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子抄·句子赏析 ▼

思考本身就是一项危险的事业……但是我认为，不思考是更危险的。所以我不否认思考是危险的，但我想说，不思考更危险。

——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2026-08-14 20:33配图点击：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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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他是一个诚实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青年，随时准备为一切美好的事业献身，如今成了一个荒淫放荡、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喜爱的只是自己的享受。

——列夫·托尔斯泰《复活》

我最讨厌那种说教，什么“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仿佛青春的全部价值就在于为将来的成功而苦苦奋斗。在所有的人生模式中，为了未来而牺牲现在是最坏的一种，它把幸福永远向后推延，实际上是取消了幸福。

——崔永元《不过如此》

爱情和事业是人生幸福的两个关键项爱着创造着这就够了其余一切只是有了更好没有亦可的副产品罢了

——周国平《把心安顿好》

任何职业都不简单，如果只是一般地完成任务当然不太困难，但要真正事业有所成就，给社会做出贡献，就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搞各行各业都需要树雄心大志，有了志气，才会随时提高标准来要求自己。

——谢觉哉《佚名》

夏英杰：我有两个担心。第一，事业太顺利了，还不到一年时间，那么多的钱，那么高的规格，像神话一样不正常，不正常得让人害怕，让人不敢承受。我说不出为什么，但我确实感到了恐惧，所以我不想让你谋略挣钱方面的事，我希望你能搞点学术研究，在文学创作方面指导我，你完全有这种实力。我会守着我们的家，守着你。只要有你，那我就是天下最幸福的女人。我还有一个担心，就是你的感情纯度，责任和道义的成份多，感情的成份少。过去你可能觉得欠我点什么，但随着事业的成功，你的负疚心理就会逐渐得到平衡，从而忽视我的存在。也许你现在还感觉不到，但这种意识潜伏在你的心里，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浮现出来。

——豆豆《背叛》

是我与人发生龃龉时，内心会非常焦躁不安，对此我难以克服。我特别害怕得罪人，受不了别人的非议。当年我会这么糊涂，除了因为年轻，还由于我父母从不和我谈论这些事情。他们在家里只教我与人为善，教我遵守和服从，却从没提醒我还要捍卫自己的权益一连一次都没有。实际上他们也没有捍卫过自己的权益，甚至都没有“个人权利”的意识。他们都是事业单位的基层职工，一辈子没接触过私营

——胡安焉《我比世界晚熟》

随后，万老爷子又沉声嘱咐了几句：“记着，庙堂太高，江湖又太远，两者原本就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勾当。日后又谁大言不惭地提起什么救国救民的事业来，便是身在江湖、心在庙堂的败类！便是挑起光天化日之劫的灾星！便是祖宗家门的大对头！”

——张大春《城邦暴力团》

想到应该做，马上就做，不然，就不必发下一个空头。发空头愿成了一个习惯，一个人就会水远在幻想中过活，成就不了任何事业，听说抽鸦片烟的人想头最多，意志力也最薄弱。老是在幻想中过活的人在精神方面颇类似烟鬼。

——朱光潜《谈修养》

再者，除特别行动队的报告外，所有同此事相关的书面材料都必须遵守严格的“语言规则”，很难在这些资料中找到诸如“灭绝清除”、“屠杀”这类明目张胆的词汇。杀戮被替换成“最终解决”、“外迁”、“特殊处理”；遣送至特菜西恩施塔特，也就是为优等犹太人准备的“老年营”，称作“更换居住地”，而其他的遣送被冠名为“迁居”；“东部劳动力”之所以叫“劳动力”，是因为犹太人通常被暂时安置在隔都，而且其中有一部分人被用作临时劳动力。遇到特殊情况时，有必要对语言规则进行微调。于是，外交部的一位高官有一次建议，在同梵蒂冈进行的所有通信中，屠杀犹太人被统称为“极端解决”；这个想法很巧妙，因为，在纳粹看来，斯洛伐克天主教傀儡政权（梵蒂冈已经插手其中）的反犹法令还“不够极端”，把受洗犹太人排除在外是个“根本性错误”。只有当没有外人在场时，这些“携带秘密的人”才能不用暗语讲话，而在执行他们的日常屠杀任务时，是不可能这样做的，在他们的速记员和其他同事在场的情况下尤其不能。无论这些语言规则因何而起，事实证明，这套语言极大地促进了来自不同部门的人员遵守秩序、有条不紊；而他们彼此间的通力合作，乃是这项事业成败之关键。另外，“语言规则”本身就是一个代号，它在日常语言中叫作谎言。因为，假如一个“携带秘密的人”被派去会见一个“外人”，比如艾希曼就曾被派到特菜西恩施塔特集中营去会见瑞士来的国际红十字会代表，收到命令的同时，也收到了他的“语言规则”，其中包括谎称伯根—贝尔森集中营伤寒肆虐，否则，先生们肯定也想去参观一下那里的。这套语言体系的实际结果并不是令人漠视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是阻止他们把关于谋杀和谎言的“普通”认识与眼下之事画上等号。艾希曼特别爱喊口号、说套话，而且又不大会正常交谈，于是，他自然成了“语言规则”的最佳实践者。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德国年轻人的周围、四面八方，甚至贯穿一生所见，都是些身居高位、肩负公职、罪责累累的人，他们却丝毫没有负罪感。对于这种情况，一个青年的正常反应应该是愤怒。然而，愤怒无疑伴随着某种风险——不是冒着失去性命或断手断脚的风险，而是事业中的折损。那些年轻的男男女女在面对《安妮日记》热和艾希曼审判时，用一发不可收拾的负罪感胁迫我们。他们并没有被过去的负担和父辈的罪责挤压得步履蹒跚，实际上他们在努力逃脱当下的压力、现实问题带来的压力，逃进廉价的伤感之中。）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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