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心语 第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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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我只是好奇年轻人为什么不工作、不社交、不恋爱，但后来，我的写作动机逐渐转变为另一种好奇:人将会为自己选择何种生活?换言之，人都在为自己选择什么样的存在方式?我想知道“选择”的时刻如何发生，也想知道，在“选择”过后，人们的生活究竟会发生什么变化。
——李颖迪《逃走的人》
她们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只说自己在一家航空公司上班。“我从来没说我是一名保安，怎么能告诉她们实话？” 关系很快结束了，花去不少积蓄。他提供的聊天记录证实了其中一段经历。他认为绝大多数人生活的最终目标就是结婚生子，他自己也是。他信奉金钱在婚恋里的主导作用。来到鹤壁后，他将更多时间花在网络上，为热点事件发表看法，与人争执，似乎成了一个躲在网络后面的人。
——李颖迪《逃走的人》
“不想奋斗，奋斗给谁看？”一个人说，“我一个人，这点钱够花，为什么还要去工作呢？如果哪天游戏打腻了，就在鹤岗随便找个工作。” “如果我放弃家庭，放弃亲情。反正一切都放弃掉。一个单身男人，开销不是很大的情况下，我发现人生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在比亚迪汽车厂工作过的男生说，“不想要的东西就不要了。”也许更重要的是后面一句：“我可以选择不要。” 我与学者袁长庚交流，他谈到对生活哲学的看法： 过去四十年的高速发展带来了一个副产品。那就是不管你身处什么社会阶层，不管你是什么生存背景，在很大程度上都共享着一整套生活逻辑。富人也好，穷人也好，城市人也好，农村人也好，虽然你对自己未来的期待不一样，但你总是有所期待：一个人就应该好好劳动，为子孙后代留下一定积蓄，或让你的后代实现阶层跃升。这是过去四十年的高速发展给我们在心理层面上留下的最大公约数。我们几乎是全民无条件接受了这套生活逻辑。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从生活逻辑和生活哲学的多样性上来说，这比较单一。这就造成一个问题，如果你恰好生在这个时代，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所受到的影响，你见到的很多东西，这一切会让你产生一种感觉一好像只有过上这样的生活才正常，这是世上唯
——李颖迪《逃走的人》
据说古希腊人第欧根尼住在一个木桶中，他拥有的所有财产只包括这个木桶、一件斗篷、一根棍子、一个面包袋。亚历山大大帝去拜访并询问有什么能帮到他。他说:请你不要遮住我的阳光。
——李颖迪《逃走的人》
每当有人表扬我时，我会担心他们看走了眼，即事实上我不像他们以为的那么好：我更担心他们下次不再看走眼，也就是终于识破我的“真面目”，意识到我确实不像他们以为的那么好。表扬不能激励我，批评也同样不能，除非这种批评不仅是为了我个人好，而且是指责我损害了别人的利益或辜负了他人的期望。比如我在工作的时候，总是竭尽全力地做到上司的要求，以规避自己因犯错或拖后腿而受到批评，哪怕我做得好也完全没有嘉奖。但我缺少为自己争取的魄力，我不是个好胜心强的人，甚至习惯性地自暴自弃。当有人否定我的时候，那很少能激起我的潜能和斗志，促使我去证明对方是错的，相反倒会令我意志消沉。因此，我在写作上遇到过的最大困难，是如何森得激励和动力。有时候我会问自己，我到底在为谁而写？我看不到他们，他们也看不到我—一假如“他们”确实存在的话。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自卑感真是我最大的精神障碍，随之而来的是对自己的过度调侃和对本意的掩饰，以及讨好、迎合别人，这就像自然界越是软弱的动物越是生活在阴暗、隐蔽的地方，越依赖保护色掩藏自己。因为过度在乎别人的看法，而不敢泄露自己的认真，直至失去认真的能力。因为想迎合不同的人（群），获得归属感，而左支右绌、自相矛盾。面对简单随意的问题，却不能轻松直接地回答。在甚至没有人质疑的情况下先做无谓的解释。经常为自己做过的事、说过的话感到羞愧和难以释怀，精神很容易被扰乱而无法静下心做事。在该表达的时候沉默，在应沉默的时候说一些废话。矫情。害怕犯错，害怕出丑，因而不敢尝试，故步自封。尤其是，现在身边已几乎没有对我怀着恶意的人。要克服这些问题真的很困难，但不克服就永远无法前进。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我看到，从生理冲动到爱情再到结婚，就好比“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而离婚好比“失仁而后义”，不过这仍然比两个互相讨厌的人勉强凑在一起过日子好。以上主要是我从普遍观察中得到的认识，但不是我个人的生活实践。我会被所有长得好看的异性吸引，哪怕只是在大街上迎面走过的；我也会被网上没有见过面但才智或性情出众的异性吸引。但是不能和她们认识，我也没觉得十分遗憾。这辈子吸引过我的异性何止千万，我哪怕穷尽一生，又能满足自己几分之几？而那千万分之几的满足，价值终究微乎其微。人的欲望无穷无尽，遗憾本来就占绝大多数，我不过是从小接受和适应了这一点而已。当然这有可能仍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即我在潜意识里认定自己的追求会落空和失败，因此就习惯了主动放弃，以规避那些落空和失败带来的创伤。哪怕是我认识到这一点，但心理机制是自发的，不受我的理智控制，我不懂得如何矫正它。而且真的有必要矫正吗？人的心理防御机制，难道不是一种抗体，而是一种疾病？我知道有人不会对这些感兴趣，他们认为这是逃避和软弱——这确实是逃避和软弱——出于对我的关心，曾有人善意地劝我：从你的安全区里走出来，勇敢地去追求，勇敢地享受成功，并勇敢地承受失败和痛苦，如此一生才会无悔无怨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此时我想起了《新约》里的一段话：“我实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去，它仍然是一粒麦子。若它落在地里死去，就会结出许多麦子。”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似乎在此之前，有一种我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形成的创作伦理，把我的写作和我本人捆绑在了一起。我发现自己唯一可以创造的作品就只有自己，而我写出的小说，则只是我的自我的一种投射形式。尽管我完全认同，评价一篇小说的好坏，不需要考察它的作者，作品本身就可以提供答案。但这是因为作品中已经包含了作者，就像作者身上也包含了作品一样。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至于婚姻，它规定了法律层面的权利和义务；它很有用，但也仅仅是有用。众所周知，有用的事物是没有灵魂的。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不过放烟花和喝酒，都是晚上才能做的事，白天我们还是面对现实为好。现实就像一个力大无穷、整天在胡说八道的野蛮人，不过最后他总能证明自己是对的。谁要是胆敢质疑他那可就得吃大苦头喽！那些说要接受现实的人其实只是想方设法地让现实接受自己。而说不接受现实的，则可能刚刚被现实拒绝。对此不能抱有精神胜利的想法。在现实面前，连“胜利”的念头都不要有。对于现实，我们真的很难说出些什么，是不会被人挑别、不显得幼稚或自欺欺人的。所以最好还是少说一点儿。或者索性闭上嘴巴，什么都别说。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有一个刚从学校出来的小妹，才十八九岁，是组里最年轻的人之一。她个子很瘦小，力气不大，动作也不快，甚至可以说稍有点儿迟钝。她经常在流水线上拖大家后腿，迫使别人援助她，有时甚至要把传送带停下来。除此以外，她的性格也比较孤僻，在组里没有任何谈得来的朋友。于是，几乎所有人都讨厌她，给她起难听的花名，当面取笑她，对她随意地呵斥。换了我的话，在这种环境里是无法坚持的。可是在精神上，她比我要坚韧，或者是麻木，或者是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反正她坚持了相当久，远远出乎我的预料。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我当时对这些美国的现实主义作家很感兴惫，因为他们描写的生活和情感在我心上有共鸣。这可能是商品社会、消费主义等征服全球的结果：人们的生活经验普遍地同质化了。随着读的文学作品增多，我对现实则感觉越来越疏离。我的生活中，无论是工作、生意还是感情方面，都充满了挫折和痛苦。我在一套我不适应的价值系统里寻求肯定，然后不断地失望和失败。当然，我不能把失败的原因都推到外部环境上。只是我也没必要寻求别人的认同。我应该做我喜欢和擅长的事，比如说写作。显然，在这段时期的我看来，现实世界有多贫瘠，精神世界就有多丰饶。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这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对个人的权利毫无认识。在家里父母只教我与人为善，从没告诉我还要捍卫自己的利益。换了现在我可不会那么蠢，今天的我会坦然接受。这本身就是每个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是资本家的恩赐。如果其他同事对此有不满，那么是他们和资方之间的矛盾，不是和我的矛盾。假如他们搞错了怨恨的对象，我会友善地提醒他们。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当年我竟然想不明白。这可能是因为，从来没有人和我聊起过这些话题。我的父母从不对我说这些。他们一辈子待在事业单位里，对市场经济完全陌生。学校不再安排我们的工作，这事让他们反复念叨。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Y一方面不乐意看到我们有片刻空闲，有时甚至拿一些没意义的差事消磨我们：但另一方面又很舍得花钱请我们吃饭，希望和我们搞好关系。其他车店的老板大多不会这样。Y有一种过度行为的倾向：一边过度地索取，一边过度地施予；一边过度地伤害，一边过度地补偿…总之，她很难心平气和，她活在一种持续的激动中——她是个天生的斗士。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人有时候太高傲了，总认为可以告诉别人“应该怎么做”，但是最终承担那些情绪、种种后果的，都是当事人自己。轻飘飘地说一句“警察会帮你的”，当然不费力气，可是把三个孩子送出去，真的就会幸福吗？
——扎十一惹《寻找金福真》
春天真好啊，灰暗的大地又焕发生机，城市里无数不被留意的小生命，在静悄悄地舒展着身体，在畅快地呼吸着空气，在每一个一点一点变暖的夜晚，宣告自己的成长和美丽。
——扎十一惹《寻找金福真》
人生，建立起来就像垒长城一样艰难，崩塌却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容易。
——扎十一惹《寻找金福真》
不管怎么样，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如果一个人还能说出来哪怕一个喜欢的词汇，世界就不应当放任她孤独。
——扎十一惹《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
我也是到这个年纪才明白了一件事：人并非吃饱穿暖就会快乐，长期的价值观分裂是真的很痛苦的，不亚于生理重疾。每一天每一天，只要你踏进那栋建筑，坐上工位，你就不再具有个人的思维。明明心里想的是一回事，必须做的（譬如工作要求）却是另一回事，长期下去就会很撕裂、很痛苦。这是我做传统媒体那么多年最直接的感受。我知道自己身处的世界，几乎每一个角落都是如此。 可我的眼睛无法把看见当作没看见，把感觉当做没感觉， 把规则当成正确，把恐惧当成梦境。我改变不了世界， 只能救救自己。如果想解脱只有两个方法：一是彻底同化成工作人格，从里到外都认可工作价值观，安安稳稳，永远幸福；二是脱离工作环境，去做愿意做的事情。当然了，不管选择一或者二都挺对的，都是在对自己负责。或者对很多人来讲，这几乎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自然而然：自然地融入，自然地生存。你知道机器在运转，你知道有一天机器的齿轮可能会把自己的生活卷碎，但你会一直一直做机器上的一环，来避免破碎之前就先被抛弃。这份工作给我的最后一击，来自一位同事的表彰会议。他之所以被表彰，是因为他在一次工作中突发眼疾，为了不耽误工作，他硬撑着痛楚，冒着双目失明的风险，坚持完成了工作。在会议上，我的冷汗止
——扎十一惹《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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