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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了给自己所属的社会阶层定位，提出了X阶层这一概念，即指那些有品味、有创造力、有思想、有影响力、生活得体但并不富有的阶层。这一概念后来成了美国新一代人的文化标志，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雅痞”阶层和90年代的“文化另类”（alternatives）阶层，从而进一步地解构了传统的等级社会，为社会分层标准开辟了新的向度。
——保罗·福塞尔《格调》
走在街上，你会注意到贫民阶层的女士比中层和上层阶级的女士要笑得更频繁，嘴也咧得更大。一方面，她们喜爱展示自己漂亮的牙齿，当然是假的；另一方面，她们沉浸在那种急于告诉别人“我今天很快乐”的文化里，大多数时候会忍不住流露出带有防范性的乐观主义。
——保罗·福塞尔《格调》
在《劳动阶层的大多数》（The Working-Class Majority，1974年）一书中，安德鲁·李维逊（Andrew Levison）写道，“所有那些认为过去的等级差别已经消失的陈词滥调和让人乐观的说法，都会因为下面这个不争的事实而变得毫无意义——美国的工人必须将重伤甚至死亡视为他们每天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中产阶级则不需要。”
——保罗·福塞尔《格调》
抱怨自己一无所获的喜剧演员罗德尼·丹哲菲尔德（Rodney Dangerfield）属于约翰·亚当斯研究过的一类国民，亚当斯早在1805年就说过，“报酬……在生活中是别人对你的尊重和赞赏。忽略和轻视，则是对你的惩罚……渴求他人尊重的欲望就像天然的饥饿感那样真实，而世人的忽略和轻视则像痛风病或结石一样引发剧痛……”大约与此同一时期，爱尔兰诗人托马斯·莫尔（Thomas Moore）也感到，随着美国确立了主张人人平等的宪法，一种特殊的困境已经降临到美国人的生活中来。他将华盛顿特区的公民们描绘为某种“生来是奴隶，却想奋斗成为主子”的人。三十年后，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一书中精确地触及了这片土地的特殊问题：对等级的渴求。他写道：“没有任何其他地方的公民像这个民主国家的公民一样显得如此无足轻重。”而结果就是，“这里的人们要付出世上最多的艰辛和努力来获取——恐怕这个词远不够正确——地位。”
——保罗·福塞尔《格调》
托克维尔也会明白的。1845年，在对美国景象进行过一番长期严肃的观察之后，他挥笔写道："在民主国家里，欲望是炽烈的、经久不衰的。但这欲望的目标并不经常是崇高的，生活通常被挥霍在一种急不可耐的贪求中，贪求那些触手可及的范围内的小物品。"
——保罗·福塞尔《格调》
民主要求它所有的公民生而平等，而平等主义则坚持所有公民应死而平等。
——保罗·福塞尔《格调》
他们会说“tiresome”（令人疲倦的）或“tidious”（冗长的），而比他们阶层低的人会说“boring”（没意思）。当他们说“upset”（沮丧）、“distressed”（郁闷）甚至“cross”（烦恼）时，下层人会说“angry”（生气的）、“mad”（气死人）甚至“sore”（闹心）。
——保罗·福塞尔《格调》
在比赛知识方面的权威，是中产阶级和贫民阶层声明自己价值的方式之一。另一种方式便是购物，尤其是通过邮购目录购物。这些以“居住者”为收信人的目录一年四季塞满邮箱。在与“送礼”有关的全国性节日到来之前的大约三个月时间里，更是铺天盖地。除了偶尔埋怨埋怨垃圾邮件，居民们私下里还是喜欢收到这类目录，因为这分明表示在某地有某人相信他们有钱，还有选择权。中产阶级和贫民阶层同样欢迎这类目录，因为通过邮购而不是去商店购买商品，就可免遭不知天高地厚的售货员的羞辱。至于你买的是什幺，哪怕邮递员也不会知道，对于那些缺乏安全感、极度敏感、社会地位不稳定、需要通过收集商品来维持自我的人们而言，邮购实在是再好不过的方式了。所购之物并不重要。的确，这些目录提供的货品除了作为维持自我的手段之外，几乎样样都明显不是必需品。感叹“噢，需要不是理由”的李尔王肯定明白这到底是怎幺一回事，托克维尔也会明白的。1845年，在对美国进行过一番长期严肃的观察之后，他挥笔写道：“在民主国家里，欲望是炽烈的、经久不衰的。但这欲望的目标并不经常是崇高的，生活通常被挥霍在一种急不可耐的贪求中，贪求那些触手可及的小物品。”中产阶级是这类物品的主要顾客。按邮购目录买来的商品确证了他们的价值，鼓励了他们的抱负。
——保罗·福塞尔《格调》
有两个动机促使中产阶级和贫民阶层的球迷醉心于他们的运动项目。其一是他们需要以失败者的身份认同胜利者，他们需要笔直地竖起食指，手舞足蹈地尖叫“我们是第一！”一名棒球手说：“贫民所喜爱的比赛项目的全部目标就是要赢，这就是我们出售的。我们向许多在常规生活中根本无法得胜的人们出售胜利，他们将自己与‘自己的’球队——一支得胜的球队——联系在一起。”除了这种从各式各样的胜利中获得的体验外，中产阶级和贫民阶层热衷体育运动的另一个原因是：体育运动鼓励了通常与决策、管理或发布见解的阶层有关的炫耀才学、教条武断、记录备案、隐秘机智的知识，以及各种各样的假学识。每年秋季的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和年度超级杯橄榄球赛，能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扮演一次博学的烦人者和酒吧间里迂腐的空谈家，在短暂的赛季模仿上层阶级特有的权威模样，发表意见、颁布消息。也就是说，这两大赛事是一年两度无副作用的机会——似乎出于大自然的匠心，十分离奇，分别在逼近冬季和夏季的极点开始，使普通人也能获得一些自尊。因此，它们就像民主、神圣的日子和举办仪式的场合一样不可或缺。如果一位贫民阶层成员对可能导致某著名联队名次上升或下降的原因一无所知，作为精通“比赛关键分”的行家，他可以假装了解为什幺此番“战马队”或“闪避队”会赢，这样做能够满足某种强大的需求。由这些赛事引发的酒吧间或客厅争论，简直是国会山上和法庭里那些高级辩论的贫民阶层翻版。而对各种证据进行的精明权衡、各种深思熟虑的推断，则模拟了最高知识阶层的集会和研讨会的必要步骤。此外，反方遭受的讥讽和抨击，足以媲美最好的书评家和戏剧批评家的尖刻和雄辩。
——保罗·福塞尔《格调》
至于贫民阶层的餐馆，至少没有妄自尊大的成分。那里没有烛光和鲜花，没有假冒的法语口音，菜单上没有拼错的法文词汇。在这种地方，服务生就是普通人，像顾客一样，如果你去得比较多，常会和他们变得很熟识。“亲爱的，你妈妈的坐骨神经痛好点了吗？”他们会问道。顾客和服务生双方都希望彼此能有好感，而不是敬而远之或者彼此轻慢。犹如在家吃饭一样，贫民在外面吃饭也是比较早而且很快。在中西部的一些次要城市里，上层贫民生意人的午餐绝大多数都会在下午一点半之前结束，那之后所有的餐馆都变得空空荡荡的了，只剩下服务员们为晚餐摆放餐桌。而晚餐则极少有超过六点钟还没有结束的。贫民们在餐馆吃饭从来不会点他们不熟悉的菜，也就是说，他们只吃从前在大学食堂或者军队伙房里常吃的东西，像碎牛肉饼、洋葱牛肝或咸肉条牛肝、瑞士牛排、星期五烤鱼，以及意式奶酪烤面。所有这些食物都是松软的，显然在上桌前已经在蒸汽保温盘里放了一阵子了。有些较高级一点的贫民餐馆里会让人用不锈钢餐具，用来替代通常的一次性餐具，也有的地方会有一个自选沙拉吧，提供切好的莴苣叶和其他种类蔬菜，当然都是冷冻的，而且味道大同小异。在这种地方，你喝的咖啡淡得可以看见杯底，而且会在给你上主菜时一同端上桌来。
——保罗·福塞尔《格调》
下馆子是中产阶级和贫民阶层的专利，他们利用这个机会玩类似“当一天国王或皇后”的游戏，通过点菜和侍者的服务感受一阵子被人伺候的滋味。通过经常上那些号称能做地道美食的餐馆，中产阶级玩他们最热衷的游戏——假装比自己社会等级更高的人士，比如设法让别人把自己看成品味更细腻更老练的中上层人士，他们对这样的游戏乐此不疲。目标在于抓住中产阶级顾客的餐馆常常会有烛光和火焰，伴随着大量由管风琴和弦乐器演奏的音乐。中产阶级就生活在这个小小的胡桃壳里，之所以这幺说，是因为中产阶级进餐馆根本不是冲着食物去的，他们冲的是餐馆里的装潢“艺术”或者管弦乐队，而不是大厨的手艺。我住的地方附近有一家餐馆，它只想赤裸裸地通过餐厅里的装饰显示它过分的骄傲，而不去设法提高自己厨师的厨艺。它里面的每一个餐室都用显而易见的赝品冒充各种历史风格的艺术品，如殖民式、维多利亚式、都铎式，并且屋里的每一处地方都希望唤起你对细节的注意，像地毯、墙纸和家具。其中有一间屋子装饰成丛林，里面有树和奇花异草，还建造了一个瀑布，让湍急的水流冲进一个长满青苔的池子，一个批评家评论道：“看起来像《人猿泰山》的电影场景，应该再到处挂上热带藤蔓。”在这样的地方，吃的东西肯定是些毫无特色的蹩脚货，又稀又软，淡而无味，还贵得离谱。端上来的菜一定是由一队热力工程师而不是厨师将事先做好的半成品用微波炉加工而成。因为中产阶级相信出门吃饭一定要去“高雅”餐馆，因此这个概念被引人注目地用在了广告语里，只为了能吸引中产阶级顾客。
——保罗·福塞尔《格调》
中下层贫民为自己的工作感到痛苦，通常是因为对他们的监督和管理太严酷，总被别人当成任性的孩子一样对待。一名汽车装配厂的工人说：“这儿就像在军队，不，比军队还糟糕……哪怕你去撒尿，也得领一张护照。”《劳动阶层的大多数》一书的作者，安德鲁·李维逊，曾提示我们想象一番“老有一双工头的眼睛在你身上扫视的滋味，中产阶级社会里绝对不会有这般礼遇”。领薪的专业人士当然也有自己的上司，但人们终究难以想象，如果一位教授或者管理人员旷了一天工，会有人要求他们出示医生的病假条，或者汇报他们上卫生间的具体次数。中层和下层贫民之所以处于如此情形，是因为他们在一个凡勃伦称为“人对人的强制性压制”中扮演着牺牲品的角色，这一现象委实令人不快。（施加这种压制，而不是让自己被人压制，是那些更幸运的人们的特权：经理、教师、作家、新闻记者、神职人员、电影导演等。）的确，被监督的程度，通常比收入更直接地显示等级差别。这就表明，整个等级体制更像是在识别自由的价值，而非仅仅宣扬金钱的价值。你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监督，比你从这种受监督的劳动中领回报酬的多少，更能显示你的真实等级。
——保罗·福塞尔《格调》
希望破灭后，妒忌纷至沓来。永远不要低估这个国家恶劣的乃至罪恶的行为背后，纯粹的等级妒忌所产生的力量，以及对官方宣称的阶级平等神话的幻灭引起的恶果。谁若将自己诱人的轿车停在一个大都市的街道上，返回时却发现车窗玻璃被砸得粉碎，收音机天线被拦腰折断，谁就会理解我说的话的含意。国会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R. McCarthy）于1950年在西弗吉尼亚发表演讲时运用的词语，使人们对他的真实意指一目了然，他猛烈抨击中上层阶级和上层阶级，并非因为他们沾染了“共产主义”，而显然是出于妒忌。他说：“并不是那些不太富有的人或一些少数集团的成员背叛了这个国家，而是那些已拥有了种种优越条件的人们，最好的家庭，最好的大学教育……”
——保罗·福塞尔《格调》
在美国，由于社会等级间的流动是如此顺畅，似乎每一位幸运儿都可以得到奖赏。伴随这一情况而来的特殊危险则是：失望，以及接踵而来的妒忌。这个神话给人的印象是，你能轻易地向上爬。然而，一旦一个人发现自己陷身于一个等级差别体制，并对这个体制存在的必要性表示怀疑，此时的幻灭感和内心痛苦就格外强烈。有一些人在早期的中产阶级生活中发现，在他们为社会等级的攀升而奋发努力时，一些明显不相关的因素，比如遗传特征，早年背景，父辈或更年长一辈的社会地位，或多或少限制了他们的发展。他们因此变得有些绝望，这种绝望并非没有破坏性，尽管他们一般说来对这一破坏性秘而不宣。托克维尔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些心理危机，他承认，“在民主时代，欢乐要比贵族时代来得强烈，有极多的人可以分享欢乐。”但他又补充说，在人人平等的氛围中，“人们的希冀和欲望更经常被摧毁，灵魂所受的折磨和烦扰更大，因此要更加细心地照料自己”。
——保罗·福塞尔《格调》
中层贫民制，而不是让自己被人压制，是那些更幸运的人们的特权：经理、教师、作家、新闻记者、神职人员、电影导演等。） 的确，被监督的程度，通常比收入更直接地显示等级差别。这就表明，整个等级体制更像是在识别自由的价值，而非仅仅宣扬金钱的价值。你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监督，比你从这种受监督的劳动中领回报酬的多少，更能显示你的真实等级。这一点说明了为什幺中学教师比大学教授的地位要“低”。中学教师有责任每周向校长、行政负责人或“课程协调人”报告“授课计划”， 46/239
——保罗·福塞尔《格调》
【汽车】好了，我们该谈谈汽车了。一如至关重要的房屋正面，汽车是另一种户外展品。上流社会不够重视汽车，因为根据他们的循古原则，汽车的历史过于短暂，不配进入古典风范的行列。不过总要有辆车开，所以如果你富裕，又有时间（这两样允许你购买任何品牌的汽车），那幺，购买最便宜最普通的车表明你并没有认真对待这幺易于购买的物品，从而不至于损害你的等级形象。你最好有一辆雪佛兰、福特、普利茅斯或道奇，对它们的型号和颜色毫无挑剔的兴致。车可能很千净，尽管最佳状况是略带风尘。总而言之，车必须是乏味的。上层阶级再往下，你就可以有一辆“好”点的车了，比如美洲豹或者宝马，但必须是旧的。你最好不要拥有罗尔斯·罗伊斯、凯迪拉克或奔驰。尤其是奔驰车，约瑟夫·爱泼斯坦'在《美国学者》（The American Scholar，1981一1982冬季号）中这样报道：敏锐的西德青年知识分子认为，奔驰轿车标志着一种“高级的庸俗，是专供比华利山的牙医和非洲内阁部长们乘坐的汽车”。确切地说，只有中上层阶级中最糟的一类才会买奔驰车，就像他们之中最优秀的人士会开奥兹莫比尔、别克、克菜斯勒这样的车，可能还有吉普车和路虎。高级越野车传递着这样的暗示：你居住的地方交通尚不发达，甚至可能还没铺好公路，普通汽车不一定过得去。
——保罗·福塞尔《格调》
贫民阶层的期刊只是为了广满足读者的窥视欲望，还人量提供有关名流私生活的流言蜚语。关键是，就像在酒吧里对体育比赛大加议论，这类内容给贫民阶层的人们一种权力的假象，使他感觉到，正是他在掌握那些大人物，或者他起码可以决定谁会成功谁会失败。但是，尽管这些贫民读物充满了奇迹和丑闻，我们发现，没有任何一本期刊试图刺激贫民阶层的人们起来闹事，它们的基本功能是安抚和慰藉
——保罗·福塞尔《格调》
“那些刚来的、精力充沛不断追求上进的人，”列昂纳德·魏斯曼写道，“在攀登社会阶梯的战斗中已经汗流夹背了，突然吃惊地发现，通向被上层社会完全承认和接受的门仍然是关着的。”然而，玩世不恭的人会说，这一制度的日的就是为了在向所有人开放高等教育的美丽幌子下，稳定阶级之间的严酷界限，
——保罗·福塞尔《格调》
尽管进大学的门是敞开的，但像保罗·布卢姆伯格观察到的，真相是“现存的教育体制已经成功地取得了上层阶级的好感，因此变成一个再造等级结构和不平等的工具。”一个原因是，上层阶级的孩子上大学的比例前所未有地高，而且他们上的一定是好大学。比如他们上斯沃斯莫尔学院，而贫民阶层的孩子上匹兹堡的卡尔罗学院。其结果是，中上层阶级司空见惯的事，却会使中产阶级和贫民阶层瞠目结舌。“那些刚来的、精力充沛、不断追求上进的人，”伦纳德·赖斯曼写道，“在攀登社会阶梯的战斗中已经汗流浃背了，却突然吃惊地发现，通向被上层社会完全承认和接受的门仍然是关着的。”当然，玩世不恭的人会说，这一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向所有人开放高等教育的美丽幌子下，稳定阶级之间的严酷界限。
——保罗·福塞尔《格调》
有种假设被深深织入了美国神话，那就是：有一张大学文凭就意味着某种成功，而不问是从哪一所学校得到的。这种神话很难破灭，甚至在与美国高等教育的复杂的等级制度发生冲突时，也不会消失。你如果想更准确地表述这一观点，就必须设计一个“精英的文凭精英”阶层，因为一个阿姆赫斯特学院、威廉斯学院、哈佛大学或耶鲁大学的文凭，无论如何也不能等同于一个得自东肯塔基大学、夏威夷太平洋大学、阿肯色州立大学或鲍勃·琼斯大学的学位。当帕卡德说：“一个上过大学的姑娘同一个没上过大学的姑娘相比，嫁给上过大学的丈夫的概率高六倍。”他显然混淆了事实，因为这种说法的致命错误在于，它忽视了这样的现实：某个毕业于达特茅斯学院的家伙几乎不可能娶一个从佛罗里达劳德代尔堡的诺瓦学院毕业的姑娘。甚至到了1972年，帕卡德还在大谈特谈他为之陶醉的平等观点，可他犯的还是同样的错误。在《陌生人的国家》（A Nation of Strangers）中，他喜滋滋地说：“1940年，大约有百分之十三的适龄青年进了大学；到了1970年，进大学的人已经达到适龄青年的百分之四十三。”其实根本不是这幺回事。上大学的人的比例还是百分之十三左右，另外百分之三十的人所上的不过是被称为“大学”的学校罢了。这些可怜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一直在上演永恒不变的美国式追求，不过他们追求的不是知识，而是尊敬和社会地位。置身于美国高等教育的环境中，我们马上就会发现，万斯·帕卡德不是惟一被欺骗性语义蒙骗了的人；被愚弄的人到处都是。在约翰·布鲁克斯的著作《美国的炫耀》中，他也赞成那种比较令人舒服的说法。他划分出“两种基本的美国人阶层：上过大学的和没上过大学的”。可是在今天的高等教育领域里，只有区别从真正的大学毕业还是从所谓的“大学”毕业才是有意义的。理查德·伯耶和大卫·萨瓦乔在他们卓有见地的《地区评级年鉴》里评价一所中学时说：“高中毕业班的大多数学生都能上大学，...
——保罗·福塞尔《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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