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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密约以前为一局面，中俄密约以后为一局面。盖近年以来，列国之所以取中国者，全属新法，一曰借租地方也，二曰某地不许让于他国也，三曰代造铁路也，而其端皆自此密约启之。其第九条借租胶州湾，即后此胶、威、广、旅、大之嚆矢也。其第十条旅顺、大连不许让于他人，即各国势力范围之滥觞也。而铁路—端，断送祖宗发祥之地。速西伯利亚大路之成，开各国觊觎纷争之渐者，固无论矣。呜呼！牵一发，动全身，合九州，铸大错。吾于此举，不能为李鸿章恕焉矣。
——梁启超《李鸿章传》
当时曾国藩既以独力拜讨贼之大命，任重责专，无所旁贷，无所掣肘。于是以李鸿章图苏，左宗棠图浙，曾国荃图金陵。…湘军之能克金陵歼巨敌，非曾国荃一人之功，实由李鸿章等断其枝叶，使其饷源兵力成孤立之势，而根干不得不坐凋。淮军之能平全吴奏肤功，亦非李鸿章一人之功，实由曾国荃等捣其巢穴，使其雄帅骁卒有狼顾之忧，而军锋不得不坐顿。
——梁启超《李鸿章传》
一由将帅阘冗非人，其甚者如卫汝贵克扣军饷，临阵先逃；如叶志超饰败为胜，欺君邀赏，以此等将才临前敌，安得不败。一由统帅六人，官职权限皆相等，无所统摄，故军势散涣，呼应不灵。盖此役为李鸿章用兵败绩之始，而淮军声名，亦从此扫地以尽矣。久练之军，尚复尔尔，其他仓卒新募、纪律不谙、器械不备者，更何足道！自平壤败绩以后，庙算益飘摇无定，军事责任，不专在李鸿章一人。
——梁启超《李鸿章传》
鸿章初以优贡客京师，以文学受知于曾国藩，因师事焉，日夕过从，讲求义理经世之学，毕生所养，实基于是。…（助安徽巡抚剿太平军）鸿章知兵之名始著，时咸丰四年十二月也。…湘军者，淮军之母也。…及金陵大营之再溃，朝廷知舍湘军外，无可倚重。…及咸丰八年，曾国藩移师建昌，鸿章来谒，遂留幕中。
——梁启超《李鸿章传》
大部分时候，人也许更关心自己。人面对自我本就是个困难的事，又来到了这样一个不知会待多久的地方，处在临时的状态里。即便大家坐在一起，言笑晏晏，内心也早已划下了界线。
——李颖迪《逃走的人》
在鹤岗，我见到的这些人似乎生长出某个新的自我，它决定脱离我们大多数人身处的那个社会—要求房子、教育、工作、自我都要增值，利用每分每秒产生价值，好像时刻在填写一张绩效考核表的社会。遍布生活的焦虑感，弥散的不安，人们不敢停歇，自我鞭笞，自我厌倦，有时还会服用阿普唑仑片。这些选择来到鹤岗的人停了下来，像是进入一种生活实验，实验品则是他们自己。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有点危险，但也许，这首先是她（他）自由的选择。
——李颖迪《逃走的人》
起初我只是好奇年轻人为什么不工作、不社交、不恋爱，但后来，我的写作动机逐渐转变为另一种好奇:人将会为自己选择何种生活?换言之，人都在为自己选择什么样的存在方式?我想知道“选择”的时刻如何发生，也想知道，在“选择”过后，人们的生活究竟会发生什么变化。
——李颖迪《逃走的人》
她们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只说自己在一家航空公司上班。“我从来没说我是一名保安，怎么能告诉她们实话？” 关系很快结束了，花去不少积蓄。他提供的聊天记录证实了其中一段经历。他认为绝大多数人生活的最终目标就是结婚生子，他自己也是。他信奉金钱在婚恋里的主导作用。来到鹤壁后，他将更多时间花在网络上，为热点事件发表看法，与人争执，似乎成了一个躲在网络后面的人。
——李颖迪《逃走的人》
“不想奋斗，奋斗给谁看？”一个人说，“我一个人，这点钱够花，为什么还要去工作呢？如果哪天游戏打腻了，就在鹤岗随便找个工作。” “如果我放弃家庭，放弃亲情。反正一切都放弃掉。一个单身男人，开销不是很大的情况下，我发现人生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在比亚迪汽车厂工作过的男生说，“不想要的东西就不要了。”也许更重要的是后面一句：“我可以选择不要。” 我与学者袁长庚交流，他谈到对生活哲学的看法： 过去四十年的高速发展带来了一个副产品。那就是不管你身处什么社会阶层，不管你是什么生存背景，在很大程度上都共享着一整套生活逻辑。富人也好，穷人也好，城市人也好，农村人也好，虽然你对自己未来的期待不一样，但你总是有所期待：一个人就应该好好劳动，为子孙后代留下一定积蓄，或让你的后代实现阶层跃升。这是过去四十年的高速发展给我们在心理层面上留下的最大公约数。我们几乎是全民无条件接受了这套生活逻辑。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从生活逻辑和生活哲学的多样性上来说，这比较单一。这就造成一个问题，如果你恰好生在这个时代，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所受到的影响，你见到的很多东西，这一切会让你产生一种感觉一好像只有过上这样的生活才正常，这是世上唯
——李颖迪《逃走的人》
据说古希腊人第欧根尼住在一个木桶中，他拥有的所有财产只包括这个木桶、一件斗篷、一根棍子、一个面包袋。亚历山大大帝去拜访并询问有什么能帮到他。他说:请你不要遮住我的阳光。
——李颖迪《逃走的人》
每当有人表扬我时，我会担心他们看走了眼，即事实上我不像他们以为的那么好：我更担心他们下次不再看走眼，也就是终于识破我的“真面目”，意识到我确实不像他们以为的那么好。表扬不能激励我，批评也同样不能，除非这种批评不仅是为了我个人好，而且是指责我损害了别人的利益或辜负了他人的期望。比如我在工作的时候，总是竭尽全力地做到上司的要求，以规避自己因犯错或拖后腿而受到批评，哪怕我做得好也完全没有嘉奖。但我缺少为自己争取的魄力，我不是个好胜心强的人，甚至习惯性地自暴自弃。当有人否定我的时候，那很少能激起我的潜能和斗志，促使我去证明对方是错的，相反倒会令我意志消沉。因此，我在写作上遇到过的最大困难，是如何森得激励和动力。有时候我会问自己，我到底在为谁而写？我看不到他们，他们也看不到我—一假如“他们”确实存在的话。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自卑感真是我最大的精神障碍，随之而来的是对自己的过度调侃和对本意的掩饰，以及讨好、迎合别人，这就像自然界越是软弱的动物越是生活在阴暗、隐蔽的地方，越依赖保护色掩藏自己。因为过度在乎别人的看法，而不敢泄露自己的认真，直至失去认真的能力。因为想迎合不同的人（群），获得归属感，而左支右绌、自相矛盾。面对简单随意的问题，却不能轻松直接地回答。在甚至没有人质疑的情况下先做无谓的解释。经常为自己做过的事、说过的话感到羞愧和难以释怀，精神很容易被扰乱而无法静下心做事。在该表达的时候沉默，在应沉默的时候说一些废话。矫情。害怕犯错，害怕出丑，因而不敢尝试，故步自封。尤其是，现在身边已几乎没有对我怀着恶意的人。要克服这些问题真的很困难，但不克服就永远无法前进。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我看到，从生理冲动到爱情再到结婚，就好比“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而离婚好比“失仁而后义”，不过这仍然比两个互相讨厌的人勉强凑在一起过日子好。以上主要是我从普遍观察中得到的认识，但不是我个人的生活实践。我会被所有长得好看的异性吸引，哪怕只是在大街上迎面走过的；我也会被网上没有见过面但才智或性情出众的异性吸引。但是不能和她们认识，我也没觉得十分遗憾。这辈子吸引过我的异性何止千万，我哪怕穷尽一生，又能满足自己几分之几？而那千万分之几的满足，价值终究微乎其微。人的欲望无穷无尽，遗憾本来就占绝大多数，我不过是从小接受和适应了这一点而已。当然这有可能仍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即我在潜意识里认定自己的追求会落空和失败，因此就习惯了主动放弃，以规避那些落空和失败带来的创伤。哪怕是我认识到这一点，但心理机制是自发的，不受我的理智控制，我不懂得如何矫正它。而且真的有必要矫正吗？人的心理防御机制，难道不是一种抗体，而是一种疾病？我知道有人不会对这些感兴趣，他们认为这是逃避和软弱——这确实是逃避和软弱——出于对我的关心，曾有人善意地劝我：从你的安全区里走出来，勇敢地去追求，勇敢地享受成功，并勇敢地承受失败和痛苦，如此一生才会无悔无怨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此时我想起了《新约》里的一段话：“我实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去，它仍然是一粒麦子。若它落在地里死去，就会结出许多麦子。”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似乎在此之前，有一种我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形成的创作伦理，把我的写作和我本人捆绑在了一起。我发现自己唯一可以创造的作品就只有自己，而我写出的小说，则只是我的自我的一种投射形式。尽管我完全认同，评价一篇小说的好坏，不需要考察它的作者，作品本身就可以提供答案。但这是因为作品中已经包含了作者，就像作者身上也包含了作品一样。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至于婚姻，它规定了法律层面的权利和义务；它很有用，但也仅仅是有用。众所周知，有用的事物是没有灵魂的。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不过放烟花和喝酒，都是晚上才能做的事，白天我们还是面对现实为好。现实就像一个力大无穷、整天在胡说八道的野蛮人，不过最后他总能证明自己是对的。谁要是胆敢质疑他那可就得吃大苦头喽！那些说要接受现实的人其实只是想方设法地让现实接受自己。而说不接受现实的，则可能刚刚被现实拒绝。对此不能抱有精神胜利的想法。在现实面前，连“胜利”的念头都不要有。对于现实，我们真的很难说出些什么，是不会被人挑别、不显得幼稚或自欺欺人的。所以最好还是少说一点儿。或者索性闭上嘴巴，什么都别说。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有一个刚从学校出来的小妹，才十八九岁，是组里最年轻的人之一。她个子很瘦小，力气不大，动作也不快，甚至可以说稍有点儿迟钝。她经常在流水线上拖大家后腿，迫使别人援助她，有时甚至要把传送带停下来。除此以外，她的性格也比较孤僻，在组里没有任何谈得来的朋友。于是，几乎所有人都讨厌她，给她起难听的花名，当面取笑她，对她随意地呵斥。换了我的话，在这种环境里是无法坚持的。可是在精神上，她比我要坚韧，或者是麻木，或者是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反正她坚持了相当久，远远出乎我的预料。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我当时对这些美国的现实主义作家很感兴惫，因为他们描写的生活和情感在我心上有共鸣。这可能是商品社会、消费主义等征服全球的结果：人们的生活经验普遍地同质化了。随着读的文学作品增多，我对现实则感觉越来越疏离。我的生活中，无论是工作、生意还是感情方面，都充满了挫折和痛苦。我在一套我不适应的价值系统里寻求肯定，然后不断地失望和失败。当然，我不能把失败的原因都推到外部环境上。只是我也没必要寻求别人的认同。我应该做我喜欢和擅长的事，比如说写作。显然，在这段时期的我看来，现实世界有多贫瘠，精神世界就有多丰饶。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这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对个人的权利毫无认识。在家里父母只教我与人为善，从没告诉我还要捍卫自己的利益。换了现在我可不会那么蠢，今天的我会坦然接受。这本身就是每个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是资本家的恩赐。如果其他同事对此有不满，那么是他们和资方之间的矛盾，不是和我的矛盾。假如他们搞错了怨恨的对象，我会友善地提醒他们。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当年我竟然想不明白。这可能是因为，从来没有人和我聊起过这些话题。我的父母从不对我说这些。他们一辈子待在事业单位里，对市场经济完全陌生。学校不再安排我们的工作，这事让他们反复念叨。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句子抄 ，总有一句让你佩服或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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