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心语 第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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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儿在水下憋气的时间越来越长，她变得越来越自信了。我坐在家长休息区，时而抬头看看她。第五节课开始我撤出了辅助，教练开始教树儿蛙泳的标准姿势。虽然她的动作姿势不那么标准，虽然她的学习进度大幅度落后，但只要每堂课她不哭闹（之前上课前需要做心理建设，下水后起码哭五六分钟），能够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就可以了。孤独症的机械刻板在此时有了用武之地，自闭儿会不厌其烦地听从老师的指令，一是一，二是二，完成任务不打折扣。后期撤掉了浮板和背浮，树儿也能游完一趟二十八米。尽管她游得并不流畅轻松甚至略显吃力，但她能独立游完全程，途中没有因为换气来不及而呛水停止，就够了。
——朱矛矛《树儿》
我一边看，一边不断去思考心理医生提出的问题。我曾一度自怨自艾，觉得自己基因不好，才导致树儿患上了孤独症，明面上还和树儿爸互相“甩锅”。我为了杜绝“疯血”代代传的悲剧，曾人工终止妊娠三次，最后克服各种心理和生理的障碍，多重考虑之下，生下了树儿。没想到，命运跟我开了这样的玩笑。苦难本身会在日常生活的交谈中不经意间流露出来，令人猝不及防。我周围的苦难已太多，负面消息总是如洪水般袭来，包括我自己的。我看见了别人的痛苦，这些痛苦都离我不远，而我自己也经历着类似的痛苦。然而，痛苦之下，我也得出了清晰的结论：虽然树儿得了孤独症，是来自星星的孩子，虽然我经历了情绪的剧变，有许许多多负面的东西涌入，但我一直爱她，这点毫无疑问。我放弃了追求“正常”的执念，慢慢接受树儿患孤独症这一生活中的非正常因素。抛弃对孤独症的偏见后，我的生活也趋于平和了。我不再带着自责去幻想：要是不是她，或者她是个普通的小姑娘该多好。我内心那些复杂纠结的情感渐渐消退了，被贴上孤独症标签之前和之后，她始终如一是我亲爱的女儿。
——朱矛矛《树儿》
上述测量报告，有两点结论值得注意。一是学龄前儿童活动调查表结果显示：“所评估的该幼儿女性化程度不够，有明显男性化倾向的特征，她对自己的性别身份认识不足，将自己视为男性或有男性特征的人。建议在性别教育方面多加指导，避免男性化特征的进一步发展。”二是儿童孤独症家长评定量表结果显示：“被评估的儿童存在可疑的孤独症表现。表现为与人交往困难，运用语言的能力差，日常生活中维持一成不变的行为活动，带领比较困难。”“你在家要多有效陪伴孩子，跟孩子要有眼神交流，与她对视互动，别老让她自己玩。”李医生嘱咐道。“幼儿园老师反映，我的孩子现在开始能跟小朋友一起玩一会儿了，我以为她肯跟同龄人玩，就没多大障 碍了。”“不是的。0—6岁是关键期，超过六岁，治疗起来就比较困难了。你的孩子需要你每天有质量的陪伴，每天起码两小时。记住，你是她的模板。有些孩子患孤独症是因为遗传因素，但也有孩子原本没有孤独症，出于家庭环境等原因，患上了类似孤独症的病。你们刚进诊室时，我以为她是男孩子。四岁的孩子应该有性别意识，能分得清自己是男孩或女孩了，需要加强这方面的训练。另外，你自己也得调整好，只有自己先好起来，才有能力照顾孩子。”李医生进一步解释道。2019年12月16日，树儿在五岁零一个月大的时候，被确诊轻度孤独症。“六岁以内是治疗孤独症的黄金期。你的孩子已经偏大了，得尽早到专业机构做康复治疗，越早行为干预越好。”
——朱矛矛《树儿》
丈夫老家人的生活好像在说，贫穷不是最可怕的，不懂得如何去爱自己、爱他人，成为一个空心人才是最可怕的。他们虽然生活拮据，但一家人团结、生气勃勃，我由此看到了一个成长得很好的女孩。
——朱矛矛《树儿》
在人们想要如何显现的意义上，行动需要一个事先考虑的计划，为此亚里士多德造了一个新词即“proairesis”，在不同选项间进行有所偏好的选择——选择这一个而不是另一个。这一选择的“archai”，即开端和原则，是欲求和逻各斯：逻各斯为我们提供行动的目的；选择则成了行动本身的出发点。选择是一种居间能力，可以说它介入到先前的理性与欲求的二分，主要功能是在它们之间进行调解。……选择中的理性要素被叫做“审慎”，我们为之深思熟虑的从来不是目的，而是达成目的的手段。“无人选择幸福，而是为了幸福选择挣钱或冒险。”
——汉娜·鄂兰《心灵生活》
思考本身，不只是提出不可解答的“终极问题”，而且也包括不以知识为目的、不已实际需要和实际目标位导向的反思，如海德格尔曾说的那样，是“格格不入”的。它是对人们正在进行的任何所作所为的中断。所有思考都要求停下来思考。
——汉娜·鄂兰《心灵生活》
人们尽管在生存上是完全有条件的——受限于生死之间的寿命，服从于谋生的劳动，为使自己栖居于世界而工作，为使自己在同侪社会中觅得一席之地而奋起行动，但能够在心灵上超越所有这些条件，不过也只是在心灵上超越，而永远不会在现实或认识和知识中超越，正是借由后者，他们才能够探究世界以及他们自己的实在性。对于他们生于其中并受其限定的现实，他们能够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他们能够意愿不可能之物，比如永恒生命；他们也能够思考未知之物和不可知之物，就是说能够对它们展开有意义的思辨。尽管这样无法直接改变现实——实际上在我们的世界中，没有比思考和行动之间更为显然和根本的对立了，但我们借以行动的原则，我们借以判断和规范我们生活的标准，最终都取决于心灵生活。简言之，它们取决于这些显然无利可图的心灵事业的展现，后者不会有任何结果，也“不会直接赠与我们行动的力量”（海德格尔）。
——汉娜·鄂兰《心灵生活》
时间的连续性即持续的变化，被分为过去、现在、未来三种时态，而过去和未来作为不再和尚未相互敌对，只是因为人的在场，他有一个“起源”即出生和一个终结即死亡，因此他在任何时刻都处于它们之间；这个在-之间（in-between）就是现在。正是有限寿命的人的介入，使得持续流动的纯粹变化之河——我们可以设想它循环运动，也可以设想它直线运动，但无法设想它有一个绝对的开端或绝对的终结——转变成了我们所知的时间。
——汉娜·鄂兰《心灵生活》
高斯：我正想问您：您现在用英语写作？阿伦特：我用英语写作，但我一直保持距离。母语和所有其他语言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就我本身而言，我完全可以说：我能用德语背诵相当多的德语诗歌。它们总是不知不觉就浮现在我的脑海；当然现在再也做不到了。我允许自己用德语做一些事，但决不允许自己用英语做。也就是说，我现在时不时也允许自己用英语做，因为我现在变得放肆了，但总的来说我一直保持这种距离。无论如何，德语是保留下来的最根本的东西，我也一直有意识地保留着它。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克里斯蒂安·贝：...........一个世纪前，人们可以赞成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观点：从长远来看，真理将在思想的自由市场上得到认同。但首先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其次缺乏思想的自由市场............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整个教育系统必须从根本上进行改革。例如，一位来自德国的年轻学生委员在这里访问我时曾告诉我，有些事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毕业生不知道美国国会是什么，他们脑子里有的只是无尽的数字之争。而我在普林斯顿的学生不知道奥匈帝国曾经存在过！尽管如此，他们很快就了解到这一点。海因里希目前也没什么可做，只是试图通过实验慢慢改变现状，至少先在他的学院里。打的名号是：普通人文学科。••••面对这些问题，我长期以来一直试图把头埋在沙子里，但我意识到，很多事都将取决于人们如何做。最重要的是，行动可以防止我们让一切都遵循纯粹的技术。这是非常诱人的，因即使是操作现代生活的设备并使其保持运转也变得越来越困难。（1959年8月11日）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人们除了让自已快乐，还能做什么呢？所有的传统宗教，无论是犹太教还是基督教，对我来说都毫无意义。我也不相信它们依旧能在某个地方，或以某种方式为类似法律的直接政治性的东西提供基础。事实证明，恶比人们预见得更加激进。从表面上看，十诫没有预见到现代犯罪。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驱使罪犯的并不是我们熟知的邪恶和杀人动机，他们杀人，不是为了杀人，而是因为这是他们职业生涯的一部分—一正因为如此，我们所有人都很容易将灾难妖魔化，并从中发现历史意义。我承认：人们更容易接受，是一个化身人形的魔鬼在迫害人，或者用艾希曼审判中检察官的话说，是自法老和哈曼以来盛行不衰的历史法则在迫害人，即人们都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原则的受害者；人们不能接受是一个可爱的小丑在迫害人，他甚至不是疯子或特别邪恶的人。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我现在确实认为，恶永远只是极端的，但绝不是激进的，它没有深度也没有魔性。正是因为它像真菌一样在表面继续生长，所以可以破坏整个世界。而只有美好的东西才是深刻的、激进的。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的确，思想象它所激发的艺术品一样无用。甚至思想不能把这些无用的成果据为己有，因为它们以及所有伟大的哲学体系都几乎无法严格地被称为纯粹思考的结果，因为艺术家或书写的哲学家必须中断思想过程，才能把思想转化为作品的物质形态。思考活动像生命本身一样无情和周而复始，思想是否有意义的问题与生命是否有意义的问题一样是无法解答之谜；思考过程如此深地弥漫于人的整个存在，以至于它的开端和终结就相应于人生命本身的开端和终结。因而，思想虽然激发了技艺人在创造世界方面的最高级生产，却决不是技艺人的特权；只有在技艺人超出他自身的限制，好高骛远地开始生产无用的东西，生产与物质和理智需求无关，与人的肉体需要乃至对知识的渴求都不相干的东西时，思想才真正开始成为他艺术灵感的源泉。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笛卡尔式理性完全建立在“心灵只能认识它自身生产出的东西，并且在一定意义上始终保持在它自身范围内的隐含假定之上”。从而它的最高范型是现代所理解的数学知识，即不是从心灵之外给予心灵的理想形式的知识，而是心灵自身产生的形式的知识，在此特殊意义上，它甚至不需要自身之外的感觉对象的刺激或激发。这个理论确如怀特海所谓“共同感退却的结果”。因为共同感(common-sense)曾经是所有感觉之中的这样一种，由于它，所有其他严格私人性的感觉才适合于一个共同世界，正如视觉使人适合了这个可见世界一样，但现在共同感变成了一种与世界无任何关联的内在机能。这一感觉现在还被称为共同的，仅仅因为它恰好对所有人来说是同样的。现在人们共有的不是世界，而是他们的心智结构，严格说来，心智结构也不是他们共有的，只是碰巧在每个人那里都相同的推理机能。对于“2＋2”的问题我们都会得出相同的答案“4”，这就是常识推理的模式。理性，在笛卡尔和在霍布斯那里一样，都变成了“根据结果计算”，变成了演绎和归纳的机能，即一个人任何时候都可以在他自身之内发动的过程。这个人的心灵(就仍处于数学范围而言)不再把“2＋2＝4”理解为一个等号两边处于不证自明的和谐中的等式，而是理解为一种思考过程的表达；在这个过程中，“2＋2”变成“4”是为了生成下一步的加法过程，最终导致无穷大。现代把这种能力称为常识推理，其实是心灵自己和自己玩的游戏。当心灵与所有现实隔绝而只“感知”自身时，它就开始自动运转了。游戏的结果就是必须接受的“真理”，因为据说一个人的大脑结构跟另一个人的没有什么区别，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和另一个人的身体没什么区别一样。如果有区别的话，只是智力上的区别，可以像马力一样加以测试和比较。这里，人作为理性动物的古老定义获得了一种可怕的精确性：在人丧失了共同感(由于它，人的五种动物性感觉才与一个对所有人共同的世界相应)之后，人类确实变成了能够...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这个社会不知道还有什么更高级、更有意义的活动存在，值得它去为之争取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自由。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good life（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公民生活）不仅比日常生活更好、更愉快或更高贵，而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good在于它通过掌控纯粹的生命必然性，通过从劳动和工作中摆脱出来，克服生命体对生存的内在欲求，而不再受制于生物性的生命过程。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自由意味着不受制于生命必然性或他人的命令，亦不命令他人。意味着既不统治人也不被人统治。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如果不是存在着这种打断生命进程和开创新事物的能力，一种行动固有的能力，始终在那里提醒我们——尽管人终有一死，却不是为死而生，而是为着开端启新而生的，那么人向着死亡的生命之旅就会不可避免地毁灭和破坏一切人性的东西。p191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句子抄 ，总有一句让你佩服或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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