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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梦想"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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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似乎就陷入了一种可以作如下表述的恶性循环：科学家制定了他们的假设来安排实验，然后用实验来证实他们的假设，在整个过程中，他们显然是在和一个假设的自然打交道。换言之，实验世界似乎总能成为一种人造现实，虽然这也许大大增强了人们制造、行动，乃至创造一个世界的能力，以致远远超出了先前时代的人们敢于梦想，甚至空想的程度，但不幸的是人们再一次（甚至更强硬地）被投入了他自己心灵的牢狱，陷入了他自己创造的模式内。在他向往先前所有时代能够取得的东西，即经历他自己不可能拥有的现实之时，正是他发现自然和宇宙都“逃避了他”之时。而且他发现，一个根据自然在实验中的行为所理解的、并与技术上可转化为现实操作的原则相符合的宇宙，实际上缺乏任何可能的表象。这里，新的东西不是那些虽存在我们却不能对之形成一种印象的东西一那类“东西”是人们早就知道的，比如“灵魂”就是其中一个一而是我们看到和再现的物质事物，我们用它们来衡量非物质事物，否则对于后者我们就不能形成任何印象，从而是“不可想象的”。随着感觉所予的世界的消失，超验世界也消失了，随之消失的是在概念和思想上超越物质世界的可能性。因而，新宇宙“不仅实践上无法接近，而且甚至无法思考”就毫不令人惊讶，因为“无论我们如何思考它，都是错的；它或许不像‘三角形的圆'那样无意义，但肯定比‘长翅膀的狮子’更无意义”[54]。P227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从工作时间的逐渐缩短（在近一个世纪内取得了稳步进展）到这个托邦的最终实现，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不过，这个进度还是被高估了，因为人们是以资本主义早期普遍剥削的非人状况来衡量这一进度的。如果我们从较长时段来看，目前个人每年所享受的自由时间的总量与其说是现代化的一个成果，不如说是姗姗来迟的向常态的回归。在这方面和在其他方面一样，一个真正的消费者社会的幽灵，作为当今社会的一个理想，比作为一个业已存在的现实更让人恐俱。这个理想并非新的，它清晰地显示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容置疑的假定中，即积极生活的终极目标是财富增长、物质丰裕，以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此外，这个现代社会的理想不过是穷苦人的古老梦想，作为梦想它始终有自身的魅力，一旦实现的话就变成了傻瓜的天堂。激励着马克思和各类工人运动中最优秀成员的希望——自由时间最终将把人从必然性中解放出来并让劳动动物富有创造性，建立在一个机械论哲学的幻觉之上，就是假设劳动力像任何其他能量一样是守恒的，如果劳动力在生命的苦役上没有消耗完，就会自动地培育出其他“更高级的”活动。在马克思那里，指引着这个希望的榜样无疑是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而且马克思相信未来通过人类劳动生产力的极大增长，城邦理想不需要奴隶来维持就完全可以实现。在马克思之后的一百年间，我们认识到了这个推理的谬误之处：劳动动物的空余时间只会花在消费上面，留给他的空闲时间越多，他的欲望就越贪婪越强烈。这些欲望也会变得更加精细，以至于消费不再限于生活必需品，而主要集中在多余的奢侈品上，但这些变化都不会改变这个社会的本性；相反，它隐含着更大的危险：就是最终没有一个世界客体能逃过消费的吞噬而不被毁灭。现代世界对必然性的胜利总是被归功于劳动的解放，即劳动动物被允许占领公共领域的事实；可是，令人不安的事实真相却是，只要劳动动物仍占据着公共领域，就不存在真正的公共领域，只存在私人活动的公开展...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换言之，实验世界似乎总能成为一种人造现实，虽然这也许大指强了人们制造、行动，乃至创造一个世界的能力，以致远远超出了先前时代的人们敢于梦想，甚至空想的程度，但不幸的是人们再一次（甚至更强硬地）被投入了他自己心灵的牢狱，陷入了他自己创造的模式内。在他向往先前所有时代能够取得的东西，即经历他自己不可能拥有的现实之时，正是他发现自然和宇宙都“逃避了他”之时。而且他发现，个根据自然在实验中的行为所理解的、并与技术上可转化为现实操作的原则相符合的宇宙，实际上缺乏任何可能的表象。这里，新的东西不是那些虽存在我们却不能对之形成一种印象的东西一那类“东西”是人们早就知道的，比如“灵魂”就是其中一个一而是我们看到和再现的物质事物，我们用它们来衡量非物质事物，否则对于后者我们就不能形成任何印象，从而是“不可想象的”。随着感觉所予的世界的消失，超验世界也消失了，随之消失的是在概念和思想上超越物质世界的可能性。因而，新宇宙“不仅实践上无法接近，而且甚至无法思考”就毫不令人惊讶，因为“无论我们如何思考它，都是错的；它或许不像“三角形的圆’那样无意义，但肯定比长翅膀的狮子’更无意义”。（227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本雅明可能是第一个强调指出收藏是儿童的爱好的人。他说，对儿童来说，东西还不是商品，不依靠用途来判断其价值；同时，收藏也是有钱人的嗜好，他们拥有的足够多了，不再需要任何有用的东西，因而负担得起把“物体的变形”当作他们的事业。在这当中，他们必须不可避免地发现美，而美需要“无利害的愉悦”（康德）才辨识得出。无论如何，一件收藏品只具有爱好的价值而没有任何使用价值。（本雅明还没有意识到，收藏其实也是一种明智、稳妥、通常回报率极高的投资形式。）而正是因为收藏可以关注任何门类的物品（不仅仅是艺术品，它们在某种意义上脱离了有用物品的日常世界，因为它们毫无“益处”），因而才可以说，收藏使物品重新获得了作为一件东西的性质，因为现在物品不再是用以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具有它内在的价值，所以，本雅明才能把收藏者的热情理解为一种与革命家的热情相近的态度。像革命家一样，收藏者“梦想着他的路不仅通向一个遥远的或者消逝的世界，而且同时通向一个更好的世界，在那里，可以肯定的是，人们所得到的不仅仅是他们日常生活所需的，并且，事物从单调乏味的有用性中解放了出来”。收藏是为完成人的救赎而进行的对事物的救赎。…“在最高的意义上，一个‘收藏者’的态度，就是继承人的态度”。（《开箱整理我的藏书》）本雅明说过，“所有权是一种最深刻的关系，借此人们拥有物品”，继承人通过占有物品，在过去建立起自我，从而不被现在所打扰，实现了“旧世界的新生”。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一般来说，任何接受所谓“帮助”的人，如果他们是被利用来实现他人的梦想，那么他们都可以提出这―指控。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他只需通过梦想返回到他个人的源头，然后出来，再次进人到人性的广阔空间中，便能使自己确信：即使在孤立时他也并不只是代表着一种私人意见，而是一种不同的、仍处于潜在状态的公共意见——正如康德所说的，“一条小径，有一天毫无疑问会拓展为一条大道”。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一九五八年，我四十一岁，开始觉得中年是段平静而非令人沮丧的时光，只要我不往前看太远就行。刻意的“近视”能营造出一种印象，仿佛我正行走在一片平坦的平原，而不是下坡路上。 ……有时，我上床睡觉时，会试图重拾那些多年来曾经占据过大量时间的回忆、希望、思索和梦想，但还没等真正回想起来，我就睡着了。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恋爱了，也很长时间没有每时每刻脑海里都充满对男人或某个特定男人的思绪了。有时，我上床睡觉时，会试图重拾那些多年来曾经占据过大量时间的回忆、希望、思索和梦想，但还没等真正回想起来，我就睡着了。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规划并栽种雪松大道的那个人，永远也没机会看到它成型，不仅他自己，连他的孩子，甚至孙辈们也没见过，但他们能清晰地预想到它未来的样子。这些18世纪的景观设计师对未来的信心是多么惊人啊！到了我曾外公买下这座房子时，梦想已经变成了现实，有了这条宁静、隐蔽、壮丽的路径，女眷们可以不弄脏鞋子就进行有益健康的锻炼，先生们也可以在此独处，在林间的私密氛围中梳理思绪、获得灵感。

——戴安娜·阿西尔《活着，还活着呢！》

她的另一个梦想是关于英国的，部分源于英国殖民家庭将其理想化，而更多则源于她奶奶送给她的书，她用这些原材料创造了一个比心爱的多米尼克更加诱人的应许之地。父亲对她到达英国后会发生什么曾经有隐约的预感，曾警告过她那里的生活“非常不同”，告诉她如果不开心就给他写信，“但不要在第一次被吓到时就写，否则我会对你失望的”。他们告别时，他紧紧地拥抱她，甚至挤碎了她的珊瑚胸针，她却对他的情绪无动于衷，甚至感到非常开心——“因为那是去英国啊”。她到达之时，对英国一无所知，就好像降落在火星一般。这还不仅是明显无知的问题，比如不知道火车长什么样子（她第一次进入火车站候车的棕色小房间时，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或以为浴室水龙头里的热水是取之不尽的（她第一次洗澡时就这么开着水龙头把热水用光了，被狠狠地责备了一通，但她怎么会知道？），还有，她做梦也没想到，无边无际连在一起的街道两边伫立的全是灰色的砖房……这已经够糟了，但更糟的是，她完全没有生活在复杂社会、被一群人围绕着的我们早就学会的给予和索取的直觉意识。她之前所认识的那些年长女性，也没有比她更有机会来学习这些……她根本不可能知道自己缺乏什么，只知道自己不知所措，而这后果严重。在英国，她遇到的每个人都知道她所不知道的事，不仅是学校教的东西，还有令人困惑的日常事务。许多年轻女性都非常善于保护自己的面子，懂得如何摆脱困境，但简不行。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她在某些方面很孩子气，被妄想吓坏了，根本没想到还可以学习，能做的只有憎恨。她憎恨这个与她的梦想相去甚远的国家，更憎恨这里的居民，因为他们鄙视（她确信如此）她的无知和她的家乡。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她晚年，有一个女人说圣卢西亚的卡斯特里是个贫民窟，她突然爆发了，当即认为这个冷嘲热讽的女人、这些冷嘲热讽的英国人，会同样看待罗索，但罗索可不是贫民窟，完全不是，他们根本就没法正确看待。她跳起来，要保护它免受外人的攻击，这...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单说布莱恩所写书籍的质量，如果我们真的在发行量很大的报纸上给他做整版广告，并经常这么做，无疑确实会让他像格林一样有名。但是考虑到：第一，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起作用；第二，这么做会激怒其他作家；第三，我们负担不起。或者说安德烈是这么想的，在我们出版社，除了安德烈，没人可以决定能花多少钱干什么事。当安德烈认为将布莱恩的书籍广告转变为大牌广告的想法是无稽之谈时，我能做的全部，我必须承认，我曾梦想过的全部，也只是用不那么粗鲁的话向布莱恩传达安德烈的意见而已。到了1966年《冰激凌皇帝》出版时，布莱恩只是不时地喃喃自语，然后就似乎忘了广告这码事了。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来了深圳，才算得上第一次出远门。“银钱冷冰冰，儿女疼人心。”跟着女儿在深圳，我看到了很多跟我老家不一样的地方，我这也算是实现了“梦想”。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她没有频繁前往牛津市探望，但隔段时间就会写信给艾维，急切地询问孩子的饮食多少、是否哭闹，每个月除了看医生的费用，还会再寄三英镑。她曾告诉艾维，她希望孩子在“爱意中长大，而不是在过分富足的物质条件中长大”；或许是因为想起了库诺斯，还告诉艾维，“我希望孩子长大以后不会想在音乐、艺术方面发展，我真的厌倦了作家和这类人”。在塞耶斯这段时间写给艾维的信件中，乐观、务实的态度一如往昔。但在伪装面具之下，必然有着许多令人心碎的痛苦与挣扎。她将一切都安排得天衣无缝。在这一点上，想必过去精心构思侦探情节的经验一定对她助益良多。可为孩子提供物质保障毕竟不能永远代替母子之间的感情。她曾幻想过与库诺斯的将来，幻想两人有第一个孩子后的生活，可现实与幻想相去甚远。可是，她为了追寻梦想中的生活来到梅克伦堡广场，希望在这里独立生活，取得职业上的成功，智识上的自由。她是多么渴望这样的生活啊！如果私生子的单身母亲这一身份曝光，父母或许会因为失望与羞愧而与她断绝关系，国家不会为她提供制度上的支持，自食其力也会遭遇额外的阻碍，这样一来，刚刚展露一线希望的梦想生活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塞耶斯这时的境遇与当年离开梅克伦堡广场的H. D. 可谓惊人地相似，可她并没有一位布莱尔在身边，为她提供情绪和经济支持。她不是因为比常人更勇敢才没有选择传统核心家庭这条更为保险的路，而只是因为一旦选择这条路，她只会更加地忧虑、自责。她没有忘记写作这一初心。可是她想不到有什么方法既能让她全心全意地写作、又能兼顾母亲这一身份所隐含的自我牺牲的期望。在当下，顾家、追寻事业这两者对于塞耶斯而言不可兼得。塞耶斯拥有选择的自由，做出了她的选择。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追查和指认凶手。相反，我希望追溯五名女性的足迹，在她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下去思考她们的经历，并沿着她们的道路穿越阴霾和光明。她们的价值远不止我们以为的那几具空荡荡的人类躯壳：她们是哭着要妈妈的孩子；她们是坠入爱河的姑娘；她们经历过分娩之痛和双亲的死亡；她们欢笑着庆祝圣诞的到来。她们与兄弟姐妹争吵，她们流泪，她们怀揣梦想，她们受伤，她们享受微小的胜利。她们的人生轨迹是维多利亚时代众多女性一生的缩影，而她们的结局又是如此异乎寻常。正是为了她们，我才写下这本书。我之所以提起笔做，是希望如今的我们现在可以听清她们的故事，并将那些一度从她们的生命中被残酷夺走的东西交还给她们——那就是尊严。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我不知怎么很虚弱，我的梦想使我极度疲乏，

——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

娜斯津卡，您知道我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吗？我已经不得不举行周年庆祝来纪念自己的种种感受，来纪念从前是那样可爱，而在现实中却从不存在的东西——因为举行周年纪念，也是基于那种同样毫无结果的愚蠢梦想一一而所以要这样做，正是由于连这些虚妄的梦想都己不复存在，而且没有办法再得到它们了；须知梦想也不是不付代价便召之即来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床已铺好，没有丝毫不妥之处。阿季卢尔福转身向寡妇，只见她一丝不挂。衣服已悄然褪落到地面上了。 “谨向裸体贵妇建议，”阿季卢尔福直截了当地说，“作为情绪最激动的表现，拥抱一个穿着铠甲的武士。” “好样的，你倒来教我！”普丽希拉说，“我可不是昨日刚出生的！”她说着，跃身向上，攀住阿季卢尔福，用腿和臂紧紧搂住他的铠甲。她尝试用各种姿势去拥抱一件铠甲，后来软绵绵地倒在床上。阿季卢尔福跪在床头。“头发。”他说。普丽希拉脱除衣饰时，没有拆散她的粟色头发盘起的高高的发髻。阿季卢尔福开始说明散开的头发在感觉的传导上所起的作用。我们来试一试。” 他用那双铁手的准确而灵巧的动作，拆散了她那座辫子筑起的城堡，让头发披散在胸前和背后。 “可是，”他又说道，“有的男人很调皮，喜欢看女人赤裸身体，而头上不仅编好发辫，还披上纱巾和戴头饰。” “我们试一下吗？” “我来替您梳头。”他替她梳妆起来，给她编辫子，把辫子盘起来，用发卡在头上固定，动作熟练。最后，用纱巾和宝石项链做成一件华丽的头饰。这样花去一小时。当他把镜子递给普丽希拉时，她看见自己从来没有这般艳丽动人。她邀请他在自己身边躺下。“人们说，”他对她说，“克菜奥帕特拉夜夜都在梦想同一个穿铠甲的武士上床。” “我从来没有体验过，”她说出实话，他们一个个很早就脱光了。” “好，现在您来尝试一下。”他缓慢地动作，没有弄皱床单，全副武装地爬上了床，端端正正地平躺着，那模样同躺在棺材里毫无二致。 “您不把剑从腰带上解下来吗？” “爱情不走中间道路。” 普丽希拉闭上眼睛，做陶醉状。阿季卢尔福用一只胳膊支撑起上身：“火在冒...

——卡尔维诺《不存在的骑士》

【但】仅仅确认欺骗行为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找出欺骗的动机哪怕只是为了更好地发现欺骗的线索。只要欺骗的因由尚有不明之处，欺骗本身必然有分析不到位的地方，因此问题只弄清了一半。尤其重要的是，一个如此这般的谎言也是一种证据。若仅仅证明查理曼颁给亚琛（Aix-la-Chapelle）教堂的敕令是赝品，便只是避免了一个错误，而不是获得了一项知识。我们能确定这份赝品是红胡子弗雷德里克（Fredéric Barberousse）的近臣们制作的吗？这位皇帝是想以此来为他的帝国梦想服务吗？这些问题打开了一个面向更为广阔的历史的新视角。史料批评从追索作伪行为转向了作伪者；也就是说，这一做法符合史学的座右铭，因为它转向了人。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那天，我对白蓝，为很好笑，但她不觉得好笑，那我就不说了。白蓝说，她不喜工厂，不喜欢那里的人，也不喜欢那里的话题。我说，我也不喜赏，并且不喜欢别人叫我小学徒、小钳工，但我认为这些不喜并不值得让我生气，因为它们都是很真实的事情，并不是造遥，也不是梦想。梦想和造谣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都会使你愤怒乃至扭曲。假如工厂是现实，那么，子宫脱落也是现实,一点都不荒谬，我愿意去谈论这些，用一句冠冕堂皇的话说，叫作正视现实

——路内《少年巴比伦》

白蓝说，她不喜欢工厂，不喜欢那里的人，也不喜欢那里的话题。我说，我也不喜欢，并且不喜欢别人叫我小学徒、小钳工，但我认为这些不喜欢并不值得让我生气，因为它们都是很真实的事情，并不是造谣，也不是梦想。梦想和造谣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都会使你愤怒乃至扭曲。假如工厂是现实，那么，子宫脱落也是现实，一点都不荒谬，我愿意去谈论这些，用一句冠冕堂皇的话说，叫作正视现实。

——路内《少年巴比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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