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我对那些伟大作品的每一次阅读，都会被它们带走。我就像是一个胆怯的孩子，小心翼翼地抓住它们的衣角，模仿着它们的步伐，在时间的长河里缓缓走去，那是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它们将我带走，然后又让我独自一人回去。当我回来之后，才知道它们已经永远和我在一起了。

——余华《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我已经有十五年的写作历史，我知道这并不长久，我要说的是写作会改变一个人，尤其是擅长虚构叙述的人。作家长时期的写作，会使自己变得越来越软弱、胆小和犹豫不决；那些被认为应该克服的缺点在我这里常常是应有尽有，而人们颂扬的刚毅、果断和英勇无畏则只能在我虚构的笔下出现。思维的训练将我一步一步地推到了深深的怀疑之中，从而使我逐渐地失去理性的能力，使我的思想变得害羞和不敢说话；而另一方面的能力却是茁壮成长，我能够准确地知道一粒纽扣掉到地上时的声响和它滚动的姿态，而且对我来说，它比死去一位总统重要得多。

——余华《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余华《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

什么是灵感？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里曾经引用伯里克利的比喻，这位希腊政治学谈到那些为祖国而在战争中死去的年轻人时，这样说：“就像从我们的一年中夺走了春天。”

——余华《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

我惊讶哈金推土机似的叙述方式，笨拙并且轰然作响。哈金的写作是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段叙述都是扎扎实实的。在他的小说里，我们读不到那些聪明作家惯用的回避和跳跃，这种无力的写作至今风行，被推崇为写作的灵气。作为同行，我知道迎面而上的写作是最困难的，也是最需要力量和勇气的。有位古罗马时期的哲学家说，最优秀的学者不是最聪明的人：哈金一步一个脚印的写作证明了同样的道理，最优秀的作家不是最聪明的人。可是用英语写作后，哈金奇特的人生之路开始了。毕竟哈金去美国时不是一个孩子，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一个带着深深的中国现实和中国历史烙印的成年人，用异国他乡的语言来表达自己故乡的悲喜交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哈金做到了，他的每一部英语小说都要修改二十多遍，有的甚至修改四十多遍，这样的修改并不是针对人物和故事细节上的把握，而是针对英语用词分寸的把握。

——余华《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

30多年前，也就是文革后期，我还是一个中学生。当时男生和女生之间是不说话的，虽然非常想说话，可是不敢说，就是爱慕对方，也只能偷偷的用眼睛看看而已。也有胆大的男生悄悄的给女生写纸条，而且还不敢写上明确示爱的句子。都是一些指鹿为马的句子。比如说要送给对方一块橡皮、一支铅笔之类的句子来传达爱的信息。接到纸条的女生立刻明白那小子想干什么，女生普遍的反应是紧张和害怕。假如纸条一旦曝光，女生就会深感羞愧，好像他自己做错了什么。30多年以后的今天，中学生谈情说爱早已在心理上合法化，在舆论上公开化。现在的女中学生竟然是穿着校服去医院做人流手术。媒体上曾经有过这样一条信息，一个女中学生穿着校服去医院做人流手术时，有四个穿着校服的男中学生簇拥着，当医生说手术前需要家属签字时。四个男中学生争先恐后的抢着要签名，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余华《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

我现在还是这样一个观点，一个年轻的作家，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应该多去尝试一下不同风格的写作，这对他将来的写作会有很大的帮助。我写了那么多年以后才能理解到一点，就是文学是一条比自己的人生长得多的道路。这就好比我们应该鼓励现在的年轻人，一定要多谈恋爱，而且是上床的恋爱，然后再考虑结婚。

——余华《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纪念馆还有一处国际义人区，这是为了纪念那些在大屠杀期间援救犹太人的非犹太人。展示的国际义人有两万多名，他们中间一些人的话被刻在柱子上和墙上，有些已是名言，比如德国牧师马丁·尼莫拉那段著名的话：“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也有不知名的人的话也被刻在那里，一个波兰人说出了一句让我难忘的话。这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波兰农民，他把一个犹太人藏在家中的地窖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个犹太人才走出地窖。以色列建国后，这个波兰人被视为英雄请到耶路撒冷，人们问他，你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犹太人，他说：“我不知道犹太人是什么，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余华《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第二天我给李小林发了短信，说我们这一代作家很幸运，这是因为巴金的长寿。巴金气管切开以后又在病床上煎熬了很多年，那样的生活是很痛苦的，他自己说过长寿是对他的惩罚。但是巴金的长寿，让我们这一代作家有足够的时间自由成长。我觉得当时的极左派们很想把我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但是我们后面有《收获》，有巴金，我们都没去西伯利亚，最北也就是跑到东北，参加完一个活动又跑回来了。

——余华《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叶兆言对此有很好的解释，他说你要先读过十年书，才能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没读十年书的话，听君百席话也没用。这个读了十年的书就是经验，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顿悟就是非经验的突然闪现。

——余华《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贝瑞逊在信里说，老人就是老人，大海就是大海，鲨鱼就是鲨鱼，他们不象征什么，但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无处不洋溢着象征。贝瑞逊在这里不只对象征做出了准确的解释，还指出了文学的宽广性。简单地说，当你把老人写成某种象征，把大海写成某种象征，把鲨鱼写成某种象征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你的描写局限了，甚至老人不像老人，大海不像大海，鲨鱼不像鲨鱼。把老人写成活生生的老人，把大海写成活生生的大海，把鲨鱼写成活生生的鲨鱼，就会无处不洋溢着象征。

——余华《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他们一到就要跳舞，但没人觉得这样做可疑。其实，只有勇敢才可疑。让自己的身体勇敢？你等于是叫蛆勇敢，蛆颜色淡红、苍白，身上软绵绵的，就像我们一样。

——路易-费迪南·塞利纳《长夜行》

一切都可能继续下去。战争烧伤了一些人，也暖和了另一些人，就像火能使人痛苦也能使人舒服一样，这要看人是在火中还是在火旁。你得自已去应付，事情就是这样。她说我变了很多，这点也是事实。生活会把你扭曲，会把你的脸压坏。生活也把她的脸压坏了，但坏得较少，坏得很少。穷人们遍体鳞伤。苦难是个巨人，要把你的脸当成抹布，用来擦净世上的垃圾。但还有很多擦不干净。但是，我觉得在洛拉身上发现了某种新的东西，发现她有消沉、忧郁的时刻，她在乐呵呵的蠢话中也留有空白，在这种时刻，人应该重新镇定一下，以便把他生活和岁月的成果再往前推进一步，但同他的愿望相反，他的岁月已变得过于沉重，使他尚存的活力和该死的诗意不堪重负。

——路易-费迪南·塞利纳《长夜行》

我们一生中最大的辛劳莫过于竭尽全力在二十年、四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内保持理性，干净彻底地扼制自我，即邪恶的、残忍的、荒诞的自我。我们生来就是跛行的下等人，却偏偏从早到晚遵照普遍的理想争当超人，人生真是一场噩梦

——路易-费迪南·塞利纳《长夜行》

人们这么睡觉真令人心寒，看得出他们对人事沧桑满不在乎，也不想明白为什么活着，全然无所谓。他们懵懵懂懂地睡觉，还挺得意哩，这些蠢货，不管是不是美国人，一概麻木不仁。他们总那样心安理得。需量人

——路易-费迪南·塞利纳《长夜行》

这一天传晚，他们两个人靠在了桥栏上、他们不断地说着什么，同时不断地笑着。我看到晚霞映红了他们的身体，一直看到黑暗笼罩了他们。他们一直靠在桥栏上，他们手里夹着的香烟不时地闪亮起来。这天晚上，我一直站在那里听着他们的声音，可是我什么话都没有听进去。

——余华《黄昏里的男孩》

只要我和她坐在一起脏话，我说什么样的脏话，做什么样的坏事，她都能心安理得。要是我走出这间屋子，我离开了她，她就不会这样了，她会感到不安，她会不高兴，她会喊叫和指责我，然后就是伤心和流泪了。这就是婚姻，我要和她寸步不离，这是作为丈夫的职责，直到白头到老，哀乐响起。

——余华《黄昏里的男孩》

回首往事有时就像是翻阅陈旧的日历，昔日曾经出现过的欢乐和痛苦的时光成为了同样的颜色，在泛黄的纸上字迹都是样的暗淡，使人难以区分。这似乎就是人生之路，经历总是比回忆鲜明有力。回忆在岁月消逝后出现，如同一根稻草漂浮到溺水者眼前，自我的拯救仅仅只是象征。同样的道理，回忆无法还原过去的生活，它只是偶然提醒我们：过去曾经拥有过什么？而且这样的提醒时常以篡改为荣，不过人们也需要偷梁换柱的回忆来满足内心的虚荣，使过去的人生变得丰富和饱满。

——余华《黄昏里的男孩》

他搅乱了她的生活，让她的心理也随之失常，可是他把自己的一切都调节得很好。于是她怒火中烧，她咬牙切齿，然而她不知道如何发泄。

——余华《黄昏里的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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