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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治"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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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一如既往，最先看清了女人参与社会生产的逻辑结果，他们抛弃了手工业者“女人只管家务”的旧理想，代之以一个新理想：女人是他们在争取工资上涨和劳动解放的经济与政治斗争中的战友。

——保尔·拉法格《懒惰的权利》

像政治经济学家加尔涅或法哲学教授阿科拉斯那样，耗尽脑力，撰写催眠的大部头书，以填充印刷与排字工的闲暇。

——保尔·拉法格《懒惰的权利》

日落时分，两辆卡车载来满满的人，至少有一百名。军人们用刺刀在那块农田画出四方形的线，要那些人都站在里面。站好、不要坐下、排好队，好像是军人们在叫喊，但因为风吹向大海，听不清楚。随着哨声的不断传来，后来人们开始静静地排队站在线里，军人就再也没有吹哨子。一个看起来像是长官的军人下达了命令，要站在线里的十个人出列，整齐地面对大海站着。我以为是要给他们什幺处罚，所以静静地看着。只看见军人们从后面开枪，十个人全部往前倒下。军人又命令十个人出列，大家都不想站出去，队伍就乱了。军人们挥舞着枪托，要大家站好，站在后面的十多个人冲出线外，往我家的方向跑来。当时我二十二岁，我大儿子才满百日。军人们朝我们家开枪，我紧紧抱着孩子盖上棉被。孩子他爹当时刚进民保团（自一九四八年五月十日选举时组织，直到一九五○年春天为止，作为当时警察下级、支援组织活动的团体。民保团的起源是乡保团，乡保团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十日选举前夕，以警察的“协助机关”性质为组织，辖区警察署长实际带领团员，弊端严重。乡保团作为右翼恐怖袭击的帮凶，成为民怨的对象，选举后的五月二十五日采取解散措施，但同年六月又组织民保团，当作警察的辅助团体。民保团也强迫捐款等，引起巨大社会争议。一九四九年十月，当时民保团员达四万多人，由于团员们的专横和暴力越权行为，面临舆论的恶化。一九五○年四月二十八日李承晚总统表明解散意向，在五月三十日选举后的七月二日采取解散措施，但其后却被改编为“大韩青年团特武队”，继续发挥李承晚政府独裁政治的前卫作用），每天要去警察局工作，直到晚上才会回家。哎呀，只有孩子和我两个人……我那时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到那幺多的枪声。过了好一阵子才安静下来，我发抖地从窗户洞里往外看，那幺多的人全部倒在农田里。军人们两人一组把一具具尸体扔进大海，看起来像是衣服漂浮在海上一样。

——韩江《不做告别》

这个民族已经由于空前的贪得无厌而在道德和政治上彻底衰败了。

——特奥多尔·蒙森《罗马史》

政治服从需要，并不服从理性。

——王跃文《国画》

陈廷敬道：“启奏皇上，臣曾说过，以臣供奉朝廷二十多年之见识，大凡地方官员声称百姓自愿之事，多是值得怀疑的！山东原说百姓自愿捐献义粮就是明证！”

——王跃文《大清相国》

劣绅朱仁&二巡抚税赋按地亩平均负担，救灾钱粮按受灾人头分发假如我冒险参了富伦，最多也只是参来参去，久拖不决，事情闹得朝野皆知，而山东该办的事情一件也办不成。到头来，吃亏的是百姓。

——王跃文《大清相国》

推行新政治有三个要点：一、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民族个性。此即一民族一国家之传统所在。二、自己社会的现实情况。此因时代而变。三、世界趋势。

——钱穆《国史新论》

P110 由于中西双方历史演进不同，而形成的政治心理双方也不同。西方的政治意识，可说是一种“外倾型”的，中国则比较属于“内倾型”。中国人心理，较偏重于从政以后如何称职胜任之内在条件上，而不注重于如何去争取与获得之外在活动上。与上述观念相连带，中国社会民众对政府常抱一种信托与期待的态度，而非对立与监视的态度。若我们说西方政权是“契约的”，则中国政权乃是“信托的”。契约政权，时时带有监督性。而信托政权，则是放任与期待。因此中国政治精神，不重在主权上争持，而重在“道义上互勉”。

——钱穆《国史新论》

P90 在贵族政治下，皇位容易公选。小国寡民城市国家的皇帝，也易公选。中国自秦以后，却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社会上又没有特权贵族存在；散漫的一千几百个县行政单位，居民多数在农村，皇帝公选无法推行。有一个举国共戴长期世袭的元首，国家易趋安定。只求他不太作恶，利害两权，而容许一个世袭皇室之存在；这不能说是全由于皇帝方面之压力，也不能说是全由于人民方面之奴性。这尽可有一个较近光明的看法，较近情理的说法。但中国古人亦未尝不知世袭皇室可能有坏处，皇室传统终必要更易。中国人向来便很少信有万世之一统近神权的观念。

——钱穆《国史新论》

P173 孔子又曰：“君子不器。”又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用则行，则由己以行道；舍则藏，则藏道于己以传世；求己与道之合为一体，故曰“为己”。若仅以己身供人用，则我身仅如一器，无道可言，又何足贵！孔子以子贡为器，而又曰：“子之器瑚琏也。”瑚琏藏在宗庙，乃贵器，不能随便使用。如冉有，则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以冉有仅为季孙氏用，则犹器之下矣。P180 此下中国政治业务，必求士之。而为士者，则宁退不进……惟中国则为人另有一更高标准，更高境界。而政治人物，群向此境界而趋赴，亦得群向此标准而崇仰。此中国社会之有士，所以为中国文化所独具之一最有意义与价值之所在。

——钱穆《国史新论》

西汉知识分子从农村中来，孤寒拔起。唐代则从门第中来，都带有贵族气分。因此，西汉政治是淳朴的，循谨的，最好表现在于地方行政与下级干部。而唐代政治，则是恢弘的，阔大的，最好表现在于中央与上级大僚。唐代知识分子，在其门第的耳濡目染中，早已谙习世故，练达政事。所以一出来担当大事，都是有气有才，能实干像西汉，而局度恢伟则远胜。西汉只多贤良的地方长官，没有像样的大宰相与高级大僚，这一层比不上唐代。唐代知识分子，好发大议论，好作大计划，好摆大场面，好有大组织。汉人厚，唐人大。汉人土，唐人阔。那是他们的出身不同，背景不同，心胸气度不同，因此在政治社会上的表现也不同。

——钱穆《国史新论》

中国近代政治潮流，依然只侧重在革命与组党两条路。组党为的是要革命，革命后仍还只重在组党。党是一种力量，可以用来革命。党又是一种力量，可以用来把握革命后所取得的政权。所以有了这一党，便不许有那一党。那一党之争取出路，依然有待于再革命。而中国近代政党的组成，显然不由社会下层的真正民众，而仍是社会中层的知识分子在活动、在主持。他们只想把民众投归党，没有想把党来回向民众，于是变成了由党来革民众的命。这样的组党革命，将永不会有成功之前途

——钱穆《国史新论》

至于苏维埃共产革命，一面是推翻了沙皇专制，一面却由共产党的极权来承袭沙皇，而再由此机构来替代西洋先进国家的资本势力，加紧制造无产阶级，而施以强力的训练。我们也可说，近代苏维埃共产极权政治，正由沙皇政治所培植。所以苏维埃共产革命，还是随顺帝俄历史有其本身之渊源，而非随顺马克思预言凭空跃起。马克思预言，根据于一套历史哲学。而苏维埃革命，则根据帝俄历史。至于当前的中共革命，几乎是针对了中国历史之全部传统。中国社会是封建的，该打倒，但凭何种力量来完成此打倒？他们说，根据马克思预言，以及苏维埃革命的历史教训。假使那样的一种革命而获得成功，则只是远站在中国以外的一种帝国主义之成功。这一种革命意识，依然摆脱不掉殖民地化的意识。

——钱穆《国史新论》

中国自古代封建贵族社会移转而成四民社会，远溯自孔子儒家，迄于清末。两千四百年，士之一阶层，进于上，则干济政治。退于下，则主持教育，鼓舞风气。在上为士大夫，在下为士君子，于人伦修养中产出学术，再由学术领导政治。

——钱穆《国史新论》

中国是不是一个封建社会？这一问题，应该根据历史事实来解答。中国史上秦以前的所谓封建，乃属一种政治制度，与秦以后的郡县制度相针对。

——钱穆《国史新论》

西周和春秋是封建社会，所谓封建社会，仅就中国固有名词来讲中国史，并不是说那时的社会形态即相似于西方的中古时期。在那时期，上层由某几个家族之取得政治上世袭特权而形成为贵族阶级，下层有被一种均产精神的制约经济所管束而形成的平民阶级。贵族与平民两阶级之长期对立，使那时期的社会，形成一较凝固的定型。但一到战国，世袭特权推翻，制约经济解放，凝固的定型消失了，许多新的力量都在潜滋暗长，都在迈步向前。战国如此，西汉也还如此。我们不如说这两个时期的社会是在无定型的动进状态中，比较稳妥。康息军在这时期，有两种新兴势力最值得我们注意。一是自由经济，一是平民学术。自由经济走向下层，平民学术却走向上层。战国时期是此两种新兴势力平流齐进的时期，因此战国社会更活泼、更前进。下一时期，即西汉时期，平民学者在政治上把握到较稳定的地位，来设法抑制下层的自由经济之继续进展，因此西汉社会比较战国，是一段在活泼动进中又回头转向凝固安定的时期。

——钱穆《国史新论》

若说魏、晋、南北朝的门第，是文官家庭之变相世袭，则唐中叶以后之藩镇，是武将家庭之变相世袭。门第造成社会不平等，藩镇造成政治不统一。门第势力造成政府之弱势，但传统文化，还赖它在乱离中保住。藩镇割据，把中国当时的对外国防，幸算勉强撑持。但在军阀统治下，普遍地文化室息，而且几乎连根铲灭了。历史告诉我们，南北朝之后，紧接着隋、唐盛运之来临。而唐中叶以后，终至演成五代十国之黑暗，以及北宋统一后之长期衰弱因此我们知道，在确保对外的国防武力之上，应该更先注意的是，社会上文化传统之养育与保护。

——钱穆《国史新论》

若说魏、晋、南北朝的门第，是文官家庭之变相世袭，则唐中叶以后之藩镇，是武将家庭之变相世袭。门第造成社会不平等，藩镇造成政治不统一。若使我们把社会不平等和政治不统一，认为那作梗的都是些封建势力，则门第和藩镇可谓各得其半。若我们要权衡两者间之病害轻重，则又似各有得失，颇难遽下定论。门第势力造成政府之弱势，但传统文化，还赖它在乱离中保住。藩镇割据，把中国当时的对外国防，幸算勉强撑持。但在军阀统治下，普遍地文化窒息，而且几乎连根铲灭了。历史告诉我们，南北朝之后，紧接着隋、唐盛运之来临。而唐中叶以后，终至演成五代十国之黑暗，以及北宋统一后之长期衰弱。因此我们知道，在确保对外的国防武力之上，应该更先注意的是，社会上文化传统之养育与保护。

——钱穆《国史新论》

下层社会之影响上层政治，自本自根之文化传统，较之外在影响之鼓舞歆动，其为力之宏大，收效之迅速，即此可见。如上所述，中国自古代封建贵族社会移转而成四民社会，远溯自孔子儒家，迄于清末。两千四百年，士之一阶层，进于上，则干济政治。退于下，则主持教育，鼓舞风气。在上为士大夫，在下为士君子，与人伦休养中产出血书，再有学术引导政治。广土众民，永保其绵延广大统一之景运，而亦永不走上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道路，始终有一种传统的文化精神为之主宰。此非深明于中国所特有的四民社会之组织与其运用，则甚难明白其所以然。

——钱穆《国史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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