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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治"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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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今天诸葛亮第三次使用“希望”这个词，对此荀诩一个字也说不出他只是拼命咬住嘴唇不让自己落泪。真没出息，他在心里想。诸葛亮轻轻叹了一口气，手中的鹅毛扇仍旧不徐不疾地摇动着。他不喜这种公开申斥私下安慰的方式，但却不得不有所妥协。荀诩是这样，杨仪和延也是一为了能让蜀汉有限的人才发挥最大效能，诸葛亮必须在错综复杂人际关系与政治蛛网上保持平衡才行。

——马伯庸《风起陇西》

呜呼，经营体面也，有原理；得此体面也，有方法。我西洋人决不能知之。何则？我西洋人者，不能无间断而为此演剧之举动，致常迷于歧路也。夫支那人所谓体面，自西洋人视之，则漠然而不可捕，故以此言。是西洋人、支那人全异其趣，而决不能以同一之眼光视之。今若于村内起纷争，执调停之劳者必勉为两造求体面之平均，宛如欧洲之政治家不可不保国势之平均无异。故于斯时也，调停之主义，不以公平为目的，而在以关系各人体面之相当为目的。于诉讼之时，亦多行此主义。故其大半，以不分胜负而结局。

——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

“对于那些依然全副身心地生活在过去僵死朝代里的人来说，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并不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政治经济学中那些伟大法则的运用会给国家的各个部门都带来好处，可这对于那些人来说是没有吸引力的，那些人对政治经济学的了解并不比我们十字军时代的祖先们更多，即使有所了解，他们也不会在意。改善生活条件的首要推动力，就来自对其他国家优越条件的知悉。中华民族的广大民众却没有见到过其他地方更好的任何证据，因为他们对其他国家一无所知。另一方面，那些对其他国家有所了解的人，那些原本可以知道得更多的人，却被保守主义的镣铐所束缚了。除非是大规模的改良，否则没有任何东西能真正地造福于广大民众，可是在中国，在那些能够推广大规模改良的人士当中，又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做任何诸如此类的事情。这显然无法令民众满意，但这种不满还没有来得及表露出来，就已经被压抑了下去。这样一来，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中国人的知足是与进步相对立的，是会阻碍进步的。”

——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

对于仍抱有早已覆没了的观念，并“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改善人的生活条件并非是他们面临的课题。政治经济学中的重大原理对政府各部门都有好处，可是对这些人就没有吸引力，他们对政治经济学的了解还不如我们的祖辈，即使有所了解，也不会关心。只有亲眼目睹别人优点的人，才会产生进行改良的冲动。大多数中国人就没有亲眼看见过，还有别的地方条件要比自己的好。而那些对别的国家有所了解的人，本可以了解得更多，但他们身负保守思想的桎梏。在中国，唯有大张旗鼓进行，小打小闹无益于人民大众，而那些有能力大干一场的人，却不愿在这方面有所作为。虽然大众对这种局面已感到不满，但不满的情绪刚一露头，就被有效地压制下去了。所以从社会立场来看，中国人的知足成了进步的对立面，阻碍了进步。

——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

古伯察先生对此给出了一个出色的例证。"1851年，在道光皇帝去世的时候,我们(老外)离开北京去旅行，一天，我们在一家客栈里喝茶，和几个中国人坐在一起，我们想和他们稍稍地谈一谈政治。我们谈到皇帝不久前的去世，这应该是每个人都感兴趣的重大事件。我们表达了对皇位交接问题的担忧，因为当时还未公布继位者。我们说道:‘你们中间有谁知道，皇帝的三个儿子中哪一个会继承皇位呢?如果是长子，他会延续现在的政府体制吗?如果是幼子，他年龄太小了，据说朝廷分成两派，针锋相对，他会倚重哪一派呢?’简而言之，我们进而提出了各种假设，试图刺激这些善良的臣民道出他们的看法。可他们对我们的话却很不在意。我们回过头来一遍又一遍地问，想引得他们对我们的确感到十分重要的那些问题发表意见。可是，面对我们所有那些能激发人的建议，他们的回应就是不住地摇头，吞云吐雾，大口大口地喝茶。这种无动于衷真的开始激怒我们了，这时，这些可敬的中国人中有一位从座位上站起身，走了过来，像父亲那样把两手放在我们的肩膀上，带着更像是嘲讽的笑容说道:‘听我说，我的朋友!你为什么要为这些没用的事情劳心费神呢?当官的会去管国家大事的;因为他们拿了傣禄。让他们去挣他们的钱好了。可别让我们来操心这些和我们无关的事情。一分钱也挣不到却还要关心政治大事，我们就成了大SB。’‘就是这么个理儿。’其余的人都这么喊道，他们接着又指出，我们的茶已经凉了，烟斗里的烟也已经抽完了。”

——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

当今的中国有各种各样的需要，政治家认为它需要的是陆军、海军和兵工厂。外国的祝福者则坦诚地指出，货币、铁路和科学知道才是它所真正需要的东西。但是，假如我们能够更深入的研究一下帝国现在所处的环境，那我们难道就不觉得“人类的同情心”才是它最深刻的需要吗?

——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

呜呼，经营体面也，有原理；得此体面也，有方法。我西洋人决不能知之。何则？我西洋人者，不能无间断而为此演剧之举动，致常迷于歧路也。夫支那人所谓体面，自西洋人视之，则漠然而不可捕，故以此言。是西洋人、支那人全异其趣，而决不能以同一之眼光视之。今若于村内起纷争，执调停之劳者必勉为两造求体面之平均，宛如欧洲之政治家不可不保国势之平均无异。故于斯时也，调停之主义，不以公平为目的，而在以关系各人体面之相当为目的。于诉讼之时，亦多行此主义。故其大半，以不分胜负而结局。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对于那些依然全副身心地生活在过去僵死朝代里的人来说，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并不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政治经济学中那些伟大法则的运用会给国家的各个部门都带来好处，可这对于那些人来说是没有吸引力的，那些人对政治经济学的了解并不比我们十字军时代的祖先们更多，即使有所了解，他们也不会在意。改善生活条件的首要推动力，就来自对其他国家优越条件的知悉。中华民族的广大民众却没有见到过其他地方更好的任何证据，因为他们对其他国家一无所知。另一方面，那些对其他国家有所了解的人，那些原本可以知道得更多的人，却被保守主义的镣铐所束缚了。除非是大规模的改良，否则没有任何东西能真正地造福于广大民众，可是在中国，在那些能够推广大规模改良的人士当中，又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做任何诸如此类的事情。这显然无法令民众满意，但这种不满还没有来得及表露出来，就已经被压抑了下去。这样一来，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中国人的知足是与进步相对立的，是会阻碍进步的。”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对于仍抱有早已覆没了的观念，并“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改善人的生活条件并非是他们面临的课题。政治经济学中的重大原理对政府各部门都有好处，可是对这些人就没有吸引力，他们对政治经济学的了解还不如我们的祖辈，即使有所了解，也不会关心。只有亲眼目睹别人优点的人，才会产生进行改良的冲动。大多数中国人就没有亲眼看见过，还有别的地方条件要比自己的好。而那些对别的国家有所了解的人，本可以了解得更多，但他们身负保守思想的桎梏。在中国，唯有大张旗鼓进行，小打小闹无益于人民大众，而那些有能力大干一场的人，却不愿在这方面有所作为。虽然大众对这种局面已感到不满，但不满的情绪刚一露头，就被有效地压制下去了。所以从社会立场来看，中国人的知足成了进步的对立面，阻碍了进步。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古伯察先生对此给出了一个出色的例证。"1851年，在道光皇帝去世的时候,我们(老外)离开北京去旅行，一天，我们在一家客栈里喝茶，和几个中国人坐在一起，我们想和他们稍稍地谈一谈政治。我们谈到皇帝不久前的去世，这应该是每个人都感兴趣的重大事件。我们表达了对皇位交接问题的担忧，因为当时还未公布继位者。我们说道:‘你们中间有谁知道，皇帝的三个儿子中哪一个会继承皇位呢?如果是长子，他会延续现在的政府体制吗?如果是幼子，他年龄太小了，据说朝廷分成两派，针锋相对，他会倚重哪一派呢?’简而言之，我们进而提出了各种假设，试图刺激这些善良的臣民道出他们的看法。可他们对我们的话却很不在意。我们回过头来一遍又一遍地问，想引得他们对我们的确感到十分重要的那些问题发表意见。可是，面对我们所有那些能激发人的建议，他们的回应就是不住地摇头，吞云吐雾，大口大口地喝茶。这种无动于衷真的开始激怒我们了，这时，这些可敬的中国人中有一位从座位上站起身，走了过来，像父亲那样把两手放在我们的肩膀上，带着更像是嘲讽的笑容说道:‘听我说，我的朋友!你为什么要为这些没用的事情劳心费神呢?当官的会去管国家大事的;因为他们拿了傣禄。让他们去挣他们的钱好了。可别让我们来操心这些和我们无关的事情。一分钱也挣不到却还要关心政治大事，我们就成了大SB。’‘就是这么个理儿。’其余的人都这么喊道，他们接着又指出，我们的茶已经凉了，烟斗里的烟也已经抽完了。”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当今的中国有各种各样的需要，政治家认为它需要的是陆军、海军和兵工厂。外国的祝福者则坦诚地指出，货币、铁路和科学知道才是它所真正需要的东西。但是，假如我们能够更深入的研究一下帝国现在所处的环境，那我们难道就不觉得“人类的同情心”才是它最深刻的需要吗?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冥冥之中，仿佛有某种力量在牵引，三个相隔千里万里的年轻人，同时抬起了头。他们虽然身在不同时区，可目光汇集在同一个炽热的天体之上。就在这一天，这一刻。在辽阳和旅顺口要塞，日军同时向俄军阵地发起决死进攻，开启了决定东亚未来几十年霸权的惨烈大战;在北京，二百七十三名贡士从中左门步入保和殿，准备参加殿试。这些天之骄子此时还不知道，他们将是华夏科举史上最后一批考生;在欧洲，哈尔福德·麦金德的新作《历史的地理枢纽》在各国印厂同时开印，它将永久改变欧洲的地缘政治理论与全球格局;在美国的圣路易斯，第三届奥运会正如火如茶地进行着，虽然只有十三个国家参与可仍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大大小小的事情，在地球每一个角落发生着。之前的旧因，正在落实为果;未来的果，此刻也正种下新因。因果涨落，缘数纠葛，无数人的抉择汇聚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全球风暴。

——马伯庸《大医·破晓篇》

就在这一天，这一刻。在辽阳和旅顺口要塞，日军同时向俄军阵地发起决死进攻，开启了决定东亚未来几十年霸权的惨烈大战；在北京，二百七十三名贡士从中左门步入保和殿，准备参加殿试。这些天之骄子此时还不知道，他们将是华夏科举史上最后一批考生；在欧洲，哈尔福德·麦金德的新作《历史的地理枢纽》在各国印厂同时开印。他将永远改变欧洲的地缘政治理论与全球格局；在美国的圣路易斯，第三届奥运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虽然只有十三个国家参与，可任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大大小小的事情，在地球每一个角落发生着。之前的旧因，正在落实为果；未来的果，此刻也正种下新因。因果涨落，缘数纠葛，无数人的抉择，汇聚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全球风暴。而此时仰望太阳的三个小人物，尚对未来的壮阔波澜一无所知。

——马伯庸《大医·破晓篇》

往小了说，学子的科举成绩，决定了当地官员的考评。像是县学教谕，至少得培养出三名举人，才能获得升迁资格。若是连续几届秋闱失利，连知县的治政能力都要被质疑。往大了说，科举是进入大明官场的唯一正途。入朝则为高官，致仕则称乡宦，当地的政治实力和话语权，取决于本籍士子们的仕途之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现在连续两届科举惨淡收场，也难怪婺源的乡绅乡宦们如此紧张。举人梯队断了档，意味着在未来二十年内，婺源县的影响力将狠狠下降一截。别说跟其他府县对抗，就是在自家徽州府比较，婺源也将落后于歙县和休宁县，沦为二流之列。这可不只是面子受损，还涉及巨大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分配。大明地方上起了纠纷，当地乡宦会联名上书，表达意见。谁家的乡宦地位高、牌子硬，谁就能占便宜。婺源现存的老乡宦们，实力还比较强，可他们早晚会死，如果没有新鲜血液补充，长此以往，县将不县。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这套流程，看起来和上一次没区别，可背后蕴藏的政治意义，却截然不同。原来只是一桩地方乡民诉讼，现在却俨然成了配合中央宣传形势的典型。我大明一向以政治需求为第一位，司法什么的走走过场就好。对此宁国府自然也是深为“默会”。司法问题，政治解决，这场官司的胜负，其实在开审前就定好了。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所以官府毫不犹豫地牺牲掉帅嘉谟，来换取五县的稳定。至于这个罪名是否合理，并不在考虑之列。法律问题，咱们政治解决。然后，帅嘉谟在官差的押解下离开徽州，踏上了漫漫的戍边之路。他当时是何心情，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值得欣慰的是，歙县民众并没忘记这位帮他们减赋的英雄。在《歙县志》里的义士一项，专门记载了帅嘉谟的事迹，以及一段评语：“以匹夫而尘万乘之览，以一朝而翻百年之案。虽遭谪戍，而歙人视若士夫侠士。不知道在隆庆三年那个炎热的夏日，当帅嘉漠翻开歙县账簿第一页时，如果预知到未来有这么一场巨大风波，他是否还会继续。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两个月后，徽州府终于拿出了初审判决：帅嘉漠、程任卿以及其他几个人，被判充军。其中帅嘉谟的罪名是“将不千己事情，捏造写词，声言奏告，恐吓得财，计赃满贯”“以陈奏而敛取”。在状词里，徽州府描述了这样一个“事实”：帅嘉谟自夸有手段，向歙县老百姓收取银钱，说你们补贴我上京告状，我自有办法帮你们免征赋税。他利用歙县民众的恐慌心理，收敛了大量钱财，假公济私一比如私自弄了套冠带，用的就是公款。这是一个欲加之罪的政治性判决，翻译过来就五个字：“谁让你多事？”从官府视角来看，这起纷争根本是无中生有，完全是帅嘉谟一个人桃起来的，当初你如果乖乖闭嘴做你的数学作业，哪儿还会有后面这么多事？所以官府毫不犹豫地牺牲掉帅嘉漠，来换取五县的稳定。至于这个罪名是否合理，并不在考虑之列。法律问题，咱们政治解决。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整整六年时间，整个婺源县只出产了一名同进士和两名举人。这个成绩在那些边鄙小县，或许是不得了的成就，可对婺源来说，却不啻是场灾难。往小了说，学子的科举成绩，决定了当地官员的考评。像是县学教谕，至少得培养出三名举人，才能获得升迁资格。若是连续几届秋闱失利，连知县的治政能力都要被质疑。往大了说，科举是进入大明官场的唯一正途。入朝则为高官，致仕则称乡宦，当地的政治实力和话语权，取决于本籍士子们的仕途之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现在连续两届科举惨淡收场，也难怪婺源的乡绅乡宦们如此紧张。举人梯队断了档，意味着在未来二十年内，婺源县的影响力将狠狠下降一截。别说跟其他府县对抗，就是在自家徽州府比较，婺源也将落后于歙县和休宁县，沦为二流之列。这可不只是面子受损，还涉及巨大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分配。大明地方上起了纠纷，当地乡宦会联名上书，表达意见。谁家的乡宦地位高、牌子硬，谁就能占便宜。婺源现存的老乡宦们，实力还比较强，可他们早晚会死，如果没有新鲜血液补充，长此以往，县将不县。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一直以来，黄册就是大明政治的一个晴雨表。黄册本身的质量和数量，足以反映政治是否清明、国力是否上升、对基层的控制是否有效。洪武和永乐两位皇帝威权深重，又比较有追求，地方上不敢疏忽作弊，进呈的黄册质量都特别好，尺寸整齐，字迹清楚，用料上乘。这一时期的黄册，被称为“铜版册”，可见其过硬的质量。再加上后湖有一整套防火、防虫、防潮的保存体制，保存百年几无问题。此后到了宣德一代，也都能够大体凛遵祖制，小心攒造。从这一时期的后湖奏疏也能看到，地方上作弊的苗头已经初步显露，但不是很严重，驳回的黄册很快能得到纠正。但从宣德后期起，黄册管理水准开始出现大幅滑坡。正统皇帝登基当年的九月，有黄册库的官员上奏，表示库房所存四十余万本黄册，多有虫蛀浥烂，而且晾晒工匠多是老弱病残，连识字的都很少，结果导致很多黄册摆放错了位置，找都找不到。从正统之后，整个黄册制度开始紊乱起来。地方上作弊的手段日益成熟，胡乱填写，故意涂抹，造册尺寸也不怎么讲究；后湖黄册库存管理更是乱七八糟，晾晒不利，搬运不谨，还任由鼠咬虫蚀，黄册损毁严重。到了弘治年间，这种情况越演越烈。弘治三年，朝廷做了一次清查，发现在库的八成黄册都出问题了。 ……黄册积欠情况，已经演变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前期拖延未解，后期又要攒造，这么一期延一期地滚动起来，累欠越来越多，以至于积重难返，造成沉误。沉误是说当期黄册未能如期完工，算得上重大事故了。而万历皇帝一登基就赶上两次沉误，幸亏那时候他年纪小，操心的不是他。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现在连续两届科举惨淡收场，也难怪婺源的乡绅乡宦们如此紧张。举人梯队断了档，意味着在未来二十年内，婺源县的影响力将狠狠下降一截。别说跟其他府县对抗，就是在自家徽州府比较，婺源也将落后于歙县和休宁县，沦为二流之列。这可不只是面子受损，还涉及巨大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分配。大明地方上起了纠纷，当地乡宦会联名上书，表达意见。谁家的乡宦地位高、牌子硬，谁就能占便宜。婺源现存的老乡宦们，实力还比较强，可他们早晚会死，如果没有新鲜血液补充，长此以往，县将不县。风水虚妄与否，姑且不论，反正当时的婺源人真诚地相信这个理论，认为龙脉与本县文运息息相关。大佬们的诉求简单明了，要求官府“立石严禁，以杜凿伐”，彻底禁绝烧灰行为。禁绝灰户们烧灰简单，但他们一旦生计断绝，就会聚众闹事，甚至沦为流贼。因此婺源官方在下达禁令之前，还得给灰户们留出一条活路来。这条活路，谭昌言早已经想好了——官赎。官赎的做法是：由婺源县衙出面，以官方身份赎买山民们的地契，把船槽岭附近散碎的私地变成一整块官地，这样官府实行禁灰政策，便名正言顺了。而灰户们卖地换得银钱，去买田也罢，去跑商帮也罢，有了活路，自然也就不闹了。至于买山的经费，叫作“捐俸”，名义上是谭知县感念民众贫苦，毅然捐出自己的俸禄。其实一个知县一年俸禄才九十石米，根本不够。谭昌言只是做出一个表率，真正出大头的，是婺源当地的大族乡宦们。这是明代一个很流行的做法，一逢灾年，常有知县、知府带头捐俸，赈济灾民，当地士绅“感于”义举——或者叫迫于压力——也会纷纷捐银输粮。在婺源县看来，你们有钱人既然想保龙脉，付出点代价也是应该的。谭昌言的这一篇公告文，可以说是明代知县施政思路的一个实例，体现出了高超的平衡手腕。士绅们虽然出了钱，但保住了龙脉；灰户们虽然没了营...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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