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僭主制遭人反感，还有另一层缘由﹣﹣对希腊人来说更重要的缘由。在僭主制下，城邦事务由僭主和他的私人圈子独断，而不是由公民参与决定。对城邦人来说，好生活当然好，但参与公共事务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在希腊人眼里，城邦是一个舞台，个体和家族在这个舞台上展现自身的才具和品质。一个人的统治，哪怕是善治，也是不可接受的。希腊人一向把自己视为自由人，自己掌握着城邦的命运，而在僭主制下，他们和东方王国中的臣民没有什么区别了。更何况，不少僭主不信任本邦的公民，重度依赖外国势力扶植，甚至干脆就是外国势力的代理人，僭主统治下的民众于是觉得他们就像是被外族统治而非生活在一个独立自主的城邦之中。
——陈嘉映《希腊别传》
英雄为荣耀而生，为荣耀而死，如希腊学学者韦尔纳·耶格尔所称，英雄对荣耀"有一种永不满足的渴望﹣﹣渴望被人赞美、称颂。这种渴望本身就是英雄的一种卓越之处"。我们今人可能会觉得荷马笔下的英雄过于炫耀，过于在乎他人的赞扬。今人容易对炫耀起反感，自有今人的道理。不过，炫耀说的是把不怎么值得夸耀的东西拿出来夸耀，英雄拿来夸耀的，则是货真价实的东西，是他出生人死换来的东西。而且，英雄要听到的是同侪的赞扬，芸芸众生的赞扬并不带来荣耀；唯英雄识英雄，同侪的赞扬不只是对自己的肯定，也是对赞扬者的认可。真实东西拿出来，我们不说炫耀，我们叫它"展现"。荷马笔下的英雄，一直到古典时代的希腊人"展现"是他们生活中一个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希腊人当然也有他们的功利要讲求，但常常，他们只是要展现他们的才智、能力、活力。今人倾向于区分内在品质和外在表现，这样两分之后，更加推崇内在品质而不是外表。对这种区分荷马英雄肯定十分陌生，他们会很难理解深藏在纯粹内心之中的卓越。荷马笔下的英雄首先是个堂堂男子，体格强健、外貌威武、举止轩昂。卓越展现自身，而不是藏于内心。存在本身就要求展现﹣﹣奥德修斯有言：没被看
——陈嘉映《希腊别传》
没有哪种制度完美无瑕，每一种制度都有它的长处短处，这固然是老生常谈，但我想说的是，一种制度是否运转良好，并不全看制度设计，还要看国民尤其是一国的菁英怎样对待这种制度。他们爱自己的制度，就会尽力发扬这个制度的长处，避免其短处，共同体就会在这种制度下繁荣强盛，让我们觉得这种制度优点多多；反之，人们失去了对一种制度的热情，民众只想从这个制度得到利益，菁英们转变为机会主义政客，千方百计利用这个制度的漏缺为自己谋求权力和财富，这种制度的缺点就会放大。尽管不少僭主开明并创造了繁荣，但在希腊的政治话语中，僭主从不是个美称。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僭主不合法统，他既不是世袭的也不是选举产生的，而以不合传统的手段取得政权，在获取政权的过程中多半还使用了暴力。法统和治理绩效是两回事，一个合乎法统的政权及其统治可能颇为败坏，一个来历不正的政权可能绩效斐然。僭主制遭人反感，还有另一层缘由——对希腊人来说更重要的缘由。在僭主制下，城邦事务由僭主和他的私人圈子独断，而不是由公民参与决定。对城邦人来说，好生活当然好，但参与公共事务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在希腊人眼里，城邦是一个舞台，个体和家族在这个舞台上展现自身的才具与品质。
——陈嘉映《希腊别传》
“大地上所有呼吸行走的生灵中，没有哪一样比人类更悲苦”。
——陈嘉映《希腊别传》
城邦是一种地方性建制，城邦人知道自己的根扎在何处。人还保留着植物性，生长在culture、泥土、耕种、培育之中。文明或civilization，则与城市或cy连在一起。文明集中在大都会里，这些具有普世意义的大都会吸纳了历史的全部内容。从前，地方性的城邦并不会因为它太小了而不重要，而现在，所有重要的事情都在几个大都会里发生，其他的“地方”都不具有历史意义，它们只是大都会文明因素的供养者。
——陈嘉映《希腊别传》
不像今天许多人会以工作时间来判断自己的人生阶段，好像到了某一个人生阶段，就要做些什么。如果把这些标签都去掉了，人就很少会有所担心。就像许多互联网大厂的员工，我觉得他们最大的危机并不是失业的危险，而是他在成长经历中从来没有想过任何一种其他的可能，导致他没有转身的余地。如果在这之前他就设想到，一个人的人生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而是应该还有其他的可能性，比如有其他的爱好和技能，成为一个很综合和立体的人，那么当他的职业出现危机时，这些可能性都会对他的人生转轨有很大帮助。但是现代社会赋予了人们一个虚假的对未来的想象，让人们都被吸引到某个单一的职业上，再突然某一天把人们抛弃掉。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社会现实，虽然你无法回避，但可以为之作准备。
——成庆《人生解忧》
因为有了想要达成的各种目的，就会有生命的各种造作，也就是“业”，然后就导致各种相应的业果。而“业”就是推动生命造作的内在力量。“业”后来也成为佛教，乃至耆那教的核心概念，用来解释生命流转的动力与作用。佛教所谈的“业”，浅显一点来说，指人的行为、语言和心理活动会留下生命的印迹和惯性，并且产生一种引发后续身心造作的动力。比如《中阿含经》中有这样的解释：“云何知业？谓有二业：思、已思业，是谓知业。云何知业所因生？谓更乐也。因更乐则便有业，是谓知业所因生。”意思是说，“业”有两种，一种是由“思”发起的，也就是意业，即驱使意识活动的功能作用。另一种是已思业，也就是由意业所发起的身、口的造作，也就是身业和口业，分别代表身体和语言的活动。那么“业”是如何产生的呢？是因为“更乐”，也就是“触”，因为“触”就会产生“受”，就会产生身、口、意的造作，这就是“业”发起的来源。而在《成唯识论》里，“业”还有一个比较经典和简要的定义，“能感后有诸业，名业”，也就是说，“业”有引发后续的造作功用。有时“业”也和“十二因缘”中的“行”交替使用，用以说明生命的发生、安住、变化与消亡的造作与演变。也就是说，生命的当下状态，都是过去的行为经验所
——成庆《人生解忧》
所谓的轮回，其实指的是生命的无尽流转，但并不是有一个恒常不变的生命体在延续，不管我们称它为“灵魂”还是“神识”。因为从逻辑上我们可以知道，假如存在一个恒常的灵魂，那么就无法解释生命其实是无常变化的现实。因此佛教认为，生命轮回不息，但每一刻其实都“相续而不同”。
——成庆《人生解忧》
“不来亦不出（去）”不是说静止不动，而是说运动本不具备来去的本质属性。... ... 运动或静止需要参照系来判断，这是物理学的基本道理。但一旦来和去要依据参照系来确定，就说明其自身不具备自洽、自足的本质，而是要以其他条件来定义。
——成庆《人生解忧》
但是今天弥漫的孤独感似乎已和往日有所不同，它更像一种失去了和世界的深度连接和归宿感后的脱嵌与疏离。这首先和现代社会的某些特质有关，随着工业社会的兴起，农民开始脱离乡村与土地，进入都市，最终成为一个个碎片化的“打工人”。他或许也拥有邻居，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邻；他或许更容易获得财富，但在人生困顿时，再无法获得宗族的集体支持，也无法感受到乡间神明的冥冥护佑。过去那种融入日常的意义感被单一化的市场逻辑掏空，人被简化为单纯的经济动物，如同马尔库塞所谈到的“单向度的人”。
——成庆《人生解忧》
这种交流方式的背后就带着重要的缘起观念。既然每个人的当下都依着各种我们无法主宰的因缘条件所成，那么，就不要简单粗暴地否定对方。就算当下他们的选择在你看来不够合理，也无需因此产生强烈的、“我执”烦恼，而要看到，人往往都处在“无明”而不自知的巨大迷思之中。既然我们在此刻介人到对方的生命中，一方面要尽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去帮助对方，但也要深知背后因缘的错综复杂，对于任何事，非一己之力就能在当下成功。如果能这样想，反而会更容易有一种更具包容度的互动关系。
——成庆《人生解忧》
但“缘起法”却告诉我们，“我”和这个世界其实永远在不断地互相影响，互相作用。我们所谓的成功也不过是依托各种因缘而成的“小幸运”，而所谓的挫折，背后也不过代表了某些因缘暂时蛰伏，无法立刻成熟而已。因此，我们的努力就是耐心地去促成这些条件的成熟。如果将这个视角继续扩展开来，我们和自然环境、和他人、和整个社会，乃至和国家之间，其实都无法摆脱这种缘起的关系。
——成庆《人生解忧》
在《杂阿含经》中，佛陀的侍者阿难尊者曾询问佛陀：对年少的出家人，要如何教授他们呢？佛陀答道：“此诸年少比丘当以四念处教令修习。 云何为四？谓身身观念住，精勤方便，不放逸行，正智、正念，寂定于心，乃至知身；受、心、法法观念住，精勤方便，不放逸行，正念、正智，寂静于心，乃至知法。” 佛陀认为这些年少的出家人要精进修行“四念处”，不能放逸，最终就能获得智慧。具体而言，就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和观法无我”，也就是针对身、受、心、法进行思维观察。 比如“观身不净”，前面讲不净观时已稍作提及，一般人会因“我执”而把自己的身体视为美好之物，对其百般珍情爱护，甚至利用各种“高科技狠活”进行修饰与掩盖，让自已活在幻觉之中。而“观身不净”就是用这种思维观察的方法来对治我们对色身的贪欲。有人或许会说：“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很美丽呀，没什么不净的。”的确，这本身也没什么问题，因为佛教强调的不是你到底美不美，而是我们不要为色相所迷，陷入贪执的陷阱中。
——成庆《人生解忧》
你们的劳动力太贵，以致生产的产品因价格太高而不能成功地与欧洲国家竞争。劳动力太贵，是因为你们排除华工，这是你们的失误。如果让劳动力自由竞争，你们就能够获得廉价的劳力。
——梁启超《李鸿章传》
中俄密约以前为一局面，中俄密约以后为一局面。盖近年以来，列国之所以取中国者，全属新法，一曰借租地方也，二曰某地不许让于他国也，三曰代造铁路也，而其端皆自此密约启之。其第九条借租胶州湾，即后此胶、威、广、旅、大之嚆矢也。其第十条旅顺、大连不许让于他人，即各国势力范围之滥觞也。而铁路—端，断送祖宗发祥之地。速西伯利亚大路之成，开各国觊觎纷争之渐者，固无论矣。呜呼！牵一发，动全身，合九州，铸大错。吾于此举，不能为李鸿章恕焉矣。
——梁启超《李鸿章传》
当时曾国藩既以独力拜讨贼之大命，任重责专，无所旁贷，无所掣肘。于是以李鸿章图苏，左宗棠图浙，曾国荃图金陵。…湘军之能克金陵歼巨敌，非曾国荃一人之功，实由李鸿章等断其枝叶，使其饷源兵力成孤立之势，而根干不得不坐凋。淮军之能平全吴奏肤功，亦非李鸿章一人之功，实由曾国荃等捣其巢穴，使其雄帅骁卒有狼顾之忧，而军锋不得不坐顿。
——梁启超《李鸿章传》
一由将帅阘冗非人，其甚者如卫汝贵克扣军饷，临阵先逃；如叶志超饰败为胜，欺君邀赏，以此等将才临前敌，安得不败。一由统帅六人，官职权限皆相等，无所统摄，故军势散涣，呼应不灵。盖此役为李鸿章用兵败绩之始，而淮军声名，亦从此扫地以尽矣。久练之军，尚复尔尔，其他仓卒新募、纪律不谙、器械不备者，更何足道！自平壤败绩以后，庙算益飘摇无定，军事责任，不专在李鸿章一人。
——梁启超《李鸿章传》
鸿章初以优贡客京师，以文学受知于曾国藩，因师事焉，日夕过从，讲求义理经世之学，毕生所养，实基于是。…（助安徽巡抚剿太平军）鸿章知兵之名始著，时咸丰四年十二月也。…湘军者，淮军之母也。…及金陵大营之再溃，朝廷知舍湘军外，无可倚重。…及咸丰八年，曾国藩移师建昌，鸿章来谒，遂留幕中。
——梁启超《李鸿章传》
大部分时候，人也许更关心自己。人面对自我本就是个困难的事，又来到了这样一个不知会待多久的地方，处在临时的状态里。即便大家坐在一起，言笑晏晏，内心也早已划下了界线。
——李颖迪《逃走的人》
在鹤岗，我见到的这些人似乎生长出某个新的自我，它决定脱离我们大多数人身处的那个社会—要求房子、教育、工作、自我都要增值，利用每分每秒产生价值，好像时刻在填写一张绩效考核表的社会。遍布生活的焦虑感，弥散的不安，人们不敢停歇，自我鞭笞，自我厌倦，有时还会服用阿普唑仑片。这些选择来到鹤岗的人停了下来，像是进入一种生活实验，实验品则是他们自己。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有点危险，但也许，这首先是她（他）自由的选择。
——李颖迪《逃走的人》
句子抄 ，总有一句让你佩服或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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