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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业"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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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我也不认可这样的意见……人一旦确信某物，就不应该怀疑。在纯粹哲学中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心灵对此有一种天然的反感”。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思考的事业就像珀涅罗珀的织物，她每天早晨都把前一天晚上完成的织物拆掉。因为思考的需要从不会因“智者”所谓的明确洞见而平息；它只能通过思考来满足，而且我昨天拥有的思想只有当我想要而且能够重新对它们思考一遍的情形下，才能满足今天的这种需要。

——汉娜·鄂兰《心灵生活》

人们尽管在生存上是完全有条件的——受限于生死之间的寿命，服从于谋生的劳动，为使自己栖居于世界而工作，为使自己在同侪社会中觅得一席之地而奋起行动，但能够在心灵上超越所有这些条件，不过也只是在心灵上超越，而永远不会在现实或认识和知识中超越，正是借由后者，他们才能够探究世界以及他们自己的实在性。对于他们生于其中并受其限定的现实，他们能够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他们能够意愿不可能之物，比如永恒生命；他们也能够思考未知之物和不可知之物，就是说能够对它们展开有意义的思辨。尽管这样无法直接改变现实——实际上在我们的世界中，没有比思考和行动之间更为显然和根本的对立了，但我们借以行动的原则，我们借以判断和规范我们生活的标准，最终都取决于心灵生活。简言之，它们取决于这些显然无利可图的心灵事业的展现，后者不会有任何结果，也“不会直接赠与我们行动的力量”（海德格尔）。

——汉娜·鄂兰《心灵生活》

我们能够把纯粹变化的持续之河形塑为一个时间连续体，这不能归功于时间本身，而要归功于我们在世界中的事业和活动的连续性，在那里，我们继续昨天开始的事物，并希望在明天完成。换句话说，时间连续体依赖我们日常生活的联系性，与思我的活动相反——思我活动总是独立于环绕它的空间环境，日常生活的事物总是受空间规定和限制。正是由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彻底的空间性，我们才能够用空间范畴合理地谈论时间，如此，过去可以作为某种位于我们“后面”的东西显现给我们，未来则作为某种位于我们“前头”的东西显现给我们。

——汉娜·鄂兰《心灵生活》

思考本身就是一项危险的事业……但是我认为，不思考是更危险的。所以我不否认思考是危险的，但我想说，不思考更危险。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思考总是意味着批判性的思考。而批判性的思考总是意味着要反对。实际上，所有的思考都破坏了僵化的规则、普遍的信念等。在思考中发生的一切都要接受对其自身的批判性审查。也就是说，没有危险的思想——原因很简单，思考本身就是一项危险的事业……但是我认为，不思考是更危险的。所以我不否认思考是危险的，但我想说，不思考更危险。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哲学家要么变成认识论者，关注一种科学家不需要的关于科学整体的理论；要么变成黑格尔确实希望他们成为的一时代精神的喉舌，时代的普遍情绪透过哲学的清晰概念而得到表达的传声筒。无论是关注自然还是关注历史，哲学家都在试图理解他们并没有参与其中的事情，并试图与之和解。显然，哲学比人类事业的其他领域都更多地遭受了现代性的磨难；很难说它的磨难是更多的来自这个几乎自动崛起的，其地位完全出人意料地上升到前所未有之高度的活动，还是更多的来自传统真理的丧失，即作为我们整个传统基础的真理概念的丧失。P232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为了阐明这里存在的危险，我们要记得在指称“行动”这个动词时，希腊和拉丁语与现代语言不同，包含着两个全然有别又相互联系的词。希腊语中是两个动词archein（“开始”、“领导”，最后指“统治”）和prattein（“经历”、“赢得”、“完成”），相当于拉丁语中两个动词agere（“发动”、“领导”）和gerere（原意是“忍受”）。[16]这里似乎每个行动都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单个人造成的开端，另一部分是许多人加入，“忍受”、坚持到底、把事业“完成”而得到的成果。这些词不仅以相近的方式内在地联系着，而且它们的用法历史也非常相近。在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演变中，最初仅指称行动的第二部分的词，行动的成果（prattein和gerere）变成了通常接受下来的表示行动的词，而指称行动的开端的词则有了特定意义（至少在政治语言当中），archein在它被特定使用的时候，主要意指“统治”和“领导”，而agere意指“领导”而非“发动”。P148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我们大可以赞叹整个现代哲学家的勇气和惊人独创性，但几乎无可否认的是，他们的影响力和重要性前所未有地下降了。不是在中世纪，而是在现代思想中，哲学家开始充当第二小提琴手，甚至第三小提琴手的角色。在笛卡尔把他自己的哲学建立在伽利略发现的基础上之后，哲学家似乎注定了要跟在科学家和他们更令人惊叹的发明后面，亦步亦趋，费劲地在事后追寻科学的原则，让这些原则适应于一些对人类知识性质的整体解释。可是，这样一来，哲学就不再为科学家所需了，科学家——至少到我们的时代——认为他们不需要一个婢女，更不用说一个在她优雅的女主人前面高举火炬”（康德语）的婢女了。哲学家要么变成认识论者，关注一种科学家不需要的关于科学整体的理论；要么变成黑格尔确实希望他们成为的——时代精神的喉舌，时代的普遍情绪透过哲学的清晰概念而得到表达的传声简。无论是关注自然还是关注历史哲学家都在试图理解他们并没有参与其中的事情，并试图与之和解。显然，哲学比人类事业的其他领域都更多地遭受了现代性的磨难；很难说它的磨难是更多的来自这个几乎自动崛起的，其地位完全出人意料地上升到前所未有之高度的活动，还是更多的来自传统真理的丧失，即作为我们整个传统基础的真理概念的丧失。P232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统计学规律只有在涉及大数目或长时段时才有效，而行动或事件在统计学上仅显现为偏差或波动。统计学的理由是，业绩和事件在日常生活和历史上的发生只具有偶然性。然而日常关系的意义并不揭示在日常生活中，而是揭示在罕见的行动中，正如一段历史时期的意义仅仅在少数照亮它的事件中显示自身。把大多数和长时间中总结出来的规律应用于政治或历史不仅没有任何意义，反而恰恰湮没了它们的主题，任何事情如果以日常行为或自动趋势不符，就把它们当成非本质性的而加以排除，那么在政治或历史中寻求意义就变为了无望的事业。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承诺行动至少部分地驱除了不可预见性，具有双重性质：不可预见性一方面在于“人心灵的黑暗”，即人基本上是不可靠的，谁也无法保证今天的人明天会怎样；同时另一方面在于，在一个由平等者组成的、每个人有同等行动能力的共同体内，不可能预见一个行动的后果。人既不能依靠自己也不能完全信赖自己(这是一回事)，这就是他要为自由付出的代价；而不可能始终完全掌控他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可能预见结果和依靠未来，则是人们为复数性和真实性(每个人的真实性是由所有他人的存在保证了的)所付出的代价，为和他人一起生活在世界上的欢乐所付出的代价。承诺力量的功能就在于控制人类事务的这一双重黑暗，这样它给出了从统治自我发展出的统治他人的控制权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也是唯一的一种选择；它恰好对应着在非自主情形下给定的自由。与那些建立在统治和主权概念上的政治体不同，所有以契约和协定为基础的政治体，内在的危险和优点就在于，它们以契约和协定为中介，在茫茫大海上抛下了一些可预见的岛屿，建立起一些可靠的路标，但同时仍然把人类事务的不可预见性和人的不可靠性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承诺一旦失去了它在不确定的海洋上作为确定性孤岛的性质，也就是说，当这种能力被误用来覆盖未来的整个空间，被用来描绘所有方向上的道路时，它就丧失了它的约束性力量，它的整个事业也就自我断送了。我们前面提到过当人们聚集在一起和“协同行动”(act in concert)时就产生，一旦人们分散就消失的权力。这种使他们保持在一起的力量，是相互承诺或相互定约的力量，既有别于他们聚集在内的显现空间，也有别于使公共空间得以存在的权力。如果一个孤立的单个实体——不管是单个的个人实体还是单个的民族集体——宣称拥有主权，这个主权就是虚假的，而在许多人通过契约联合起来的情况下，主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有限的实在。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未来的不可计算性，而它的有限性则是制定和遵守承诺的能力本...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如柏拉图所注意到的，关键是要确保开创者始终完全控制他所开始的事业，无需他人的帮助就能把这个事业进行到底。在行动领域内，这种脱离众人的统治身份的获得，就在于一方面怀有各自动机和目的的其他人不再自愿加入这个事业，只是被迫执行命令，另一方面，发起行动的初创者不再让自己卷入行动本身。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离开家庭(最初是为了从事某个冒险和光荣的事业，后来纯粹是为了把自己的生命贡献给城邦事务)需要勇气，因为只有在家庭中，一个人才首要考虑自己的生命和存亡。任何进入政治领域的人首先预备着拿他的生命去冒险，过于顾惜生命而放弃自由正是奴性的标志。因而勇气是最优越的政治德性，只有拥有它的人才被允许进入一个在内容和目标上都是政治性的伙伴团体，从而超越那种由于生存紧迫性而强加给一切人——奴隶、野蛮人、希腊人不例外——的那种纯粹麇集状态。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假定人们之间只有相互行为而不行动的顺从主义，同样也是现代经济学的基础。与社会同时出现的现代经济学，和它所依赖的主要技术工具──统计学──一起成为了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只有当人们都成为了社会存在并全体一致地遵循某种行为模式时，经济学才获得了科学的特征，以至于任何不遵守规则的人都被看作是反社会的或反常的。而直到现代以前它还是伦理学和政治学一个不太重要的部分，它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之上：人们可以像在其他方面采取行动一样，对他们的经济活动采取行动。“统计学规律只有在涉及大数目或长时段时才有效，而行动或事件在统计学上仅显示为偏差或波动。统计学的理由是，业绩和事件在日常生活和历史上的发生只具有偶然性。然而日常关系的意义并不揭示在日常生活中，而是揭示在罕见的行动中，正如一段历史时期的意义仅仅在少数照亮它的事件中显示自身。把大数量和长时段中总结出的规律应用于政治或历史不仅没有任何意义，反而恰恰湮没了它们的主题，任何事情如果以与日常行为或自动趋势不符，就把它们当成非本质性的而加以排除，那么在政治或历史中寻求意义就变成了无望的事业。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布莱希特，生于1898年，属于人们可能会称之为“迷惘的一代”的三种人中的第一种。使用这种称呼，是因为他们这一代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战壕和战场中入世，感到自己已经不再适合过正常的生活了。过正常生活，就是对所有恐怖经历的背叛，就是对恐怖经历中的战斗情谊的背叛——正是这些经历使他们成了男人。与其背叛自己，他们宁愿被遗弃——被自己遗弃，也被世界遗弃。这种态度普遍存在于欧洲各国的退伍老兵身上，并在他们被后来两种这样的“迷惘的一代”所接替时，终于形成了一种气候。后来的第一种，生于约十年后的20世纪第一个十年，通过了通货膨胀、大规模事业和革命动乱等令人印象深刻的教训，了解到在四年多的屠杀之后，欧洲还留下的任何完好的东西都是不稳定的；后来的第二种，又十年后，生于约本世界的第二个十年，他们可以选择从纳粹集中营、西班牙内战或莫斯科肃反中进入世界。粗略估计，在1890年到1920年之间出生的三代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充分地聚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或者作为士兵、流亡者、激进分子、抵抗运动成员、极权国家中的居民、集中营的囚徒，或者作为炮火硝烟下的城市民众、作为布莱希特曾在一首诗中写下的城市中的幸存者：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本雅明可能是第一个强调指出收藏是儿童的爱好的人。他说，对儿童来说，东西还不是商品，不依靠用途来判断其价值；同时，收藏也是有钱人的嗜好，他们拥有的足够多了，不再需要任何有用的东西，因而负担得起把“物体的变形”当作他们的事业。在这当中，他们必须不可避免地发现美，而美需要“无利害的愉悦”（康德）才辨识得出。无论如何，一件收藏品只具有爱好的价值而没有任何使用价值。（本雅明还没有意识到，收藏其实也是一种明智、稳妥、通常回报率极高的投资形式。）而正是因为收藏可以关注任何门类的物品（不仅仅是艺术品，它们在某种意义上脱离了有用物品的日常世界，因为它们毫无“益处”），因而才可以说，收藏使物品重新获得了作为一件东西的性质，因为现在物品不再是用以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具有它内在的价值，所以，本雅明才能把收藏者的热情理解为一种与革命家的热情相近的态度。像革命家一样，收藏者“梦想着他的路不仅通向一个遥远的或者消逝的世界，而且同时通向一个更好的世界，在那里，可以肯定的是，人们所得到的不仅仅是他们日常生活所需的，并且，事物从单调乏味的有用性中解放了出来”。收藏是为完成人的救赎而进行的对事物的救赎。…“在最高的意义上，一个‘收藏者’的态度，就是继承人的态度”。（《开箱整理我的藏书》）本雅明说过，“所有权是一种最深刻的关系，借此人们拥有物品”，继承人通过占有物品，在过去建立起自我，从而不被现在所打扰，实现了“旧世界的新生”。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纵然盟军侵犯了《海牙国际公约》，可是在法律层面并未对之展开讨论，其中最明显的原因在于，所谓的国际军事法庭只是名义上的而已，实际不过是胜利者的法庭。而且，用更早前奥托·基希海默尔的话说，“纽伦堡审判书墨迹未干”，这个在赢得战争后启动共同事业的国际联合体就已四分五裂。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权威本就不令人信服，这样一来更是大打折扣。按照《海牙国际公约》，盟军犯有战争罪行，但是这些罪行未被提及或起诉。对此，那个最明显的原因既不能构成唯一的，大概也无法构成最有力的理由。此外可以公平地说，纽伦堡法庭在对德国战犯进行宣判时，小心翼翼地避开可能涉及“你亦如此”的指控。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时，人人都已知道，随着侵略武器技术的发展，接受“犯罪性”作战已在所难免。《海牙国际公约》对战争罪的定义是基于对士兵和平民、军队和后方家园、军事目标和不设防城市的区分，而今，恰恰是这些区别不再有效。于是，在新形势下，仿佛只有能够证明不含任何军事必要性，且故意以非人道为目的的行为，才被宣布为战争罪。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怪哉！布伯这样一个人，声名卓著，满腹经纶，竟然看不出这些四散传播的负疚感是多么虚伪！假如你什么错事都没做过，很乐于拥有负疚感，这是多么高贵啊啊！然而，要承认罪责并且悔过却非常艰难，而且必然十分压抑。德国年轻人的周围、四面八方，甚至贯穿一生所见，都是些身居高位、肩负公职、罪责累累的人，他们却丝毫没有负罪感。对于这种情况，一个青年的正常反应应该是愤怒。然而，愤怒无疑伴随着某种风险——不是冒着失去性命或断手断脚的风险，而是事业中的折损。那些年轻的男男女女在面对《安妮日记》热和艾希曼审判时，用一发不可收拾的负罪感胁迫我们。他们并没有被过去的负担和父辈的罪责挤压得步履蹒跚，实际上他们在努力逃脱当下的压力、现实问题带来的压力，逃进廉价的伤感之中。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无论这些语言规则因何而起，事实证明，这套语言极大地促进了来自不同部门的人员遵守秩序、有条不紊；而他们彼此间的通力合作，乃是这项事业成败是关键。另外，“语言规则”本身就是一个代号，他在日常语言中叫做谎言。……这套语言体系的实际结果并不是令人漠视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是阻止他们把关于谋杀和谎言的“普通”认识与眼下之事画上等号。艾希曼特别爱喊口号、说套话，而且又不大会正常交谈，于是，他自然成了“语言规则”的最佳实践者。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艾希曼对真实发生的事情记得十分不牢靠，但对自己事业生涯的转折点记得非常清楚，任何一句曾在某时某刻带给他满足的话，他都没忘记。）于是，无论何时，在交叉询问期间，每当法官试图唤起他的良心，总是遭遇“满足”；当听到被告用各种各样自我满足的辞令来开形容他的人生以及他的每项事业时，法官们既出离愤怒，又焦虑不生安。在他看来，“我要笑着跳进坟墓”与“我甘愿把自己当众绞死，好给这个地球上所有反犹主义者提供一则反面教材”之间，并不存在矛眉，两句话都可以产生相同的让他满足的效果。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面对被一个犹太警官审讯八个月的现实，艾希曼滔滔不绝反复其辞，没有半点犹疑地详细解释说，他为何没能在党卫军中谋取高位，而且罪不在他。……正是“党卫军”、“事业”或者“希姆莱”这些词，在他体内引发一种完全无可替代的机制。作为一个徳裔犹太人，莱斯上尉根本不相信党卫军成员的升迁发迹是基于高尚的道德素养。可是，即便莱斯上尉在场，也没有一刻能令这种机制运转失灵。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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