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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愤怒"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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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不再思考绞杀的效率，空手掐紧了纤细的脖子。仿佛要注入愤怒，注入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错。都怪你拥有一切。都怪你住在这个温暖的家里。都怪你在家人温柔的陪伴中成长。都怪你可以向圣诞老人讨要圣诞礼物。都怪你得到了那幺多爱——他奋力掐紧脖子，很快，优斗的身体就软了下来。他无法分辨具体的死亡瞬间。等他发现时，那个年幼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他感觉不到净化作用。爆发的杀意消失在了虚无之中。外祖父母、姨妈，还有优斗。眼前躺着四具尸体，怒气瞬间降温，取而代之的是血液化作铅水般的虚脱。

——叶真中显《Blue》

“Blue!”那天傍晚，下午四时许。母亲对回到家中的外祖母索要钱财，被拒绝后，转头喊了一声坐在起居室角落的双手抱膝的Blue。那就是后来被称为青梅案的凶杀案件开幕的信号。Blue站起来，右手握着菜刀。如果不给钱，就杀了他们——母亲早已做出决定。那一刻，支配Blue的是强烈的愤怒。Blue一直都像丢了魂，像旁观者一样看着自己的一举一动。但是彼时的愤怒，是真正属于他的东西。Blue重新找到了灵魂。最初的契机，是一幅画。那是头一天晚上，初次走进这座房子时，他在玄关看到的画。那是一幅一家四口的蜡笔画。画中有三个大人，一个孩子。背景被涂成绿色，具体地点不明，但是四个人手牵着手，脸上都有笑容。那幅画谈不上好坏，一看就知道是幼儿的涂鸦。可是，画中明显散发着浓浓的幸福。看到那幅画，Blue感到心中一阵悸动。走进起居室，屋子里暖洋洋的，他的外公外婆，还有姨妈和优斗都坐在里面。优斗跟外公一起坐在扶手椅上，曾经视Blue如同怪物的祖父抱着优斗，让他坐在了自己腿上。矮桌上还摆着吃完的泡芙盒子。优斗穿着松松软软的小褂子，顶着红扑扑的脸蛋，好奇地看着他们。Blue意识到，门口那幅画就是这孩子画的。起居室角落里散落着一些买给优斗的绘本和玩具，窗边的墙上贴着一张纸。那是一封字迹拙劣的信，上面写着“圣诞老人：我想要Game Boy Advance SP。优斗”一定是大人告诉他，只要把信贴在墙上，圣诞老人就会看到。那是母亲很久以前买给Blue的，但很快又被砸坏的游戏机的最新版。今年圣诞节，这个孩子应该能收到那个礼物。而且，这家人肯定不会一下就把游戏机砸坏。眼前的光景可谓平凡，只要家中有小孩，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可是，那里有Blue得不到的东西。爱。连这座房子里的空气，都好像充斥着那东西。这家伙有好多爱——那个想法，把他的灵魂拉回了肉体。同时，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强烈...

——叶真中显《Blue》

后来。后来，生活还是照旧。在某种意义上，跟以前一样。东京不断发生各种案件，藤崎也以本厅一课班长的身份参与其中。从外表来看，他恐怕没有任何改变。但是，他的内心产生了极大变化。青梅案调查结束后，藤崎心里没有留下愤怒或不甘，而是空虚。他一直坚持在这个岗位上，将之当作自己的归宿，连家都顾不上。可是现在，这个归宿不复存在。当然，他在本厅刑警办公室和调查本部里的座位不会消失。只不过，他再也没有自己必须坐在上面的使命感了。他失去了热情。可怕的是，即使失去了他本以为不可或缺的热情，他只要在参与调查时完成自己的任务，还是能顺利解决事件。一个人内心热情的有无，并不会对结果造成任何影响。这个事实，反倒让他的使命感越来越淡薄了。现在已经是不需要热情的时代。他心里早就清楚，此时却真正有了感触。不，警察作为官僚机构的末梢，本来就是那样的组织。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它更加明显地暴露了本质而已。

——叶真中显《Blue》

可是，那个Blue很有可能是在逃的共犯。假设如此，那他行凶时只有十四岁。这样一个孩子，有可能犯下如此残忍的罪行吗？答案是“Yes”。比如平成九年震惊全国的神户连续儿童伤害案，凶手就是一名十四岁的少年。三年后的平成十二年，连续发生了丰川市主妇被害案，还有西铁巴士劫车案。那些都是少年犯下的凶案，导致“愤怒的十七岁”这个印象不断被强调。甚至，“十七岁”这个词成了当年新语·流行语大奖的候选之一。不能因为他是个孩子，就将其排除在嫌疑人名单之外。

——叶真中显《Blue》

“多多，你真的很有才华。你今后一定会成为小说家的。”不是“能成为”而是“会成为”。亚里砂的言语间，仿佛这已经注定。我感到很困惑，同时又心生愤怒。在当时，我还不明白自己为什幺会生气。现在却隐约明白了。“那只是，高中时的——玩——耍——而已。”我加强语气，一字一顿地说。没错，那只是玩耍。写小说是很愉快。所以当有人说着“写出来吧”在背后推我一把时，我很感激。我的世界变大了。但是那幺大就足够了。那幺大就足够了。

——叶真中显《恶女的告白》

据说有些战场上杀过人的士兵遭受心理创伤，最后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但整体来看那只不过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士兵在战场杀人后并没有留下任何心理阴影，回归日常生活后在家人面前照样谈笑自如。“他”觉得自己十分能理解这种感觉了。人就算杀了人，也是能够理性地接受的。尤其是杀戮并非来自仇恨和愤怒，而是带着某个目的工序化，就更加能够简单地说服自己。

——叶真中显《死亡护理师》

开什幺玩笑！心中翻腾的，是一种近似愤怒却茫然无措的情绪。

——叶真中显《死亡护理师》

你用刀子刺入神代的身体，看着喷洒出来的鲜血，你不禁察觉两件事。　　（啊，这个人果然是凡人。）　　（啊，生命到头来只是一具皮囊。）　　利刃遵从物理法则，将力量集中于刀尖，切断神代的皮肤、肌肉与血管。大量的血液也遵从物理法则，四处飞溅、滴落。　　铁锈味是来自于血液中的血红素，至于食物的腐臭味，则是由于神代肚破肠流，导致消化中的食物与粪尿四溢。　　吼叫声是来自于空气的振动，使空气振动的是神代的喉咙。痛苦至极的神代从大脑发出讯号，并运用肌肉使喉咙发出声音。所有的现象都能从物体与物体之间的关系得到解释。　　那声音应该是某种话语，但你听不出来。听起来像是生气，也像愤怒，也像在笑。　　无论如何，这都跟你没有关系。

——叶真中显《绝叫》

相对地，鬼魂的声音则变得更大声了：“说真的，妈要是知道了，不知道会怎幺想。她不是因为爸爸上酒店而饱受伤害吗？”哦，对啊。你脑中浮现出褪色的古老记忆。你想起了那个即使受伤、愤怒，却仍屈服于暴力之下，任人宰割的弱者。她先是靠丈夫养，丈夫失踪后靠兄弟养，现在则靠你养。告诉她不也挺有趣的吗？妈，你现在可是靠着女儿卖身的钱过活呢。

——叶真中显《绝叫》

左翼学者在占领运动中看到更为激进的变革可能。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发表文章指出：“针对公司贪婪和经济不平等的愤怒是真实而深刻的。但同样重要的是，这场抗议是针对政治代表制的缺乏或失败…如果民主（那种我们一直被赋予的民主）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步履蹒跚，无力主张大众的意愿和利益，那幺现在可能就到了这样的时刻一认定这种形式的民主已经老旧过时了”。他们在抗议运动中看到一种新颖的民主斗争的可能。齐泽克的演讲犀利而雄辩：他没有宣称自己是一个列宁主义者，而是自称真正的民主派，但他所诉诸的民主不是资本主义的民主。他宣称，这个世界上最强劲的资本主义发生在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齐泽克说：“这意味着当你们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不要让自己被人讹诈说你们反对民主。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联姻已经过去了。变革是可能的。”以民主来反对资本主义是一个吸引人的原则，但齐泽克承认，真正的困难在于“我们知道自己不要什幺”，却并不清楚“我们想要什幺”以及“什幺样的社会组织能取代资本主义”。他不可能充分回答这些问题，但他告诫抗议者们不要只盯住腐败本身，而要着眼于批判造成腐败的体制；呼吁人们不要陶醉于狂欢节般的反抗仪式，而要严肃地思考另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并致力于实现自己渴望的理想。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首先是经济层面上的“差异性全球化”。全球化几乎在所有国家内部造成了新的受益者与挫败者之间的断层，而现存的政治经济秩序未能有效地应对国内的不平等，导致民众意愿的分裂，出现了支持与反对全球化的群体对立。其次，在文化层面上，伴随着大量的人口、资本、信息和商品的跨国界流动，各国本地的传统价值、生活方式以及文化认同都遭受到全球主义的强烈冲击。尤其在移民和难民大量涌入以及恐怖主义袭击时而发生的新形势下，文化冲击在许多欧美国家引起了更为敏感和尖锐的反应，而主流的多元文化主义与全球主义未能提出有效的方案来回应这种冲击，形成了民众文化认同的分裂格局。最后，全球化及其许诺的自由、繁荣、开放和包容的事业（比如接纳移民和收容难民）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代价。对于特定人群而言，这些代价可能过高，或者未被公平地分担，或者损失大于收益。因此，许多国家都出现了反全球化和对现存“自由秩序”不满的群体，他们的不满既有经济利益的得失权衡，也有文化认同的缘由。这种不满在民主社会中表达为政治诉求，但建制派政党由于固执和僵化失去了应有的敏感性与回应能力，而原本边缘性的政治力量乘虚而入，及时俘获了不满的群体，汇聚和强化了他们的不满，并以“人民的名义”成为他们的政治代表，发起对建制派的愤怒反叛，促成风起云涌的民粹主义现象。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理性与情绪的分野本来不那幺泾渭分明，情绪当然可以出自理由，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所有这些理由，但宣称所有民粹主义的支持者都只是被“愤怒驱使”，便将永远无法对他们的理由展开真正严肃的讨论。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不应当将美国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英国的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希翼联（Syriza）和西班牙左翼政党“我们能”（Podemos）与特朗普、法拉奇和埃尔多安混为同一个类别，统称为民粹主义。因为只有后者才宣称自己是“真正的人民”的唯一代表，而前者承认社会的政治多元性，并在此基础上试图重塑社会民主。第二，应该认清民粹主义者们对民主的威胁，而不是夸大他们对精英权力有益的矫正作用。当然，同时需要在政治上与民粹主义者接触，而且不是援用民粹主义那种排斥和妖魔化的方式来对待民粹主义者。第三，需要将民粹主义政客与其支持者区别开来。民粹主义者虚构了“真正的人民”及其“统一的意志”，但他们触及的政治问题并非完全虚构：西方国家日益严重的不平等，以及许多公民被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这些都不是杜撰的问题。那些支持他们的民众也并非只是受到煽动蛊惑，陷入非理性的情绪爆发。理性与情绪的分野本来并不那幺泾渭分明，情绪当然可以出自理由，这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所有这些理由，但宣称所有民粹主义的支持者都只是被“愤怒驱使”，那将永远无法对他们的理由展开真正严肃的讨论。最后，必须直面“我们时代特有的真实冲突”，主要不是所谓“精英对峙人民”的冲突，而是更为开放的倡导者与某种封闭的支持者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包含着切实的利益关切，应当让贸易协议等政策转向更有利于工薪阶层，由此赢得选民的支持。当然，这只是抵制民粹主义战略的一部分。米勒告诫说，利益之战并不是一切，“自由主义者也必须踏入身份政治的危险领地”，必须打破民粹主义编造的“纯粹的人民”的幻象，并塑造一种“更有吸引力的、最终是多元主义的英国性和美国性的概念”。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晚近出现的两种理论更为强调“批判性忠诚”的重要性。维罗里的“共和主义的爱国主义”认为，爱国所忠诚的“祖国”不是一个出生地，也不是现存的政治制度，而是一个符合公民自由理想和共同自由（正义）的共和国。在这个意义上，当现存的政体背叛了自由与正义的理想（例如法西斯时期的意大利），就不再是属于我的祖国。而哈贝马斯与米勒等人发展的“宪政爱国主义”主张，爱国主义不是一种现成的、凝固的“认同”，而是由公民通过民主实践不断塑造的“宪政文化”，其根本理念是“个体相互承认彼此是自由和平等的”，由此寻求彼此可接受的理据来回答“如何一起生活”这一间题。宪政爱国主义激发的情感是复杂的，可能包括“羞耻，出于正义的愤怒（或民主的义愤）以及内疚感”等。但它诉诸的情感常常是认知依赖的。这两种理论都突出了爱国精神的政治特征——“爱国”的忠诚是指向一个自由与正义的政治共同体。在此，祖国并不是“自然”的国度，而是一个“未竟的理想”。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米勒这本书的一个主旨就是要做概念清理。他反对时下对“民粹主义”一词过度宽泛的使用。民粹主义可能表现为反建制、敌视精英、愤怒、非理性、不负责任、仇富、排外……但所有这些都不是其独有的特征。米勒认为，民粹主义的“界定性特征”（defining feature）不是反对精英，而是对“人民”代表性的垄断：民粹主义者们宣称，他们，且只有他们才代表“真正的人民”及其意志和利益。这种对政治代表性的道德垄断才是民粹主义的独特之处。诉诸“人民的意志”意味着信奉“人民主权”原则，因此民粹主义与民主政治具有令人迷惑的相似性，也总是如影随形。米勒认为，民粹主义是代议制民主无法摆脱的“永恒的影子”，是一种“源于民主世界的内部”的危险。但民粹主义要维持其对代表性的垄断，必须抹杀现代社会的多元性，也就必须压制和排斥部分民众的意志和利益，从而反讽地陷入它所指控的那种精英政治罪行（压制与排斥）。在根本上，反多元主义（anti-pluralism）的特征使民粹主义不仅是反自由的，最终也是反民主的。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我们以戴尔·戴维斯的书中，可以看到，今天的KKK的观点并不仅仅是一个种族问题，可以说，他们实际上是非常吃力地无法适应这个飞速变化的美国现代社会。而这个变化的开端是与六十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与此后的多元文化概念的产生，密切相连的。这也加深了他们对于种族问题的敏感，或者说，对于异族文化“入侵”的愤怒。在他们的“种族分离社会”的理想中，与其说是单纯的白人世界，还不如说是一个“过去的好时光”。在那里，没有“多元文化”和“社会宽容”这两把钥匙所打开的那个“潘多拉的盒子”。那是宁静的没有摇滚乐的世界，乡村音乐和古典音乐缭绕着平稳的、没有那幺多婚变的传统家庭，儿孙绕膝。家里挂着笔法细腻、栩栩如生的静物画或风景画，没有那些张牙舞爪的现代派、后现代派、后后现代派的艺术。当然，更没有同性恋，没有全世界各个角落的族裔所带来的千奇百怪的“文化”和习惯，没有那幺多的少数族裔犯罪，生活也不是一天一个新花样。而现在，所有这些光怪陆离，居然咄咄逼人，逼退了想好好过点正常日子的白人文化。就连混血儿都多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以后，岂止是传统的白人文化堪忧，就连纯种的一个盎格鲁一萨克逊的白人民族本身，都要逐渐消失。在这一点上，他们倒是和当年的德国纳粹是有区别的，就是他们虽说同样认为自己的民族优越，但是，当年的德国雅利安式的优越，是一种非常强势的优越，是在自己并没有受到任何危机的情况下，要灭掉所有“非优越”的其他族商。而今天的美国现代KKK确实是在面对本族裔文化的重重危机，面对他们历来自豪的文化有可能走向弱势。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大多数人提出的要求也只是“分离”。因此，在戴尔·戴维斯的书中你可以看到，他对于吸毒、对于同性恋以及异族通婚现象等等的愤怒，要远远超出他们对于黑人的愤怒。加入这个愤怒行列的居然也有一些印第安人，戴尔·戴维斯说，若不是亲眼看到，他说什幺也不会相信今天...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可是，他们的感觉并不是愤怒，被羞辱，等等。因为，他们的生活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他们自己的生活是轻松的，没有这样一份沉重。他们来到南方，遇到这一切，就像是旅行到了一个遥远的奇怪的国度，哪里实行一种奇怪的制度。所以他们更多的感觉竟是旅游者的新奇。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在一条法律支持一个“愚蠢”的偏见，而被这个偏见所侵犯的人，对它的轻蔑厌烦已经到了甚于愤怒的地步，那幺，这条法律被蔑视和抗拒的时候也就到了。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可是愤怒的法官西里卡并不因此屈服。他满怀震惊地眼看着他当裁判的那个球场，居然被告一方活生生地把检察官一方一脚踢出了球场。他也在电视里看到独立检察官考克斯的办公室被联邦调查局封闭的情况，从法官的法律常识来说，这简直就像一场经常在南美国家上演的政变。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所以，在美国的保守派和自由派的争执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保守派的电台节目中，总是在宣传自己的观点的同时，对自由派的一切愤怒指责甚至破口大骂。但是，自由派的“谈论节目”几乎没有什幺义正词严的时刻，他们常常只是轻松地对保守派的愤怒开一些玩笑，甚至做一些自嘲。这种区别，保守派一直认为，这是因为自由派理屈词穷的缘故，“他们根本就没有道理，他们根本就讲不出我们有什幺不对”。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正确性。就是，在自由派看来，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多元的，他们无意去指责别人的选择。所以，这场持续不断的争论一直在以一种滑稽的形式进行。一方在说，我的观点就是正确的，你的观点就是错的。而另一方却在说，你可以相信你的观点，我也可以相信我的观点，这并没有什幺矛盾。这种出于观念性的不应战，却常常使得对方更为相信自己的正确以及对方的怯弱。而从更进一步来说，保守派的这种“坚持真理”的观念特征，有一种我们掌了权，就要带领迷途的羔羊回到正道的劲头。而这种劲头在自由派看来是危险的。因为，自由派的多元文化特征，更倾向于由个人决定他的价值取向。也许有某些人，他们的价值取向是会通向痛苦的，但是，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也许他继续走下去，也许他会逐步转变，但是，这是他自己的事情。也许有一些人会走向毁灭，这的确是一种社会代价。但是，如果动用政府的力量去号召甚至规定人们的价值取向，这将是一种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倒退行为。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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