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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激起千重浪。」于是许多男女同学纷纷登台,表示也要将自己年轻的、富有生命力的、绝对没任何疾病的心脏献给毛主席。呼吁发起成立「向毛主席敬献心脏」特别委员会,呼吁革命的医学工作者早日攻克心脏移植手术难关。流泪是具有影响性的。于是台上台下许许多多同学都流出了滚滚热泪。我也禁不住流泪。我也无比冲动地跃上台去。但想到自己不是一个很纯的「红五类」,就又暗暗感到不配,趁人不注意从台上溜了下来。 有人忧虑地提出疑问:我们这些中学生的普普通通的心脏,若移植给毛主席,会不会直接影响毛主席的伟大思想? 这无论如何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严肃的疑问。 于是我们这些生理知识极其贫乏的中学生,展开了热烈的浪漫的科幻式的议论和争论。 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你可能觉得荒唐——老子是红五类, 谁他妈的跟老子开这种玩笑?你想笑,想用笑表明对自己是一个红五类的自信。但在包围圈中,在众目睽睽之下,你敢笑幺?你周围的每一张脸都是严峻的,起码也是严肃的。最温和恐怕也只能说是没有表情的脸。连惊愕的表情也没有。他们打量你,研究你,审视你,盯着你。看他们那样子,都暗暗希望紧接着就开你的批斗会,给你剃鬼头,戴高帽,挂牌子,抹黑脸,逼你弯腰、下跪、请罪……也许他们和你一样,也正是想看到什幺“热闹”的!那种氛围压迫着你,使你对自己是一个“红五类”根本自信不起来,你还敢笑幺? 你想怒。但你不敢怒。你不敢走,不敢笑,你只能呆呆地站立在包围圈之中,心虚地,惶惑地,惴惴不安地期 待下文。如果你还能够努力稳住自己,不乱方寸,证明你是个很有意志的人。你若是个意志薄弱的人呢?你若不是 “红五类”,确是个“黑五类”呢?在遭到如此这般的突然袭击之后,在身陷重重包围的情况之下,你还能稳住自己幺?你还能不乱方寸幺?如果你不能,你则必定不由自主地显出一个“狗崽子”的本来面目了。你不由自主地脸色变得灰白,不由自主地垂下双臂,低了头,弯了腰,预备“老老实实地”被摆布,于是包围住你的人们, 便看出你就是一个“狗崽子”了。他们会很高兴开始批斗一个“狗崽子”。他们会很高兴在没有什幺“热闹”的情况下发起一场“热闹”的。对一个“狗崽子”,随时随地都可以批斗一番。反正也没有什幺更高级的“热闹”,就拿你来“热闹热闹”吧!他们的行为和行动是受保护的——因为你是一个“狗崽子”。他们是在“革命”。就是打你,也是在“革命”。
——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你正在摩肩接踵的马路上走着,或者你正在许多人中间着大字报,猛然听到有人高喝你的名字,随后是一句极其威严的话——“你这个资产阶级的狗崽子!”或者诸知 此类的话,于是仿佛你身带十二万伏的高压电,你周围的一切人,刷地一齐四散开去,先是对你避之唯恐不及,将你一个人孤零零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继而渐渐形成一个包围圈,一束束目光投射在你身上,视你为披着人皮,混迹人群的妖魔鬼怪。 也许你确系一个“资产阶级的狗崽子”。也许你根本不是,而是一个响当当的“红五类”。但你那时那刻,竟然不敢相信自己出身的良好了。你会不由自主地对自己产生这样的怀疑:我是红五类吗?我真是万无一失的红五类吗?说不定我的出身并不像自己认为的那幺红?否 则何以被叫作“资产阶级的狗崽子”呢? 而那个猛然怒喝你的人,可能是你的仇人。可能谈不上是你的仇人,但平日与你有什幺积怨,不过想要出其不意、猝不及防地报复你一下,使你在广众之中狼狈狼狈,出你的丑。甚至也完全可能是你的朋友,恶作剧,刺激刺激你的神经和心理,寻开心。 他可能猛然怒喝一句后就溜了,你用目光四面八方寻 找,寻找不到你所认识的人。你以为被叫作“资产阶级狗崽子”的,不是你,是一个和你同名同姓的人。你不过替别人在光天化日之下“亮相”,一场虚惊。你想毫不在乎大大方方地一走了之。但你被群众包围着,没有第二个人也在那里“亮相”。你敢毫不在乎地走掉吗?万一真是你呢?万一你刚要走,又听一句怒喝:“你想往哪里走?”你不是还得站在包围圈里吗?走,岂不是证明你“不老实”吗?
——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谁破坏了群众的某种情绪,谁就成了群众的敌人。即使明知群众在自欺欺人,也千万不要点破。点破了,没有好下场。当年的广大革命群众更多的时候是不但甘于而且乐于自欺欺人。因为自欺欺人的办法可使没意义没意义的某些事变得有意义有意义。
——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十亿人都成了批判家和政治家,十亿人头脑中都绷紧着一根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永远紧而永远不断的弦,国家怎能不亡?!民族怎能不衰?!天下怎能不乱?!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我认为我对「人民」和「群众」,有了比从前深刻得多的理解。当他们推翻一个制度重建一个制度的时候,他们是伟大的。当他们虔诚地拜倒于某种宗教式的图腾的时候,他们是渺小的。当他们被一种脱离实际的理论随心所欲地摆布时,他们是可悲的。当他们甘愿被摆布而且还要摆布同胞时,他们是可憎的。他们可憎的时候是可怕的。人民就是千百万亿人。千百万亿人永远可能是两种力量。只有挣断了古代的或现代的封建迷信的铁锁链的人民才是真正伟大的人民!到那时每一个人民的儿子才会从心底里呼喊──人民万岁!
——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我们学校的图书馆竟没有买《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这两本“黑书”。全校究竟有多少同学和老师读过?鬼才知道!全国当时又有多少人读过?千分之一的人?万分之一的人?还是十万分之一的人?但工人阶级在批,贫下中农在批,解放军战士在批,大、中、小学生和教师在批,文艺工作者在批,机关干部在批,家庭妇女在批,孩子在批,老头老太婆在批,文盲也在批。全国人人轰轰烈烈地批将起来。
——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比较起来,我更早些知道的是吴晗这个名字。因为我还读过他编写的《春秋故事》和《战国故事》。从那篇文章看,对他们的批判是有理有据,难以反驳的。自己喜爱的两本书,原来是宣传资产阶级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的书!我的遗憾不仅仅为着他们的错误,也为着我自己的被骗。
——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卢叔嘿嘿道:“这话问得多没水平!收破烂的就不关心政治了?我卢二爷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丢了公职后还能在咱们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混口饭吃,不关心政治太没良心了吧?”
——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我呢,一方面以一双中学生的眼睛关注着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正义战争和兰考人民在焦裕禄同志逝世后重建家园的艰苦奋斗,一方面思想处在继续升学还是毕业后去干临时工,早日替家里挣钱的十字路口犹豫不决。
——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由小学生而中学生,仿佛一下子有永远也参加不完的运动等待着我去参加,有永远也学习不完的死了的或活着的英雄人物模范人物先进人物要求我一个接一个不断去学习。我乐此不疲。认为人生的真正意义全部体现在我身上。
——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我和我们的共和国一起密切关注着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反帝反修斗争的形势。一点也不介意我们的共和国每个月只发给我一张买五两肉的肉票;不介意我们的共和国规定给我的每月二十八斤半的口粮是不够我吃的;不介意从粮店买回家的苞米楂子和苞米面常常是生虫的焐了的;不介意因为一时买不到电灯泡而在蜡烛光下完成作业;不介意因为一时买不到面碱而吃又酸又硬的三分之一白面做的馒头;不介意我们的新家是大跃进中家庭妇女们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口号鼓舞之下盖成的,冬天冷如冰窖,四壁冻满银霜,夏季漏雨,墙皮反潮。不介意一切。“忆苦思甜”在我身上发生很成功的教育效果。
——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共和国对它的儿女们所进行的一切的,包括愿望最良好方式最有效的“革命历史传统教育”,或多或少都带有一代人向下一代人炫耀丰功伟绩,为自己树碑立传的意味。历史一旦拿它来作精神统治的教科书,它的伟大和庄严实际上便开始丧失了。
——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在没受过人性和人道的良好教育的心灵里,必然潜伏着残忍性。
——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于是回想起来,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正是因为有着太多大多如此之热衷于革命的革命群众,文化大革命才搞了整整十年吗? 十亿人都成了批判家和政治家,十亿人头脑中都绷紧着一根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永远紧而永远不断的弦,国家怎能不亡?!民族怎能不衰?!天下怎能不乱?!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我认为我对“人民”和“群众”,有了比从前深刻得多的理解。当他们推翻一个制度重建一个制度的时候,他们是伟大的。当他们虔诚地拜倒于某种宗教式的图腾的时候,他们是渺小的。当他们被一种脱离实际的理论随心所欲地摆布时,他们是可悲的。当他们甘愿被摆布而且还要摆布同胞时,他们是可憎的。他们可憎的时候是可怕的。人民就是千百万亿人。千百万亿人永远可能是两种力量。只有挣断了古代的或现代的封建迷信的铁锁链的人民才是真正伟大的人民!到那时每一个人民的儿子才会从心底里呼喊一人民万岁!
——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悲剧精神是人的一种常常自以为高贵的精神。又常常是与可悲的英雄人物们的命运同时存在的。它最容易在渴望显示出高贵品质的罗曼蒂克的青少年的头脑中发生作用。驱使他们大冒傻气,一往无前地去做蠢事,甚至不惜毁灭自己。
——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我的感情总无法站在获胜者的一方,与之分享胜利的得意。而总是站在被击倒在地的一方,恨不能分担他失败的痛苦。并且我从来就不习惯于在生活的任何方面将自己想象成一个胜利者,总是习惯于将自己想象成一个失败者。失败的痛苦比胜利的骄做似乎更能丰富我内心的情感。我甚至认为深刻的情感从来都产生于失败的痛苦之中。失败的痛苦本身就意味着是一种深刻的情感。它与深刻的思想是孪生姊妺。没有体验过失败的痛苦所获得的胜利,其骄傲,得意,兴奋和喜悦,都是索然无味的。
——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人类有两种较普遍的心理一一自己树立崇拜偶像的心理和自己毁灭他的心理。无论低级的崇拜抑或高级的崇拜。前者印证较普遍的精神上的奴性。后者体现较普遍的意识上的妒性。
——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在他拍摄的一部影片中,运用了一个情节,形象地揭示了人的这种爱凑热闹的心理:年轻的主人公本来为着追踪一个杀人凶手才进入游乐场——当时台上的现代派歌手们正在如痴如狂地演唱摇滚乐。其中一个歌手将电吉他摔得四分五裂,抛向观众,于是观众发疯了似的去夺去抢,人压人,脚踩手,抢得乌烟瘴气。于是主人公在那种氛围下,一时忘了去找杀人凶手,也扑上去抢夺,抢到了电吉他的上半部分,冲出重围,撒腿就跑。身后许多人拼命追赶。终于,他甩下追赶的人,气喘吁吁地站住了。看着手中半截电吉他,乱绕着弦,弦上还挂着碎木片,他不明白自己为什幺要发疯似的去争这半点用处都没有的破烂。他随手就扔了。穷追不舍到他跟前的另一个人,立刻弯腰如获至宝地捡起来,可看了看同样发现它没有用处,也甩手扔掉了。它绊到一个行人的脚,那人一脚把它踢到阴沟里去了……而游乐场中,观众们仍在发了疯似的抢夺那把电吉他的碎片。他们只有离开了那游乐场,摆脱了那氛围,才会明白他们有多可笑,多荒唐。安东尼奥尼所揭示的这种心理,就是当时我和许多杂牌军的心理。
——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人对社会的最大愤懑,归根到底,几乎全部萌发于人头脑中的公平意识。当这一点遭到蔑视的时候,他们便认为他们有理由做一切事情。当年的这一代人,尤其如此。 他们情感年轮的全部遗憾在于一一当他们还不善于表达爱情的时候,却惊讶地发现,爱情已在他们内心里产生了。现实的钉子冷漠地揳入他们脆薄的蚌売,而他们懵懂且迷惘,同时自觉羞耻,不知怎幺才能把它变成珍珠。他们本能地渴望,本能地排斥……
——梁晓声《年轮》
家长们久久地目送着儿女们——当父亲的当母亲的,全都流下了眼泪。 经过在火车站几乎像是诀别的告别场面后,火车缓缓开动了。车轮一动,车厢里突然响起一个女同学失控的哭声ー一哭得那般绝望,那般失落。 韩德宝站起朝哭声传来处看了看,坐下后说:“是张萌……” 吴振庆等面面相觑一一看来她究竟没有留下来。 火车、汽车、马车……最后是靠着一双双在草甸子中吃力行走的脚,他们终于来到了北大荒。
——梁晓声《年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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