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子抄·句子赏析 ▼

所以官府毫不犹豫地牺牲掉帅嘉谟，来换取五县的稳定。至于这个罪名是否合理，并不在考虑之列。法律问题，咱们政治解决。

——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2026-09-18 11:31配图点击：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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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

——管仲《管子》

任何一种严肃而恪守和平的政治立场，你可以拥护，可以反对，但不能没有尊重。

——韩少功《马桥词典》

一种合理的政治制度的产生，必有一种合理的政治思想为之渊泉。

——钱穆《国史大纲》

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

——刘安《淮南子》

西周和春秋是封建社会，所谓封建社会，仅就中国固有名词来讲中国史，并不是说那时的社会形态即相似于西方的中古时期。在那时期，上层由某几个家族之取得政治上世袭特权而形成为贵族阶级，下层有被一种均产精神的制约经济所管束而形成的平民阶级。贵族与平民两阶级之长期对立，使那时期的社会，形成一较凝固的定型。但一到战国，世袭特权推翻，制约经济解放，凝固的定型消失了，许多新的力量都在潜滋暗长，都在迈步向前。战国如此，西汉也还如此。我们不如说这两个时期的社会是在无定型的动进状态中，比较稳妥。康息军在这时期，有两种新兴势力最值得我们注意。一是自由经济，一是平民学术。自由经济走向下层，平民学术却走向上层。战国时期是此两种新兴势力平流齐进的时期，因此战国社会更活泼、更前进。下一时期，即西汉时期，平民学者在政治上把握到较稳定的地位，来设法抑制下层的自由经济之继续进展，因此西汉社会比较战国，是一段在活泼动进中又回头转向凝固安定的时期。

——钱穆《国史新论》

卢叔嘿嘿道：“这话问得多没水平！收破烂的就不关心政治了？我卢二爷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丢了公职后还能在咱们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混口饭吃，不关心政治太没良心了吧？”

——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因为，唉，关于我们这个世界的知识（所谓“价值”、“意义”等等），很大一部分都是由精心编制的神话和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构成的，而既定的权力秩序为了维护自身，必然强化这种作为权力秩序合法性来源的象征秩序，并使人们的意识处于一种自动接受的无意识状态。当现代为权力所操纵的大众传媒越来越成为大众的政治无意识的催眠术的时候，怀疑的智慧就越来越显示出其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新感受力”不是别的，它是一种怀疑的智慧。同时，它也是一种带来愉悦的智慧，因为它不想对思维强加一种秩序。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黑社会中当然也有流氓，但却肯定的皆非无产者。恰恰相反，他们不但有产，而且可能同时有权，或间接地支配被他们拖下水的官员们的手中的权力。黑社会在本世纪变文明的秘密是：一旦拥有了足够多的金钱的种子，暴力就显得多余，因为金钱是繁殖最快的东西。中国当代黑社会与世界各国黑社会结构有区别如下：1，只有利益关系，没有组织形式，他们清楚地知道，执政的共产党对于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其打击的严厉性远远超过打击流氓团伙。所有他们进只保持、巩固和隐蔽利益关系，但绝不会愚蠢的明目张胆的设立组织。2，中国当代黑社会超越第一阶段而存在，亦超越了积累的血腥暴力阶段，而在第二个阶段：在金钱对权力的贿赂和收买阶段。3，传统西方黑社会的轴心人物，往往是黑社会首领，而卷入其中的大小官员，一向是被利用者，在中国，轴心人物往往是官员。在中国至今世界上特征最巩固的官本位国，金钱虽然可以贿赂权力、收买权力、最终达到支配权力的目的，但是在凝聚力方面却无法与权力匹敌。权力不但被金钱所收买，而且被金钱甘居第二地推崇到交付的地位。既满足对金钱的贪欲，又本能维护住了权力的尊严。当权力危机了，金钱为之发挥营救作用；当金钱需要了，权力为之四处斡旋。中国情形好比是这样---官僚阶层的贪欲、腐败，为了营造太平盛世的景观而不惜大肆铺张、浪费、挥霍人民血汗的庸俗政治行为，以及一大批又一大批工人的下岗失业现象，国有企业的生产不振试试等近忧远虑，使得社会的弹簧在此处开始下坠。毛泽东时代是一个低收入低消费的时代，其实又将进入新一轮低收入低消费时代，商品极大地丰富了，但是这一时代产生了一批购买力极强的中国人，“先富起来”的中国人，但最广大的中国人，其平均收入的三分之二以上仍只能够用来吃喝。

——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当政的民粹主义者非常注重控制非政府力量。打压民间批评意见当然不限于民粹主义政府，但公民社会中存在反对力量的事实，会对民粹主义政客造成特殊的“象征性难题”：这会瓦解他们所宣称的独一无二的代表性。因此，他们竭力需要“证明”所谓的公民社会根本不是公民社会，“证明”任何民间的反对都与“真正的人民”毫无关系。这就是为什幺普京、欧尔班和波兰的“法律与正义党”（PiS）总是试图将异议组织“鉴定”为受外来势力操纵或者本身就是外国间谍的组织。为了制造统一的人民，那些抵制代表性垄断的人群必须被噤声或名誉扫地，或者促使他们离开自己的国家，将他们从“纯粹的人民”中剥离出去（近几年来，大约有10%的波兰人、5%的匈牙利人移居国外）。由此，民粹主义政客不仅造就了自己的国家，而且造就了他们一直以其之名发言的同质化的人民，民粹主义因此可以成为某种“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在此存在着一个悲剧性的反讽：当权的民粹主义者恰恰犯下了他们所指控的精英犯下的那种政治罪，即排斥公民和篡夺国家，他们最终会做出所谓建制派的行径，只不过合理化辩护或自觉意识的色彩更浓重。因此，认为“大众反叛”的民粹主义领袖有可能改善民主的想法是一种深刻的幻觉，民粹主义者不过是另一种类型的精英，他们试图借助政治纯粹性的集体幻象来掌控权力。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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