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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治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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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政治要求与经济要求之间的界线、政治组织与工会组织之间的界线已经变得相当模懒了,但这两者还是不应该混淆。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和为之斗争的工会,有责任使自身最终融入现代社会,特别是有责任在经济安全、社会声望和政治权力方面得到显著提高。但就工会在要求社会变革的同时要求与社会相应的政治组织变革而言,它们从来都不是革命的。工人阶级的政党大部分时候都是利益集团,与代表其他社会阶级的政党没有什么不同。区别仅仅出现在少数的和决定性的时刻:当革命进程突然表明,这些人如果不受官方政党纲领和意识形态的领导,就会有他们自己的关于在现代条件下民主政府如何可能的看法的时候。换言之,政治组织和工会的区别不在于社会和经济要求的强弱程度,只在于是否提出一种新政府形式。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再者,既然学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对于SAT数学和语言分数的影响是相同的,那么语言高分和数学高分相应的政治参与度,就清楚说明在特定的学科领域和对政治参与的预备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当然,相关性不等于因果性,指出相关性更不能证明存在因果性。但是有更复杂语言能力的人更愿意参与公共生活,而所受教育偏重科学的人公共参与的意愿下滑,无疑是阿伦特所预见到的危险消极状况的一个信号。p4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在希腊人的自我理解中,用暴力强迫人,命令而非说服,乃是前政治的、用来对待在城邦之外生活的人的特有方式,也是家庭生活的方式。在家庭中,家长以无可置疑的专制权力统治。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成为政治的,生活在城邦中,意味着任何事情都要取决于话语和说服,而不是取决于暴力和强迫。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社会”一词起源于罗马...拉丁语societas的用户最初由着虽有限但清楚的政治含义:表示人民之间为了一个特定目标而结成的联盟。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强力和暴力的结合造成了历史上并不鲜见的强力与无权的政治联盟,大量无能的强力虽激烈汹涌却无益地消耗着自身。p158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随着大众社会的出现,社会领域在经历几个世纪的发展之后,最终达到了能以同等程度、同持力量,包围和控制一个特定共同体内所有成员的程度。在所有情形下社会的平等化,以及平等原则在现代世界的胜利,只不过是从政治和法律上认可了这样一个事实:社会业已征服了公共领域,与众不同和标新立异已经变成了个人的私事。现代平等以内在于社会的顺从主义为基础,并且只有在行为替代行动成为人类关系的首要模式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p26-27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思想与言说相比是次要的,言说和行动则是同时发生和同等重要的,属于同一层次同一类型;这一点首先不仅意味着真正的政治行动(就其处于暴力领域之外而言),要以言说来进行;而且更为根本的是,除了言说传达或交流的信息外,在恰当的时刻找到恰当的言辞本身就是行动。p27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不过,这些都只是表面现象。现代已经从理论上完成了对劳动的赞5美,并导致整个社会事实上变成了一个劳动者社会。从而这个愿望就像神话故事中的愿望一样,在它实现的那一刻就自我挫败了。这个社会是一个即将从劳动的锁链中解放出来的劳动者社会,并且这个社会不知道还有什么更高级、更有意义的活动存在,值得它去为之争取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自由。这个社会是平等主义的社会,因为人们以劳动的方式共同生活,在这里没有阶级留下来,没有一种带有政治或精神性的贵族留下来,让人的其他能力可以得到保存和更新。甚至总统、国王和总理都把他们的职位看成社会生活必需的一项工作。在知识分子当中,只有弧独的个人把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当成一项创作,而非一项谋生活动。我们面临的前景是一个无劳动的劳动者社会,也就是说,劳动是留给他们的唯一活动。确实没有什么比这更糟的了。p前言4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我们今天把私密性(intimacy)空间称为私人的,并把它的起源追溯到罗马晚期(尽管几乎无法追溯到古希腊的任何时期),但是这种私密空间的异彩纷呈的确不为前现代以前的任何时代所知。这不仅仅是一个强调的重心转移了的问题。在古代人的感情中,“隐私”(privacy)这个词本身所指示的否定性质更为重要,它本质上意味着一种被剥夺了什么东西,甚至被剥夺了人的能力中最高级的、最属人的那部分的状态。一个人过一种纯粹的私人生活,像奴隶一样不被允许进入公共领域,或者像野蛮人一样有意选择不建立这样一个领域,就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而当我们用“隐私”一词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再是剥夺,这部分是由于现代个人主义的发展使私人空间变得异常丰富;不过似乎更为重要的是,准确说来,与其说现代的隐私与政治领域相对,不如说与社会领域相对(古代人不知道社会领域,对他们来说社会领域的内容就是私人事务)。P24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劳动分工直接来源于劳动过程,我们不能把它误当成盛行于工作过程中的专门化原则,虽然它们两者看似相同,而且通常都被等同起来。工作的专门化和劳动分工的唯一共同之处就是它们都具有一般的组织化原则,但这个原则本身跟工作和劳动无关,而与人的行动能力、协同一致行动的力量有关,源于严格的政治生活领域。只有在政治组织(在那里,人们不仅仅活着,而且一块行动)的架构内,工作的专门化和劳动分工才可能出现。P88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马克思的致命错误是把政治行动误解为其他人类活动——她称之为工作和行动——的混合。个体淹没在人类种群致力于生产和消费的集体生命中,这个集体生命无情地前进……现代社会对经济的关注主宰了政治以及人的自我意识。人已经找到一种从宇宙角度看待地球的方式,并且运用人类开端启新的特权挑战了自然的界限,以至于达到了威胁生命本身的未来的程度。普罗米修斯式的权力——释放带有不可预知后果的过程——被赋予了这样一个存在者的社会:他们沉浸在消费中而无力承担对人类世界的责任或不了解他们的政治能力。即使在没有权力的地方,权力也会突然迸发,只要人们开始“协力行动”(act in concert),就能出人意料地从表面强大的政权中撤退。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亚里士多德区分了自由人可能选择的三种生活方式,自由,意即完全不受生存必需品和由于生存必需而产生的关系的束缚。(三种自由人的生活方式分别是后面谈到的享乐生活、政治生活和思辨生活,见《尼各马可伦理学》卷一章五。——译者注)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用德谟克利特的话说,政治的技艺在于教人们如何去展示伟大和荣耀的东西(ta megala kai lampra);只要城邦在此,激励着人们敢于做非同寻常之事,万物就安然无恙;如果城邦衰落了,一切就都不复存在。[34]动机或目的,无论多么纯粹或堂皇,都不是独一无二的;像心理学性质一样,它们只是不同类型的人的典型特征。而伟大,或每一业绩的特殊意义,既不在于它的动机,也不在于它的成就,而只存在于它本身的展示当中。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在权力的产生中唯一不可缺少的物质要素,是人们的共同生活。只有在人们如此密切地生活在一起,以致行动的潜能始终在场的地方,权力才与他们同在。因而城市的建立的确是权力最重要的物质前提,作为城市国家,它始终为所有西方政治组织提供了典范。在行动转瞬即逝后还能把人们结合在一起的东西(我们今天称为“组织”),同时又通过持续的共同生活而保持活力的东西,就是权力。任何人出于任何原因,把自己孤立起来和放弃了这种共处,就是放弃了权力和选择了无能,无论他的体力有多大,他的理性有多管用。如果权力不只是这种在共处中存在的潜能,如果它能像体力一样为个人拥有,像强力一样应用,并且不依赖众多意志和愿望之间不可靠的、暂时的联盟,那么人就可以变得无所不能。因为权力像行动一样是无限的,它不像体力那样受人的本性和人的身体存在的物理限制,他人的存在是它唯一的限制,但这种限制不是偶然的,因为人的权力首先相应于开始谈到的复数性条件。出于同样的原因,权力可以被分割而不受削弱,而且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甚至倾向于产生更多的权力,只要这个相互作用的模式有活力而不陷于僵死状态的话。相反,体力是不可分割的,他人的在场反倒会制约它,多数人的相互作用对个人的力量造成明确的限制,不仅使它保持在有限范围内,而且被多数人的潜在权力所控制。把制造产品所必需的体力等同于行动所必需的权力,只有对于一神的非凡属性来说才是可想象的。所以在多神教中,无所不能从来不是诸神的属性,不管神在力量上如何高于人。相反,对无所不能的渴望,除了乌托邦式的僭妄(hubris)外,总是意味着对复数性的破坏。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爱在本质上是无世界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不是由于它的罕见,它才不仅是非政治的,而且是反政治的,也许是所有反政治的人类力量中最强大的一种。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统计学的齐一律决非一种无害的科学理想;对于这个完全淹没在日常生存的常规性,并与内在于其本质的科学外观达成一致的社会来说,统计学已经是这个社会不再隐秘的政治理想。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希腊人(其城市国家是我们已知的政治体中,最个人主义的和最不强求一律的一种)十分清楚,以行动和言说为重心的城邦只有在公民人数始终受到限制的情况下才能维持得下去。大量人群挤在一起,就会几乎无法抗拒地朝着专制主义发展,不管是一人统治的专制主义还是多人统治的专制主义。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阿伦特把近代社会看作古代限制在私人领域内的经济活动自近代以来扩张至公共领域的产物,这里的“社会的”( the social)一词在广义上指近代化私为公的态度或倾向,与“政治的”( the political)相对,因此本节标题(“ the Rise of the Social”)并不完全等于 the Rise of Society”。与之相应的是本章第六节的标题“社会的和私人的”,意指“社会的”( the social)实乃“私人的”( the private)。——译者注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无论一个思想家多么关注永恒,当他一坐下来写他的思想,他就首先考虑的不是永恒,而是注意力转向了怎么样留下一些永恒的印迹。他进入了积极生活,在积极生活之中选择持久和潜在不朽的方式。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只有在柏拉图那里,对恒和哲学家生活的关切,与追求不朽和对公民生活、政治生活的关切,才被看成是内在矛盾和相互冲突的。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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