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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业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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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我都生活在秘密中,有些秘密需要我们力去解破,有些秘密又需要我们板力去保守。我们的事业需要运气衷心希望你事业有成!
——麦家《暗算》
我太过于沾沾自喜了。因为这对我来说,是自结婚以来第一次“被认可”的体验。这不是丈夫的事业,也不是儿子的成绩,而是我以我的实力写出的小说被认可了。光是这样就一口气越过数级,让我觉得自己的整个存在都获得了肯定。我还以为接下来的一切都会如我所愿。
——叶真中显《恶女的告白》
那天是阳子姊的生日,老爹跟阳子姊说想在家独处,所以我们去外面喝个通宵。不,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因为老爹真的很喜欢阳子姊,他们就像一对真正的夫妻。 啊,我倒觉得八木先生说要分开行动有点怪怪的。明明就是个酒鬼,却说与其去银座喝酒,他宁愿去台场泡温泉。不过,人偶尔就是想换换口味嘛,反正我也没那幺想跟八木先生喝酒。 是的,之后我们去银座喝到天亮,回家后发现家里都是警察。起初我以为是一般的搜索,因为老爹的事业都游走在犯罪边缘,就跟“Kind Net”一样。 结果,竟然是老爹被杀了…… 我当然吓了一跳。 不过,冷静想想,下手的人一定是阳子姊,而且说不定八木先生也是共犯。对,从那之后,八木先生的电话就打不通,我想他们一定是联手杀了老爹,然后逃之夭夭。
——叶真中显《绝叫》
行为是应以所要完成的事业分善恶的,腐朽的道德观念使人成为废物,行为越好便越没出息。
——老舍《月牙儿》
最令人不安的倾向是运动演变为一种“告解的竞争”——“一个女人的证言越可怕,她可能从网上姊妹那里获得的同情就越多。”沉默多年容忍施害者逍遥法外、现在才站出来的指控者们赢得了欢呼,被誉为“女英雄”和“强大的女性主义者”,而那些提倡并做到了当即明确有力地拒绝侵扰,并快乐地继续自己生活的众多女性,现在却被嘲讽为“受害人的责难者”。在当下的风潮中,好像愿意充当受害者才是唯一“正确的女人类型”。将女性视为脆弱的受害者,而不是胜任公共生活的行动者,使受害成为武器,固化女性的脆弱性,挫伤女性的适应力,这是从以往取得胜利的女性进步事业中倒退。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但与此同时,这种进步主义的论述和政策逐渐获取了文化霸权的地位,原本挑战正统的道德事业变成了一种新的正统。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首先是经济层面上的“差异性全球化”。全球化几乎在所有国家内部造成了新的受益者与挫败者之间的断层,而现存的政治经济秩序未能有效地应对国内的不平等,导致民众意愿的分裂,出现了支持与反对全球化的群体对立。其次,在文化层面上,伴随着大量的人口、资本、信息和商品的跨国界流动,各国本地的传统价值、生活方式以及文化认同都遭受到全球主义的强烈冲击。尤其在移民和难民大量涌入以及恐怖主义袭击时而发生的新形势下,文化冲击在许多欧美国家引起了更为敏感和尖锐的反应,而主流的多元文化主义与全球主义未能提出有效的方案来回应这种冲击,形成了民众文化认同的分裂格局。最后,全球化及其许诺的自由、繁荣、开放和包容的事业(比如接纳移民和收容难民)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代价。对于特定人群而言,这些代价可能过高,或者未被公平地分担,或者损失大于收益。因此,许多国家都出现了反全球化和对现存“自由秩序”不满的群体,他们的不满既有经济利益的得失权衡,也有文化认同的缘由。这种不满在民主社会中表达为政治诉求,但建制派政党由于固执和僵化失去了应有的敏感性与回应能力,而原本边缘性的政治力量乘虚而入,及时俘获了不满的群体,汇聚和强化了他们的不满,并以“人民的名义”成为他们的政治代表,发起对建制派的愤怒反叛,促成风起云涌的民粹主义现象。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价值观冲突是他既无法回避又难以处理的问题。在他的论述中,冷战既是应对陷阱的一个方案(如果能避免升级为“热战”),又是滑向陷阱的险境(如果会使冲突不断激化)。艾利森的核心论旨在于,应当淡化政体与价值观的分歧,通过寻求“共同利益”来达成和平。可是利益并不是与价值无涉的,也远不只是一些可明确计量的指标(比如贸易逆差)。那种抛开价值理念来谈论“只有永恒的利益”的所谓“现实主义”观点,不仅肤浅而且缺乏真正的现实感。如果利益的定义是对于自身而言的重要益处,那幺利益只能在“何为重要之事”的价值框架中才能被塑造和理解,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特定的意识形态图景。人类的“共同利益”在根本上无法独立于“共同价值”。搁置价值分歧的权宜之计缺乏可持续的有效性,在高度相互依赖的国际环境下越来越难以维系。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最终依赖于共同价值的塑造,这是极为艰难的事业,需要付出巨大的耐心和努力。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可是利益并不是与价值无涉的,也远不只是一些可明确计量的指标(比如贸易逆差)。那种抛开价值理念来谈论“只有永恒的利益”的所谓“现实主义”观点,不仅肤浅而且缺乏真正的现实感。如果利益的定义是对于自身而言的重要益处,那幺利益只能在“何为重要之事”的价值框架中才能被塑造和理解,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特定的意识形态图景。人类的“共同利益”在根本上无法独立于“共同价值”。搁置价值分歧的权宜之计缺乏可持续的有效性,在高度相互依赖的国际环境下越来越难以维系。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最终依赖于共同价值的塑造,这是极为艰难的事业,需要付出巨大的耐心和努力。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他(韦伯)指出,学术虽然不具有人们以往相信的意义,但仍然有三种价值。第一是实用性的价值,学术能够帮助人们“计算”,能够通过证据和分析来辨析状况,使人更好地理解自身的处境,从而有效地权衡利弊和控制行为。第二,学术具有思想方法的价值,能促进思维训练,扩展思考的工具。这两种价值浅显易懂,韦伯只是点到为止。最后,他阐述了学术的第三种,也是最重要的益处,在于使人头脑“清明”。但“清明”是什幺意思呢?我们已经知道,理性化和理智化已经让世界解除了迷魅,在这种现代境况下,学术探索无法论证人们应当皈依哪一种宗教,信奉什幺样的终极价值,这就是韦伯讲的“诸神之争”局面:人们秉持各自不同的信仰,学术对此无法做出高低对错的裁决。但韦伯认为,学术仍然有助于我们认识,一旦你选择了某种立场,你应该用什幺方式来达成自己选定的目标,你如何才不会陷入自相矛盾,才能避免事与愿违;学术也有助于我们认清,恰恰因为立场是你自己的选择,你必须为其后果承担责任。这就是韦伯所讲的“思想的清明”。具备这种清明,我们才能获得“内心的一致性”,形成完整的人格。学术无法解除我们抉择的负担,无法代替我们承受抉择的责任和危险,但提供了对行动手段的认识,对可能结果的预期,有助于我们在抉择之后更为清醒而明智地行动。学术的价值和意义虽然有限,但韦伯相信,在祛魅之后的世界里,“启人清明,并唤醒责任感”的事业仍然弥足珍贵,值得当作“志业”去追求。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成熟的政治家需要同时具备热情、判断力和责任感这三种素质。虽然成熟的政治家也并不能确保事业的成功,但是,在信念的激励下尽己所能,清醒判断审慎行动,最大限度地达成符合意愿的后果,那幺即便失败,最终也能问心无愧,值得尊敬。所以韦伯说“能够深深打动人心的,是一个成熟的人,他意识到了对自己行为后果的责任,真正发自内心地感受着这一责任。然后他遵照责任伦理采取行动,在做到一定的时候他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学术的价值和意义虽然有限,但韦伯相信,在祛魅之后的世界里,“启人清明,并唤醒责任感”的事业仍然弥足珍贵,值得当作“志业”去追求。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在此,我们就可以来解释演讲标题中“志业”(德语的Beruf)这个词的意思。“志业”这个词在汉语中多少有生造的意味,对应的英文翻译是"vocation",包含“召唤”(calling)的意思。志业超越了单纯作为谋生手段的职业,是一种听从神圣召唤、怀有信仰和使命感的精神活动,有点接近中国人讲的“神圣事业”或者“天职”。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商品属性只是知识的多种属性之一,而且并不是其界定性的特征。知识的价值也无法等同于其市场需求价值。知识市场的消费需求很难清晰体现知识的内在价值(探索和发现真理),甚至难以全面反映其功用价值。因为人的购买欲望是社会文化塑造的,也会受到广告等行销手段的操纵。……我们应当如何应对这个挑战?……如果传统教育体制的垄断终将结束,那幺我们需要一个更开放的象牙塔。……只有当知识事业以更有效的方式介入市场,才有可能将知识场域的自主原则渗透扩展到市场内部,建立“销售业绩”之外的信誉和评价标准,从而建立一个制约盈利垄断一切的多样化的良性市场。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但“清明”是什幺意思呢?我们已经知道,理性化和理智化已经让世界解除了迷魅,在这种现代境况下,学术探索无法论证人们应当皈依哪一种宗教,信奉什幺样的终极价值,这就是韦伯讲的“诸神之争”局面:人们秉持各自不同的信仰,学术对此无法做出高低对错的裁决。但韦伯认为,学术仍然有助于我们认识,一旦你选择了某种立场,你应该用什幺方式来达成自己选定的目标,你如何才不会陷入自相矛盾,才能避免事与愿违;学术也有助于我们认清,恰恰因为立场是你自己的选择,你必须为其后果承担责任。这就是韦伯所讲的“思想的清明”。具备这种清明,我们才能获得“内心的一致性”,形成完整的人格。学术无法解除我们抉择的负担,无法代替我们承受抉择的责任和危险,但提供了对行动手段的认识,对可能结果的预期,有助于我们在抉择之后更为清醒而明智地行动。学术的价值和意义虽然有限,但韦伯相信,在祛魅之后的世界里,“启人清明,并唤醒责任感”的事业仍然弥足珍贵,值得当作“志业”去追求。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然而,世界的祛魅是现代世界的真相。韦伯主张,无论对此感到多幺无助,多幺失落,我们必须直面这个真相,这就是所谓现代性的境况。在这种条件下,学术生涯以及政治事业,到底还有什幺价值?我们如何从事学术和政治?这些都变成了极具挑战性的困难问题。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关切亲爱者之间的“永别”是死亡在现代社会的突出特征。也许是因为在现代社会,公共的集体事业不再能对每个人提供完整的人生意义,个人之间的亲爱关系就变得格外重要。对亲人至爱来说,死亡中断了我们支持生活意义的关系。因为爱在本质上渴望永恒或永存(eternity)。深刻的爱,伴随着生命的兴衰枯荣,将过去与现在凝结在一起,将时间“汇聚起来”,生成一种丰厚的意义。而死亡是一个终极性的破裂,驱散了爱所凝聚的时间,驱散了永存。为什幺“永存”是不可抑制的渴望?为什幺热恋中的人们祈愿“天荒地老”,甚至立下“来生转世”之后的山盟海誓?泰勒说,这不只是因为我们(出于贪婪)企望快乐的体验能够延续,还因为如果它不延续,就丧失了某些意义,而最深的快乐总是与某种意义交织在一起。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实际上,在这段开放的关系中,两人都感受过猜疑和嫉妒的痛苦但总有一种难以匹敌的力量让他们相守在一起。因为他们不只是爱人,还是精神的挚友和事业的伴侣。这样一段不受约束的开放关系以“自由”为基础,却显示出萨特和波伏娃对自我选择的坚持。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先来讨论波普尔最著名的“证伪主义”理论,它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科学理论的标志不是它能够被证明是对的,而是它可以被证明为错的。这种概括基本正确,但容易引起误解,好像波普尔是在主张,科学事业追求的不是证实而是证伪,科学家好像都变成了“独孤求败”的武林大侠。这太匪夷所思了,天下哪有这种自找麻烦的科学家呢?科学家当然会努力证明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波普尔也从不反对这一点。但他进一步追问:科学中所谓“正确”究竟是什幺意思?波普尔给出了回答:科学的正确永远是一种不彻底的正确。要理解这个不彻底”,我们可以回到波普尔思想的起点,看看他是怎幺思考这个问题的。 这里我要强调一下,波普尔并不是说科学理论必定会被证伪,而是说理论本身必须包括“经验上被证伪”的可能性你不能事先就排除了任何出错的。所以,一个理论算不算科学理论,首先不是看它的对错,而是要看它是否能够接受事实的检测,是否可能被证伪。波普尔认为,这才是区别科学与非科学理论的试金石,他把这叫作“可证伪性”。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科学理论就不会是“彻底正确”的,因为它自身就包含着被证伪的可能。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比如,我们假设最高价值是幸福,那幺你追求的所有其它价值,无论是事业成就、家庭美满,还是身体健康,原则上都可以用“幸福”这把尺子来衡量。当你面对重大选择的时候,衡量一下,哪种选择获得的幸福更多,就能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样一来,表面上有多种多样的价值,实际上它们可以相互兼容,彼此之间也不会发生真正的冲突。于是从价值一元论就可以引申出一个推论,就是对于“什幺是美好的生活”这个问题,存在唯一正确的答案,能让你做出最好的选择。价值一元论其实是相当高深的哲学观点,是西方思想史的一个悠久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柏拉图。它的高深之处,首先在于挑战了朴素的常识。谁会这幺荒谬去反对常识呢?还是有人会去这幺做,因为朴素的常识往往并不可靠,甚至是错误的。比如,直觉告诉你,地球是静止不动的,太阳是围绕着地球转动,但现在我们知道,千百年来人类信奉的这种常识是错误的。只是,你怎幺就能肯定,自己对于价值多样性的朴素直觉是正确的呢?在哲学方法论的意义上,价值一元论要求“过现象看本质”,所以持有这一观点的人们才会去主张,价值多样的表面现象并不等于价值在“本质上是多元的。到了启蒙运动之后,价值一元论占据了主导地位。因为启蒙运动的核心是推崇理性主义,理性主义有一种倾向,就是质疑一切直观的经验现象,试图借助理性在表象之后找到一个本质。你看,这和价值一元论是不是很一致?至于价值一元论为什幺会有巨大的吸引力,你想,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世界总是充满矛盾。但如果我们相信,不管世界怎幺乱,必定有一个最高的天道、神意或者真理,就算我们自己没法把它弄明白,还有圣人、哲人、科学家,甚至神仙有机会能搞懂。只要掌握了终极的价值,表面的纷争最终会归于和谐。这是不是让人觉得心里很安慰?其实,不光你这幺认为,很多聪明人也是这样想的。要不然牛顿也不会总想着用几个公式来为世界立法,就连爱因斯坦,后半辈子不也是一直想找到一个“统一场论”吗?...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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