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心语 第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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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青年在超市辱骂伊夫琳·库奇，让她觉得受到了侵犯。文字强奸。被剥得光溜溜。她总是竭力不让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已身上，总是害怕惹人生气，担心一旦惹恼别人，对方就会用不堪入耳的话咒骂她。她一辈子都小心翼翼地避开那些人，好比淑女小心翼翼地提起裙子走过奶牛牧场。她疑心一旦招惹了他们，那些难听的话会立刻喷涌而出，肆无忌惮地将她摧毁。 事情终于发生了，可是她还活着。于是她产生了疑问。仿佛小青年的肆意羞辱把她骂醒了，她终于不得不正视自己，提出一些她曾经因为害怕听到答案而刻意回避的问题。 这种力量，这个歹毒的威胁，这支操控了她的生活的看不见的手枪究竟是什么…害怕挨骂吗？ 她曾经是处女，别人不会骂她荡妇或者娼妓；她结了婚，别人不会骂她老处女；她假装高潮，别人不会骂她性冷淡；她生了孩子，别人不会骂她不能生育；她不是女权主义者，因为她不想让别人骂她男人婆和厌男者；她从不唠叨或者提高嗓门，别人不会骂她泼妇…她时时事事小心谨慎，可是，那个陌生人还是用男人发火时责骂女人的脏话把她拖进了污水沟。 伊夫琳纳闷，骂人的脏话为什么总是与性有关？为什么男人想贬低其他男性时，会骂对方娘娘腔？好像娘娘腔是天底下最恶劣的东西。我们做了什么让别人这么想？为什么性器官“屄”成了骂人的话？人们不再羞辱黑人，至少不当着他们的面骂人。意大利人不再被叫作南蛮子或意大利佬，礼貌的交谈也不再提到犹太佬、日本鬼子、中国佬或西班牙佬。人人都有个团体为自己呐喊，充当后盾。但女人依旧遭受男人的羞辱。为什么？我们的组织在哪里？这不公平。她感到气愤，越想越气愤。伊夫琳想，要是艾姬在我身边就好了。她不会允许那个小青年用脏话骂她。我敢打赌她会把他撞倒在地。 这时候，伊夫琳强迫自己不要继续想下去，因为陡然间，她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这种感觉让她悚然心惊。比多数女人晚了二十年，伊夫琳·库奇生气了。 ...
——范妮·弗拉格《油炸绿番茄》
”她去见一个墓碑店老板朋友，让他做了一块少儿墓碑，上面刻着：小巴迪的胳膊在此长眠1929-1936再见，老友 她把墓碑立在咖啡馆后面的田间。孩子回到家，她把他带到那里，她们大张旗鼓地给他的胳膊举行了葬礼。大家都来了，奥泽尔和大块头乔治的孩子阿蒂斯、贾斯珀，‘威利小子’和‘淘气鸟’，还有邻居们的孩子。艾姬请了几名鹰级童军来吹喇叭。“艾姬第一个开口叫他墩子，露丝忍不住就要发作，说这个绰号太刻薄了。可是艾姬说，这是最好的做法，这样就不会有人在背后瞎议论，她认为，孩子不妨正视自己少了只胳膊的事实：不要太敏好，事实证明她说得对，我没见过有谁能用一只胳膊做那么多事……他会射弹珠、打猎和钓鱼，想做什么都信手拈来，他是汽笛镇的最佳射手。
——范妮·弗拉格《油炸绿番茄》
现在她仔细想想，不禁感到纳闷：这女人的力量与埃德的解解学有什么关系？他说的不是“小子，她长着卵巢”，千真万确，他说的是她长着“蛋”。卵巢里装着卵子。她想：难道卵子不是跟精子同等重要吗？ 这女人什么时候越了界，从“够有种”变成了“过于有种”？ 这个可怜的女人一要想继续下去，她将不得不耗费一生来平衡这些想象中的蛋。平衡就是一切。那么尺寸呢？她很不解。她没听埃德提过尺寸。男人关心的是另一样东西的尺寸，于是她猜想，睾丸的大小并不重要。天底下最要紧的莫过于你长着睾丸。刹那间，这个结论背后简单而直白的真相让她心里一惊。她觉得仿佛有人用铅笔沿着她的脊柱写了个“”（我）字，把最上面的点画在脑袋上。她在椅子上挺直后背，她一 亚拉巴马州伯明翰的伊夫琳·库奇一无意中洞悉了真相，这让她震惊万分。她忽然体会到爱迪生发现电时的心情。当然啦！原来如此…长着睾丸是天底下最要紧的事。难怪她总觉得自已像一辆汽车，在车水马龙中行驶，却没有喇叭。 的确如此。区区两个睾丸，打开了通往一切的大门。它们是她继续前进、得到倾听、受到重视所不可或缺的东西。难怪埃德执意生儿子。 这时候她又想到一个真相，又一个可悲的、无法改变的真相：她没长睾丸，永远不会也不可能长出睾丸。她注定失败。这辈子都没有睾丸，她心里想，除非直系亲属的睾丸也算数。那么她有四颗…埃德和汤米的…不，等一下…如果算上猫，六颗。不，再稍等片刻，既然埃德那么爱她，何不送她一颗睾丸？睾丸移植…没错。要么她还可以向匿名捐赠者求取两颗睾丸。就这样，她要从死人身上买几颗睾丸，把它们装在盒子里，带去出席重要的会议，砰的一声把它们甩在桌面上，逞逞威风。或许她要买四 难怪基督教这么流行。想想耶稣和使徒们…算上“施洗约翰”，共十四对，二十八颗，机关原来在这里！ 噢，在她眼中，一切都豁然开朗。以前她怎么有眼无珠、视而不见呢?...
——范妮·弗拉格《油炸绿番茄》
“我知道凡事都有利弊，”伊夫琳说，“但不知怎的，我还是忍不住羡慕他们。我真希望像他们那样自由奔放。”“哎呀，这我就不懂了，”特雷德古德太太说，“我只盼着吃一顿烤肉，一块馅饼，就会很高兴。”
——范妮·弗拉格《油炸绿番茄》
她明白自己再也无法忍受等待检查结果的日子，认定自己其实不想知道身体有没有出毛病。她宁愿稀里糊涂，让生命戛然而止。
——范妮·弗拉格《油炸绿番茄》
“西普塞瘦伶伶的，个子很小，性格很有趣。黑人那些老派的迷信，她都信以为真。她的母亲是个奴隶。西普塞对咒语怕得要死…她对妈妈说，她在特劳特维尔的邻居每天晚上都在一个人的鞋里放黄色的魔法粉，结果让那个人丧失了机能。不过，这个世界上最让她害怕的东西莫过于动物的脑袋。你交给她一只鸡、一条鱼，或是大块头乔治杀了的一头猪，她一定要先把它们的头在花园里埋起来，然后才肯收拾烹煮。她说，要是不把动物的脑袋埋掉，它们的魂魄就会进入人的身体，让人精神错乱。有一次爸爸忘了这茬，带了些猪头奶酪回家，西普塞像报丧女妖一样尖叫着跑了出去。直到她的一个朋友在原地作了法，她才肯回来。她埋在花园里的动物脑袋大概足有上百个了吧。你知道，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种出了镇上最大的番茄、秋葵和南瓜！以前巴迪管它叫鱼头花园。
——范妮·弗拉格《油炸绿番茄》
火车的名称诗情画意……日落有限公司……皇家棕榈……新奥尔良市……迪克西飞行员……火焰飞翔……暮色有限公司……矮棕榈……黑钻石……南方美人……银星……
——范妮·弗拉格《油炸绿番茄》
不，她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她的生活，它日复一日地让她回想起那间灰扑扑的重症监护候诊室。
——范妮·弗拉格《油炸绿番茄》
这种力量，这个歹毒的威胁，这支操控了她的生活的看不见的手枪究竟是什么……害怕挨骂吗？她曾经是处女，别人不会骂她荡妇或者娼妓；她结了婚，别人不会骂她老处女；她假装高潮，别人不会骂她性冷淡；她生了孩子，别人不会骂她不能生育；她不是女权主义者，因为她不想让别人骂她男人婆和厌男者；她从不唠叨或者提高嗓门，别人不会骂她泼妇……她时时事事小心谨慎，可是，那个陌生人还是用男人发火时责骂女人的脏话把她拖进了污水沟。
——范妮·弗拉格《油炸绿番茄》
第二个人不反对用空口袋的主意，可以，他温和地说。他了解你的想象力，你的想象力可以与你的勇敢媲美，这一点，在博亚蒂的五年中早已得到了证实。因此，他绝不赞同那些低估你成功可能性的人的看法。由于了解你的性格，无论警察，还是约安尼迪斯都不会怀疑口袋里装的不是炸药。他唯一怀疑的是你能否从这次爆炸中活下来，不管你是活下来，还是死去，这次行动的最终目的又是什么呢？“我告诉你，是全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到希腊，调动国内外舆论，让军政府出丑。”他点点头，清了清嗓子，仿佛想得到我的认同，把最重要的话译成英语，以便我能理解。然后，像布道一样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他说，没有人会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名叫格拉左斯的英雄爬上了卫城，把入口附近旗杆上的德国国旗扯了下来。这个勇敢的举动如今已经成为传说，写进了小学的课本。但除了让世界一时轰动和嘲笑入侵者外，这个举动又有什么作用呢？难道它唤醒了人民，影响了历史的进程吗？勇敢的壮举、个人的英雄主义绝不会影响社会的现实。它们表现的仅仅是个人主义、人的自负，但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因为它们只局限在特殊的环境之中。遗憾的是，希腊人很擅长此道，关于这个问题，伯特兰·罗素专门写了一篇论文。罗素认为，希腊城邦的公民受原始爱国主义思想的支配，显得很勇敢，但不智慧。他们的热情固然可以取得个人的成功，但这种成功对整个城邦并没有裨益，归根结底，此乃他们政治上无能的表现。当然，即使不援引罗素的话，我们也能明白，出类拔萃的榜样并不能有效地动员民众。相反，这种榜样会使他们胆怯，因为在一个人或少数人的壮举面前，他们会有一种遭排斥、受威胁的感觉，会陷入一种自卑的情结。所以，英雄的牺牲是一种利己主义行为。“利已主义？”你勃然提问，像一记耳光一样响亮。“不错，是利己主义的行为。或者我应该称之为孤芳自赏？确实是一种错误行为。”“孤芳自赏？错误行为？”这次的发问像是在鞭挞。“是的，阿莱克斯...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首先，你通过我写的书和有时刊登在雅典报纸上的文章，开始知道我。结果你了解了我的母语，以每天二十个生字和两个不规则动词的速度来学习它，以便我们一旦见面，就能彼此交谈。你需要这种特殊记忆的努力，以便克服由于孤独而导致的精神的惰性，克服那种会扼杀你思想专注的可怕的迷茫，否则，你会纠缠于某一种回忆，或让自己耽于无用的幻想。其次，正如我们将会了解的一样，在这几年中，你写出了你最美的诗句。但最重要的是，你从未屈服过，从没有改变过你拒绝妥协的英雄本色。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当你怀疑时，你感到很平静；当你相信确有其事时，内心又分裂成两半。人还是一个人，可这个人却由慷慨和自私、勇敢和软弱、始终如一和反复无常构成。如果说一半的你不希望它发生的话，那么，另一半的你却发疯地渴盼着它的发生。你还年轻，感谢上帝，你还活着，你再也无法忍受继续待在这个坟墓里了！在坟墓里，你从来看不到太阳，看不到天空，接触不到一个女人，不能拥抱她，爱抚她，不能对她说，我爱你；在坟墓里，你总是孤独，孤独，孤独，只能在一个长一米八、宽九十厘米的地方挪动，等于没有死就被埋葬了！外面是生活。空间，生活。阳光，生活。人，生活。爱情，生活。明天，生活。做个英雄真难。那是何等的冷酷无情，缺乏人性，愚不可及，徒劳无益啊！有谁为你是个英雄感谢过你吗？他们会为你立起纪念碑，以你的名字来为街道和广场命名吗？即使他们这么做了，对你又有什么意义呢？难道纪念碑、街道、广场会弥补你失去的青春，没有生活过的生命？不，够了，这是在亵渎生命。仅仅为了人们的感谢，你就不是在尽自己的义务。你这样做是出于原则，为你自己，为你自己的尊严。有谁知道此时此刻有多少人——左的和右的，东方的和西方的——为了他们自己的尊严，不图任何感激的回报而被投进监狱，关在单人的囚室，被活埋吗？这些人的名字过去人们不知道，未来可能也永远不会被了解。他们是无名志士，没有被赞美的英雄，他们也渴望太阳，渴望天空，渴望爱情，渴望伴侣，饱受空间逼仄、缺乏光线之苦，同样遭到某个扎卡拉基斯的惩罚与折磨，他们的鞋子、香烟、书籍、报纸、笔、纸、诗歌被没收，被迫穿上紧身衣，耳朵里常听到的是：“他疯了！他疯了！”这个世界充满了这样的疯子。这些疯子是人中豪杰，几乎总是身陷囹圄。只有那些见风使舵、善于妥协、沉默寡言、唯唯诺诺、唯命是从、变节出卖、乐意做奴才的人才不会尝到铁窗的滋味。得了，也许你正在放弃？难道只要能在草坪上或海滩上奔跑，拥有一个女人，和她躺在床上耳鬓厮磨就...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由于扎卡拉基斯从未有过绝食的经历，所以他不知道前三天的重要性。只有在前三天，犯人才有进食的欲望，过了这段时间便陷入昏昏沉沉的状态，饥饿的感觉也就消失了。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他们无视你说的话，你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受教条、制服、主义的束缚，不要被那些对你们颐指气使、发誓许愿、恫吓讹诈的家伙所迷惑，不要上那些想用新主子来代替旧主子的人的当。上帝啊，你们不是羔羊，不应该在别人罪恶的保护伞下寻求栖身之所。你们起来战斗吧，请用你们自己的头脑来思考吧，要记住每个人都是特定的人，都有一定的价值，都是一个珍贵的个体、不可替代的存在，应该对自己负责，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自己的创造者。你们应该捍卫你们的‘自我’，它是全部自由的核心，自由是一种义务，是一种先于权利的义务。”现在他们倒是愿意听你说了，可是你已不在人间。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我忘了告诉你们一件事，既然在如今这个技术时代，一切都是短暂的，那么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我们会更快地相遇，更快地分别，也同样能够更加快速、便捷地再次相聚。总之，所谓的“分离”不再是、或者说不必是最终的离别。我们曾经乘坐飞机与对方相见，那么现在、将来亦能如此。所以虽然天各一方、聚散不停，但我们仍是一个整体。我觉得婚姻已经是过时的东西了。在我的书《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中，我曾经写道：女人一定要做母亲的想法已经是老一辈人的东西了。现在我要加一句，婚姻也是老古董了。……婚姻中的支配感与被支配感令我厌恶。它是绊脚石，阻止你自由地奔跑、跳跃、攀上高高的大树。我一直高声反对着那些统治者：国家统治者、教会统治者、资本统治者，如果我接受一个被称为“丈夫”的人来支配我，那么我所做的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不想支配任何人，那么他缘何能够支配我？我不会控制他，也不愿被他控制；我不会窥探他，也不愿被他窥探。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我远离了新闻业。只是远离，而不是放弃。从某一刻开始，我觉得新闲业再也无法满足我了。因为新闻特续不了多久，也许一天，也许一周或一个月之后，某篇新用报道就“死”了。就算这篇报道再好，就算你荣幸地接到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电话，问你：“法拉奇女士，请问我们能在百科全书的年鉴中选用您的文章吗？”也是一样的。因为新闻报道关注的是即刻的事件真相，所以文章都是简化的、具体到个别事件的：比如每日报道，比如关于某个人，某个地点或某件事的报道。此外，或者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选择远离新闻业：新闻报道让我仿佛戴着手铐在写作。因为我必须专注于最严谨的细节、最精确的表述。而且新闻写作完全不给我足够的时间，让我寻求语言的韵律与和谐，写出一篇优美的文章。当印刷办公室在等着你的文章，编辑在催促你“快点法拉奇，赶快”，你没时间斟酌语言。此外，除了每日新闻中的事件，你也没有时间或是空间向读者展露更多的真相。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去全世界旅行 “工作”这个词使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这样的影像：我站在床上，只有六七岁的样子，母亲正在给我穿一件毛衫。毛衫很粗糙，刺得我难受。我的个头只够得着母亲的脖子，为了能面对面看着她，我只能向后仰起头。于是我看见了母亲，正在哭泣的母亲。愤怒至极的她默默啜泣，对我说：“你绝对不能像我一样！你不能像我一样变成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奴隶！你要去工作！工作！走出去！走向这个世界！去全世界旅行！”我不明白母亲为什么总是那么忙，总是要干那么多的活儿。后来，在我少年时期的某一天，我向母亲说起当时的场景，问道：“难道你所做的不叫工作吗？”母亲回答：“不，那只是奴役。”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我只是一个敢于说出心中的想法，做自己认为该做之事，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且毫不恐惧的人罢了。或者说，我只是尽力不向恐惧妥协罢了。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更让我震惊的是，我认识他们时，这群年龄在二十九到三十九岁之间的人已经从灵魂中透出一种沧桑感。他们都是一头灰发，已经谢顶或是半谢顶，皱纹、担忧、焦虑、沉重的责任和艰苦的工作在他们脸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感谢《欧洲人》（我的名字经常出现在世界各地最具声望的报纸上，所以也谢谢它们），它让我得以像“蛀虫”一样寄生于历史之中，在历史发生的那一刻感受它；感谢《欧洲人》，它让我见证了历史的残酷与和平粉饰下的污秽；也让我认识、描述了那些被运气砸中获得权力，从而决定我们命运走向的大大小小的人物。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句子抄 ，总有一句让你佩服或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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