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的天气非常炎热。盛夏的午后，高温使南方地区酷热难忍。柏油路面熔化了，鞋子踩在上面，给人一种软绵绵的感觉，衣服紧贴汗淋淋的皮肤，没有一丝微风。我从机场出来，坐进出租车，把你的地址给了司机。立刻我就被一种奇怪的不安攫住了，这种感觉和我在越南曾经有过的感觉一样，当时我跟巡逻队走在可能埋有地雷的小路上，我认真留意每一个轻微的响动，尽量跟着别人的足迹走。但我知道这没有用，我的鞋子很可能偏离其他人的足迹几厘米，从而踩响地雷。我甚至后悔我说过“我也去”。我真想往回走，真想跑掉，并且大声喊叫：“你们这该死的战争究竟与我有何相干？”这就是当时我内心的感受。我不安的情绪很快就变成了痛苦。这种痛苦和我那天早晨感觉到的痛苦是一样的。当时我去圣保罗郊区寻找蒂托·德·阿伦卡尔·利马神父的信，被弗勒里穿深褐色雨衣的特务跟踪。和我那天下午的心情也一样，当时我明明知道要发生大屠杀，可我还是去了墨西哥城广场。就像你期待某种不能确定、但肯定会给你打击的灾难，期待某种难以预料、但一定会使你更加痛苦的悲伤一样，出租车在闷热的街道上穿行，我心里感到矛盾和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