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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盗版和知识版权的保护立法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差。而山寨知识一个新鲜词而已，也许就是一个流行词，等你的法律法规出来了，说不定没人再愿意提这两个字了，因为已经过时了，等到大家赚的钱多了，日子过得更好了，山寨产品自然就过去了，而山寨文化更是娱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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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寒
青春
2026-09-01 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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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或许会说：“不，我们有GDP，我们有钱，我们有高楼。”但如果把一个民族比喻成一个人，GDP、钱和高楼是这个人身上的外套和脸上的气色。气色好当然好，但是骨子里没有文化，脑子里没有思想，不管外套穿什么名牌，你都不可能成为名牌。
——白岩松《白说》
文化最需要谋求的是健康，健康的最终原因是博爱。
——余秋雨《行者无疆》
J.伊万斯指出：“茶是世界上非常古老的饮料，像大多数中国人的发明一样，其出现的时间太久远了，已经不能追湖到它的起源。” 他发现“茶是人们之间的桥梁，还经常被称作中华文化的润滑剂。的确，与茶相关的“社交’是中国为世界留下的最大一份遗产”。 因此，“在任何一家茶馆里，在任何时候，关于茶的问题都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马虎不得。
——王笛《茶馆》
要发展人的多种能力，除了使它们相互对立之外，别无他法。各种能力的这种对历史文化的重要工具，但也仅仅是工具而已；因而只要存在对立，人就只是处在通向文化的途中。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类型》
纪念馆还有一处国际义人区，这是为了纪念那些在大屠杀期间援救犹太人的非犹太人。展示的国际义人有两万多名，他们中间一些人的话被刻在柱子上和墙上，有些已是名言，比如德国牧师马丁·尼莫拉那段著名的话：“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也有不知名的人的话也被刻在那里，一个波兰人说出了一句让我难忘的话。这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波兰农民，他把一个犹太人藏在家中的地窖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个犹太人才走出地窖。以色列建国后，这个波兰人被视为英雄请到耶路撒冷，人们问他，你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犹太人，他说：“我不知道犹太人是什么，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余华《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没有非洲文化，就没有今天的美国文化。在今天，已经没有一个美国人能够不受到非洲文化的影响。这应该说是美国黑人对于美国文化的整体贡献。移民在各方面的贡献可以说是美国强大和继续保持强大的必要前提。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什幺叫普遍化？就是说一个国家，不论文化有什幺特殊传统，只要搞现代化，最后都趋近普遍的共同模式。现代化的重家虽然各有特色，但在制度上大同小异。 福山为现代化的普遍化进程，做了个三阶段的推论。简单地说。只要人失追求现代化、就会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科学技术，就会采用市场经济：面发属了市场经济，就会导致自由民主制。稍微展开讲解，它有以下三个步骤。 第一步，作为推论的起点，任何现代化发展都必然要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所以，科学技术的模式必定会普遍化，这是现代化进程的基本动力和共同平台。这很容易理解，大多数人也都同意。 第二步，从科技推论经济。福山认为，科学技术的成果要实现效益最优化，就会引导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因为市场经济是效益最优化的经济制度。虽然这两者之间的逻辑递进关联并不是决定论式的，但仍然相当紧密。 第三步，从市场经济推出自由民主政治。这个推论稍微复杂一些，需要一些中间环节。虽然，经济与政治之间存在比较强的关联，但它们不是直接简单的因果关系。 福山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会导致一系列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的变化。这包括城市化、产业工人阶级的扩大、教育的普及提高、信息传播渠道的丰富多样、专业阶层的兴起、财产的积累和产权意识增强、市民社会的丰富发展，等等。伴随着这些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参与政治。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最后，有关言论自由的“内容中性”原则，我还想到，你可以这样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这样一条原则，那幺，像美国这样一个多种族多宗教、多元性的社会，它将依靠什幺标准去作判断？它又靠什幺人去作判断？以图书为例，美国的图书协会，每年都要收到近千封“人民来信”，要求对于书籍和其他资料进行查和禁止，比如，保守派的人会要求禁止与性、自杀、魔鬼主义有关的书，有脏话的书和表现青少年自我意识及表现人生狂暴面的书等等。自由派也会要求禁止一些具有文化冒犯性的书，比如，有种族敏感问题的书，有对女性不恭的描写的书等等。还有持各种不同观点的禁书要求，从《第三帝国的兴亡》到《活的圣经》，甚至《哈克贝利・芬历险记》都有人提出要禁，你说，听谁的好呢？就像你我都经历过的，是小裤脚管和尖头皮鞋该禁，还是喇叭裤和披肩发该禁呢？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为什么这么多女性愿意使用这些令人不快的、男性发明的隐喻来互相贬低，却从未问过其中原因？ 我先说个简单的答案。在我们的文化中，男性主宰一切，而女性则被教导要跟随他们的领导、要取悦他们，因此我们会想方设法去适应为我们设置的语义范畴：假正经或者妓女，贱人或者甜心，公主或者女同性恋。但是我也有一个略微复杂的答案，即上述现象的真正成因是女性更擅长倾听。康奈尔大学的语言学家萨利·麦康奈尔-吉内（Sally McConnell-Ginet）认为，总的来说，女性更善于捕捉与她们交谈的人的想法、感受和观点。理论上来说这是一件好事。但棘手的是，这通常会给男性更多的空间，让他们把自认为合理的特定隐喻投射到我们文化的集体词汇中，仿佛只有他们的视角是重要的。 麦康奈尔-吉内这样解释道：“当一个人说得越多听得越少，他的观点就越有可能像大家的共识一样产生一些作用，即使它根本不是共识。”她这样说的意思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女性对于一件事情是心知肚明的，即男性认为只有自己的观点是存在且重要的，所以他们才不会也无法选择能代表女性立场的隐喻。如果他们真这么做了，那“sissy”而不是“buddy”就会是称呼好朋友的词，“pussy”也许会代表“骁勇善战的女王”。然而，亦如麦康奈尔-吉内所说:“一个人对与自己不同的观点越关注，就越有可能通过理解这些观点而趋于认同——有时甚至是不自知地——开始支持这些异见。”女性是慷慨包容的倾听者，却因此走上了被压制贬抑的道路。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越是和谐的地方，在文化上硬是要意淫出不和谐的内容，因为看完电视郁闷了，出门一看会感叹，真和谐；而越是不和谐的地方，在文化上硬是要意淫出和谐来，因为出完门郁闷了，一看电视会感叹，真和谐。
——韩寒《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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