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心语 第1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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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在午夜惊醒，不安啃噬着我的神经，我几乎无法再次人眠。我非常了解她的生活习惯：每天早晨四点钟拖着脚塞窸窣窣走进卫生间，只在很严重的情况下，她才肯用我放在她卧室的马桶，六点半开始动作迟缓地梳洗穿衣。如果我没有听见这些声音…到底是我没听见，还是发生了什么情况呢？我不得不爬起来检查。如果我听到咳嗽，到底是一般的咳嗽还是眩晕前的恶心导致的咳嗽呢？我必须仔细聆听，直到我心里踏实。这种焦虑最后变成一种动物般毫无理性的惊慌失措。不管怎样，我能帮她度过眩晕，甚至设想过她心脏病突发而死，我知道这事迟早会发生，无可避免，这样其实也算对她漫长美好生活的合理交代，而不是什么悲剧。但随着时间流逝，她一天天衰老，一天天无助，一天天被可恨的眩晕打倒，我可以这么说，实际情况是死亡就在屋顶阁楼里等着，等待时机到来，对她做点残酷、致命、痛苦的事情，这一事实，把我吓坏了。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我这种无视后悔的态度，部分源于我身上重常识轻想象力的优点，既然世上没有后悔药吃，还不如趁早忘记。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 况且也有可能是我搞错了，是我将陈陆反复描述的记忆占为己有，与他同骑车去江边的人是杨，我只是进出他们的记忆。而李明枝也不在了，好遗憾，无法向她求证，我们都失去了第三个视角来叙述的可能性。
——周嘉宁《永结无情游》
“我知道。”我说。但我当然动过想去看看的念头，过去的半年里，乐栋发在朋友圈的照片我反反复复打开过不知道多少次。我能理解是什么在吸引人进入这样的情境，自然的馈赠，社群的情谊，以劳作换取的果实，过去几年中被剥夺的生活似乎可以在那里获得补偿。但在我看来生活的方式没有好坏的标准，重要的在于人具体的处境。而且太浪漫的事物无法令我信服，仿佛在那里发生的一切是平凡如我所配不上的。最终成为共识伙伴的人都具有相似的精神面貌，一旦有了对比我便意识到，让我产生隔阂的，是他们普遍的对待生活近乎不屈不挠的积极，这种积极将一些人连接起来，又将另外一些人排除在外。单就过去几年里所有的公共事件而言，我无法坚定地站在任何一种声音里，因此也没有百分百同欢喜或者共愤怒的情况。我丧失的是一种彻底投入的共情，而且回想起来，这种丧失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发生。
——周嘉宁《永结无情游》
其他人都认为在这场婚姻中美玉赚到了，我不这么想。她确实从来不吝表达对张继海的崇拜，认为他聪明非凡，相貌堂堂，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她有时叫他老公，有时叫他宝，赤诚蛮横，楼搂抱抱，不分场合。张继海最初也不适应，但很快就变了，乐在其中，积极回应。陈陆说他被美玉下了降头，但我想他从美玉那里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认可。这方面我的想法可能是老派的，我认为婚姻关系和社会关系里的被承认是可以互换的。那时美玉对张继海付出的认可，简直到了自我牺牲的地步，太难了，反正我从没做到过，也从没感受到过。
——周嘉宁《永结无情游》
她警觉起来，语气也随之变得严肃，我才意识到她安排这次旅行并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在旅途中做出决定，这反而让我松了口气。我更习惯于事情围绕她展开，我仅作为她的陪伴与见证。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种一味跟从的想法或许意味着，我总是将自己置于安全地带，却希望由她来承担更多责任。
——周嘉宁《永结无情游》
我观察下来，秘决就在于模仿。当我们终于分开以后，便不得不开始模仿其他人行为处世的方式。我自已也是一样。模仿其他人社交，处理工作关系，说说小话谈谈八卦，直到结婚。结婚也是一种模仿，模仿家庭关系和情感关系。表面上很轻松就糊弄过去，本质上却很难和其他人真正建立有效的沟通。常常感觉被排挤，有各种各样的应激反应，于是一再返回舒适区。
——周嘉宁《永结无情游》
母亲生命中自认为的很多不快乐、不幸福，用她的话说，都是源于听了我外婆的话，嫁给了一个错误的人。 外婆是自杀的。从小到大，母亲每次和父亲吵架，当父亲占理一些，母亲明显要败阵的时候，她便拿出她的杀手锏：“你把我娘气死了！ 父亲每次听到这句话都会扭转头，脸色变得黑红，不发一言。 有时候，他们会互相挑最刺痛的话扎向对方。 “你像你娘！” “你才像你娘呢！明明有一万种表达方式，他们却偏偏选择最戳心、最气人的那句。充满仇恨和敌意，惯性是如此顽固。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一位云南来的阿姨，比母亲大两岁，一天要上三个班。早上7点去政府大楼，做办公室清洁；中午休息时间，她要去附近一个家庭做家政；下午6点下班后，她又赶去附近一个单位给十几个人做晚饭。加起来，一个月的工资超过1万块。她一个人来深圳已经十几年了，交了社保，六十岁后可以拿退休金。前几年她当了奶奶，同乡的老人一般会选择回老家带孙子，但她不愿意，而是每个月出2000块给儿子，让儿子找保姆照顾孙子。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她不喜欢跟人一起，多一个人就多一个人的需求。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除清晨的一次大清洁，从早上8点至深夜11点，卫生间要每小时保洁一次，老董连轴转。他的工作很繁琐，但他做得很认真，从不敷衍。老董是超级商场唯一一个从来没有被投诉过的保洁员。经理开会的时候当着其他保洁员的面表扬老董：“你们都向老董学习，老董做的都不用我管。”但除了口头表扬，老董从未得到过物质奖励。留每客意菌微爆舞最路馆排有的生赠保洁员是商场的隐形人，站在边缘处。商场对干净近乎失控的追求是通过保洁员的个人时间被严重剥夺而实现的。老董的时间被压榨到极致。“商场不让坐，一直于。”老董每天要工作16个小时，一天要走三万多步，他的脚后跟很痛，起了水泡，走起路一瘸一瘸的。他每天6点钟起床，凌晨才回到位于城中村的宿舍，还要煮第二天的饭菜、洗衣服，一天只能睡5个小时。2020年初，老董和弟弟及一位同姓叔伯一起来商场做保洁，保洁员们把他们三个称为老董、小董和董师傅。他们三人都上连班，互相关照，替对方热饭、带饭。有时，餐馆打烊前剩下的饭菜，好心的店员会送给老董，这样他深夜回家就不用再做饭了。 算上加班，老董一个月可以挣6000块，这些钱大部分都拿来补贴大儿子。老董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做上门女婿，不用怎么操心。令他操心的是患有糖尿病的大儿子，没法打工赚钱，要靠胰岛素和降血糖的药维持基本健康。儿媳妇在老家带孩子。“我没有办法。”老董说。在老董瘸着腿，一遍遍上楼下楼，往返于两个卫生间，洗洗刷刷的同时，商场播放的背景音乐是《天鹅》。这首优雅又温柔的大提琴纯音乐在干净的空间里流淌，让人感到舒缓。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如老家农村里因为各种机缘巧合结合的夫妻一样，他们也是争争吵吵一辈子，但也从来没说要放弃。要如何去形容姑姑的一生呢？用最直观的说法，是被金钱困住的一生，是用吃苦来抵消生活磨难的一生。五十四年来，她总是为别人活着，为丈夫活着，为儿女活着，连婚姻也是遵从了父母的意见，嫁给了同村的六舅舅。工得又“挣钱”这两个字把她的人生缠得死死的。这好像是与生俱来的，一种被分配的命运。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保洁员是商场的隐形人，站在边缘处。商场对干净近乎失控的追求是通过保洁员的个人时间被严重剥夺而实现的。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一位在大厂工作了十一年的朋友，当过多次大型落地活动的 PM，他跟我分享了做旗舰项目 PM 时的感受：前期肯定是有非常多的挣扎煎熬，要不停地向leader 汇报，协调资源，打通关节，攻克难题，最后才能把事弄成。身心都紧绷着。做成了会觉得，里面注入了自己以及同事的想法、创意和表达，我知道leader要什么，而我创造了这个东西。说实话，在一些时刻，我有一自我感动，觉得一切都值得，做到了无可替代。
——张小满《大厂小民》
随即而来的工作，让他很快进入了一天天坐班的日子，身体上的不舒服逐渐被克服和忽视。为了提醒自己不要对时间的流逝麻木，他想找一件有刻度的事。他曾经在工位上放置一个红苹果，故意不吃它，想看看时间如何在一个苹果上起作用。他看着苹果皮起皱，果肉萎缩，直到水分蒸发干净，变得坚硬。三个月过去了，同事走过来提醒他：“你的苹果都烂了，怎么还放在桌上？”他没有说什么，把这个深红色的硬团扔进了脚边的垃圾篓。“我抵抗不了重复的命运。”他再没有刻意做过类似的事。
——张小满《大厂小民》
我的家庭对我的教育一以贯之：吃苦、忍耐、与人为善。在求学生涯中，这几样品质确实给我带来了好处，让我得以在迷宫中找到出口。可当我被投放到社会中，这些品质有时却成为阻碍：吃苦的另一面是极度匮乏；忍耐的另一面是无限内耗；与人为善的另一面是耻于争取。在职场，我一直警示自己不要被惯性捆住，但惯性是如此强大，总让我不自觉地陷入。
——张小满《大厂小民》
在这两位女性的人生经历中，二十多岁都是最焦虑、最尴尬的年纪，她理应美丽、理应女性化、理应结婚。这些社会压力在这个年纪达到巅峰，她们选择背离传统的生活方式，可这时又尚未有任何成就或功业足以证明她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只有等到她年岁渐长，世人才意识到那些知识的积累、经历的丰富使她成为值得尊敬的人，将她塑造成了她真正的模样。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哈里森提出，古代崇拜俄耳甫斯的信众“塑造神像依据的既不是男性形象，也不是女性形象，而是某种双性别的对象，它纯洁无瑕，生有羽翼，长着四只眼睛可望四方、观天下”，伍尔夫提出双性同体的头脑这一概念或许多少受此启发。哈里森的各种观念都紧紧围绕着权力；考古证据证明，古代群体社会中女性享有崇高地位，受此鼓励，她进一步提出那些被视为独属于女性的美好品德“是地位而非性别使然”，并写道，“像男性凌驾于女性这样在权力上凌驾于同类，是严重的精神危险”。随着1914年的到来，哈里森和伍尔夫、H. D. 一样，明确将父权制专政与威胁当下社会的军事主义联系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周围同事以极大热情投入战争、积极撰文发声，整个英国随之陷入狂热的爱国情绪，这些无不令与H. D. 持相同立场的哈里森深感痛心。她写道：“以我身，以我心，我永远拥护和平。”哈里森提出的“将女性作为平等人类看待”的观念原本只是单纯的主张，但在举国陷入极端爱国情绪的环境下，这一观念的建立基础“个人之自由必涉及他人之自由”被解读为反对军事主权—其中的“他人”被引申为“任何种族、国土”。她和威廉·里奇韦爵士之间的争执也演变成了个人恩怨。哈里森曾为支持伯特兰·罗素发表演讲，慷慨陈词，呼吁学院撤销对他的处罚—罗素因替拒服兵役者发声遭三一学院除名，失去讲师职位。里奇韦公开谴责纽纳姆学院为“臭名昭著的亲德煽动中心”，并拒绝哈里森的一位学生进入他的课堂，只因这名学生是反战主义者、民主指挥联盟成员。面对来自根深蒂固的保守派的挑战，哈里森展现出了不屈不挠的意志。她写道：“在当下环境，依从人性本能即是异端。”她视“拒绝传统信仰、传统习俗”为智识自由的前提，而受缚于过往与权力的保守社会绝不可能抛弃传统信仰与习俗。在她看来，战争是这样一个群体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这一群体社会盲目信奉、重视团体同质性更甚于理性。统治阶级享有压迫其他阶级的权力，却无人对...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1930年，11月末，在中国生活了漫长的三十二年之后，庄士敦最终回到英国，在伦敦大学东方研究学院担任教授一职—他在伦敦郊外的里奇蒙德镇买了间房子，梅克伦堡广场因此仍旧是鲍尔的私人领域。同月，鲍尔写信给吉尔德斯利夫，感谢她邀请自己前往纽约担任终身教授职位。鲍尔满怀遗憾地拒绝了这一邀约（“令我为难的是，我同样热爱自己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工作，而且我在伦敦交游广阔，许多朋友都在这里”）。不过她也没有“把事情说得过于绝对”，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宝贵且富有威信的邀约，鲍尔问对方是否可以容她日后再考虑这一机会，“比如再过几年，”她写道，“新工作总是能令我兴致盎然。也许相比现在，几年之后我能更容易做出这一转变。你提出的教职和慷慨的条件确实非常令我心动。”鲍尔不愿意彻底回绝这一邀约，或许表明了她对和庄士敦两人未来的矛盾心理—庄士敦一直与中国朋友保持联系，或许他不会一直待在伦敦。这年12月，两人向外界公布订婚消息。但到第二年夏天，订婚似乎已经取消。（庄士敦一直在伦敦待到1937年；1937年退休后，他回到苏格兰自己买下的小岛，在那里平静度日。）这一决定背后的原因我们并不清楚。1931年7月，鲍尔接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史讲席教授这一无数人梦寐以求的职务，授予原因包括“她通过研究工作推动社会经济史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她作为教师的著名影响力，以及她作为社会经济史学家所享有的崇高地位”。她的年薪也终于提升到了令人满意的一千英镑。继莉莲·诺尔斯之后，鲍尔是第二位担任这一职位的女性，她认真地承担起为下一代学者树立榜样的责任。原本就已经高强度的时间安排此后更趋紧张。这年12月，鲍尔受邀加入由国际知识协作机构（总部位于巴黎，旨在促进学者之间的交流）组织的学校课本专家委员会。次年，鲍尔在大学妇女国际联盟—这一联盟与国际联盟关系紧密，承担着全世界女性学者旅行社的作用—的年度会议上发表讲话，她在讲话中感谢与这一群体...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鲍尔离世后，相关讣文—多数出自男性历史学家之手—在生平评价中称颂鲍尔学问研究“深入浅出”，“学养深厚而谦逊内敛”。经济史领域泰斗约翰·哈罗德·克拉潘评价鲍尔“可以在满桌男性中参与谈话”，仿佛这对于鲍尔这样一位优秀的专业学者是多么值得夸耀的成就似的，不过，克拉潘也补充道，因为鲍尔“无论从外表还是谈吐上都不像位教授”。历史学家兼外交官查尔斯·韦伯斯特回忆道，他有一次在哈佛大学参加为鲍尔举办的庆祝晚宴，身着一袭华美晚礼服的鲍尔姗姗来迟，满桌的老古董学者意识到“我们聚集在这里为其庆祝的博学女性，竟就是眼前这位迷人的女性”，韦伯斯特确信现场响起了“一阵惊讶的抽气声”。G. G. 库尔顿回忆第一次遇见鲍尔的情景。当时，库尔顿正走在路上，鲍尔走上前来打招呼，向他请教关于中世纪女性生活的资料来源。库尔顿坦言，当时他注意到鲍尔富有特色的着装风格和显而易见的个人魅力，“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只是某位一时迷恋做‘研究’的时髦女孩”。直到两年后，库尔顿读到鲍尔撰写的足足有七百页的中世纪修女院研究报告，发现这份报告是“迄今为止在这一主题的所有欧洲语言报告中质量最高的研究”，这才意识到自己最初对鲍尔的设想简直大错特错。在鲍尔看来，追求美丽的服饰、具有幽默感与在学术方面严谨周密并不相冲突。但试想，或许有许多女孩误以为需得严丝合缝地符合学术人物的条条框框才能追求学术事业，因而熄灭了对时尚的“热情”，这一点不能不让人警醒。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句子抄 ，总有一句让你佩服或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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