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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有外侧和内侧。风的内侧是指:风从雨中吹过时没有淋湿的那一面。
——米洛拉德·帕维奇《风的内侧》
那是一场小提琴音乐会。演奏大师一头纯黑色的直发,就像他琴弓上的马尾毛。第一乐章是舒缓庄重的,这种舒缓足以让人定睛观察一本书从桌上掉落的过程,因为他能看清这本书的每一页散开掉落的经过。第二乐章是飘逸而缓慢的,如同栗树的叶子与它们的影子永生相伴一样。华彩乐段十分热烈;这位艺术家,没有人为他伴奏,这时摘掉了面具,我心想:“此人若是在七月里呐喊,那你在八月份依然还能听到他的喊声。”最后是一段极快的收尾乐章,表现的是那种能用三种速度睡觉的人,那种他的梦境时而具有巨大引力时而具有异乎寻常他人易受他影响之速度的人……在我眼前的不是俄耳甫斯,那个用他的音乐迫使野兽、岩石、矿砂、树、火,还有松香、在贝壳里怒号的风,以及动物的内脏全都会来聆听他演奏的俄耳甫斯。这一位更强大——他迫使它们全都做出回应,让它们自己用他的乐器来发出声音,有如在一座圣坛上,跟它们一起在圣坛上祭献给音乐的不只是它们的子宫与骸骨,与此同时还有那个执行祭献的手……
——米洛拉德·帕维奇《风的内侧》
由此,一个人可以得出结论,“时间从何而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时间来自死亡。”因为只要存在死亡,就存在时间。一旦死亡没有了,时间也就不复存在了。所以,死亡就像一只蜘蛛似的编织着我们的时间。如果生命存在于时间停滞不动的地方,拘禁在当下这个时刻,那么死亡就存在于时间在其中流逝的那个疆域。换句话说,时间通过死亡而流逝,在生命中分毫不差地停滞于永恒和时间在这个灵魂窗户上的交叉点……
——米洛拉德·帕维奇《风的内侧》
对于那些他在心中认定为“商品”的宗教仪式,最好是佯作不理,最好是从外部加以观察。这种抽身远离,让梅诺基奥不再那么重视异端的问题,不再那么重视与传统宗教信仰公开的、有意的决裂。然而,与此同时,他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认定了,宗教信仰不过是一种属世现实。坚持我们都不过是出于偶然、基于传统才成为基督徒,牵涉到了一种程度十分严重的决定性分裂。
——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
正是这种深深根植于欧洲乡村地区的口头传统,解释了一种农民宗教信仰顽强持久的存在,这种宗教信仰不愿接受那些深奥教义和烦琐仪式,它与自然的周期变换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从根本上是早于基督教而存在的。在许多情况下,这是一个与基督教在实际上背道而驰的问题。
——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
关于世人应当和平相处的讲道,我听了很喜欢,但关于地狱的说法,保罗说的是一套,彼得说的又是另一套,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桩生意,是那些知道得比旁人多的人的发明……我不相信天堂存在,因为我不知道它在哪里。
——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
对于那些他在内心中认定为“商品”的宗教仪式,最好是佯作不理,最好是从外部加以观察。这种抽身远离,让梅诺基奥不再那么重视异端的问题,不再那么重视与传统宗教信仰公开的、有意的决裂。然而,与此同时,他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认定了,宗教信仰不过是一种属世现实。坚持我们都不过是出于偶然、基于传统才成为基督徒,牵涉到了一种程度十分严重的决定性分裂。
——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
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拥有来自上帝的灵,如果我们为善,这灵便喜乐,如果我们作恶,这灵便愤怒。
——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
中产阶级如何阅读旧制度之下的城市?《现况其实提供了三种解读。书中呈现蒙彼利埃,起先视其为展示头衔的列队行进,然后视其为三个等级的组合,最后视其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场景。这三个版本各有内部的矛盾,彼此也有矛盾存在一这正是文献迷人之处,因为透过不搭调的地方可以辨识出一种前所未见的世界观奋力要冒出头。这位作者持续写了数以百计的篇幅,描而述之不惮烦,因为他感受到一股驱策的力量,觉得有必要理解他的世界,可是他找不到适合这个工作的架构。大列队行进提供给他传统的惯用语,他用来呈现一个城市的阶层组织,可是那一套语汇无法尽如人意,一方面夸大某些团体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完全忽视其他团体。等级之分是运用另一种传统语言,正吻合社会的法人性格,可是面对社会变迁不免捉襟见肘。记叙都市文化透露出许多人们的生活,可是进一步检视我们会发觉作者极力为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辩护。写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的作者一举推翻他那些古老的术语,向一种文化上的阶级概念靠拢,此一阶级概念塑造了城市的新主人;就确认城市新主人的身份而论,“资产阶级烹饪”所发挥的作用超过工厂。那样的说法似嫌夸张,却不该等闲视之。理由是,那是对于现实的认知,它塑造了现实本身,而且即将形塑随后百年
——罗伯特·达恩顿《屠猫狂欢》
埃默里对婚姻采取务实的观点。在他看来,婚姻是创业的策略性棋步,不然就是失策。作家的妻子从来不曾以有见识、有教养或有品德的形象出现在报告中。此所以他不浪费篇幅对科克莱(C。-G,Coqueley de Chaussepierre)表示同情:“他娶了同村子一个无足轻重的女孩,她没有身世,也没有家财。她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她和前总检察长的妻子有亲戚关系,总检察长娶她〔这个亲戚)只是基于良心,在她当了他的情妇好几年之后。”同样的情形,迪利蒙(Poiteven Dulimon)涂涂写写大概也闯不出什么名堂,因为“他在贝桑松结了一场坏婚姻”。“坏”婚姻生出孩子,却生不出财富,所以报告出现一连串不快乐的“一家之主”奋战有弊无利的多余人口。图桑被迫赶稿鬻文,因为他有十一个孩子;穆易成为警方的线民,因为他有五个孩子;德勒(Dreux du Radier)和博纳瑞(Rene de Bonneval)被下一代压得喘不过气,终其余生注定困在文人陋巷。 照这样看来,需要“好”婚姻却找不到门路的作家,应该放弃结婚的念头。他们当中的多数人显然就是如此。埃默里也会监控家庭关系,却只有二十四份报告提到妻子和孩子。虽然这方面的信息过于零散,
——罗伯特·达恩顿《屠猫狂欢》
法国现代时期之初,尽管有战争、瘟疫与饥荒,存在于乡村层面的社会秩序却总能维持惊人的稳定。农民拥有相对的自由。虽然比不上在英格兰变成无地产劳工的自由民,却超过易北河(E)以东沦为与奴隶无异的农奴。但是他们逃不出领主制度的紧籍咒,那一套制度一方面不允许他们拥有足够的士地,以免他们森得经济独立,在另一方面也同时把他们生产所得的盈余吸个精光。男人从清早劳动到薄暮,在散处各地的长条状农地上锄土,使用的犁具和罗马人所用的没两样,收割谷物是用原始的镰刀劈砍,以便留下足够的残株作为公有放牧。女人晚婚,结婚年龄介于二十五到二十七岁一只生五或六个小孩,能够长大成人的只有两个或三个。大多数人处于长期营养不良的状况,主要仰赖面包和稀露维持生活,偶尔加上自己种的蔬菜。一年只吃到几次肉,比如节庆日,不然就是秋季杀生,后者是为了应付草料库存不足以让家畜度过寒冬的情况。他们一天摄取不到维持健康所需的两磅面包(两千卡热量),因此面临谷物不足与疾病的两面夹击,使得他们简直是束手待毙。总人口数在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万之间起伏,扩增到产能的极限(平均密度是每平方公里四十人,平均年出生率是千分之四十)就爆发人口危机。从1347年第一次黑死病肆虐,到173
——罗伯特·达恩顿《屠猫狂欢》
就拿一份典型的报告来看,对象是文人共和国鼎鼎有名的公民贝尼斯神父(F rangois-joachim de Pierres, abbe de Bernis)。他29岁就坐上了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席,虽然只发表过一些轻松的诗和一部乏善可陈的著作く论情感与品位》。出身大世家,又是蓬巴杜夫人的宠信的他,在教会与政府的职位迅速步步高升,最后当上枢机主教,又担任驻罗马大使。这样的一个人,艾梅里挑选什么情报写人报告呢?登录贝尼斯的年龄(38岁一正值他的盛年)、地址(太子街一很好)和外观(“英俊的体相”一也很好)之后,他强调六项重点: 1. 贝尼斯是法兰西学院院士,也是布里乌德兼里昂伯爵。 2. “他是色鬼,已经勾搭上罗昂亲王的王妃。” 3. 他是通权达变的朝臣,達巴杜的宠信,后者已说服教皇赐他圣俸,是透过尼韦奈公爵促成的。 4. 他写过几首“不错的诗”和《论情感与品位》。 5. 他和法贺元帅有关,后者在法庭诉讼总是为他辩护。 6. 他自已的护伞扩及社克,已任命他为法西史官。176
——罗伯特·达恩顿《屠猫狂欢》
红色标题的“纪事”占印刷表格最大的篇幅,是艾梅里安顿作家的主要处所。他得要大费周章从卷宗筛选并组织材料的,就是在撰写“纪事”这一部分,因为他用的是叙事的体裁,复杂不下于农民说故事。其中有一些读起来筒直就像是小说摘要。剧作家法瓦的“纪事”是这样的: 他是面包师博的儿子,非常聪颖的一个男孩,写出了世界上最好的喜歌剧。喜歌剧院关闭的时候,萨克斯元帅网罗他出任他的剧因团长。法瓦在那儿大赚了一笔;可是他随后爱上元帅的情妇小香提邑,娶了她,虽然他同意让她继续和元帅住在一起。这场幸福的婚姻持续到战后。但是,1749年11月,法瓦夫妇跟元帅起冲突。法瓦运用他的影响力在意大利喜剧院谋得职位,从他(元帅)榨得一大笔钱之后,法瓦夫人要离开他。元帅得到国王的诏令,要逮捕她,同时把她的丈夫逐出王国。他们两人分头逃命。这妻子在南锡被捕下狱,起先关在安德利,后来移往昂杰女苦修院。这件事在演员圈子激起大风暴,他们派出代表晋见黎塞留公爵,要求让他们的同志回国。他让他们在来宾接待室久候。后来他们再度求见,他终于同意接见他们,不过接待非常冷淡,对待莱柳尤其不客气,结果是他离开剧团。因此,一直到法瓦太太同意回元帅身边,她才获释,并遭他软禁直
——罗伯特·达恩顿《屠猫狂欢》
且说那个漏网的小鱼,姓李,大约十六岁吧,相貌文秀,说话轻声细语,怎么看也不像个明火执仗的人。一九四八年,他大约十八岁吧,暗恋一个守着摊位卖香烟的女孩,天天去买香烟,香烟一再涨价,到后来他一个月的薪饷只能买一包两包香烟,必须开辟财源。他入伙作案,只是想多买几包香烟而已,并无大志。他们“抢”了粮店之后,他越想越怕,仓皇摆脱伙伴,悄悄躲起来了。他往哪里躲?他常常买香烟,卖烟的女孩明白他的来意,沉默以对。有一天,女孩流下眼泪,对他说抽那么多香烟伤身体,劝他戒烟。其实他买了烟自己不抽,拿去分送给伤兵了,这就跟那些伤兵有了交情。那些伤兵把他也打扮成伤兵,藏在伤兵医院里,躲过缉拿。直到四个月后,共军接管了沈阳。可是以后?以后呢?“由西京到南京有多远”?他们的问题犹在我耳边,我已经知道答案。“由沈阳到天堂地狱有多远”,谁能答复?那时一个大兵,即便是宪兵,也没人照顾他们的灵魂,没人来教他们读书识字,没人来教他们念经祷告,没人来陪他们唱歌下棋,没人告诉他们怎样一步一步上进,他们能有多少定力、多少良知来抵抗罪恶的污染?他们又有几条命来偿付天地不仁?再过一年,全国解放,通信的障碍拆除了,他们的父母天天等待游子的消息,“时间”要用多少
——王鼎钧《关山夺路》
我喜欢报纸的文学副刊,那年代,家报纸要有文学副刊才算是一张大报。副刊展露报人的心胸识见,他除了理性,还有美感;除了算盘,还有胡琴;除了店面,还有花园;除了现实,还有想象;除了功利,还有性情
——王鼎钧《关山夺路》
沈阳冬天寒冷,家家烧煤取暖,常见煤灰堆积在空旷之处,隆起如丘陵。难民家庭的小男孩围着灰堆挖掘,寻找尚未完全燃烧的煤核儿回家使用,个个小手冻得又红又肿,看见他们,我想起自己的弟弟。煤从抚顺运来,常有整车整车的煤停在铁轨上等待卸运,无顶车厢的底部往往有缝隙,煤屑漏下来,落在铁轨上,踏雪寻“煤”的孩子钻到车厢底下去,一撮一撮抓起来,一粒一粒捏起来。铁路警察看见了,抬起皮靴踢他们,身材大些的孩子,他踢屁股,身材小些的孩子,他踢腿肚子。我问警察,煤屑落地以后,你们不可能再收拾起来,何不由这些个孩子去打扫?警察告诉我,司机开动列车时,可能忘了从车尾到车头察看一遍,铁轮滚动,这些孩子就没命了。那么把他们喊出来也就是了,何必狠很地踢呢?警察愤愤地说,你不踢,他们不罢手,喊破喉咙也枉然。我彷徨良久,我唯一能做的,也是把这件事情写出来。
——王鼎钧《关山夺路》
那时贪污是热门话题,舆论界八音连弹,有人说,贪污是潮流,众官不贪,一官难贪,众官皆贪,一官难清。有人说,贪污是人性,贪污不能根绝,因为人性无法改变。有人说,贪污使人乐业,增进祥和气氛。有人说,贪污使人效忠,凝聚向心力。有人说,国富则多贪,“寄主”肥壮,寄生虫营养良好,贪污是好现象。我至今不能分辨谁说了正言,谁说了反话,谁在规劝,谁在讽刺。遏息贪风,有人提出十二字真言,要做到官吏“不能贪,不敢贪,不愿贪,不必贪”,也就是制度足以预防,法律足以吓阻,道德操守足以自约,薪俸足以维持合理的生活水准。看来面面俱到,实际上药方很好,药剂永远配不齐。凡是文章做得太好,实行一定困难,但是好文章一定引人幻想,九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采用的生产方法奏效,但果然国富多贪,舆论又翻出这十二字真言来,念念有词。
——王鼎钧《关山夺路》
坐在市场上的女商贩,只要看到一个过路的神学校学生,就用双手遮住馅饼、面包圈、南瓜子,像雌鹰遮住自己的鹰雏一样。负有监督托付他照管的同学们的责任的班长,灯笼裤上有这样一些极大的口袋,能够把打哈欠的女商贩的整个店铺都装进去。
——果戈理《密尔格拉得》
他的话还没有落音,门呀的一声开了,前半个伊万·尼基福罗维奇挤进了法庭,后半个却还留在候审室里。
——果戈理《密尔格拉得》
“那么倒是应该让哥萨克的精力白白地浪费掉,让一个人不做一点好事,像一条狗似的死掉,让祖国和整个基督教从他身上得不到任何一点好处?那么,我们活着为的是什么?究竟为的是什么?你倒给我解释解释。你是一个聪明人,人家不是平白无故选你当团长的。你倒给我解释解释,我们活着为的是什么?” 团长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顽固的哥萨克。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 “任凭你怎么说,也还是不应该打仗。”
——果戈理《密尔格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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