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知道还可以在世上多活二十四小时时，心里是怎么想的。不是半小时，而是可以用来思考、呼吸、生活的二十四小时，一千四百四十分钟，一天一夜。当我问起你的感受，你总是一脸茫然，总是在追溯一段也许你已忘却、也许根本就不曾存在的往事，好像第二次临死前的痛苦在一种义愤填膺的情绪中被一扫而光。最后，你总是重复我们见面那天晚上你说的那句话：“重新开始等待黎明，一切都和头一天、头一夜的情况一模一样。”痛苦的折磨依然如故，五点，五点半，六点，六点半，七点，七点半，八点，八点半，九点。到了九点，那个让你在赦免书上签字的军官又来了，他宣布行刑日期又被推迟到第二天早晨。他用同样的动作挥着同一张纸，用同样的声调催促你：“签吧，快签吧。”你从他手中夺过那张纸，揉成一团，扔到他面前，然后向他扑去，揪住他军装的衣领：“混蛋，混蛋，混蛋，原来你是知道昨天不会枪毙我的！我要掐死你这个混蛋！”他们把你从他身边拉开，上尉尖叫着跑开了，说你忘恩负义，说他那样做，你才有可能签字。“你不配得到任何东西，不识抬举的家伙，你再也休想见到我。”紧接着下达了一道严厉的命令，一个看守顿时脸色刷白。你以为最后的时刻到了，这次真的到了。但仍然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你又开始等待。九点半，十点，十点半，十一点。到了十一点，你变得烦躁不安，不再往后退的希望成了一种需要，一种强烈的渴盼。你咬牙切齿地咒骂，要求给你一块手表，要求给你做出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