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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本是遥不可及,看不到,嗅不着,然而赌博让抽象的命运切切实地落到你手,可见可碰可敲可摔。命运如此贴近,所以是如此地亲。你不必等待,伸手即可触摸命运,轻易地,直接地,跟命运打个照面,所以你明白,你并不孤单,跟你对赌的并桌前的其他人,而是命运,只是命运。
——马家辉《龙头凤尾》
运气好到了极点,通常是凶兆,好事来尽之后便是坏事,预告灾难将至,一盘总账算下来,往往得不偿失,如同吃得肠胃撑满,弯腰呕吐,胃汁胆液倾囊而出,后悔已来不及。来来去去,出出入入,何去何从,不管怎么选择都总有理由,只不过有时候是自己不知道,或知道了却不肯承认。而承认了呢,又不见得能被别人接受。甚至有许多选择是否真的由得自己,恐怕也难说,生命仿佛有自己的轨迹,生命的自己比自己的自己更大,更不可掌握。
——马家辉《龙头凤尾》
乱世里的江湖人,活得都像爆竹,轰然一响之后,粉碎落地,红彤彤,却是血腥的红而非喜气的红,里面有自己也有别人。
——马家辉《龙头凤尾》
在我的想象里,“鬼粉丝”有名有姓,是功夫高手,自小在习武的路途上吃尽苦头,也尝过不少甜头,但他如同世上所有人,承受着渺不可解的茫茫天意,有着意料未及的命运。最重要的是,他跟《龙头凤尾》和《鸳鸯六七四》的关键人物有过交集,在时代的滚滚洪流里,有过如此或如彼的恩仇纠缠,而那样的时代,也是我亲身经历过的,爱过也恨过的,世界。 我本来就不是个谦虚的人,对于自己的创作,更常有无法自控的张扬。我不道歉,你也没必要原谅。读书就好,就系咁啰。
——马家辉《双天至尊》
坚强些,别动不动便喊苦喊忽。相信阿妈,生命很奇怪你越喊,它越苦;你有事没事多笑笑,好运气自然会来。好运气喜欢跟乐观的人相处。你懂得什么叫作‘乐观’吗?那就是在最坏的时刻都不要绝望,都要相信坏事过完便会有好事发生。你绝望了,值得你锡的人便没人锡了,不是更可怜吗?”
——马家辉《双天至尊》
后来他经常对人说:“耿师父说过,人生路长得很呢,都是坑坑洞洞,跌倒,是家常便饭,最重要的是跌完可以爬番起身。”
——马家辉《双天至尊》
被骗的人通常不一定因为愚味或无知,只不过,因为信任。信任永远是一种选择。
——马家辉《双天至尊》
生命很奇怪,你愈喊,它愈苦;你有事没事多笑笑,好运气自然会来。好运气喜欢跟乐的人相处。你懂得什么叫做“乐观”吗?那就是,在最坏的时刻都不要绝望,都要相信坏事过完便会有好事发生。
——马家辉《双天至尊》
死亡恐惧可能是人与生俱来的“能力”,它让我们觅食、交流、组成家庭并构成社会、对抗未知。道观里的人们同样也要面对未知的生活和突如其来的变故,然而大家却不会过分担忧。教我打拳的道长说,只要能吃饭、能干活,自己身体就没问题一他们用经验解决世俗的困难,靠信仰面对灵异的遭遇。山下的医疗卫生体系、山里的中草药常识、日常的打拳练功和被人类学者称为“地方性知识”的乡土经验可以解决这个相对封闭的小社区内的大部分生活难题,哪怕他们掌握的中医药知识不够精准,打坐吐纳的玄机也没有被很多人掌握,但有彼此的相互陪伴,与人、与神“在一起”的状态就能让大家感到心安。
——李闯《辞职上山》
做编辑的那几年,为了卖书,我每天在社交平台上蹿下跳,希望得到大家的关注,而如今我却只是希望把自己的见闻分享出来,描述一些我见到的可能性,也算给自己这段过往一个交代。我被一些媒体贴上“逆社会时钟”或“躺平”的标签,但我并不认可这些定义。我觉得自己只是为过上好日子而努力,但如果追求幸福也成了离经叛道,文化多样性反而成了“脱轨”,那大概是社会出了问题,而不能怪我。
——李闯《辞职上山》
他们说,刚开始读经都会这样,慢慢习惯就好了。回想我的梦,似乎对方并没有明显的“讨债”情绪,所以不像第二种情况。我猜大概是道观附近的某个小仙女(?)晚上路过,刚好听到我在读经,于是就来和我聊聊,未必怀有恶意梦里她(它?)也没对我怎样,只是静静地看着我而已。 所以我要怎么面对呢? 道长说,要包容和接受。“道士渡四生六道,对人对鬼一视同仁。法力强的可以渡鬼,能力差的就渡人,再差的就种善根,做善事,结善缘。不要有分别心。”另一位道长接过话,继续说:“我们早、晚课拜诰的时候经常称颂神仙‘大悲大愿,大圣大慈’,而我们修道的人也要以此为榜样,有大慈悲心,发大善心。一切解决不了的事情最终都要依靠大善。”对梦里突然闯进的妖魔鬼怪也要笑脸相迎,让我这种资质平平的入门小白感到为难。后来有道长给我提供了一个更直接的方式:把经书摆在床头。但随后他又说: “不过呢,有利有弊。如果有神仙夜里过来看你,本打算指点一下你的修行,结果你把经书放床头,可能神鬼就都会避开你了。” 这么说来,我还是……靠一身正气硬扛吧!
——李闯《辞职上山》
公历是直线型的时间,从公元纪年起,我们在每一个元旦都迎来新的一年,而我们也相信在这条时间线上的人类社会是发展的、前进的、从低级到高级的。与此不同的是,农历是循环型的时间。人们在某个节气播种,在某个节气收获,在某个节气迎来酷暑,或者在某个节气准备过冬,虽不能说亘古不变,但一年四季如圆环般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成为农耕社会生产生活的基本依据。
——李闯《辞职上山》
在第七十一回书中,特写“嫌隙人有心生嫌隙”,邢氏已经在公开场合给熙凤以很大的难堪局面——事势昭然若揭了。贾赦也被调唆得恨上了自己的儿子贾琏,把他毒打了一顿,打得卧床不起——与贾政打宝玉遥相呼应。这就是我早说过的:大房与二房的摩擦、正室与侧室的矛盾,共同构成了“内祟”,伏下了“家亡人散各奔腾”的基因——也引致了“外敌”的乘虚进攻。于是荣宁二府遂一败涂地。荣宁彻底破败,大观园墟为衰草寒烟,众女儿如残红落水,纷纷凋尽。
——周汝昌《红楼小讲》
它是有思想的,有认识的。他是入世的,而非出世的。所以才说“枉入红尘若许年”,白去了一回,而毫无建树功业,它不是为了“寻求”彼岸。
——周汝昌《红楼小讲》
人的才干,在日常琐碎中,不是一点也看不出,但毕竟难得鲜明。所以必须遇上大事、在盘根错节上,才愈显出过人出众之オ的光彩夺目来。秦氏之死,东府无人能办此大事(旧社会,婚丧大礼,非同小可,一般人是顶不起这个繁难的差使的),于是就从西府借来了凤姐儿,代理重任。
——周汝昌《红楼小讲》
中国诗的“源头”有两大端:一是中华民族的“诗性”与“诗心”,二是汉字语文的“诗境”与“诗音”。不懂这两大端,就不懂中国诗的特色——极独特的“美学特征”。 何谓民族的诗性诗心?比如看见一轮皓月当空,一种人想的是广寒宫殿、神女嫦娥、桂花玉兔……;另一种人想的则是一个冰冷的死星球,要想知道的是它的物质结构、矿水资源、开发利用……这前一种人是中华诗人;那后一种人是一般科学家。此二者谁是谁非,孰优孰劣?不是评判你短我长的问题,只是指明两者之间的差异是何等的巨大! 又何谓语文的诗境诗音?汉字单音丰蕴,每个字构造包涵了形、音、义三个因子,加上几千或上万年的历史文化的浸润生发,结果是每个字都是一个“境界”,一个“文化信息库”、“文艺联想典”!而其音律,四声平仄,抑扬顿挫,音乐性极强,节奏性特美,而无论四言、五言、七言或“长短句”(词曲句法),主体组构都是以每二字为一个“音组”,以平仄(一阴一阳之道)交互轮换组联而成——乃是世间上千种语文的惟一的一种“诗的语文”,无与伦比! 对此,皆须寻索、领会、认识。.. 正因如此,讲中国诗,不知其极大的民族特点特色,而用外来(不同民族、语言、文化)的文学、理论、观念、标准来“分析”、“解释”,于是中国之诗,所存几稀矣。 讲中国诗,不是什么“形象鲜明”、“语言生动”等等这一套常见词汇与概念所能从事的,需要中华传统大文化的“功底”,也需要中华独擅讲说(传道授业)的民族方式、风格。多年来文学界的理论家、批评家、鉴赏家,大抵过于倾心于西方的一切潮流、名色,而对上述问题多半是漠然无动于衷。这种情况使大部头的诗词鉴赏书籍(尽管作出了可观的贡献)失却了中国说诗谈艺的宝贵传统与瑰奇光彩。 读诗说诗,要懂字音字义,要懂格律音节,要懂文化典故,要懂历史环境,更要懂中华民族的诗性、诗心、诗境、诗音。 ...
——周汝昌《千秋一寸心》
中国诗的“源头”有两大端:一是中华民族的“诗性”与“诗心”,二是汉字语文的“诗境”与“诗音”。不懂这两大端,就不懂中国诗的特色——极独特的“美学特征”。何谓民族的诗性诗心?比如看见一轮皓月当空,一种人想的是广寒宫殿、神女嫦娥、桂花玉兔……;另一种人想的则是一个冰冷的死星球,要想知道的是它的物质结构、矿水资源、开发利用……这前一种人是中华诗人;那后一种人是一般科学家。此二者谁是谁非,孰优孰劣?不是评判你短我长的问题,只是指明两者之间的差异是何等的巨大!又何谓语文的诗境诗音?汉字单音丰蕴,每个字的构造包涵了形、音、义三个因子,加上几千或上万年的历史文化的浸润生发,结果是每个字都是一个“境界”,一个“文化信息库”、“文艺联想典”!而其音律,四声平仄,抑扬顿挫,音乐性极强,节奏性特美,而无论四言、五言、七言或“长短句”(词曲句法),主体组构都是以每二字为一个“音组”,以平仄(一阴一阳之道)交互轮换组联而成——乃是世间上千种语文的惟一的一种“诗的语文”,无与伦比!
——周汝昌《千秋一寸心》
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州。贾生年少虚流涕,王粲春来更远游。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
——周汝昌《千秋一寸心》
当然,诗有各式各样奇情异采,焉能如同日常白话。诗(包括词典……)有时是要讲一讲的,讲讲可以帮助理解,启发意趣,交流情感,不妨就说是一种“诗的网络”,让我们共同欣赏这些佳句名篇吧。 其实所谓“诗的网络”,也不过是人的心灵的网络:诗者(通称诗人)的心,讲者的心,读者的心,此“三心”的交感互通,构成了中华诗道的“千秋一寸心”。中华诗的特色,源于中华汉字本身的极大特点:四声平仄、音义对仗,历史文化典故的的奇妙作用与运用……这些,却被所谓的“文学改良”给“改”掉了,即取消了。于是剩下的就是我此刻写的这种乏味的白话文了。拿这种取消了“诗”的质素的“白话文”来讲诗,这事本身就富有讽刺意味。可是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中华诗,讲究有灵性,有神韵,有境界;假如没有这种特色,就不会成为好诗——甚至够不上真诗。而这种特色,单靠讲解又是不够的。讲解是语言文字,它无法传达“意思”、“道理”、“评论”、“说明”等等以外的精确含义,所以还需要读诗者自身的领悟和感受。所谓“可意会不可言传”者,不是故弄玄虚,实在是真有此事、此理、此境。问题也许会落到:究竟什么是性灵?什么是神韵?又什么是境界…… 简而言之,粗陈大概,可以这么回答:性灵是灵心慧性,能在世俗通常的“哲思逻辑”、“人生观”、“世界观”以及对万事万物的“价值观”之“外”,另具一种高层次的精神感受领悟能力,能说出常人所不能、不会表达的目境和心境——诗的境界,即精神活动感爱领悟的高低深浅的“层次”,不是“环境”、“境遇”的那个“境”,也不是等同于“景色”的实境。 神,是精神之不灭而长存的“力量”和“状态”。韵,是悠扬飘渺而绵绵不尽的“音声”之魂——它能“绕梁三日”,“袅袅不绝”,总在耳际、心际萦回往复。大约人类以语言文字而创造的艺术作品中,当以本身具有特定诗质而产生了上述诸般魅力的汉字语文为之最。 中华诗与中华汉字特点是...
——周汝昌《千秋一寸心》
写作是否会通向救赎,我不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是一种释放、一种宣泄。揭开伤疤的写作本身就是一场艰苦卓绝而又痛快淋漓的治疗。而在当下,私人的写作也可以具有社会价值,甚至历史价值。“你的私事,七大姑八大姨的事,关我什么事儿?为什么我要花时间去读你的自说自话?”也许有人会问。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自传能折射出作者本人所处的大环境和那个大环境下的人们的生活状态。读者总能在作者的自说自话里找到一些与自己相通的碎片。许多事情是超越种族、性别、国籍的,比如忧伤、快乐、老人的亡故、新生儿的诞生等。从这个角度来讲,树儿的养育经历能超越孤独症儿童的边界,为所有育儿的家长提供参考与经验也未可知。
——朱矛矛《树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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