话。“——先生是十分重视日本价值的人，跟他交谈时，我也能学到很多东西。在这个艰难的时代，要找到第二个像他这样富有资质的人肩负市政，恐怕很难。”绫乃并不理睬那个纯血统大肆吹捧比自己低了很多级的市议会候选人，径直穿过转盘，走向红砖风格的人行天桥。
——叶真中显《Blue》
“不仅有对那位女政治家的冷嘲热讽，还有嘲笑艺人容貌的话、露骨地歧视外国人的话、贬低精神障碍患者的话，这种充满憎恶的话语在网上简直多如牛毛。就算是针对别人的评论，我光是看到那些话语，就感到胸口被剜一样地难受。跟我在便利店见到蛮不讲理的丈夫时的感觉很相似。我的心境变得悲伤、凄惨，有时还直冒怒火。憎恶的话语本身就是刀刃。在像我这样的新手都能轻易看到的地方写这些话，不就好比在大街上挥舞刀具吗？
——叶真中显《恶女的告白》
左翼学者在占领运动中看到更为激进的变革可能。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发表文章指出：“针对公司贪婪和经济不平等的愤怒是真实而深刻的。但同样重要的是，这场抗议是针对政治代表制的缺乏或失败…如果民主（那种我们一直被赋予的民主）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步履蹒跚，无力主张大众的意愿和利益，那幺现在可能就到了这样的时刻一认定这种形式的民主已经老旧过时了”。他们在抗议运动中看到一种新颖的民主斗争的可能。 齐泽克的演讲犀利而雄辩：他没有宣称自己是一个列宁主义者，而是自称真正的民主派，但他所诉诸的民主不是资本主义的民主。他宣称，这个世界上最强劲的资本主义发生在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 齐泽克说：“这意味着当你们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不要让自己被人讹诈说你们反对民主。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联姻已经过去了。变革是可能的。”以民主来反对资本主义是一个吸引人的原则，但齐泽克承认，真正的困难在于“我们知道自己不要什幺”，却并不清楚“我们想要什幺”以及“什幺样的社会组织能取代资本主义”。他不可能充分回答这些问题，但他告诫抗议者们不要只盯住腐败本身，而要着眼于批判造成腐败的体制；呼吁人们不要陶醉于狂欢节般的反抗仪式，而要严肃地思考另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并致力于实现自己渴望的理想。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纽约客》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曾经是全世界最主张平等主义（egalitarian）的社会，托克维尔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富有的1%人口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占比，当时在美国不到10%（而在英国超过了20%），但今天上升到20%。在20世纪50年代，CE0的工资是普通工作者平均工资的二十倍，而现在达到了三百六十倍。贫富差别的加剧带来了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整个中产阶级在过去半个世纪内不断衰落，少部分进入上层和精英阶层，而大部分的收入和地位不断下降（这也使中产与底层人口的贫富差距相对缓和），结果形成了顶层与中下层之间严重的两极分化。一个由中产阶级占据美国主导地位的“橄榄型社会”消失了。。。。。。。 这部著作杰出的贡献在于令人信服地论证了两个重要观点：让优绩制的竞争成为压倒一切的最高原则，会导致社会的分裂，进而危及西方社会赖以生存的民主政治体系。此外，严重的结果不平等也将损害机会平等，反过来会侵蚀优绩制本身的原则。但马科维茨的核心主张带有含混的暗示，声称优绩制是资本主义困境的根源，好像若非如此，本来可以有一个更美好的资本主义社会。但优绩制得以大行其道，可能正是由资本主义的逻辑所驱动。优绩主义的霸权源自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逻辑和效率最大化原则，这造成了当代西方社会新的危机。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里拉曾对美国两大政党的网站主页做过对比，共和党的主页上推出的《美国复兴的原则》文件十分醒目，包括对广泛关注的政治问题的立场声明。然而，民主党的网站主页上却找不到类似的原则性声明，只有多达十七个不同身份群体的网站链接，其内容是各个群体分别提出的不同的主张和诉求。这样的多样性照顾到每一个身份群体的特殊性，却很难形成有效的政治联盟。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在我看来，重建公民政治的目标是正确的，但路径不是放弃，而是经由身份政治来实现（正如寻求世界主义的目标，也无法抛开而是要通过民族主义来实现）。身份政治理论实际上并不排斥公民政治，并且非常重视在多样的族群身份之间建立“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传记的作者让·格朗丹教授以史料档案为依据，记录了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伽达默尔，描述了他如何在纳粹统治的黑暗时期圆滑行事以提升自己的学术地位。他虽然没有正式加人纳粹党，但他在发现有利于自己晋升的时候，参加了一个纳粹教导营，从而不失时机地填补了遭到清洗的犹太教授所留下的位置。而在1945年苏联红军占领德国后，伽达默尔又常常在课堂上为“无产阶级专政”辩护。不过，格朗丹也在书中为伽达默尔辩护，认为他属于那种不过问政治的老一代大学教授，只是机智地采用了实用主义的生存策略。伽达默尔曾骄傲地宣称，“从不阅读历史短于两千年的书”。格朗丹甚至认为，海德格尔对纳粹的热情也只是“羞耻”而不是“罪行”。但许多学者持不同的看法，其中包括伽达默尔的学生理查德·沃林教授，他在多篇文章中尖锐地批判了自己的老师在第三帝国时期的作为，认为德国学术界所谓的“内心流亡”的观念是华而不实的托词，伽达默尔从来没有对自己面对艰难问题时的行为作出反省。因此，他认为格朗丹的“生存策略”的说法并没有理解哲学家作为一种职业的特质，即以原则而不是个人利益来行事。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今年，美国《外交政策》与英国《视野》（Prospect）联合发起了“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读者评选活动，具体办法是读者通过网络投票，最终在一百位候选人中选出五位。候选名单中有多位华人上榜，包括经济学家樊纲、外交政策分析专家王缉思和政治学家郑必坚等。评选活动收到两万多张选票，于今年10月公布了评选结果。当选知识分子是语言学家乔姆斯基（4827票），学者兼作家翁贝托·埃科（2464票），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2188票），捷克前总统、作家哈维尔（1990票）和英国作家克里斯托弗·希钦斯（1844票）。希钦斯曾是左翼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而近十年来转向攻击西方左派在巴尔干半岛、阿富汗和伊拉克问题的立场，并强烈支持小布什政府发动的“反恐战争”。在前二十位的名单中，思想大师哈贝马斯以1639票名列第七，经济学家阿马亚·森以1590票名列第八，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以1037票名列第十八。评选结果公布之后，欧美许多报纸发表评论，认为评选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知识大众的选择，但有颇多偏差，特别是非英语世界的人物被严重低估，比如法国就只有让·波德里亚（名列第二十二）进入了前四十位的名单之中。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身份的特征之一是对“承认”（recognition）的要求，即对内在自我或集体自我的尊严要求“主体间的承认”。这种要求“使身份政治具有内在的政治性，因为承认主要是通过政治行动获得的”。他认为，许多被归为经济范畴的现象实际上源自人们对身份和尊严的关切，因此很难将这两种因素拆解开来。人们对“经济正义”或“同工同酬”的要求往往不是出于对资源本身的关切，而是因为“资源是地位和尊严的标志”。单纯的经济学解释放弃了这个面向，这种局限性由来已久，是因为忽视了柏拉图所谓的“血气”（thymos），“这是人类心智的一部分，要求承认一个人的尊严”。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种族类别是一种社会建构，但严格说来所有社会范畴都是如此（只是它们与物理现实之间的关联或有不同），阐明“建构”特征本身并不否定这些范畴的有效性和适用性，而是强调它们都是被特定文化与政治所塑造的范畴，也会随历史条件而改变。种族（或族裔）依然是当今世界各国通用的身份识别范畴之一，与遗传的体征有关，但更深刻的关联是文化养成。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民主政治不只意味着民众意见的多样性在政治议程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其健康运行还依赖于最低限度的政治共识。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当政的民粹主义者非常注重控制非政府力量。打压民间批评意见当然不限于民粹主义政府，但公民社会中存在反对力量的事实，会对民粹主义政客造成特殊的“象征性难题”：这会瓦解他们所宣称的独一无二的代表性。因此，他们竭力需要“证明”所谓的公民社会根本不是公民社会，“证明”任何民间的反对都与“真正的人民”毫无关系。这就是为什幺普京、欧尔班和波兰的“法律与正义党”（PiS）总是试图将异议组织“鉴定”为受外来势力操纵或者本身就是外国间谍的组织。为了制造统一的人民，那些抵制代表性垄断的人群必须被噤声或名誉扫地，或者促使他们离开自己的国家，将他们从“纯粹的人民”中剥离出去（近几年来，大约有10%的波兰人、5%的匈牙利人移居国外）。由此，民粹主义政客不仅造就了自己的国家，而且造就了他们一直以其之名发言的同质化的人民，民粹主义因此可以成为某种“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在此存在着一个悲剧性的反讽：当权的民粹主义者恰恰犯下了他们所指控的精英犯下的那种政治罪，即排斥公民和篡夺国家，他们最终会做出所谓建制派的行径，只不过合理化辩护或自觉意识的色彩更浓重。因此，认为“大众反叛”的民粹主义领袖有可能改善民主的想法是一种深刻的幻觉，民粹主义者不过是另一种类型的精英，他们试图借助政治纯粹性的集体幻象来掌控权力。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最后，许多自由派分析家认为，民粹主义政客一旦上台执政就会自我瓦解，因为他们没有真正可行的政策。在他们看来，民粹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抗议政治，而抗议者无法统治，因为在逻辑上人们不能抗议自己。米勒认为，这是一种自我安慰的错觉。民粹主义执政并不必定落入自相矛盾。执政的民粹主义者当然会面临种种失败，但他们总是可以将所有失败都归咎于那些“反人民的精英”的破坏，这就是民粹主义者往往偏爱阴谋论的原因之一。人民必须永远正确，一切失败都是敌人的阴谋所致，而国内或国外的敌人又总是取之不尽的。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诉诸人民的意志意味着信奉“人民主权”原则，因此民粹主义与民主政治具有令人迷惑的相似性，也总是如影随形。米勒认为，民粹主义是代议制民主“永恒的影子”，但它必须通过抹杀现代社会的多元性才可能维持其对代表性的垄断，因此必须压制和排斥部分民众的意志和利益，从而反讽地陷入它所指控的那种精英政治罪行（压制与排斥）。在根本上，反多元主义的结构性特征使民粹主义不仅是反自由的，最终也是反民主的。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米勒认为，民粹主义的“界定性特征”（defining feature）不是反对精英，而是对“人民”代表性的垄断：民粹主义者们宣称，他们而且只有他们才代表“真正的人民”及其意志和利益。这种对政治代表性的道德垄断才是民粹主义的独特之处。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实际上，差异本身并不直接导致歧视，两者之间需要特定的政治和文化阐释才能联结。如果差异本身可以使歧视正当化，那幺，由于个体之间的遗传差异更加显着，个体对个体的歧视也变得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高智商的个体就有理由歧视其他人为“脑残”（扬言“智商是硬伤”），或者高个子也就可以正当嘲笑矮个子为“二等残疾”，那幺“正常人”对残障人士的歧视就更为正当了。伦理批判不应导向刻意回避或压制严肃的科学探索，而应当着眼于改善我们的政治与文化观念，在接受差异事实的前提下，以平等的尊重方式去对待差异，这才是政治正确应当着力的关键。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比如，一个人与种族内部某个成员的基因差异，很可能超过与种族之外某位成员的差异程度。社会生活中使用的种族分类，是文化和政治塑造的概念（所谓“社会建构”），并不具有对应的生物学依据。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在文化上和政治上，我是谁？我属于谁？我要成为什幺样的人？我对哪个共同体是忠实的？多重身份将引起怎样的分裂和自我矛盾？在宽泛意义上，这涉及“身份政治”和“政治文化”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我们如何运用政治权力？权力的构成中是有“理念”参与的。我们如何想象世界？我们想象世界和阐释世界的观念、方法和表述，都是政治权力的一个构成性的部分，这个在政治学中有非常悠久的传统。我们往往把权力想象成一个自在的、坚硬的、固定不变的东西，但这是错误的。实际上每种权力的起源和使用及其正当化，都一直涉及理论的阐释和辩护。比如说现在的民族国家主权，这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后面的世界格局，它是有一套论述的，它是以对世界的特定的想象或者说世界图景为基础的。为什幺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彼此不干涉内政？这个似乎理所当然的原则，依赖于在历史中形成的一种特定的世界想象。如果这种世界想象发生了重大改变，目前世界的权力结构和分布就可能出现变化。当然，我在强调文化观念对现实权力影响的同时，也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观念变迁推动现实变化的进程是复杂的，也往往不是直接的。也就是说，新的全球想象和文化观念，一定要通过实践中的政治力量去改变。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我们完全清醒地认识到，在概念层面的清理以及提出新的概念，这是必要的理论工作的环节，但远远不足以改变现存的世界秩序的霸权属性。我对自己的文章以及我们学术团体对自身理论努力的局限性，有相当清醒的自觉。但我想澄清一点，你的问题好像是在权力/权利分配的政治现实与一种关系性的自我理解或关系性的全球想象之间做了截然二分，这是有问题的。我们以什幺样的方式来想象世界，跟现存的政治权力和权利分配这种结构性的、硬的东西并不是无关的。我恰恰是要对这种观念与现实的二元对立方式提出质疑。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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