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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女性之间的团结不是以上述方式建立的。因为女性在社会的等级结构中处于较低的位置，本身也没多少权力可失去，所以她们在会话中建立纽带的方式是承认她们对性别现状的反抗，而不是尽自己所能去迎合现状。
——
阿曼达·蒙特尔
语言恶女
2026-08-29 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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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打过许多败仗，但他们媾和时却几未把罗马的土地割让给人，所以他们把这点归功于农民坚毅不拔地保住农田地产。人和国家的力量在于对土地的统治；罗马的伟大奠基于公民对土地拥有最广泛而直接的统治权和这些深深扎根的农民的牢固团结。
——特奥多尔·蒙森《罗马史》
此时，贝尔纳先生正抚摸着孩子的脑袋。“你不再需要我了，”他说，“你会有更有知识的老师。不过，你知道我在哪儿，如果需要我帮忙，就来找我。”他走了，雅克独自留在一帮女人中，随后，他冲向窗户，看到他的老师最后一次向他挥手告别，让他日后独自去闯荡。他没有了成功的喜悦，一种无尽的孩子的痛苦绞得心痛，就好像他预先知道，这一成功使他刚刚脱离了那个无辜而热情的穷人世界，这世界自我封闭，犹如大千世界中的一个小岛，在那里，贫困使众人一家，团结一致，而被拋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那里不是他的世界，他不能相信那里的老师会比这个内心无所不知的老师更博学。今后，他必须无助地去学习，去了解，最终成为一个男人，不再有那唯一曾助他一臂之力的男人的帮助，要自己去成长，去提高，并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
——阿尔贝·加缪《第一个人》
而当轮唱时，我看着地面，因为与此同时有太多的情感：这真是太美了、太团结了，这是让人不可思议的相通的感情，我不再是我自己，我是这个崇高整体的一部分，这个整体也包括着其他人，这时候我总会问自己，为什么这不是日常生活的规则，而只是在这个合唱团演唱的特别时刻呢。最终，我自忖，真正的世界运动，难道不是歌声吗？
——妙莉叶·芭贝里《刺猬的优雅》
丈夫老家人的生活好像在说，贫穷不是最可怕的，不懂得如何去爱自己、爱他人，成为一个空心人才是最可怕的。他们虽然生活拮据，但一家人团结、生气勃勃，我由此看到了一个成长得很好的女孩。
——朱矛矛《树儿》
这种错误的个人观，也会导致对社会的错误理解。 自由主义往往倾向于“工具性的社群观”，就是认为社群只有工具性的意义。比如，在诺齐克的理论中，国家唯一的功能就是保障个人权利，是个人追求自身福社的工具。如果只是工具，那个人对国家就谈不上什幺情感与忠诚。这就好像你不会说，我爱一把剪刀，我要忠于这把剪刀。 罗尔斯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可能比诺齐克要温和一些；他主张“情感性的社群观”，认为社会是一个合作互惠的体系，人们在合作中会产生善意和情感，建立共同的价值。但桑德尔认为，这种情感性的社群仍然没有真正的相互依赖，也就无法形成真正的团结。你想啊，恋人之间也有感情，但要分手还是会照样分手。 那幺，桑德尔的社会观是什幺呢？他认为，社群不只是工具，也不只是合作团体中的情感依赖。事实上，社群有一种纽带关系，它在根本上定义了“你是谁”，它塑造了你的身份认同、生活理想、道德感与责任意识。用桑德尔的术语说，这是“构成性的社群观”：社群是“构成性的”，社群实际上“构成”了你这个人。 个人当然会做出选择，但个人的目标并不是随意选择的，而是与社群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作为中国人，你会更加看重对父母尽孝，你也会认同孟子说的“舍生而取义”。你还可能觉得，陶渊明诗中的生活理想也挺令人向往的。也正是在这种纽带关系中，你才具有归属感，才能完整地讲述你自己的故事。 既然社群和个人具有这幺紧密的“构成性关系”，那幺个人就有了一种特殊的义务，桑德尔称之为“团结的义务”或者“作为社群成员的义务”。这与道德个人主义所主张的义务相当不同。道德个人主义的义务是自愿同意签订契约而形成的义务，没有自愿同意就没有义务。但“作为社群成员的义务”不是你选择的结果，而是被社群所赋予的义务，是一种给定（given）的义务，它并不取决于个人的自愿同意。没有自愿选择，也能带来责任和义务吗？其实你想想...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科茨说，这些策略性的短语“说明女性会在谈话中敏锐地做出最小反应…这是一种成就，体现了谈话参与者在预测谈话如何发展方面所做的努力”。得克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的非裔美国人语言学者索尼娅·莱恩哈特曾告诉我，说非裔美国人白话英语——许多黑人社区中流行的一种系统化的方言——的女性尤其擅长做出最小反应。“你坐在一群黑人女性中间时，会发现她们的对话中有很多闲谈，很多的‘mm-hmm’、‘girl, you're right’（姐们儿，你说得对)，”她说，“黑人女性之间的谈话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建立共识和团结。”女性在谈话中用来建立联系的另一种策略是一种特定形式的提问，这也被误解为缺乏安全感的表现。按照拉科夫和大多数讲英语的人的标准，如果一个女人问“太多”问题—其中包括具有陈述功能的问题，例如“现在该去吃晚饭了吧?”，以及句尾附加问句’，例如“今天天气真好，不是吗?”—那是因为她胆小怯懦。但珍妮弗·科茨的研究表明，在女性专属空间里，提问——包括陈述式问题和句尾附加问句——是非常方便的增进合作的手段，由提问可以引人新话题、确认其他说话者的观点，或者开始一段叙述。具体操作例如：一群女性朋友就一个话题——比如她们去过的音乐会——开始谈论她们的不同经历，她们可能都在分享自己曾见过某音乐人的故事，这时一个人问另一个人：“嘿，姐们儿，你去年不是见过蕾哈娜吗?”或者：“你去看的那场带有狂舞区的精彩演出叫什么?”科茨发现，当男性互相提问时——他们和女性一样频繁地这样做，但他们从来没有因此被指责缺乏安全感——他们通常是在询问信息和寻求答案，但就女性来说，提问具有不同的作用。女性提问的用意是欢迎每一位参与者加入对话，并保持整体对话的顺畅进行。全女性对话之所以具有精妙的水平结构，是因为任何一个参与者都不将自己定位为当前话题的主导者，而且她们提出的问题都要符合这一要求。“女性不提出寻求信息的问题，可能是因为她们...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我们讲话的每一部分——我们的用词、语调、句子结构——都在向别人传递着隐形信号，告诉他们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应该如何对待我们。如果使用不当，语言就会变成武器；如果使用得当，语言就能改变世界。语言学家这个职业经常被误解，并不是你学会几十门外语就是语言学家……事实上，语言学是研究语言在现实世界中如何运作的科学。其中一个领域是社会语言学，是语言研究和人类社会学的交叉领域。其实就在不久之前（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语言学家才首次开始研究人类如何将语言作为一种社会工具来团结他人、建立关系和维护权威等。在所有研究主题当中，最令人大开眼界且最具争议的无疑是语言和性别的关系，即人们如何使用语言来表达性别，性别如何影响一个人的说话方式，以及他们的话语如何被听者感知理解。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分析几百份全男性会话的记录，你通常会发现有一个主导者掌控着整个会话，而另一个从属者在等着轮到自己回应，这种会话具有垂直的等级结构。但全女性会话往往更平面化，也更有可塑性，谈话中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参与者。男人倾向于将会话视为建立等级和表达个人成就的竞技场，而女人的目标一般是支持其他说话者并增进团结。因此，女人之间的对话是建立在对方说的话的基础上，逐步推进的。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语言学研究表明，现代人说脏话实际上很少带有敌意或冒犯；相反，脏话成了一种极其复杂、丰富多彩的语言类别，几乎可以用于表达一切情感一幽默、震惊、悲伤、团结。在一些语境下，有的脏话可能会被认为是礼貌的。大多数时候，脏话能促进社会和谐，比如你可能会对别人这样说：“That is a fuckingbrilliant idea'”（我靠，这主意真赞），或者“These cupcakes arethe shit”（这些纸杯蛋糕好吃到爆）。然而在历史上，人们对脏话的态度——尤其是当女性说脏话时——并非一向如此正面。由于胜话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具有毋庸置疑的攻击性，所以说脏话的女性就会被视为破坏了女性气质的传统规则，也就是要求女性甜美、恭敬，并经常照顾他人感受。当然，违背这种期待会招致批评。就拿我来说，我曾多次被告知我“说脏话的方式像个男人”，但我不确定这到底是夸我还是批评我。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在很大程度上，女性避免使用带有性别歧视的脏话是女性团结和相互支持的另一个象征。正如斯特普莱顿所分析的那样：“女性在话语上的团结在这里十分明显。相比男性，女性说出性别歧视性脏话会令其他女性更加不齿。”根据这项研究来看，女性不想背叛自己的群体，因此不会随意使用 “cunt”这类词，也会对其他这样做的女性感到失望。正如一位名叫凯莉的26岁参与者所说：“女人一旦使用某些脏话就很可能被认为是‘辜负了女性群体'。”这似乎表明她们并没有真正思考过这些词的本义。女性不期望男人更了解她们，也不期望男人明白他们所说的话可能造成的伤害，但她们切实期待其他女人能做到这些。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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