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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现象的真正成因是女性更擅长倾听。康奈尔大学的语言学家萨利·麦康奈尔-吉内(Sally McConnell-。Ginet)认为,总的来说,女性更善于捕捉与她们交谈的人的想法、感受和观点。理论上来说这是一件好事。但棘手的是,这通常会给男性更多的空间,让他们把自认为合理的特定隐喻投射到我们文化的集体词汇中,仿佛只有他们的视角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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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达·蒙特尔
语言恶女
2026-08-29 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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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第一次尝试过可口可乐,而且喝完可口可乐之后,会觉得中美两个国家真是如此接近,因为它的味道几乎跟中国的中药是一样的。我也已经开始狂热地喜欢摇滚乐,那正是迈克尔・杰克逊还长得比较漂亮的时候。
——白岩松《白说》
人的文化程度的影响在终极解释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
茶馆讲理为人们所接受的原因之一是,在一个公共场所处理争端,实际上是在公众的密切注意之下,使判决者或调解者必须尽量“公平”行事,否则,民众的舆论会对调解人的声誉不利,这也就是“吃讲茶”成为社会调解的同义词的由来。另外,即使调解不成功,暴力也不是那么容易发生,人们一般在这样的公众场合还是要尽量保持理性,即使发生斗殴事件,有众人的劝解,也可以在一定限度上避免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王笛《茶馆》
我相信我们是被放逐的欧洲人这件事是一个优势,因为我们不为任何一种本地的特殊的传统所束缚。就是说,我们可以继承,我们也的确继承了西方的全部,而西方的全部说的也是东方,因为所谓的西方文化也就是,简而言之,不妨说一半希腊,另一半以色列而已。就是说,我们也是东方人,我们应当努力成为我们可以成为的一切;我们不为一种传统所束缚,我们收下了这份浩大的遗产,我们必须努力地充实它,用我们的方式来延续它,自然而然。
——博尔赫斯《最后的对话 Ⅰ》
在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下,道德观念,一向很看重。它要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番大责任,它要讲忠孝、仁义、廉耻、节操一番大道理。这好像一条条的道德绳子,把每个人缚得紧紧,转身不得似的。在西方则并没有这么多的一大套,他们只说自由、平等、独立,何等干脆痛快。中国人则像被种种道德观念重重束缚了。中国人生可说是道德的人生。
——钱穆《国史新论》
我的经历告诉你们一个道理:做一个作家只要认识一些字,会写一些字就足够了,有文化的人能成为作家,没文化的人也能成为作家。作家是什么?用吉卜赛人的话来说,就是把别人的故事告诉别人,再向别人要钱的那种人。
——余华《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
从英译汉的工作一开始 就不仅仅是一个文字的工作,而是文化的对应和比照。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最后,有关言论自由的“内容中性”原则,我还想到,你可以这样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这样一条原则,那幺,像美国这样一个多种族多宗教、多元性的社会,它将依靠什幺标准去作判断?它又靠什幺人去作判断?以图书为例,美国的图书协会,每年都要收到近千封“人民来信”,要求对于书籍和其他资料进行查和禁止,比如,保守派的人会要求禁止与性、自杀、魔鬼主义有关的书,有脏话的书和表现青少年自我意识及表现人生狂暴面的书等等。自由派也会要求禁止一些具有文化冒犯性的书,比如,有种族敏感问题的书,有对女性不恭的描写的书等等。还有持各种不同观点的禁书要求,从《第三帝国的兴亡》到《活的圣经》,甚至《哈克贝利・芬历险记》都有人提出要禁,你说,听谁的好呢?就像你我都经历过的,是小裤脚管和尖头皮鞋该禁,还是喇叭裤和披肩发该禁呢?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在我看来,因为文化会相互接触,所以也会互相影响和改变。 这里可以给你讲个故事,它发生在英国殖民时期的印度。当时印度的一些地区有“殉夫陪葬”的传统风俗,叫“萨蒂”(Sati):丈夫去世了,寡妇要作为陪葬,在亡夫火葬的柴堆上一起被焚烧。19世纪中叶,英国殖民者想要废除“萨蒂”这个风俗,却遭到当地部落首领的反对,他们理由是:“这是我们的传统习俗,不可改变。” 当时,担任英国驻印度总司令官的是纳皮尔爵士,他回答说:那好吧,烧死寡妇是你们的风俗。但我们英国人也有一个风俗:如果有男人把一个女人活活烧死,我们会把他挂到绞刑架上绞死。你们就先遵循你们的风俗吧,然后再来让我按照我们的风俗行事。 显然,纳皮尔爵士的回答在表面上主张“文化多元主义”,实际上他是借助殖民者的权力强制,让英国的“风俗”凌驾于印度的“风俗”之上。 但我们还可以多想一想,问一问:“殉夫陪葬”所体现的价值是正确的吗?因为这是“当地传统”,就不可以评判它的是非对错吗?当部落首领声称“这是我们的风俗”时,这里的“我们”究竟是谁?那些被送去陪葬的寡妇是不是也能算在“我们”之内?她们是不是在地方强权的胁迫下不容分说地“被代表了”呢? 后来的故事你可能也知道,印度最终获得了独立。但“殉夫陪葬”的风俗恢复了吗?当然没有,它早已被废除了。在今天印度的法律中,还有专门的条款明确禁止“殉夫陪葬”。 那幺,文化真的不可改变吗?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女性从小就成长在充斥着严苛言行标准和期待的文化环境中,而女性被要求“应该”遵守的与世界对话的方式—一不论是在会议中,还是在超市的队伍里——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一种精心策划的表演。“别问太多问题,否则你听起来会很不自信;不要说任何孩子的任何不好,否则你会让人觉得你是一个没有母性的反社会人格;不要总是聊《美国白马王子》,这样显得你特别粗俗。”无论你的性取向或性别表现是什么,一个人只要曾经是女性——出生时被指定或是自我认同为女性——都不可避免地要被迫遵守父权制度为女性设立的一系列言语标准。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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