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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如果离开中国,最扼腕痛惜的应该是一些作家。当然,不是因为中国作家代表了社会的良知和进步的力量,他们从来不关系言论的限制,就算文化部门把中国汉字中的一大半都屏蔽了,他们也有本事在剩下的汉字里接着歌功颂德。他们就是这样,它永远给你一个动词和名词,然后永远不解释这个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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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寒
青春
2026-09-01 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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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事没事,你总要允许她读一点看上去不那么“高大上”的书,因为那是他们的流行文化,是他们社交圈子里的通行证。反正,他们身边还有足够多美的人、美的事、美的书,所以,偶尔一些通俗风趣,大可随意。
——叶萱《和孩子一起玩,是最好的陪伴》
在其最为先进的部门中,集中的资本主义朝着出售“装备完善”的的方向发展,每个时间整块组成一个唯一的练一国集成了一定数量的不同商品。正是这样,在扩张性经济中,出现了服务业和休闲行业务业”和休闲行业,“全部总结算”的付款方式,面向美观的住所,假期的集体虚假旅行、文化消费的预订,还有“激情交谈”和“名人约会”等社会交往的销售。这种景观的商品,显然只能盛行于相应现实不断出现匮乏的情况中,也明显展现于销售现代化的领先用品中,如使用分期付款等。
——居伊·德波《景观社会》
但是你仔细想想,春节是传统文化,但春运不是。中国的历史有几千年了,春运也只是这几十年才有的。春运之所以变成一种“新传统”,是因为现在太多人在外地工作,春节时会大规模返乡。而离开故乡到外地工作和生活,在以前是不自然的,有违传统的。这种新传统的出现,是因为现代化改变了我们的社会生产和组织方式。以前我们与熟人合作,这很自然。但后来出现了效率更高的方法,大量劳动力被汇聚起来集中生产。于是有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人们开始聚集到城市中,和陌生人广泛地合作。自然的秩序被打破了,我们建立起了理性的新秩序,这就是古今之变的第三点。现代工商业因此而发展,但新的问题出现了。理性计算的逻辑会一直向前推进,导向一些我们不喜欢的后果,比如“工作996,生病ICU”,人变成了工业链条上可磨损的零件。个人主观价值绝对提升,自然秩序被打破,理性秩序建立,这些都是古今之变的一部分。简单地说,古今之变,就是自然变成了不自然。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儒家教义,乃从每一人与生俱来各自固有之良知良能,亦可说是其本能,此即自然先天之性;由此为本,根据人类生命大全体之终极理想,来尽量发展此自然先天性,使达于其最高之可能,此即人文后天之性。使自然先天,化成人文后天;使人文后天,完成自然先天。乃始是“尽性知天”。若把自然先天单称“性”,则人文后天应称“德”。性须成德,德须承性。性属天,人人所同。德属人,可以人人有异。甚则有大人、小人之别。有各色人品,有各类文化。惟有中国儒家教义,主张由人合天。而在人群中,看重每一小己个人,由每一小己个人来尽性成德,由此人道来上合于天道。没有人道,则天道不完成;没有一小己个人之道,则人道亦不完成。
——钱穆《国史新论》
铁笼有两个最大的弊端。首先是造就了一种片面的社会文化。现代的社会文化讲求事实、重视计算、追求效率。……它本身没有错,问题是这种逻辑太强大了,在几乎所有的问题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比如用罚款解决道德问题)铁笼的第二个弊端则是造就了片面的社会关系:人与人、人与组织之间,逐渐变成了一种商业的“供求关系”。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在我看来,因为文化会相互接触,所以也会互相影响和改变。 这里可以给你讲个故事,它发生在英国殖民时期的印度。当时印度的一些地区有“殉夫陪葬”的传统风俗,叫“萨蒂”(Sati):丈夫去世了,寡妇要作为陪葬,在亡夫火葬的柴堆上一起被焚烧。19世纪中叶,英国殖民者想要废除“萨蒂”这个风俗,却遭到当地部落首领的反对,他们理由是:“这是我们的传统习俗,不可改变。” 当时,担任英国驻印度总司令官的是纳皮尔爵士,他回答说:那好吧,烧死寡妇是你们的风俗。但我们英国人也有一个风俗:如果有男人把一个女人活活烧死,我们会把他挂到绞刑架上绞死。你们就先遵循你们的风俗吧,然后再来让我按照我们的风俗行事。 显然,纳皮尔爵士的回答在表面上主张“文化多元主义”,实际上他是借助殖民者的权力强制,让英国的“风俗”凌驾于印度的“风俗”之上。 但我们还可以多想一想,问一问:“殉夫陪葬”所体现的价值是正确的吗?因为这是“当地传统”,就不可以评判它的是非对错吗?当部落首领声称“这是我们的风俗”时,这里的“我们”究竟是谁?那些被送去陪葬的寡妇是不是也能算在“我们”之内?她们是不是在地方强权的胁迫下不容分说地“被代表了”呢? 后来的故事你可能也知道,印度最终获得了独立。但“殉夫陪葬”的风俗恢复了吗?当然没有,它早已被废除了。在今天印度的法律中,还有专门的条款明确禁止“殉夫陪葬”。 那幺,文化真的不可改变吗?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我们的朋友塞琳娜,她听到中国“文化大革命"有抄家的,她几乎不相信谁会有这幺大的胆子。我们那时到美国时间还不长,我好奇地问她,你要是遇到这种情况怎幺办?她亳不犹豫地回答:“我开枪打死他们。"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顾大宏说:「我们怨恨你什麼呢?」屠户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要是不结婚,她就不会去昆明相亲,不相亲她就不会翻车死掉。大耳朵不会死,李苏华也不会死。你们都这麼想吧?这麼多年没说出来而已。」顾大宏说:「我没这麼想过。」屠户说:「我就是这麼想的。」顾大宏说:「那你也不用说出来,自己想着,就可以了。」
——路内《花街往事》
我们的社会文化中最没有帮助的建议之一就是,女性需要改变她们的说话方式,好让自己听起来不那么“像女人”——或者告诫酷儿需要让自己听起来更像异性恋,或者告诫有色人种要让自己听起来更像白人。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她认为,正如社会训导女人怀疑自己身体的吸引力,“长久以来,这种文化氛围中的女人要通过表现出对自已话语正确性的不确定,才能获得安全感”。拉科夫说,女性相信,自己说话时犹豫不决才能被听者接受,因此她们会用“just”和“you know'”这样恭顺的短语来削弱她们话语的说服力,例如:"I just feel like maybe we should push the deadline to Friday,yok如ow?”(“你知道,我只是感觉也许我们应该把截止时间延长到周五?”)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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