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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认为采取一些补救措施可以让行动变得可预测，但她强调它们的范围是有限的。原因很简单，总是存在着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可能 性，从而打破表面上冷酷无情的过程或把政治引向完全不同的方向，但行动本身不能治愈过去的创伤或让不可预见的未来变得安全。只有人类宽恕或承诺的能力能解决这些问题，但也只是部分地解决。报复过去的错误只会激起进一步的报复，而宽恕能打破这个没完没了的令人厌倦的链条，近年来南非种族之间为和解所作出的努力，就是阿伦特观点的一个感人例证。不过，如她所说的，没有人能宽恕他自己：只有他人的不可预见的合作才能宽恕，而有些恶行永远无法宽恕。另外，这一解除行动所引发的结束链条的办法只对人的行动造成的结果有效，不能通过宽恕来矫正那类引爆核反应或引起种族灭绝的“对自然采取的行动”（action into nature）。 另一种对付由复数的主动性造成的不可预见之后果的办法是人类作出承诺和信守承诺的能力。一个人对自己作承诺是靠不住的，但是当复数的人们走到一起，为了未来而作出保证时，他们在自身之间创造的合约就在“不确定的海洋”上抛出了一个“可预见的岛屿”，创造了一种新的确定性，使他们能共同运用权力。所有这些就是契约、条约和章程，它们或许像美国宪法那样强大可靠，或许（像希特勒的《慕尼黑协定》那样）根本就不值得写在文件上。换言之，它们完全是偶然的，根本达不到哲学家想象中的假定的一致性。 阿伦特因赞美行动而享有盛誉，最为著名的，是她谈论雅典人与他们的同侪一起投人公共领域而赢得不朽声名的那些段落。但《人的境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思想本身在它“根据结果计算”时就变成了大脑的一种功能，结果人们发现电子工具要比他们自己能更好地履行这些功能。行动在不久前还一直被理解为纯粹的制作和制造，而制作本来具有世界性，并且内在地不关心生命，但现在也被看作仅仅是劳动的另一种形式，一种生命过程的更复杂但并不更神秘的功能。P252-253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剧的主旨是一种强烈的诱惑——在一个使善良成为不可能的世界中，在一个自我否定的环境中，去做一个善良的人。布莱希特剧本中的戏剧冲突几乎总是类似的：那些被悲悯之心所驱使，着手去改变世界的人负担不了善。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有理由认为，让逐渐破落的富人相信他们此时的贫穷，正如让逐渐富裕的穷人相信他们此刻的富足一样困难；前者似乎被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的大手大脚冲昏了头脑，后者则似乎被小气吝啬所支配，这种小气吝啬不是别的，实际上只是根深蒂固的恐惧，不知道第二天会是什么样。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讨论诗歌是一件让人不安的任务。诗歌可以引用，却不宜用来讨论。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菜辛从未与他所生活的世界和平相处。他喜欢“挑战偏见”和向宫廷的臣仆们宣示真理”。尽管他为这些快乐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它们仍然是真实的快乐。有一次，当他试图向自己已解释这种“悲剧性的快乐”的来源时，他说：“所有的激情，甚至最让人不快的激情，作为激情都是快乐”，因为“它们使我们…更加意识到我们的存在，它们使我们感受到更多的真实”。这句话让人印象深刘地回想起希腊人关于激情的学说，他们把诸如愤怒这样的情感列入“使人快乐的激情”当中，却把希望和恐惧一起算到坏的激情里。就这一评价取决于真实性（ reality）方面的差异而言，它与菜辛完全相同；不过，他们所说的“真实性”都并非以激情对灵魂的影响力来衡量，而毋宁说是由激情传达给灵魂的现实性（ reality）的程度来衡量的。在希望中，灵魂越出了现实，正如在恐惧中它从现实面前退缩了回来。然而愤怒，尤其是莱辛身上的那种愤怒，却显明和揭示出了世界，正如菜辛在其喜剧《明娜・冯・·巴尔赫姆》（ Minna von Barnhelm）中的笑声试图带来与世界的和解那样。这样一种笑帮助人在世界中找到一个位置，但它仍然是反讽性的，也就是说，它并不把人的灵魂出卖给世界。快乐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强化了的对真实的意识，它来自一种对世界的热情开放和对世界的爱。甚至那种关于人将被世界毁灭的知识，也不能减损这种“悲刷性的快乐”。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在那里，合理的憎恨只会使人脾气变坏，而有理由的愤怒也只是使自己的声音变得刺耳。直到灾难降临到每件事和每个人头上的那一刻之前，它都被遮蔽着——不是被现实遮蔽，而是被几乎所有的官方代表们的高调言辞和空话所遮蔽。如果公共领域的功能，是提供一个显现空间来使人类的事物得以被光照亮，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可以通过言语和行动不同程度的展示出他们自身是谁，以及他们能做些什么，那么，当这光亮被熄灭时，黑暗就降临了。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的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他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像我们这样长期习惯了黑暗的眼睛，几乎无法告知人们，那些光到底是蜡烛的光芒还是炽烈的阳光。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暂且不看以上事实，还有一点十分明显，屠杀的对象可以是任何一个特定群体，也就是说，究竟哪一个群体被选中只取决于环境因素。不难想象，在即将到来的全自动化经济时代，人们可能会把智商在某个水平线以下的人全部清除掉。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审判的目的是且只是伸张正义，除此之外，哪怕是最崇高的潜在目的——如纽伦堡审判出庭检察官罗伯特·盖哈特·斯托里所言，纽伦堡审判的高级目标旨在“为希特勒政权制造一份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完整记录”——也只会偏离法律的主要任务：审核指控，公正裁决，审慎量刑。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他说：“希特勒可能千错万错，但是有一点不容置疑：这个人有本事从一名德军准下士一跃成为八千万人的人民领袖…仅凭他的成功，就足以让我心服口服地受他领导。”（按德语版补充内容：他限所有人一样“幸福地看到‘人民中的一员'、税务官员之子能够站在人民的最顶端”。这个发迹之路也象征了他的“最高理想：人民共同体”）当他看到，各处“上层社会”跟他有着相同的热切和渴望，他便心安理得了。审判书中说他“闭耳不听良心的声音”。他根本没必要那样做，不是因为他没有良知，而是因为他的良知在以一种“高尚的声音”，以他身边高尚的人群发出的声音发声。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在阿根廷，他的避难生活过得不快乐；在耶路撒冷的法庭上，他的人生似乎满盘皆输。可是无论在哪里，如果有谁问他的话，他大概都会坚持以前党卫军一级突击大队长的身份被处以绞刑，而不是作为真空石油公司旅行销售员平安无事地度过一生。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由于犹太人只考虑自身的历史语境，于是，希特勒统治时期犹太人所里受的灾难（ 三分之一同胞被害），在他们看来并不是最近才有的犯罪，也不是前所未有的种族屠杀，恰恰相反，乃是他们早已熟悉和铭记的最古老的犯罪。这一误解，实际上是耶路撒冷审判中所有败笔以及缺憾的根源所在。参加审判的人里面，没有一个人真正明白奥斯维辛在事实层面究竟有多么恐怖。奥斯维辛恐怖的本质有别于迄今所有暴虐行为，却只被公诉方和法官当做犹太历史上最恐怖的种族屠杀而已。他们由此认为，从纳粹党早期的反犹到《纽伦堡法案》，再到德国排犹运动，直到最后的毒气室，贯穿着一条直线。然而，从政治和法律角度看，这些“犯罪”无论在量的层面还是质的层面，都不可同日而语。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艾希曼无论在阿根廷还是在耶路撒冷所表现出的令人震惊的认罪态度，与其说是因为他本身具有的自欺欺人的犯罪能力，还不如说是因为构成普遍性且被普遍接受的谎言体系氛围，也就是第三帝国的大气候。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由汉娜·阿伦特首先提出的刽子手和受害者的心态同化现象，得到了一系列调查研究的证实。她讲到在集中营和灭绝营的极端条件下出现一种特殊的社会心理现象，它来源于一种必要性：即便在完全丧失法律和人权的极限条件下，也要维持社会关系网络。如此也就解释了受害者在濒临生存绝境之际为何还要被动走向死亡，同时也解释了监工与特别行动队之间的被迫合作，此外还包括看守与囚犯之间复杂的角色等级。另一个层面是强加给犹太社团和组织的规范机能（Ordnungsfunktion）。在主管此事的党卫军指挥机构和犹太委员会（他们背负着极度的心理压力）之间，无疑形成了一种有效分工。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德国社会的八千万人，曾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以相同的自欺欺人、谎言和愚蠢隔绝于真相和现实之外，所有的这些自欺、谎言和愚蠢也都深深根植于艾希曼的头脑。这些谎言一年变一个样，还时常自相矛盾；更有甚者，对于纳粹党组织的各个不同分支或不同人群而言，这些谎言也并非一定一致。但是，自欺欺人的做法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几乎成了生存的必要条件；甚至直到现在，纳粹政权垮台十八年后的今天，谎言中的大多数具体内容已经被遗忘，有时人们还是很难相信，谎言竟已成为德国民族性格的组成部分。战争期间，对所有德国人民影响最深的谎言是那句“德意志民族的命运之战”。发明这个口号的不是希特勒就是戈培尔。从三方面看，它更易令人自我蒙蔽：它首先暗示出，这场战争并非普通的战争；其次，它是由命运而非德国所发起的：第三，它事关德国人的生死存亡，不是消灭敌人，就是被敌人消灭。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就像她起初提到的那样：多半是艾希曼的“不思考”注定让他成为没有个性的死亡执行官，成为所有时代中最器务的罪犯。她强调艾希曼在道德和智识上很空洞，内心是虚无的。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他所给予我的一切，包括我的成长地贝克顿，以及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书籍，很快就变成是由外婆给予的，而并不是他。外婆则一直都在那里。早餐后，她会穿上工作服，在通往藏书室台阶旁的露台给狗刷毛，然后戴着厚皮手套，在温室或玫瑰花坛里侍弄花草，剪一些鲜花装饰屋子，然后再将另一些一排排放在“花房”里，这里有许多花瓶，狗儿们也在这里睡觉。她还用小张的镶黑边的纸写很多信，字体如同速记，只有她的女儿们能理解其意。她每天散步很长时间，晚上还服用大量番泻叶，因为她认为新鲜空气和大便通畅是健康必需。她密切关注着家务，有时也因习俗而有所简化。蔬菜、牛奶、鸡蛋和黄油都产自庄园，在固定的时节里还要腌制火腿、采集蜂蜜装罐、制作果酱，每个月还需要从伦敦的公务员商店邮购杂物。这是一种简单而有节奏的生活，她只关心管理，而不是具体操作，但后来她搬到了一幢较小的房子里，人员问题加上固定收入减少迫使她亲力亲为，尽管我们其他人也已经习惯性地干了多年，但她还是比我们都更了解该如何清洁、除尘、擦亮银器，等等。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是什么让我的家人如此自满？年复一年，这个我问题让我越来越困惑。满足感本身并不令人反感，因为只有拥有它，人才能舒适地活着；它的另一面，即对任何非同类之人的蔑视或不信任，则是愚蠢、丑陋和可怜的，与这样的一群老顽固因持久的爱与习惯的纽带而紧密相连，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花了这么多钱在教育上，却依然很少思考！他们对人的判断根据仍然是元音的发音方式、外套的剪裁、措辞如何…“他穿了一件我觉得他会称之为运动夹克的东西”，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让我们和许多动物随便玩要，而且从不禁止我们读任何书籍，无论其内容多么“成人”。她相信，有了这种自由，我们很快就会了解关于性的一切，随后自然会形成一种健康的态度一用她的话来说，所谓“健康”，就意味着把它抛到脑后。基于同样的原则，我长大以后，她从不对我进行强制“监护”，而是允许我不受约束地和年轻男士们往来，希望她的信任能催生我可靠的品行。她很清楚，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风气已经愈发自由，她也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成长经历刻板得近乎有些荒谬，她也正处于一个摆脱约束的历史阶段，这时的人们普遍相信举止不同并不必然意味着道德感的差别，这真是个令人感动的历史阶段啊。“你知道我信任你。”她有时会紧张地这么说。她的这种态度，我一直很感激，一方面是因为她宽宏大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其后果与她预期的截然不同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217 中，我更容易看到自己的收获，却不容易理解他为什么看重我。战争一结束，安德烈就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公司名叫艾伦·温盖特，我们随意取了这么个名字，因为当时觉得“多伊奇”'这个名字还会受到歧视。我需要对BBC的工作收尾，随后又在贝克顿休了三个月的假，所以一九四六年才加人他的团队，我现在已经记不清那笔少得离谱的开办资金是如何筹集到的了，也就三千英镑多一点。我只知道。。其中一部分来自一个制作手袋的人。他限喜欢书。并认为安德烈是个能走得长远的年轻人。印刷商、装订商和造纸商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因此慷概地让他赊账，不辞辛劳地提供帮助。一方面。能们确实被他迷住了，因为安德烈能发挥自己的巨大魅力：另一方面，他们也确实被说服了，因为绝对的信念会孕育信念。幸运的是，安德烈是个减实的人，如果他是个编子、他一定是具有催眠力量的病态说谎者之一，能够长年编造谎言款骗所有人，仅仅因为说谎者对自己深信不疑。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句子抄 ，总有一句让你佩服或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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