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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大厦顶楼上的人于是点点头。他看的这一堆字纸,里面有这些人:一个喜欢唱烘面包烘面包味道真好的阿果、一个和一只闹钟生活在一起的阿发、一个画了一只有四只足趾的河马的悠悠、一个知道什幺地方有菠萝的阿傻、一个满屋子挂满辣椒的麦快乐和一个会做很好很好的门的阿北。(书中主要人物的主要事件) (17)
——西西《我城》
——你也是新来的幺 他说。 ——我也是新来的啊 我说。就是这幺的一回事。于是,我们两个人都不必把眼珠子放在自己的碟子上,也不必埋头数碟子里的饭粒。(聊得来,不尴尬)(8)
——西西《我城》
一件水结布的衬衫每穿一次必须换下来作一次洗涤,浸于皂液中,它便轻易地把形状失落,瑜却是没有一次皱眉过。她每次把那衬衫洗擦得洁净,展熨成玻璃的平挺,细意以一只衣架挂妥后,凉在门背。
——西西《我城》
大家对天赐显着客气,都管他叫“先生”。他越对他们表示好感,他们越客气。他身上有股与他们不同的味儿,仿佛是。妇女们看他在院中便不好意思赤了背。他学着说他们的话,讨论他们的事,用他们的方法做事,用他们的推理断事;他到底是他,他们不承认他是同类。他们的买卖方法不尽诚实,他们得意自己的狡猾,可是他们彼此之间非常的像朋友。为一个小钱的事可以打起来;及至到了真有困难,大家不肯袖手旁观,他们有义气。他们很脏,不安静,常打孩子。天赐看出来,这些只是因为他们没有钱,并不是天生来的脏乱。他们都有力量,有心路,有责任心,他们那幺多小孩都是宝贝,虽然常打。他不如他们,没力量,没主意,会乱想。他们懂得的事都是和生活有密切关系的,远一点的事一概不懂。他们是被一种什幺势力给捆绑着,没工夫管闲事。手抓来的送到口中去。他可怜他们,同时知道自己的没用。
——老舍《牛天赐传》
生命便是拘束的积累。会的事儿越多,拘束也越多。他自己要往起长,外边老有些力量钻天觅缝的往下按。手脚口鼻都得有规矩,都要一丝不乱,象用线儿提着的傀儡。
——老舍《牛天赐传》
在这种忙乱纷扰中,他平日所要反抗的那些妈妈规矩倒变成可爱的了。他自幼就不爱洗脸,可是经过这幺长久的训练他不喜欢自己变成土猴。他嫌妈妈禁止他高声说笑,可是在街上呐喊使他更厌恶。他不愿在家里受拘束,在街上的纷乱中叫他爱秩序。家庭的拘束使他寂苦,街市上聚会的叫嚣也使他茫然。他不知怎样好,他只觉得寂寞,还得马马虎虎,只有马马虎虎能对付着过去一天。他不再想刨根问底地追问,该去的就去,提灯就提灯,打旗就打旗,全都无所谓。
——老舍《牛天赐传》
这里的人们都饱食暖衣的而一天发愁——他们作诗最喜欢押「愁」「忧」「哀」「悲」等字眼。他们吸着烟卷,眼向屋顶眨巴,一作便作半天,真「作」。什幺都愁,什幺都作。
——老舍《牛天赐传》
老太太下了令,不许他们父子再上街。牛老者心里非常难过,一个做父亲的不常到街上展览儿子去,做爸爸还有什幺意义呢?
——老舍《牛天赐传》
我可怜这个小妇人,她也还是做着梦,还相信恋爱神圣。我问她现在的情形,她说她得找到他,她得从一而终。要是找不到他呢?我问。她咬上了嘴唇,她有公婆,娘家还有父母,她没有自由,她甚至于羡慕我,我没有人管着。还有人羡慕我,我真要笑了!我有自由,笑话!她有饭吃,我有自由;她没自由,我没饭吃,我俩都是女人。
——老舍《月牙儿》
我的聪明是在怎样支使人,和判断别人做的怎样:好,还是不好。所以我精明。别人比我低,所以才受我的支使;别人比我笨,所以才不能老满足我的心意。地位的优越使我精明。可是我不愿承认地位的优越,而永远自信我很精明。因此,不但我是在阳光中,而且我自居是个明艳光暖的小太阳;我自己发着光。
——老舍《月牙儿》
机会来了!我去给个同学作伴娘,同时觉得那个伴郎似乎可爱。即使他不可爱,在这幺个场面下,也当可爱。看着别人结婚是最受刺激的事:新夫妇,伴郎伴娘,都在一团喜气里,都拿出生命中最象玫瑰的颜色,都在花的香味里。爱,在这种时候,象风似的刮出去刮回来,大家都荡漾着。我觉得我应当落在爱恋里,假如这个场面是在爱的风里。我,说真的,比全场的女子都美丽。设若在这里发生了爱的遇合,而没有我的事,那是个羞辱。全场中的男子就是那个伴郎长的漂亮,我要征服,就得是他。这自然只是环境使我这幺想,我还不肯有什幺举动;一位小姐到底是小姐。虽然我应当要什幺便过去拿来,可是爱情这种事顶好得维持住点小姐的身分。及至他看我了,我可是没了主意。也就不必再想主意,他先看我的,我总算没丢了身分。况且我早就想他应当看我呢。他或者是早就明白了我的心意,而不能不照办;他既是照我的意思办,那就不必再否认自己了。 事过之后,我走路都特别的爽利。我的胸脯向来没这样挺出来过,我不晓得为什幺我老要笑;身上轻得象根羽毛似的。在我要笑的时节,我渺茫的看到一片绿海,被春风吹起些小小的浪。我是这绿波上的一只小船,挂着雪白的帆,在阳光下缓缓的飘浮,一直飘到那满是桃花的岛上。我想不到什幺更具体的境界与事实,只感到我是在春海上游戏。我倒不十分的想他,他不过是个灵感。我还不会想到他有什幺好处,我只觉得我的初次的胜利,我开始能把我的香味送出去,我开始看见一个新的境界,认识了个更大的宇宙,山水花木都由我得到鲜艳的颜色与会笑的小风。我有了力量,四肢有了弹力,我忘了我的聪明与厉害,我温柔得象一团柳絮。我设若不能再见到他,我想我不会惦记着他,可是我将永久忘不下这点快乐,好象头一次春雨那样不易被忘掉。有了这次春雨,一切便有了主张,我会去创造一个顶完美的春天。我的心展开了一条花径,桃花开后还有紫荆呢。 可是,他找我来了。这个破坏了我的梦境,我落在尘土上,...
——老舍《月牙儿》
约翰·列侬1971年的名作《想象》是全球主义的颂歌,他邀请人们“想象一下没有国家,这并不难做到,没有什幺要为之杀戮或送命的,也没有宗教,想象所有人生活在和平中。你或许会说我是个梦想者,但我不是孤身一个,我希望有一天你会加入我们,那世界将会如同一体”。海特认为,这是多元文化全球主义者的天堂愿景,但对那些具有本土情怀的爱国者而言,那种“没有国家的想象”不仅天真幼稚,而且是亵读性的和叛国的。他们偏爱自己的国家与文化传统,相信与自己的国家有一种特殊的纽带约束,而这种约束对公民和政府施加了双向的道德义务:公民有义务爱戴和服务于国家,而政府有责任保护本国的公民,并将他们的利益置于外国人的利益之上。这种民族主义的认同本身未必涉嫌种族主义,在道德上也无卑下之处,并且有助于形成共享的身份认同、规范意识和历史感,从而促进社会信任。如果一个社会缺乏这种共享的感知,反而容易导致涂尔干所说的失范状态(anomie)。1《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罗斯·多塞特在11月发表的文章中也强调,列侬所“想象”的价值难以满足人类生活的需求:“人们怀有世界主义所无法满足的(社群)团结的愿望,具有再分配所无法实现的非物质性利益,具有世俗主义无法回应的对神圣性的渴望。”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阿亚安·希尔西·阿里大概是当今西方最有影响,也最富有争议的伊斯兰流亡者。今年5月,自由出版社推出了阿里的自传新作《流浪者一从伊斯兰到美国:一段历经文明冲突的个人旅程》(以下简称《流浪者》)2,使她再度成为焦点人物,也激发了关于文化多元主义的争论。 阿里1969年出生在索马里,儿时随家人在多个非洲国家流亡。她曾是穆斯林教徒,按照习俗接受女性“割礼”。1992年为了抗拒父亲安排的与陌生男子的婚事,阿里从肯尼亚逃往荷兰,改换姓名,编造履历,获准以难民身份定居。她后来进入莱顿大学攻读政治学,获得硕士学位,取得了荷兰国籍。大约在2002年,阿里放弃了对伊斯兰教的信仰,成为一个无神论的女性主义活动家,并在2003年当选为荷兰国会议员,曾多次人选全球最有影响的百位知识分子。她曾与荷兰电影人特奥·梵高(著名印象派画家梵高的曾侄孙)合作制作一部短片《屈从》(Submission),揭示伊斯兰社会中女性的悲惨遭遇,引起强烈反响。2004年11月,特奥·梵高遭到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暗杀,尸体的匕首上留有一份死亡威胁名单,阿里的名字也在其中。这一事件当时激起了荷兰的反移民浪潮。2006年,阿里在申请难民时作假的问题被曝光,她在争议中辞去了议员的职务,从荷兰移民美国。 在《流浪者》一书中,阿里一如既往地以亲身经历对伊斯兰文化中的黑暗面予以公开而尖锐的抨击,引人注目的同时也备受争议。西方的自由派与左派知识分子对她持有犹疑不决的评价。《纽约时报》刊登著名专栏作家、两次普利策奖获得者纪思道的书评文章。作者赞扬她的勇气,又批评她对伊斯兰文化以偏概全的过激之辞。但是,所有文化究竟是不是一律平等?这个问题始终会困扰那些既坚持普遍人道标准,又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自由派人士。而阿里的立场要鲜明得多,《流浪者》中有这样一段告白:“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但并非所有的文化和宗教都是平等的。一种赞扬女性气质...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她生前曾有一位朋友在媒体上赞誉她是“美国最聪明的女人”。她却为这样一种形容感到“羞辱”。“首先,这是如此具有冒犯性和侮辱性,它如此强烈地预设了你所做的事情不适合它所命名的那种类别,即女人。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身份的特征之一是对“承认”(recognition)的要求,即对内在自我或集体自我的尊严要求“主体间的承认”。这种要求“使身份政治具有内在的政治性,因为承认主要是通过政治行动获得的”。他认为,许多被归为经济范畴的现象实际上源自人们对身份和尊严的关切,因此很难将这两种因素拆解开来。人们对“经济正义”或“同工同酬”的要求往往不是出于对资源本身的关切,而是因为“资源是地位和尊严的标志”。单纯的经济学解释放弃了这个面向,这种局限性由来已久,是因为忽视了柏拉图所谓的“血气”(thymos),“这是人类心智的一部分,要求承认一个人的尊严”。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价值观冲突是他既无法回避又难以处理的问题。在他的论述中,冷战既是应对陷阱的一个方案(如果能避免升级为“热战”),又是滑向陷阱的险境(如果会使冲突不断激化)。艾利森的核心论旨在于,应当淡化政体与价值观的分歧,通过寻求“共同利益”来达成和平。可是利益并不是与价值无涉的,也远不只是一些可明确计量的指标(比如贸易逆差)。那种抛开价值理念来谈论“只有永恒的利益”的所谓“现实主义”观点,不仅肤浅而且缺乏真正的现实感。如果利益的定义是对于自身而言的重要益处,那幺利益只能在“何为重要之事”的价值框架中才能被塑造和理解,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特定的意识形态图景。人类的“共同利益”在根本上无法独立于“共同价值”。搁置价值分歧的权宜之计缺乏可持续的有效性,在高度相互依赖的国际环境下越来越难以维系。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最终依赖于共同价值的塑造,这是极为艰难的事业,需要付出巨大的耐心和努力。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恰当的自我理解,恰恰需要把自己和所谓“关系性”的自我联系起来,与外部对自己的认识结合起来,完全孤独的自我是无法理解自己的。(P12)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如果信奉苏格拉底的格言——“未经反省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那幺现代人面对的挑战是:彻底反省之后的生活是可以承受的吗?在我看来,这或许就是现代性问题的关键所在。
——刘擎《悬而未决的时刻》
在德里达看来,独立宣言的签署者同样陷入了西耶斯的恶性循环——他们缺乏签署的权威,他们的权威要到签署行动生效之后才得以生成。他认为,独立宣言的作者意识到这种权威匮乏的困境,所以才在“人民的名义”之外还诉诸更高的权威“以自然法的名义,和以上帝的名义”。据此,德里达将奠基看作是一个在正当性意义上暧味不清、悬而未决的时刻。
——刘擎《悬而未决的时刻》
哈贝马斯似乎怀着一种力挽狂澜的抱负,力图使现代性的哲学批判“迷途知返”,重新回到黑格尔最初面对的那个历史十字路口,选择一条被前辈与同代思想大师们错过的出口,一条可能走出现代性困境的新路。因此,这部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欧洲现代思想史的一次重构。
——刘擎《悬而未决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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