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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载的事实表明，现代技术不是起源于人类为了减轻劳动和建造人造物品的双重目的而设计的那些工具，而只起源于纯粹非实用的、对无用之知的寻求。从而作为最早的现代器具之一的钟表，不是为了实际生活的目的发明的，而纯粹是为了高度“理论的”目的发明的——为了进行某些与自然有关的实验。当然，一旦这个发明的实用性被昭示出来，就整个地改变了人类生活的节奏和形态；但是从发明者的角度上说，它的实际应用只是一个偶然结果。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它背后的真正对立乃是必然与自由的对立劳动的解放没有导致劳动与积极生活内其他活动的平等，却导致了它几乎无可置疑的统治。从“谋生”的角度看，任何与劳动无关的活动都变成了一项“爱好”。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某个新的东西出现了，它完全不能从以前发生的事情中预测出来，这就是开端的本质。实践政治的事情，受制于多数人的同意，答案从来不在于理论考虑或某个人的意见。历史不是独特的、终有一死的个体的故事，而是一个种群的集体生活过程的故事。现代社会对经济的关注主宰了政治以及人的自我意识，经济的现代化摧毁了所有稳固的东西，让一切东西都卷入了运动中。只有与从不同角度看待世界的他人分享共同人类世界的经验，才能让我们全面的看待现实并发展处一种共享的共同感。否则，我们每个人就都会被抛回到我们自己的主观经验中，在那里，只有我们自己的感情、需求和欲望才是真实的。由于经济考虑成为了公共关注和公共政策的中心，世界的毁灭和人类越来越强烈的根据他们的消费欲求来理解自身的倾向，就成了必须付出的代价。人类是复数的和终有一死的，正是人之境况的这些特征，为政治既赋予了不可思议的开放性，又赋予了令人绝望的偶然性。没有人能宽恕他自己：只有他人的不可预见的合作才能宽恕，而有些恶行永远无法宽恕。每次你写了什么东西，把它送到世界上，它就成了公共事务，显然任何人都可以对它随意取舍，而且本应如此。我对此毫无怨言，无论你被理解成什么样，你都不应该企图控制这一切。你反而应该从其他人对它的理解中学习。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正是这种对世界的态度，使得他如此具有人性，并在某些时候容易受到攻击。当我们说某人是“有人性的”，我们一般是在说某种仁慈或温和，或者和蔼可亲之类的品质。与我前面提到的原因相似，由于我们习惯于在一个人造物的世界中生活并熟练地进行活动，我们很容易把自己和我们所制造、所做的事情等同起来，而经常忘记每个人都仍然具有一种最伟大的特质：他从本质上说永远胜过他能生产和成就的事物。人不仅能在完成每件作品和成就之后仍然不被耗尽，仍然具有创造更多事物的永不枯竭的源泉，而且他在自身的本质中就超越于切事物，为物所无法企及和限制。我们知道，人们是如何每天都愉快地丢掉这种特质，把自己完全等同于自己的作为，为自己的智力、作品或天赋而骄傲的。这种等同确实带来了非常可观的效果，然而，和这些效果同样深刻的是：这样的态度也总是在丢弃人的伟大的品质，丢弃人所具有的比自己的作为更伟大的品质。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剧的主旨是一种强烈的诱惑——在一个使善良成为不可能的世界中，在一个自我否定的环境中，去做一个善良的人。布莱希特剧本中的戏剧冲突几乎总是类似的：那些被悲悯之心所驱使，着手去改变世界的人负担不了善。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我在混乱时期来到城市，正当饥饿在那里蔓延。我在反抗时期跻身于人群之中也跟他们一起反抗。我的时光就这么流逝，那是我在尘世上被赐予的时光。我在战斗的间歇吃饭，我在杀人者当中睡觉，我粗心大意地爱，我不耐烦地看大自然。我的时光就这么流逝，那是我在尘世上被赐予的时光。我年轻时所有的道路都通往泥沼。我的舌头把我暴露给屠夫。我几乎什么也做不了。但那些有权势者没有我就会坐得更安稳：这是我的希望。我的时光就这么流逝，那是我在尘世上被赐予的时光。……你们，将在我们被洪水淹没的地方浮现出来的人啊，当你们说起我们的弱点请你们也记得你们逃脱的这黑暗的时代。……啊，我们这些想为友善铺设基础的人自己却不能友善。……请不要对我们审判得过于严厉。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布莱希特，生于1898年，属于人们可能会称之为“迷惘的一代”的三种人中的第一种。使用这种称呼，是因为他们这一代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战壕和战场中入世，感到自己已经不再适合过正常的生活了。过正常生活，就是对所有恐怖经历的背叛，就是对恐怖经历中的战斗情谊的背叛——正是这些经历使他们成了男人。与其背叛自己，他们宁愿被遗弃——被自己遗弃，也被世界遗弃。这种态度普遍存在于欧洲各国的退伍老兵身上，并在他们被后来两种这样的“迷惘的一代”所接替时，终于形成了一种气候。后来的第一种，生于约十年后的20世纪第一个十年，通过了通货膨胀、大规模事业和革命动乱等令人印象深刻的教训，了解到在四年多的屠杀之后，欧洲还留下的任何完好的东西都是不稳定的；后来的第二种，又十年后，生于约本世界的第二个十年，他们可以选择从纳粹集中营、西班牙内战或莫斯科肃反中进入世界。粗略估计，在1890年到1920年之间出生的三代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充分地聚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或者作为士兵、流亡者、激进分子、抵抗运动成员、极权国家中的居民、集中营的囚徒，或者作为炮火硝烟下的城市民众、作为布莱希特曾在一首诗中写下的城市中的幸存者：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因此，她生命的更糟阶段就曾教给她如下的道理：当你能讲述或书写关于生活的故事和诗时，请不要去使自己的生活诗意化，把它当成艺术品那样去度过它（像歌德曾经做过的那样），也不要利用它来实现某个‘观念’。生活也许包含着‘本质’（还有其他的东西吗？），而回忆这一在想象中进行的重复行为，或许能释放这一‘本质’并把‘灵药’赐给你，而你最终甚至可能被允许用它来‘调制’某些东西，来‘酝酿故事’。但是，生活本身既非本质也非灵药，而如果你想这样对待它，它就只会和你开恶作剧般的玩笑。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世界历史的铀心看来穿越了公元前5世纪，处在公元前800年到别公元前200年中发用的精神进程的中央”。中国出现了孔子和老子，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波斯出现了查拉图斯特拉，巴勒斯坦出现了先知，希腊出现了荷马、哲学家和悲剧作家。那一时期发生的事件的特征在于：它们彼此之间完全没有联系，尽管它们都是历史中伟大的世界性文明的起源：然而这些起源在它们各自的差异中，却包含着某种独特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可以通过许多方式来理解和界定：在那一时期，神话被抛弃，或被用来作为伟大的世界性宗教的基础，亦即唯一的、超越性的上帝观念的出现；那时，哲学出现在每一个地方—人开始把存在（Being）理解为一个整体，把他自己理解为与其他所有事物根本不同的存在物；那时，人第一次开始（用奥古斯丁的话来说）对他自身提问，开始对意识进行意识，对思想进行思想；那时，伟大的个人到处出现，这些人不再只是他们所属的共同体的成员，而是把自己视为个体，并确立了新的、个体性的生活方式—诸如贤人的生活、先知的生活，以及从所有共同体撤退到全新的内在和精神性领域之中的隐士的生活。我们思考时运用的所有基本范畴，我们信仰的所有基本原则，都是在那时期被创造出来的。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就过去已经变成传统而言，它拥有权威；就权威历史性地展现自身而言，它变成了传统。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拉鲁斯（Larousse）曾将文人定义为：尽管这些人生活在书写和印刷的文字世界里，并且首先被书所包围，却既不愿被迫也不乐意为了糊口而进行职业化写作和阅读。他们不像知识分子阶层那样或是作为专家、专业人士和官员为政府服务，或是引导和指导社会，文人总是力图与国家和社会保持距离。他们的物质生存建立在无工作的收入上，而他们的理智态度则基于坚决拒绝被政治或社会所整合。在这一双重独立的基础上，他们才能提供一种超越的、蔑视的态度，这种态度曾赋予拉罗什福科（La Rochefoucauld）对人类行为的洞见，赋予蒙田对人情世故的洞明，赋予帕斯卡思想警句般的犀利，并赋予孟德斯鸠在政治思想上的大胆和开明。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有理由认为，让逐渐破落的富人相信他们此时的贫穷，正如让逐渐富裕的穷人相信他们此刻的富足一样困难；前者似乎被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的大手大脚冲昏了头脑，后者则似乎被小气吝啬所支配，这种小气吝啬不是别的，实际上只是根深蒂固的恐惧，不知道第二天会是什么样。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她“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个作家”，她“对于被固定在某个陷阱中有一种本能的恐惧”，任何一种职业由于总是要在生活中指派一个确定的角色，因而都成为一种陷阱，遮蔽了生活本身的无限可能性。…精神上的寂寞和需要被人崇拜都算不上什么致命的罪过，因为这些都只是爱的可怜的替代品——只有爱，相互之间的爱，才能给予对一个人存在的最高确证。然而，在我们需要被提醒不要愚弄自己时，这样一些现象的出现却是最好的提示。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但是，尽管他有着绝对的自信，并且不向任何人征求意见，他仍然没有犯假装知道未来的错误，也没有假装知道自己努力的最终结果。他总是像野地里的百合花那样，满足于“日复一日”甚至是“一小时又一小时”地生活。他为自己这种崭新的状态立下了如下“行为的基本法则”：“不为明天而忧虑”，不去“为未来作人工的准备”，小心地“不去向任何人自负和随便地谈论它”。正是他的信仰，而非神学或政治的理论，一直在守护着他，使他能抵制“所有对恶的纵容，并希望这样做能对某些人有益”。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世界并不会仅仅因为它是人类所造而有人性，它也不会仅仅因为在其中有人的声音就变得有人性，它只在人们把它作为谈话的对象时才会如此。无论我们受到世界中的事物多大的影响，也无论它们困扰和刺痛我们有多深，只有在我们能和同伴谈论它们时，这些事物才会变得属人。而所有无法成为谈论对象的事物——真正的崇高、真正的恐怖和诡异——也许能找到一种人的声音以进入世界，但它仍然不是完全属人的。只有通过谈论世界和我们自身中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才能把它们人性化，同时，也正是在谈论它们的过程中我们学会了做人。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在这一方面，一项荣誉就是一堂给我们上的有说服力的关于谦逊的课程，因为它意味着它并不像我们评判他人的价值或成就那样，为我们评判我们自身的价值。在奖赏中，是世界在宣告；而如果我们要接受奖赏并对此表示感谢，我们就只能通过忽略我们自己来做到这一点，并只能以这样的态度来行动，亦即朝世界敞开，朝一个使我们获得言说并被人倾听的空间的公众和世界敞开。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世界并不会因为它是人类所造而有人性，它也不会仅仅因为在其中有人的声音就变得有人性，它只在人们把它作为谈话的对象时才会如此。无论我们受到世界中的事物多大的影响，也无论它们困扰和刺痛我们有多深，只有在我们能和同伴谈论它们时，这些食物才会变得属人。而所有无法成为谈论对象的事物——真正的崇高、真正的恐怖和诡异——也许能找到一种人的声音以进入世界，但它仍然不是完全属人的。只有通过谈论世界和我们自身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才能把它们人性化，同时，也正是在谈论它们的过程中我们学会了做人。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在困窘的情境中，人们是环境的牺牲品。这种情境本身就是一种羞辱，而与使它显形的光是来自耻辱还是来自荣誉几乎无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天才就在于，他用一个情境就概括了“困窘”的这些不同方面：当王子在《白痴》里著名的舞会场景中打碎了精美的花瓶时，他的笨拙、他在适应这个“人造物”的世界时的无能就暴露了出来；而同时，它还最为明确地显示出他的“善良”，亦即他对这世界来说是“过于善良”了。羞辱恰好就在于这一事实：他被暴露“为”某个善良的人，他不能不善良，正如他不能不笨拙那样。 羞辱是困窘的极端化。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讨论诗歌是一件让人不安的任务。诗歌可以引用，却不宜用来讨论。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本雅明可能是第一个强调指出收藏是儿童的爱好的人。他说，对儿童来说，东西还不是商品，不依靠用途来判断其价值；同时，收藏也是有钱人的嗜好，他们拥有的足够多了，不再需要任何有用的东西，因而负担得起把“物体的变形”当作他们的事业。在这当中，他们必须不可避免地发现美，而美需要“无利害的愉悦”（康德）才辨识得出。无论如何，一件收藏品只具有爱好的价值而没有任何使用价值。（本雅明还没有意识到，收藏其实也是一种明智、稳妥、通常回报率极高的投资形式。）而正是因为收藏可以关注任何门类的物品（不仅仅是艺术品，它们在某种意义上脱离了有用物品的日常世界，因为它们毫无“益处”），因而才可以说，收藏使物品重新获得了作为一件东西的性质，因为现在物品不再是用以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具有它内在的价值，所以，本雅明才能把收藏者的热情理解为一种与革命家的热情相近的态度。像革命家一样，收藏者“梦想着他的路不仅通向一个遥远的或者消逝的世界，而且同时通向一个更好的世界，在那里，可以肯定的是，人们所得到的不仅仅是他们日常生活所需的，并且，事物从单调乏味的有用性中解放了出来”。收藏是为完成人的救赎而进行的对事物的救赎。…“在最高的意义上，一个‘收藏者’的态度，就是继承人的态度”。（《开箱整理我的藏书》）本雅明说过，“所有权是一种最深刻的关系，借此人们拥有物品”，继承人通过占有物品，在过去建立起自我，从而不被现在所打扰，实现了“旧世界的新生”。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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