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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你给我生了两个儿子，其实你是生了两条阑尾，平日里一点用都没有，到了紧要关头害得我差点丢了命。
——余华《女人的胜利》
他会求你，他甚至会下跪，他还会打自己的耳光，你都不要心软，他会一次次地发誓，男人最喜欢发誓，他们的誓言和狗叫没有什么两样，你不要相信。
——余华《女人的胜利》
我拒绝一切危险的往来。我曾经遇到过多次令我害怕的微笑，微笑无疑是在传达交往的欲望。我置之不理，因为我一眼看出微笑背后的险恶用心。微笑者是想走入我的生活，并且占有我的生活。
——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
两个孩子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他们每天都告诉对方看不到的东西，刘冬生说的都是来自天空的事，地上发生的事由陈雷来说。
——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
讣告不再是单纯地发布死讯，似乎成为邀请——你们到我这里来吧。
——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
“不过你可以把你的朋友去送给4室，也就是我的邻居，他有很多朋友，我想再增加一个他不会在意的。”
——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
在黎明来到之前，阮海阔像是窗户被风吹开一样苏醒过来。那时候月光透过窗棂流淌在他的床上，户外寂静无声。
——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
我这样说并非全部排斥语言的路标作用，因为事物并非任同时候都是纷繁复杂，它也有简单明了的时候。同时我也不想掩饰自己在使用语言时常常力不从心。痛苦、害怕等确定语词我们谁也无法永久逃避。我强调语言的不确定，只是为了尽可能真实地表达。我所指的不确定的叙述语言，和确定的大众语言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对世界的感知，而后者则是判断。我在前文已经说过，大众语言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无数次被重复的世界。因此我寻找新语言的企图，是为了向朋友和读者展示一个不曾被重复的世界。
——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
我在那里坐了很久，然后才慢慢爬起来。我爬起来时很艰难，因为每动一下全身就剧烈地疼痛，但我还是爬了起来。我一拐一拐地走到汽车旁边。那汽车的模样真是惨极了，它遍体鳞伤地趴在那里，我知道自己也是遍体鳞伤了。天色完全黑了，四周什么都没有，只有遍体鳞伤的汽车和遍体鳞伤的我。我无限悲伤地看着汽车，汽车也无限悲伤地看着我。我伸出手去抚摸它。它浑身冰凉。那时候开始起风了，风很大，山上树叶摇动时的声音像是海涛的声音，这声音使我恐惧，使我也像汽车一样浑身冰凉。
——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
一九八九年元旦的第二天安详的史铁生坐在床上向我揭示这样一个真理：在瓶盖拧紧的药瓶里，药片是否会自动跳出来？他向我指出了经验的可怕，因为我们无法相信不揭开瓶盖药片就会出来，我们的悲剧在于无法相信。如果我们确信无疑地认为瓶盖拧紧药片也会跳出来，那么也许就会出现奇迹。可因为我们无法相信，奇迹也就无法呈现。 在一九八六年写完《十八岁出门远行》之后，我隐约预感到一种全新的写作态度即将确立。艾萨克·辛格在初学写作之时，他的哥哥这样教导他：“事实是从来不会陈旧过时的，而看法却总是会陈旧过时。”当我们抛弃对事实做出结论的企图，那么已有的经验就不再牢不可破。
——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
.......他像是飘在大地上的风一样，随意地往前行走。他经过的无数村庄与集镇，尽管有着百般姿态，然而它们以同样的颜色的树木，同样形状的房屋组成，同样的街道上走着同样的人。因此阮海阔一旦走入某个村庄或集镇，就如同走人了一种回忆。
——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
谭博十七岁的身躯里青春激荡，他有时会突然拦住兰花，眉飞色舞地向她宣讲一些进步的道理。那时候兰花总是低头不语，毕竟已不是两小无猜的时候。或者兰花开始重视起谭博的少爷地位。然而沉浸在平等互爱精神里的谭博，很难意识到这种距离正在悄悄成立。
——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
此刻围巾的长度已经超过了她的身高，可她还在往下织。坐在她对面的我，曾在一九七七年的秋天与她一起去那个四十里以外的地方。我们在五岁的时候就相互认识，这种认识经过长途跋涉以后，导致了婚姻的出现。我们的第一次性生活是在我们十六岁行将结束时完成的。她第一次怀孕也是在那时候。她此刻坐在窗前的姿势已经重复了五年，因此我看着她的目光怎么还会有激情？多年来，她总是在我眼前晃来晃去，这种晃来晃去使我沮丧无比。我的最大错误就是在结婚的前一夜，没有及时意识到她一生都将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所以我的生活才变得越来越陈旧。
——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
我开始意识到那些即将来到的事物，其实是为了打开我的过去之门。因此现实时间里的从过去走向将来便丧失了其内在的说服力。似乎可以这样认为，时间将来只是时间过去的表象。如果我此刻反过来认为时间过去只是时间将来的表象时，确立的可能也同样存在。我完全有理由认为过去的经验是为将来的事物存在的，因为过去的经验只有通过将来事物的指引才会出现新的意义。
——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
“在你还没有说话的时候，我就知道你要说什么；在每天中午十一点半和傍晚五点的时候，我知道你要回家了。我可以在一百个女人的脚步声里，听出你的声音。而我对你来说，不也同样如此？ ” 她停止了织围巾的动作，她开始认真地望着我。我继续说：“因此我们互相都不可能使对方感到惊喜。我们最多只能给对方一点高兴，而这种高兴在大街上到处都有。”
——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
我想我们都明白必然是属于那类枯燥乏味的事物，必然不会改变自己的面貌，它只会傻乎乎地一直往前走。而偶然是伟大的事物，随便把它往什么地方扔去，那地方便会出现一段崭新的历史。
——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
公路高低起伏，那高处总在诱惑我，诱惑我没命地奔上去看旅店，可每次都只看到另一个高处，中间是一个叫人沮丧的弧度。尽管这样我还是一次一次地往高处奔，次次都是没命地奔。眼下我又往高处奔去。这一次我看到了，看到的不是旅店而是汽车。汽车是朝我这个方向停着的，停在公路的低处。我看到那个司机高高翘起的屁股，屁股上有晚霞。
——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
“让我们共同来回忆一下往事吧。” “是最后一次吗？”她问。 我回避她的问话，继续说：“我们的回忆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是最后一次吧？”她仍然这样问。 “从一九七七年的秋天开始吧。”我说，“我们坐上那辆嘎吱作响的汽车，去四十里以外的那个地方，去检查你是否已经怀孕，那个时候我可真是失魂落魄。” “你没有失魂落魄。”她说。 “你不用安慰我，我确实失魂落魄了。” “不，你没有失魂落魄。”她再次这样说，“我从认识你到现在，你只有一次失魂落魄。” 我问：“什么时候？” “现在。”她回答。
——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
几年后的今天，我开始相信，一个作家的不稳定性比他任何尖锐的观点更为重要。一成不变的作家只会快速奔向坟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捉摸不定与喜新厌旧的时代，事实让我们看到一个严格遵循自己理论写作的作家是多么可怕，而作家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在于经常地朝三暮四。为什么几年前我们热衷的话题，现在已经无人顾及。是时代在变？还是我们在变？这是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却说明了固定与封闭的事物是不存在的。作家的不稳定性取决于他的智慧与敏锐的程度。作家是否能够使自己始终置身于发现之中，这是最重要的。怀疑主义者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命题的对立面，都存在着另外一个命题。这句话解释了那些优秀的作家为何经常自己反对自己。作家不是神甫，单一的解释与理论只会窒息他们，作家的信仰是没有仪式的，他们的职责不是布道，而是发现，去发现一切可以使语言生辉的事物。无论是健康美丽的肌肤，还是溃烂的伤口，在作家那里都应当引起同样的激动。
——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
文学所表达的仅仅只是一些大众的经验时，其自身的革命便无法避免。任何新的经验一旦时过境迁就将衰老，而这衰老的经验却成了真理，并且被严密地保护起来。在各种陈旧经验堆积如山的中国当代文学里，其自身的革命也就困难重重。
——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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