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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73 孔子又曰:“君子不器。”又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用则行,则由己以行道;舍则藏,则藏道于己以传世;求己与道之合为一体,故曰“为己”。若仅以己身供人用,则我身仅如一器,无道可言,又何足贵!孔子以子贡为器,而又曰:“子之器瑚琏也。”瑚琏藏在宗庙,乃贵器,不能随便使用。如冉有,则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以冉有仅为季孙氏用,则犹器之下矣。P180 此下中国政治业务,必求士之。而为士者,则宁退不进……惟中国则为人另有一更高标准,更高境界。而政治人物,群向此境界而趋赴,亦得群向此标准而崇仰。此中国社会之有士,所以为中国文化所独具之一最有意义与价值之所在。
——钱穆《国史新论》
吾尝谓中国文化乃是艺术性的,而西方则是科学性的。但中国亦非无科学。即如数学与医学,中国皆远古即有传统。惟中国医学亦偏艺术性,乃从人身生理学上发明演进。而西方医学,则从人体物理学上发明演进。彼此大不同,但究竟同是一科学。又如枪炮火药,亦最先发明于中国。但中国人不愿在此上继续有发展,乃改为爆竹与烟火,而枪炮则由西方人传去,不断继续发明,以有今日之核子武器。所以今日中国要学习西方近代科学,亦得深具中国自己传统之艺术化。
——钱穆《国史新论》
中国近代政治潮流,依然只侧重在革命与组党两条路。组党为的是要革命,革命后仍还只重在组党。党是一种力量,可以用来革命。党又是一种力量,可以用来把握革命后所取得的政权。所以有了这一党,便不许有那一党。那一党之争取出路,依然有待于再革命。而中国近代政党的组成,显然不由社会下层的真正民众,而仍是社会中层的知识分子在活动、在主持。他们只想把民众投归党,没有想把党来回向民众,于是变成了由党来革民众的命。这样的组党革命,将永不会有成功之前途
——钱穆《国史新论》
但我们更应该说,电脑绝非是人的文化脑。倘要把电箭来代替人的文化脑,如欲用机器人来代替真人,而不知其间的差别,这又将是他日的一大错误。 再说如记忆吧,你的脑子记不清,写一行两行字,便记住了。那一行两行字,也是你的生命工具,也是你的文化脑。而且那一行两行字,不仅替你记忆,也还能替一切人记忆。一切人看见此一行两行字,便都会记起那一行两行字中之所记,所以那一行两行字,也便变成了千万人之公脑了。千万人之公脑,又能变成一个人的私脑。如人走进图书馆,千万人所记,随手翻阅,都可记上他,心来。这便是语言文字之功,也即是那一张嘴的功。
——钱穆《人生十论》
我在小孩時,便聽人講,中國人重男輕女。這句話直到現在還有人講。我真不知道這句話是從何講起。試問我們從來的中國人,是不是只看重父親,不看重母親的?又是不是只看重兄弟,不看重姊妹的?照中國人講法,男人女人同是人,夫婦父母兄弟姊妹同是一家人,大家相親相愛,這纔叫做齊家。如何來做夫做婦,做父做母,做子做女,做兄做弟,做姊做妹,這則是修身。我想全世界人,沒有像中國人這般看重女性的。舉一個證據,你拿一部二十五史來看,中間講到女性的有多少。我想至少有百分之十到二十。而那些女性,絕大部分都不牽涉到政治事業。這是全世界其他各國歷史記載中所絕對沒有的。
——钱穆《人生十论》
在中国人心里,这一理论,沉浸得够深够透的。古人有言,豹死留皮,人死留名。中国人不想涅槃,不想天堂,也不想在生前尽量发展个人自由与现世快乐,却想自己死后还在别人心里留下一痕迹,这一痕迹便是名。忠臣孝子,全只是一个名。名是他的生前之全人格在别人心里所发生的反映与所保留的痕迹。古人又云,盖棺论定。
——钱穆《人生十论》
这一条大道,再简括言之,则是由自然情况中来建立社会关系,再由社会关系中来发扬道德精神。而人类此种道德精神,则必然由于人类心性之自由生长而广大之。
——钱穆《人生十论》
死,乃人生一终了,遂使人生得完成。人之所以为人,我之所以为我,都因其有一死。换言之,则因其是有一限者。有此一终了,才得完成其为人,或完成其为我。
——钱穆《人生十论》
若没有文化的人生,则自然人生也算不上恶。若没有更高文化的人生,则浅显文化的人生,也不好算是恶。正为文化人生愈演而愈进,因而恶的评价、恶的观念,也将随之而更鲜明,更深刻。
——钱穆《人生十论》
我并不是反对全球化,我反对的是美国化的全球化和跨国资本化的全球化。500年前一船欧洲的廉价物品可以换取一船非洲的奴隶,现在一个波音的飞机翅膀可以在中国换取难以计算的棉花和粮食。全球化的经济不会带来全球平等的繁荣,贸易的自由化也不会带来公平的交易。这是因为少数人拥有了出价的权利,而绝大多数人连还价的权利都没有。P145
——余华《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
我想,这也许就是人们为什么如此迷恋往事的原因,因为消失的一切都会获得归来的权利。在文学和音乐的叙述里,在绘画和摄影的镜框里,在生活的回忆和梦境的闪现里,它们随时都会突然回来。
——余华《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
深陷在绝望之中,或者说能够超越绝望,这应该是同等的两种不同的生存状况。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容易被绝望吸引,也更容易被它感动。因为绝望比超越更痛苦,也就是说绝望是一种彻底的情感,而超越是一种变化的情感。
——余华《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
吴站长;蒋宋孔陈家里有多少钱啊,所以他们愿意革命。咱们革命是为什么呀!
——龙一《潜伏》
废话,跟你住那么久了,谁还要我?
——龙一《潜伏》
不孝则成,今日大婚,只能掌灯夜烛,无三叩九拜谢恩列位尊堂,无花酒饭菜招待各位乡亲父老,无凤冠霞帔装扮新娘,这一切实属无奈。战火无情,恩爱有成,所幸家妻翠平不厌简陋,愿与我这般过生活,令则成感激不尽。我们秉承家道,敬祖上,为家门添荣耀,传宗接代,为国业行大义,不辱声望。
——龙一《潜伏》
最舍不得的我都舍了,那就没了
——龙一《潜伏》
你知道我们战死的时候,坟头上是鲜花还是狗屎?
——龙一《潜伏》
这可能是文学里最为动人的相遇了。当然,还有让-保罗·萨特在巴黎的公园的椅子上读到了卡夫卡;博尔赫斯读到了奥斯卡·王尔德;阿尔贝·加缪读到了威廉·福克纳;波德莱尔读到了爱伦·坡;尤金·奥尼尔读到了斯特林堡;毛姆读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名字的古怪拼写曾经使让一保罗·萨特发出一阵讥笑,可是当他读完卡夫卡的作品以后,他就只能去讥笑自己了。
——余华《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最后一个例子应该属于司汤达。这位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年长38岁的作家倒是一位绅士,而且是法语培养出来的绅士。可以这么说,在19世纪浩若烟海的文学里,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最为接近的作家可能是司汤达,尽管两人之间的风格相去甚远,就像宫殿和监狱一样,然而欧洲的历史经常将宫殿和监狱安置在同一幢建筑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司汤达也被欧洲的文学安置到了一起,形成古怪的对称。
——余华《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一千零一夜》将民间世俗的理想、圆滑的人情世故、神秘主义的梦幻、现实主义的批判性,以及命运的因果报应和道德上的惩恶扬善熔于一炉,其漫长和庞杂的故事犹如连成一片后绵延不绝的山峰。然而重要的是一只要仔细阅读全书就会发现,叙述中合理的依据在其浩瀚的篇幅里随处可见,或者说正是这些来自于现实的可信的依据将故事里的每一个转折衔接得天衣无缝。
——余华《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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